第三百八十四章 旧恨新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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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岳先生筹划之深远，用心之良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伊藤博文听了岩仓具视的肺腑之言，心中激动，眼角竟然有泪花闪动，“我在这里，代天下万民，谢过对岳先生。”
伊藤博文说完，坐着向面前的岩仓具视深深的鞠了一躬，岩仓具视也鞠躬还礼，“我力仅止此，我身故之后，日本的命运，便全靠俊辅了。”
听到岩仓具视话语中满是凄凉之意，伊藤博文劝道：“对岳先生不要这么说，无知宵小，不识国家大计，先生尽可不必理会，平日出行，多多防备，等到大计得成，天下复归太平，先生的苦心，便可大白于天下了，自然不会有人再来找先生的麻烦。”
“呵呵，俊辅，你还不明白吗？现下国民尚不知道实情，一旦以北海道换俄军的密约公诸天下，便是我命归黄泉之时啊！”岩仓具视自嘲的笑了起来，“卖国奸贼，人人得以诛之，那时哪怕天皇陛下想要保护我，只怕也是不能够的了。”
“可是……对岳! 先生如此为国，却要背负国贼骂名，失去生命，这不公平！”伊藤博文当然明白岩仓具视说的是实情，他心有不甘，握紧拳头，情不自禁的捶起腿来。
“我早年便位列‘四奸’之一，欲诛我者多矣，能活到现在不死，我已经很满足了。”岩仓具视叹道。
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在说以前的往事，那是万延元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遇刺身亡。岩仓具视借此机会。提出“公武合体”。改善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他安排将军德川家茂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结婚。反对幕府及开国的武士认为岩仓具视在支持幕府，岩仓具视因而被尊攘派视为寇仇，列为所谓“四奸”之一，先是要朝廷驱逐他，接着甚至要派武士刺杀他，岩仓具视因而被迫离开朝廷，到京都郊外隐居当了和尚，方保得一条性命。
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已然有了必死的觉悟。事情发展到了现在，已然无可挽回，只有叹息连连。
“俊辅，你这一次帮我在天皇陛下面前进言，促成此计，我很感激。但是，这件事对你的声誉来说，损害也是太大，所以从现在开始，有关这件事的方方面面。你都尽量不要参与了。”岩仓具视说道，“陶庵一直激烈反对此事。但以他的聪明，日后是会想明白的。陶庵可为你的强助，现下我让他赋闲，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名誉，因为毕竟将来需要你们来收拾这个残局。斧钺加身的事，便由我来承担吧！”
听到岩仓具视的最后一句话，伊藤博文终于流下泪来。
“俊辅不必如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能为国而死，幸事也。”岩仓具视交待完毕，感到一身轻松，看到伊藤博文流泪，笑着说道，“当年会议征韩时，南洲先生都有必死的觉悟，今日，该轮到我了。”
伊藤博文想起当年西乡隆盛因征韩之议被否决而一怒辞官回乡的事，想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西乡隆盛和岩仓具视这一对维新重臣全都同归于尽，不由得慨叹不已。
大阪，萨摩军参谋本营。
当林逸青来到西乡隆盛的房间时，赫然发现西乡隆盛正在那里写字。
西乡隆盛并没有发觉林逸青的到来，全神贯注的挥毫疾书。侍立于西乡隆盛身旁的桐野千穗看到林逸青不解的样子，冲他微微一笑。
林逸青缓步上前，来到了西乡隆盛的身边，此时西乡隆盛刚好写完，正立于书案前欣赏自己的作品。
林逸青看到长长的宣纸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酷吏去来秋气清，鸡林城畔遂凉行。须比苏武岁寒操，应拟真卿身后名。欲告不言遗子训，虽离难忘旧朋盟。故天红叶凋零日，遥拜云房霜剑横。”
在这首诗中，西乡隆盛以苏武、颜真卿自况，并且虚构了在红叶凋零之时，朝着东京的天皇遥拜，然后“杀身成仁”。从这首诗看，他对如此葬身似乎是非常陶醉的，甚至有些不能自已。
林逸青正自奇怪，西乡隆盛却突然问道：“瀚鹏，你可知这首诗的来历？”
“南洲先生此诗名为《蒙使于朝鲜国之命》，当是朝廷大议征韩之时，先生所做的吧？”林逸青一看诗名，便猜出了个大概，立刻答道。
“正是。”西乡隆盛长叹一声，点了点头，“今日在街上，偶蒙孩童赠以红叶，心有所感，往事历历在目，遂将这首旧诗又写了一遍。”
“当年朝廷若纳先生征韩之议，便不会有今日之事。”林逸青明白西乡隆盛在想什么，说道，“朝鲜说不定已然并入日本版图，士族得有生计，也不致流血千里，外兵纷扰了。”
林逸青熟悉历史，知道当年西乡隆盛为给天下士族谋出路，积极倡议征伐朝鲜，并不惜自己杀身成仁的往事，是以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当年西乡隆盛的征韩之议得以通过，日本在当时出兵朝鲜，朝鲜未必能挡住日本的侵略，而朝鲜背后的天朝上国，也未必能够再来一次抗倭之役。而西南战争，也不一定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日本近代所谓“征韩”的论调，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有。在江户时代，朝鲜和日本存在着“互通信义”的对等交往，然而随着日本主义的抬头，当时的部分学者却虚构出一种朝鲜服从于日本的想象。到了幕末时期，幕府日益没落，列强开始冲击日本的国门，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作为解决本国危机的手段，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朝鲜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另一方面。部分人又以日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强调日本的神圣性、优越性，歪曲和神话历史，证明日本对朝鲜进行“征伐”的传统性和合法性。
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对朝外交团于明治元年11月6日到达釜山的草梁倭馆，其目的是向朝鲜通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以及“御一新”的情况。使团仍由在旧幕府时代一直负责对朝事务的对马藩具体负责，使团八日与朝鲜方面的负责官员会面。然而朝鲜提出，无法接受日方文书中诸如“天皇”、“敕”等用语，他们坚持认为：“皇是一统天下。率土共尊之称，虽行之贵国，而贵我间往来书中，则交邻以来，未有之事。如此句，决不可受。”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交涉的失败，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朝鲜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夷夏秩序。因此，日方文书上的“皇”、“敕”等语，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后，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少录森山茂等前往朝鲜，催促朝方回复日方的国书，然而仍然不得要领。明治五年9月，借着废藩置县，外务省收回了长久以来由对马藩代理的对朝交涉权，并接收了原由对马藩管理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为“大日本公馆”。草梁倭馆其实并非对马藩的产业，而是归朝鲜所有，不过是由于与对马有传统往来，所以一直允许其使用，供对马藩的职员和商人居住而已。而外务省却将旧对马藩的职员清退，改由外务省的官员接管。这刺激了朝鲜方面，产生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开始高涨，出现了排日行为。
明治四年岩仓使节团出国后，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政府高级官员。在国内留守的则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大木乔等人。在开始讨论所谓“征韩”之时，岩仓使节团还没有全部回到日本，因而最初的讨论主要在留守政府中展开。
在朝野一片喊打之声中，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决定了阁议的主题：将对朝交涉视为“关朝威，系国辱”的重大问题，认为朝方“将我目为无法之国”，自然导致“不虑之暴举”，而“我人民将遭受何样的凌辱，其势难测”，因而准备对朝鲜加以“断然出师之御处分”，派遣“陆军若干，军舰几只”，保护在韩日本人，并命令九州镇台随时保持戒备。在此军事压力下，派遣使节，“以公理公道，必然达成谈判”。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开展炮舰外交。
板垣退助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主张迅速派出陆军一个大队，保护在韩日本人。阁议的整个倾向也倒向此。然而西乡隆盛却表示反对，他认为：“今若忽然向朝鲜国派遣陆海军，保护吾臣民在彼地居留者，朝鲜之吏民见之，怀疑惧之心，必曰：‘日本国谋划呑噬朝鲜国。’由已启其端，是违吾朝廷当初对朝鲜国之徳意，宜停止派遣陆海军，先派遣全权使节，以公理公道晓谕朝鲜国政府，使彼政府自悔悟其过。”西乡隆盛自己要求作为全权大使赴韩，去“晓谕”李朝政府。
8月16日，西乡隆盛去三条实美的家中与其商谈，次日他给板垣退助的信中详细叙说了自己是如何与三条实美辩论的：“此时决非立即开战之时，战争应分两步走。今日之势，从国际公法追究，虽亦有可讨伐之理由，然彼尚有辩解余地，且天下人更不知底里。今我丝毫不抱战争之意，仅责其轻薄邻交，且纠正其前此之无礼，并示以今后拟厚结邻邦之深意。本此宗旨派遣使节，彼必不仅气势凌人，甚至将杀害使节。其时，天下人皆将奋起而知其应予讨伐之罪，非至此地步不能了结。此事则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此固无庸申论。”
“派遣小弟（西乡）之事。若在先生处（板垣）处犹豫不决。必将又拖延时日，敬希出面干预，排除异议。舍此，则断难实现开战，故用此温和之计，引彼入我彀中，必将带来开战之机。倘以余在此举中万一遇难为不妥，而生姑息之念。则于事理不合矣。吾身已十去八九，余年不多，敬祈俯允所愿。”
西乡计划的目的也是十分清楚，将“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而当时 “思乱”的就是因特权逐步丧失而不满的士族，利用这些武士去实现“兴国远略”，无疑内可平息士族对政府的不满，外可从军事冒险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然而，西乡所没有想到的“横生枝节”却发生了。9月13日。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人回国。反对立刻征韩的大久保、木户等人，开始以岩仓为核心。公开提出异议。几次会议上，双方的意见有如平行线一样，不可能有相交。
双方一直吵到10月22日，西乡、板垣、副岛、后藤四人到岩仓家中，要求其上奏十五日的会议决定。岩仓说：“予与三条公意见不同，此卿等所知者。今予为太政大臣代理，不能不将予之意见亦奏上。故予欲将两说一并上奏，听待御裁可。卿等暂待敕答之降。”西乡与之激烈辩论，西乡说：“此事既由三条公内奏，已有御裁降下。今如付之再议，恐有虞圣意。对此，如何考虑？”岩仓答：“即便御裁降下，余将以己意见进谏，中止派遣使节。”西乡被其激怒；“阁下之言既已至此，我等便与阁下无话可说。”然后，愤然离席。次日，西乡就递交了辞表。
10月23日，岩仓将十五日的决议和自己意见一并上奏，请求天皇亲自裁决。他本人的意见为：“今臣奉使复命，尚无暇详细报告，而遇内阁遣使朝鲜之决议。臣窃思之，维新迄今仅四、五年，国基未坚，政理未整，治国之具似备而告警之虞难测。今日之时犹未可轻图外事也。虽然，朝鲜国与我修邻好，于兹数百年，彼加非礼于我，我岂能默然受之？且遣使之事，业已初步决定，臣亦然之。至于派遣日期，则不可不详审缓急步骤。若彼顽固不化，不加礼于我国使节，则我不可无对策；若我无对策，有损于我国权也。且彼已显露端倪，故遣使之日即决战之时。此乃军国大事，不可不深谋远虑也。……伏冀陛下深察事之本末、势之缓急，圣断之。臣具视不胜激切屏营之至。昧死上言，诚惶顿首。”天皇表示：“是国家之大事也。朕熟思之，明朝答之。”
10月24日，天皇以敕书的形式，告知采纳岩仓的意见：“朕自继统之始，体先帝之遗旨，誓尽保国安民之责。赖众庶同心协力，渐至全国一致之治体。于是整国体，养民力，以期永远之成功。今嘉纳汝具视之奏状，汝宜奉承朕意。”赴韩使节一事被无限期延期。同日，板垣、后藤、江藤、副岛四人也提交了辞表。“征韩派”五参议的辞表被立刻受理，允许五人辞职。10月25日，岩仓和大久保开始重新组建内阁，将伊藤博文和胜海舟补任为参议，政府中枢进行了大换血。——这一事件即是“明治六年政变”。
西乡隆盛等人的下野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天皇在25日和29日两次向近卫兵下达敕书，要求：“汝众决勿怀疑念，应一如既往，克尽职守。”并且还亲自召见篠原国干等将校，进行劝慰。然而近卫兵尤其是萨摩出身者，还是有数百人辞职。 “辞职而去者甚多，近卫士官因此几成一空。”
明治政府的政策逐步削除了士族的特权，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得对政府不满的士族们拥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这让不平士族们拥有了基层和高层相结合的可能。时局发展到这一步，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林逸青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扩大了这场决定日本“基本盘”的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而已。
而俄军的介入，也是在林逸青意料之中的，甚至可以说，引诱俄军参战，也是这个庞大计划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此时的西乡隆盛，自然不会知道林逸青内心深处的想法，他现在所想的，则是同岩仓具视的旧恨新仇。
“瀚鹏，你得到的消息确实吗？”西乡隆盛又问道，“确是岩仓具视主持的借兵露西亚，并许诺事成之后将北海道割让给露西亚的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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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说完，坐着向面前的岩仓具视深深的鞠了一躬，岩仓具视也鞠躬还礼，“我力仅止此，我身故之后，日本的命运，便全靠俊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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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岳! 先生如此为国，却要背负国贼骂名，失去生命，这不公平！”伊藤博文当然明白岩仓具视说的是实情，他心有不甘，握紧拳头，情不自禁的捶起腿来。
“我早年便位列‘四奸’之一，欲诛我者多矣，能活到现在不死，我已经很满足了。”岩仓具视叹道。
伊藤博文知道岩仓具视在说以前的往事，那是万延元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遇刺身亡。岩仓具视借此机会。提出“公武合体”。改善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他安排将军德川家茂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结婚。反对幕府及开国的武士认为岩仓具视在支持幕府，岩仓具视因而被尊攘派视为寇仇，列为所谓“四奸”之一，先是要朝廷驱逐他，接着甚至要派武士刺杀他，岩仓具视因而被迫离开朝廷，到京都郊外隐居当了和尚，方保得一条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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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辅，你这一次帮我在天皇陛下面前进言，促成此计，我很感激。但是，这件事对你的声誉来说，损害也是太大，所以从现在开始，有关这件事的方方面面。你都尽量不要参与了。”岩仓具视说道，“陶庵一直激烈反对此事。但以他的聪明，日后是会想明白的。陶庵可为你的强助，现下我让他赋闲，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名誉，因为毕竟将来需要你们来收拾这个残局。斧钺加身的事，便由我来承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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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辅不必如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能为国而死，幸事也。”岩仓具视交待完毕，感到一身轻松，看到伊藤博文流泪，笑着说道，“当年会议征韩时，南洲先生都有必死的觉悟，今日，该轮到我了。”
伊藤博文想起当年西乡隆盛因征韩之议被否决而一怒辞官回乡的事，想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西乡隆盛和岩仓具视这一对维新重臣全都同归于尽，不由得慨叹不已。
大阪，萨摩军参谋本营。
当林逸青来到西乡隆盛的房间时，赫然发现西乡隆盛正在那里写字。
西乡隆盛并没有发觉林逸青的到来，全神贯注的挥毫疾书。侍立于西乡隆盛身旁的桐野千穗看到林逸青不解的样子，冲他微微一笑。
林逸青缓步上前，来到了西乡隆盛的身边，此时西乡隆盛刚好写完，正立于书案前欣赏自己的作品。
林逸青看到长长的宣纸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酷吏去来秋气清，鸡林城畔遂凉行。须比苏武岁寒操，应拟真卿身后名。欲告不言遗子训，虽离难忘旧朋盟。故天红叶凋零日，遥拜云房霜剑横。”
在这首诗中，西乡隆盛以苏武、颜真卿自况，并且虚构了在红叶凋零之时，朝着东京的天皇遥拜，然后“杀身成仁”。从这首诗看，他对如此葬身似乎是非常陶醉的，甚至有些不能自已。
林逸青正自奇怪，西乡隆盛却突然问道：“瀚鹏，你可知这首诗的来历？”
“南洲先生此诗名为《蒙使于朝鲜国之命》，当是朝廷大议征韩之时，先生所做的吧？”林逸青一看诗名，便猜出了个大概，立刻答道。
“正是。”西乡隆盛长叹一声，点了点头，“今日在街上，偶蒙孩童赠以红叶，心有所感，往事历历在目，遂将这首旧诗又写了一遍。”
“当年朝廷若纳先生征韩之议，便不会有今日之事。”林逸青明白西乡隆盛在想什么，说道，“朝鲜说不定已然并入日本版图，士族得有生计，也不致流血千里，外兵纷扰了。”
林逸青熟悉历史，知道当年西乡隆盛为给天下士族谋出路，积极倡议征伐朝鲜，并不惜自己杀身成仁的往事，是以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当年西乡隆盛的征韩之议得以通过，日本在当时出兵朝鲜，朝鲜未必能挡住日本的侵略，而朝鲜背后的天朝上国，也未必能够再来一次抗倭之役。而西南战争，也不一定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日本近代所谓“征韩”的论调，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有。在江户时代，朝鲜和日本存在着“互通信义”的对等交往，然而随着日本主义的抬头，当时的部分学者却虚构出一种朝鲜服从于日本的想象。到了幕末时期，幕府日益没落，列强开始冲击日本的国门，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作为解决本国危机的手段，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朝鲜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另一方面。部分人又以日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强调日本的神圣性、优越性，歪曲和神话历史，证明日本对朝鲜进行“征伐”的传统性和合法性。
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对朝外交团于明治元年11月6日到达釜山的草梁倭馆，其目的是向朝鲜通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以及“御一新”的情况。使团仍由在旧幕府时代一直负责对朝事务的对马藩具体负责，使团八日与朝鲜方面的负责官员会面。然而朝鲜提出，无法接受日方文书中诸如“天皇”、“敕”等用语，他们坚持认为：“皇是一统天下。率土共尊之称，虽行之贵国，而贵我间往来书中，则交邻以来，未有之事。如此句，决不可受。”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交涉的失败，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朝鲜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夷夏秩序。因此，日方文书上的“皇”、“敕”等语，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后，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少录森山茂等前往朝鲜，催促朝方回复日方的国书，然而仍然不得要领。明治五年9月，借着废藩置县，外务省收回了长久以来由对马藩代理的对朝交涉权，并接收了原由对马藩管理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为“大日本公馆”。草梁倭馆其实并非对马藩的产业，而是归朝鲜所有，不过是由于与对马有传统往来，所以一直允许其使用，供对马藩的职员和商人居住而已。而外务省却将旧对马藩的职员清退，改由外务省的官员接管。这刺激了朝鲜方面，产生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开始高涨，出现了排日行为。
明治四年岩仓使节团出国后，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政府高级官员。在国内留守的则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大木乔等人。在开始讨论所谓“征韩”之时，岩仓使节团还没有全部回到日本，因而最初的讨论主要在留守政府中展开。
在朝野一片喊打之声中，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决定了阁议的主题：将对朝交涉视为“关朝威，系国辱”的重大问题，认为朝方“将我目为无法之国”，自然导致“不虑之暴举”，而“我人民将遭受何样的凌辱，其势难测”，因而准备对朝鲜加以“断然出师之御处分”，派遣“陆军若干，军舰几只”，保护在韩日本人，并命令九州镇台随时保持戒备。在此军事压力下，派遣使节，“以公理公道，必然达成谈判”。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开展炮舰外交。
板垣退助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主张迅速派出陆军一个大队，保护在韩日本人。阁议的整个倾向也倒向此。然而西乡隆盛却表示反对，他认为：“今若忽然向朝鲜国派遣陆海军，保护吾臣民在彼地居留者，朝鲜之吏民见之，怀疑惧之心，必曰：‘日本国谋划呑噬朝鲜国。’由已启其端，是违吾朝廷当初对朝鲜国之徳意，宜停止派遣陆海军，先派遣全权使节，以公理公道晓谕朝鲜国政府，使彼政府自悔悟其过。”西乡隆盛自己要求作为全权大使赴韩，去“晓谕”李朝政府。
8月16日，西乡隆盛去三条实美的家中与其商谈，次日他给板垣退助的信中详细叙说了自己是如何与三条实美辩论的：“此时决非立即开战之时，战争应分两步走。今日之势，从国际公法追究，虽亦有可讨伐之理由，然彼尚有辩解余地，且天下人更不知底里。今我丝毫不抱战争之意，仅责其轻薄邻交，且纠正其前此之无礼，并示以今后拟厚结邻邦之深意。本此宗旨派遣使节，彼必不仅气势凌人，甚至将杀害使节。其时，天下人皆将奋起而知其应予讨伐之罪，非至此地步不能了结。此事则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此固无庸申论。”
“派遣小弟（西乡）之事。若在先生处（板垣）处犹豫不决。必将又拖延时日，敬希出面干预，排除异议。舍此，则断难实现开战，故用此温和之计，引彼入我彀中，必将带来开战之机。倘以余在此举中万一遇难为不妥，而生姑息之念。则于事理不合矣。吾身已十去八九，余年不多，敬祈俯允所愿。”
西乡计划的目的也是十分清楚，将“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而当时 “思乱”的就是因特权逐步丧失而不满的士族，利用这些武士去实现“兴国远略”，无疑内可平息士族对政府的不满，外可从军事冒险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然而，西乡所没有想到的“横生枝节”却发生了。9月13日。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人回国。反对立刻征韩的大久保、木户等人，开始以岩仓为核心。公开提出异议。几次会议上，双方的意见有如平行线一样，不可能有相交。
双方一直吵到10月22日，西乡、板垣、副岛、后藤四人到岩仓家中，要求其上奏十五日的会议决定。岩仓说：“予与三条公意见不同，此卿等所知者。今予为太政大臣代理，不能不将予之意见亦奏上。故予欲将两说一并上奏，听待御裁可。卿等暂待敕答之降。”西乡与之激烈辩论，西乡说：“此事既由三条公内奏，已有御裁降下。今如付之再议，恐有虞圣意。对此，如何考虑？”岩仓答：“即便御裁降下，余将以己意见进谏，中止派遣使节。”西乡被其激怒；“阁下之言既已至此，我等便与阁下无话可说。”然后，愤然离席。次日，西乡就递交了辞表。
10月23日，岩仓将十五日的决议和自己意见一并上奏，请求天皇亲自裁决。他本人的意见为：“今臣奉使复命，尚无暇详细报告，而遇内阁遣使朝鲜之决议。臣窃思之，维新迄今仅四、五年，国基未坚，政理未整，治国之具似备而告警之虞难测。今日之时犹未可轻图外事也。虽然，朝鲜国与我修邻好，于兹数百年，彼加非礼于我，我岂能默然受之？且遣使之事，业已初步决定，臣亦然之。至于派遣日期，则不可不详审缓急步骤。若彼顽固不化，不加礼于我国使节，则我不可无对策；若我无对策，有损于我国权也。且彼已显露端倪，故遣使之日即决战之时。此乃军国大事，不可不深谋远虑也。……伏冀陛下深察事之本末、势之缓急，圣断之。臣具视不胜激切屏营之至。昧死上言，诚惶顿首。”天皇表示：“是国家之大事也。朕熟思之，明朝答之。”
10月24日，天皇以敕书的形式，告知采纳岩仓的意见：“朕自继统之始，体先帝之遗旨，誓尽保国安民之责。赖众庶同心协力，渐至全国一致之治体。于是整国体，养民力，以期永远之成功。今嘉纳汝具视之奏状，汝宜奉承朕意。”赴韩使节一事被无限期延期。同日，板垣、后藤、江藤、副岛四人也提交了辞表。“征韩派”五参议的辞表被立刻受理，允许五人辞职。10月25日，岩仓和大久保开始重新组建内阁，将伊藤博文和胜海舟补任为参议，政府中枢进行了大换血。——这一事件即是“明治六年政变”。
西乡隆盛等人的下野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天皇在25日和29日两次向近卫兵下达敕书，要求：“汝众决勿怀疑念，应一如既往，克尽职守。”并且还亲自召见篠原国干等将校，进行劝慰。然而近卫兵尤其是萨摩出身者，还是有数百人辞职。 “辞职而去者甚多，近卫士官因此几成一空。”
明治政府的政策逐步削除了士族的特权，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得对政府不满的士族们拥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这让不平士族们拥有了基层和高层相结合的可能。时局发展到这一步，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林逸青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扩大了这场决定日本“基本盘”的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而已。
而俄军的介入，也是在林逸青意料之中的，甚至可以说，引诱俄军参战，也是这个庞大计划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此时的西乡隆盛，自然不会知道林逸青内心深处的想法，他现在所想的，则是同岩仓具视的旧恨新仇。
“瀚鹏，你得到的消息确实吗？”西乡隆盛又问道，“确是岩仓具视主持的借兵露西亚，并许诺事成之后将北海道割让给露西亚的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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