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最慢的是活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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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丧事之后,报社又进行了机构改革,河南记者站被撤并,我不想服从调配去外省,于是顺理成章地失了业,打算分娩之后再找工作——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我们都劝奶奶去县城:大哥、二哥和我都在县城有了家,照顾她会很方便。可她不肯。
“这是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她固执极了。
没办法,只有我是闲人一个。于是就回到了老家,陪她。
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两个女人,也只能静谧。
正值初夏,院子里的两棵枣树已经开始结豆一般的青枣粒,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她就在枣树下面闲坐一会儿。或许是母亲的病逝拓宽了奶奶对晚辈人死亡的认知经验,从而让她进一步由衷地臣服于命运的安排;或许是母亲已经去和父亲做伴,让她觉得他们在那个世界都不会太孤单,她的神情渐渐呈现出一种久远的顺从、平和与柔软,话似乎也比以往多了些。不时地,她会讲一些过去的事:“……‘大跃进’时候,村里成立了缝纫组。我是组长。没办法,非要我当,都说我针线活儿最好,一些难做的活儿就都到了我手里。一次,有人送来一双一寸厚的鞋底,想让缝纫组的人配上帮做成鞋,谁都说那双鞋做不成,我就接了过来。晚上把鞋捎回了家,坐在小板凳上,把鞋底夹在膝盖中间,弯着上身,可着力气用在右手的针锥上,一边扎一边拧,扎透一针跟扎透一块砖一样。扎透了眼儿,再用戴顶针的中指顶着针冠,穿过锥孔,这边儿用大拇指和食指尖捏住针头,把后边带着的粗线再一点一点地拽出来……这双鞋做成之后,成了村里的鞋王。主家穿了十几年也没穿烂。”
“那时候,有人追你么?”
“我又没偷东西,追我干啥?”她很困惑。
我忍不住笑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想娶你。”
她也笑了。眼睛盯着地。
“有。”她说,眼神涣散开来,“那时候还年轻,也不丑……你爸要是个闺女,我也能再走一家。可他是个小子,是能给李家顶门立户的人,就走不得了。”这很符合她重男轻女的一贯逻辑——她不能容忍一个男孩到别人屋檐下受委屈。
睡觉之前,她习惯洗脚。她的脚很难看,是缠了一半又放开的脚。大脚趾压着其他几个脚趾,像一堆小小的树根扎聚在一起,然而这树根又是惨白惨白的,散发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气息。
“怎么缠了一半呢?怕疼了吧?”我好奇,又打趣她,“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挺能吃苦的人哩。”
“那滋味不是人受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是四岁那年缠上的。不裹大拇哥,只把那四个脚指头缠好,压到大拇哥下头。用白棉布裹紧……为啥用白棉布?白棉布涩啊,不会松动。这么缠上两三年,再把脚面压弯,弯成月亮一样,再用布密缝……疼呢。肉长在谁身上谁疼呗。白天缠上,到了晚上放放,白天再缠,晚上再放。后来疼得受不了了,就自己放开了,说啥都不再缠。”她羞赧地笑了,“我娘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吃饭,我就不吃。后来还是她害怕了,撬开了我的嘴,给我喂饭。我奶奶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穿鞋。不穿就不穿,我就光着脚站到雪地里……到底他们都没抗过我。不过,”她顿了顿,“我也遭到了报应,嫁到了杨庄。我这样的脚,城里是没人要的,只能往乡下嫁,往穷里嫁。我那姊妹几个,都比我嫁得好。”
“你后悔了?”
“不后悔。就是这个命。要是再活一遍,也还是缠不成这个脚。”她说。
有时候,她也让我讲讲。
“说说外头的事吧。”
我无语。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了这么一大圈,又回到这个小村落,我忽然觉得:世界其实不分什么里外。外面的世界就是里面的世界,里面的世界就是外面的世界,二者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
偶尔,街坊邻居谁要是上火头疼流鼻血,就会来找她。她就用玻璃尖在他们额头上扎几下,放出一些黑黑的血。要是有不满周岁的孩子跌倒受了惊吓,也会来找她,她就把那孩子抱到被惊吓的地方,在地上画个圆圈,让孩子站进去,嘴里喊道:“倒三圈儿,顺三圈儿。小孩魂儿,就在这儿。拽拽耳朵筋,小魂来附身。还了俺的魂,来世必报恩。”然后喊着孩子的名字问:“来了没有?”再自己回答:“来了!来了!”
有一次,给一个孩子叫过魂后,我听见她在院子里逗孩子猜谜语。孩子才两岁多,她说的谜语他一个都没有猜出来。基本上她都在自言自语:“……俺家屋顶有块葱,是人过来数不清。是啥?……是头发。一母生的弟兄多,先生兄弟后有哥。有事先叫兄弟去,兄弟不中叫大哥。是啥?……是牙齿。红门楼儿,白插板儿,里面坐个小耍孩儿。是啥?是舌头。还有一个最容易的:一棵树,五把杈,不结籽,不开花,人人都不能离了它。是啥?……这都猜不出来呀……”
这是手。我只猜出了这个。
我的身子日益笨重起来,每天早上起床,她都要瞄一眼我的肚子,说一句:“有苗不愁长呢。世上的事,就属养孩子最见功。”
董也越来越不放心,隔三差五就到杨庄来看我,意思是想要我回县城去。毕竟那里的医疗条件要好得多,有个意外心里也踏实。但这话我无法说出口。她不走,我就不能离开。我知道她不想走,那我也只能犟着。终于犟到夏天过去,我怀胎七月的时候,她忍不住了,说:“你走吧。跟你公公婆婆住一起,有个照应。”
“那你也得走。”我说,“你要是不想跟哥哥们住,我就再在县城租个房子,咱俩住。”
“租啥房子,别为我作惊作怪的。”她犹豫着,终于松了口,“我又不是没孙子。我哪个孙子都孝顺。”
她把换洗的衣服打了个包裹,来到了县城,开始在两个哥哥家轮住。要按大哥的意思,是想让奶奶常住他家的。但是大嫂不肯,说:“万一奶奶想去老二家住呢?我们不能霸着她呀。人家老二要想尽孝呢?我们也不能拦着不让啊。”这话说得很圆,于是也就只有让奶奶轮着住了。这个月在大哥家,那个月在二哥家,再下一个月到大哥家。
她不喜欢被轮着住。我想,哪个正常的老人都不会喜欢被轮着住——这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是儿女们为了均等自己的责任而做出的最自私最恶劣的事。
“哪儿都不像自己的家。到哪家都是在串亲戚。”
她对我说。
有我在,她是安慰的。我经常去看她,给她零花钱,买些菜过去,有时我会把她请到我家去吃饭。每次说要请她去我家,她都会把脸洗了又洗,头发梳了又梳。她不想在我公婆跟前显得不体面。在我家无论吃了什么平凡的饭菜,她回去的表情都是喜悦的。能被孙女请去做客,这让她在孙媳妇面前,也觉得自己是体面的——我能给予她的这点辛酸的体面,是在她去世之后,我才一点一点回悟出来。
母亲的丧事之后,报社又进行了机构改革,河南记者站被撤并,我不想服从调配去外省,于是顺理成章地失了业,打算分娩之后再找工作——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我们都劝奶奶去县城:大哥、二哥和我都在县城有了家,照顾她会很方便。可她不肯。
“这是我的家。我哪儿都不去。你们忙你们的,不用管我。”她固执极了。
没办法,只有我是闲人一个。于是就回到了老家,陪她。
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两个女人,也只能静谧。
正值初夏,院子里的两棵枣树已经开始结豆一般的青枣粒,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她就在枣树下面闲坐一会儿。或许是母亲的病逝拓宽了奶奶对晚辈人死亡的认知经验,从而让她进一步由衷地臣服于命运的安排;或许是母亲已经去和父亲做伴,让她觉得他们在那个世界都不会太孤单,她的神情渐渐呈现出一种久远的顺从、平和与柔软,话似乎也比以往多了些。不时地,她会讲一些过去的事:“……‘大跃进’时候,村里成立了缝纫组。我是组长。没办法,非要我当,都说我针线活儿最好,一些难做的活儿就都到了我手里。一次,有人送来一双一寸厚的鞋底,想让缝纫组的人配上帮做成鞋,谁都说那双鞋做不成,我就接了过来。晚上把鞋捎回了家,坐在小板凳上,把鞋底夹在膝盖中间,弯着上身,可着力气用在右手的针锥上,一边扎一边拧,扎透一针跟扎透一块砖一样。扎透了眼儿,再用戴顶针的中指顶着针冠,穿过锥孔,这边儿用大拇指和食指尖捏住针头,把后边带着的粗线再一点一点地拽出来……这双鞋做成之后,成了村里的鞋王。主家穿了十几年也没穿烂。”
“那时候,有人追你么?”
“我又没偷东西,追我干啥?”她很困惑。
我忍不住笑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人想娶你。”
她也笑了。眼睛盯着地。
“有。”她说,眼神涣散开来,“那时候还年轻,也不丑……你爸要是个闺女,我也能再走一家。可他是个小子,是能给李家顶门立户的人,就走不得了。”这很符合她重男轻女的一贯逻辑——她不能容忍一个男孩到别人屋檐下受委屈。
睡觉之前,她习惯洗脚。她的脚很难看,是缠了一半又放开的脚。大脚趾压着其他几个脚趾,像一堆小小的树根扎聚在一起,然而这树根又是惨白惨白的,散发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气息。
“怎么缠了一半呢?怕疼了吧?”我好奇,又打趣她,“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挺能吃苦的人哩。”
“那滋味不是人受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是四岁那年缠上的。不裹大拇哥,只把那四个脚指头缠好,压到大拇哥下头。用白棉布裹紧……为啥用白棉布?白棉布涩啊,不会松动。这么缠上两三年,再把脚面压弯,弯成月亮一样,再用布密缝……疼呢。肉长在谁身上谁疼呗。白天缠上,到了晚上放放,白天再缠,晚上再放。后来疼得受不了了,就自己放开了,说啥都不再缠。”她羞赧地笑了,“我娘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吃饭,我就不吃。后来还是她害怕了,撬开了我的嘴,给我喂饭。我奶奶说我要是不缠脚就不让我穿鞋。不穿就不穿,我就光着脚站到雪地里……到底他们都没抗过我。不过,”她顿了顿,“我也遭到了报应,嫁到了杨庄。我这样的脚,城里是没人要的,只能往乡下嫁,往穷里嫁。我那姊妹几个,都比我嫁得好。”
“你后悔了?”
“不后悔。就是这个命。要是再活一遍,也还是缠不成这个脚。”她说。
有时候,她也让我讲讲。
“说说外头的事吧。”
我无语。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了这么一大圈,又回到这个小村落,我忽然觉得:世界其实不分什么里外。外面的世界就是里面的世界,里面的世界就是外面的世界,二者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
偶尔,街坊邻居谁要是上火头疼流鼻血,就会来找她。她就用玻璃尖在他们额头上扎几下,放出一些黑黑的血。要是有不满周岁的孩子跌倒受了惊吓,也会来找她,她就把那孩子抱到被惊吓的地方,在地上画个圆圈,让孩子站进去,嘴里喊道:“倒三圈儿,顺三圈儿。小孩魂儿,就在这儿。拽拽耳朵筋,小魂来附身。还了俺的魂,来世必报恩。”然后喊着孩子的名字问:“来了没有?”再自己回答:“来了!来了!”
有一次,给一个孩子叫过魂后,我听见她在院子里逗孩子猜谜语。孩子才两岁多,她说的谜语他一个都没有猜出来。基本上她都在自言自语:“……俺家屋顶有块葱,是人过来数不清。是啥?……是头发。一母生的弟兄多,先生兄弟后有哥。有事先叫兄弟去,兄弟不中叫大哥。是啥?……是牙齿。红门楼儿,白插板儿,里面坐个小耍孩儿。是啥?是舌头。还有一个最容易的:一棵树,五把杈,不结籽,不开花,人人都不能离了它。是啥?……这都猜不出来呀……”
这是手。我只猜出了这个。
我的身子日益笨重起来,每天早上起床,她都要瞄一眼我的肚子,说一句:“有苗不愁长呢。世上的事,就属养孩子最见功。”
董也越来越不放心,隔三差五就到杨庄来看我,意思是想要我回县城去。毕竟那里的医疗条件要好得多,有个意外心里也踏实。但这话我无法说出口。她不走,我就不能离开。我知道她不想走,那我也只能犟着。终于犟到夏天过去,我怀胎七月的时候,她忍不住了,说:“你走吧。跟你公公婆婆住一起,有个照应。”
“那你也得走。”我说,“你要是不想跟哥哥们住,我就再在县城租个房子,咱俩住。”
“租啥房子,别为我作惊作怪的。”她犹豫着,终于松了口,“我又不是没孙子。我哪个孙子都孝顺。”
她把换洗的衣服打了个包裹,来到了县城,开始在两个哥哥家轮住。要按大哥的意思,是想让奶奶常住他家的。但是大嫂不肯,说:“万一奶奶想去老二家住呢?我们不能霸着她呀。人家老二要想尽孝呢?我们也不能拦着不让啊。”这话说得很圆,于是也就只有让奶奶轮着住了。这个月在大哥家,那个月在二哥家,再下一个月到大哥家。
她不喜欢被轮着住。我想,哪个正常的老人都不会喜欢被轮着住——这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是儿女们为了均等自己的责任而做出的最自私最恶劣的事。
“哪儿都不像自己的家。到哪家都是在串亲戚。”
她对我说。
有我在,她是安慰的。我经常去看她,给她零花钱,买些菜过去,有时我会把她请到我家去吃饭。每次说要请她去我家,她都会把脸洗了又洗,头发梳了又梳。她不想在我公婆跟前显得不体面。在我家无论吃了什么平凡的饭菜,她回去的表情都是喜悦的。能被孙女请去做客,这让她在孙媳妇面前,也觉得自己是体面的——我能给予她的这点辛酸的体面,是在她去世之后,我才一点一点回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