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最慢的是活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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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哥家的日子让她这辈子的物质生活到达了丰盛的顶端:在席梦思床上睡觉,在整体浴室洗澡,在真皮沙发上看电视,时不时就下馆子吃饭。大哥让她吃什么,她就吃什么。大哥让她喝什么,她就喝什么。当着他们,她只说:“好。”大哥很是欣慰和自豪,甚至为此炫耀起来。他认为自己尽孝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我不止一次听他说:“奶奶说她喜欢万福饭店的清蒸鲈鱼。”“奶奶说她喜欢双贵酒楼的太极双羹。”
我不信,悄悄问她,她抿嘴一笑:“哪儿能记住那些花哨名儿,反正都好吃。”不过,对日本豆腐她倒是印象深刻:“啥日本豆腐,我就不信那豆腐是日本来的。从日本运到这儿,还不馊?”
夏天,大哥家里的空调轰轰地响着。他们一出门,她就把空调关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就不是正经日子。”她说。“热不着也冻不着,不是福气么?”我问。“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热。”她说,“不是正经日子,就不是正经福气。”
吃着大棚里种出来的不分时节的蔬菜,她也会唠叨:“冬天就该吃白菜,夏天就该吃黄瓜。冬天的黄瓜,夏天的白菜,就是没味儿。”
“你知道这些菜有多贵么?”“是吃菜,又不是吃钱。”她说,“再贵也还是没味儿。”
看到大嫂二嫂都给儿子们买名牌服装,她就教训我:“越是娇儿,越得贱养。这么小的孩子,吃上不耽误就中,穿上可别太惯了。一年一长个子,穿那么好有什么用?”
“你就只会说我,怎么不说她们?”我说,“吃柿子捡软的捏!”“看你这个柿子多软呢。”她不由得笑了,“好话得说给会听的人。媳妇的心离我百丈远,只能说给闺女听。”“你的好话还不就这几句?我早就背会了。”“好文不长,好言不多。背会了没用,吃透了才中。”……那天,小侄子的随身听在茶几上放着,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问我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说可以听音乐。她害羞地沉默着,我明白过来,连忙去找磁带,找了半天,都没有合适的。只好放了一盘贝多芬的《命运》。
听了大约十几分钟,她把耳机取了下来。“好听。”她说,“就是太凉。”她也看电视。有时候,我悄悄地走进大哥家,就会看见她中规中矩地坐在那台三十四英寸的大彩电面前,静静地看着屏幕,很专注的样子。边看她边自言自语。“这嗓子真亮堂。一点儿都不费力。”是宋祖英在唱歌。“可不是,那时候穿的就是这衣裳。”画面上有个女人穿着旗袍。“哎呀,咋又死了个人?”武侠片。
大哥回来,看的都是体育节目。她也跟着看。一边叹息:滑冰的人在冰上滑,咋还穿那么少?不冻得慌?那么多人拍一个球,咋就拍不烂?谁负责掏钱买球?开始我们还解释得很耐心,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又衍生出了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连环套,不由得就有些气馁,解释的态度就敷衍起来。她也就不再问那么多了。
一九九八年“法兰西之夏”世界杯,我天天去大哥家和他们一起看球。二哥也经常去。哥哥们偶尔会靠着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娇——她现在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无条件地供我们撒娇。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能容纳你无条件撒娇的那个人,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她显然也很享受哥哥们的撒娇。球赛她肯定是看不懂的,却也不去睡,在我们的大呼小叫中,她常常会很满足地笑起来。
看到球员跌倒,她会说:“疼了吧?多疼。快起来吧。”
慢镜头把这个动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进了网,她说:“多不容易。”
慢镜头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说进就又进了一个。”
我们大笑,对她解释说这是慢镜头回放,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数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我哪儿懂。”
刚才进球的过程换了个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镜头。
“看看,又进了。又进了。”她说。听我们一片静默,她忐忑起来,“这个算数不算数?”
住了一段时间,她越来越多地被掺和到两个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后的生活倒很太平。这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安分的毒,这毒的总量是恒定的,不过是发作的时机不同而已。这事不发那事发,此处不发彼处发,迟不发早发,早不发迟发,早早迟迟总要发作出来才好。我是早发类的,发过就安分了。哥哥们和姐姐却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听话的姐姐在出嫁后着了魔似的非要生个男孩,为此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怀了一个又一个,流产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孩,那个儿子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大哥仕途顺利,已经由副职提成了正职,重权在握,趋奉者众,于是整天笙歌艳舞,夜不归宿,嫂子常常为此疑猜,和他怄气。二哥自从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整天数钱的他显然为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深感焦虑,于是他整天谋算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谋算钱的方式就两种,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将。白天他在工作之余慌着看股市大盘,一下班就忙着凑三缺一,和二嫂连句正经话都懒得说,二嫂为此也是怨声载道。
没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长。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唠叨,然后期望她能够发发威,改改孙子们的毛病。她也说过哥哥们几次,自然全不顶用,于是她就只有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
我每次去看她,她就会悄悄地对我讲:这个媳妇说了什么,那个媳妇脸色怎样。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于是一向都是批评她:“怎么想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的事?”
“哼,我什么都知道。”她很不服气,“我又没瞎,你怎么叫我假装看不见?”“你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你懂不懂人有时候应该糊涂?”终于,有一次,我对她说。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想糊涂的人糊涂不了,想聪明的人难得聪明。”
“这么说,我奶奶是糊涂不了的聪明人了?”我逗她。她扑哧一声笑了。
最后一次孕前检查,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婆家弟兄三个里,董排行最小。前两个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这回你公公总算见到下辈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说。
儿子满月那天,她和姐姐哥嫂们一起过来看我,薄棉袄外面罩着那件带花的深红色对襟毛衣。我刚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给她买的这件毛衣,几乎已经成了她最重要的礼服。她给了儿子一个红包。
“放好。钱多。”她悄悄说。
等她走后,我把这个红包拿了出来,发现除了一张一百元,还有一张十元——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们给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着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终于落了泪。
在大哥家的日子让她这辈子的物质生活到达了丰盛的顶端:在席梦思床上睡觉,在整体浴室洗澡,在真皮沙发上看电视,时不时就下馆子吃饭。大哥让她吃什么,她就吃什么。大哥让她喝什么,她就喝什么。当着他们,她只说:“好。”大哥很是欣慰和自豪,甚至为此炫耀起来。他认为自己尽孝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我不止一次听他说:“奶奶说她喜欢万福饭店的清蒸鲈鱼。”“奶奶说她喜欢双贵酒楼的太极双羹。”
我不信,悄悄问她,她抿嘴一笑:“哪儿能记住那些花哨名儿,反正都好吃。”不过,对日本豆腐她倒是印象深刻:“啥日本豆腐,我就不信那豆腐是日本来的。从日本运到这儿,还不馊?”
夏天,大哥家里的空调轰轰地响着。他们一出门,她就把空调关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就不是正经日子。”她说。“热不着也冻不着,不是福气么?”我问。“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热。”她说,“不是正经日子,就不是正经福气。”
吃着大棚里种出来的不分时节的蔬菜,她也会唠叨:“冬天就该吃白菜,夏天就该吃黄瓜。冬天的黄瓜,夏天的白菜,就是没味儿。”
“你知道这些菜有多贵么?”“是吃菜,又不是吃钱。”她说,“再贵也还是没味儿。”
看到大嫂二嫂都给儿子们买名牌服装,她就教训我:“越是娇儿,越得贱养。这么小的孩子,吃上不耽误就中,穿上可别太惯了。一年一长个子,穿那么好有什么用?”
“你就只会说我,怎么不说她们?”我说,“吃柿子捡软的捏!”“看你这个柿子多软呢。”她不由得笑了,“好话得说给会听的人。媳妇的心离我百丈远,只能说给闺女听。”“你的好话还不就这几句?我早就背会了。”“好文不长,好言不多。背会了没用,吃透了才中。”……那天,小侄子的随身听在茶几上放着,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指了指,问我这是做什么用的。我说可以听音乐。她害羞地沉默着,我明白过来,连忙去找磁带,找了半天,都没有合适的。只好放了一盘贝多芬的《命运》。
听了大约十几分钟,她把耳机取了下来。“好听。”她说,“就是太凉。”她也看电视。有时候,我悄悄地走进大哥家,就会看见她中规中矩地坐在那台三十四英寸的大彩电面前,静静地看着屏幕,很专注的样子。边看她边自言自语。“这嗓子真亮堂。一点儿都不费力。”是宋祖英在唱歌。“可不是,那时候穿的就是这衣裳。”画面上有个女人穿着旗袍。“哎呀,咋又死了个人?”武侠片。
大哥回来,看的都是体育节目。她也跟着看。一边叹息:滑冰的人在冰上滑,咋还穿那么少?不冻得慌?那么多人拍一个球,咋就拍不烂?谁负责掏钱买球?开始我们还解释得很耐心,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又衍生出了新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连环套,不由得就有些气馁,解释的态度就敷衍起来。她也就不再问那么多了。
一九九八年“法兰西之夏”世界杯,我天天去大哥家和他们一起看球。二哥也经常去。哥哥们偶尔会靠着她的肩膀或是枕在她的腿上撒撒娇——她现在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无条件地供我们撒娇。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能容纳你无条件撒娇的那个人,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她显然也很享受哥哥们的撒娇。球赛她肯定是看不懂的,却也不去睡,在我们的大呼小叫中,她常常会很满足地笑起来。
看到球员跌倒,她会说:“疼了吧?多疼。快起来吧。”
慢镜头把这个动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进了网,她说:“多不容易。”
慢镜头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说进就又进了一个。”
我们大笑,对她解释说这是慢镜头回放,是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数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我哪儿懂。”
刚才进球的过程换了个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镜头。
“看看,又进了。又进了。”她说。听我们一片静默,她忐忑起来,“这个算数不算数?”
住了一段时间,她越来越多地被掺和到两个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后的生活倒很太平。这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安分的毒,这毒的总量是恒定的,不过是发作的时机不同而已。这事不发那事发,此处不发彼处发,迟不发早发,早不发迟发,早早迟迟总要发作出来才好。我是早发类的,发过就安分了。哥哥们和姐姐却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听话的姐姐在出嫁后着了魔似的非要生个男孩,为此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怀了一个又一个,流产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孩,那个儿子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大哥仕途顺利,已经由副职提成了正职,重权在握,趋奉者众,于是整天笙歌艳舞,夜不归宿,嫂子常常为此疑猜,和他怄气。二哥自从财经学院毕业之后,在县城一家银行当了小职员,整天数钱的他显然为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深感焦虑,于是他整天谋算的就是怎么挣钱。他谋算钱的方式就两种,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将。白天他在工作之余慌着看股市大盘,一下班就忙着凑三缺一,和二嫂连句正经话都懒得说,二嫂为此也是怨声载道。
没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长。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唠叨,然后期望她能够发发威,改改孙子们的毛病。她也说过哥哥们几次,自然全不顶用,于是她就只有自嘲:“可别说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黄六月的麦茬,是个等着翻进土里的老根子。”
我每次去看她,她就会悄悄地对我讲:这个媳妇说了什么,那个媳妇脸色怎样。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于是一向都是批评她:“怎么想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的事?”
“哼,我什么都知道。”她很不服气,“我又没瞎,你怎么叫我假装看不见?”“你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你懂不懂人有时候应该糊涂?”终于,有一次,我对她说。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想糊涂的人糊涂不了,想聪明的人难得聪明。”
“这么说,我奶奶是糊涂不了的聪明人了?”我逗她。她扑哧一声笑了。
最后一次孕前检查,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婆家弟兄三个里,董排行最小。前两个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这回你公公总算见到下辈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说。
儿子满月那天,她和姐姐哥嫂们一起过来看我,薄棉袄外面罩着那件带花的深红色对襟毛衣。我刚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给她买的这件毛衣,几乎已经成了她最重要的礼服。她给了儿子一个红包。
“放好。钱多。”她悄悄说。
等她走后,我把这个红包拿了出来,发现除了一张一百元,还有一张十元——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们给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着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终于落了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