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章：汪逆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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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章：汪逆艳电（求订阅、求月票）
国外政局动荡不安，国内同样不平静，仅仅在出逃重庆不足半个月，汪逆便有了新动作。
１２月２８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向国民政府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汪逆在这封文件中曾提道：“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
“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这封文件的核心是催促国民政府，尤其是蒋接受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前几日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本质上是要国民政府向日本人妥协投降。
但是蒋在政治上的手腕儿和智慧绝不是汪逆所能想象的，蒋很清楚日本人的目的，日本人绝不是一丁一点儿的利益就能打发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全境，要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所以任何情况下的讲和都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的，比如说割地赔款，比如说日军永久驻扎中国境内。
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全国民众抗日的热情被逐渐的消耗，民族独立的信念被消磨掉，最终中国彻底的灭亡，所以任凭汪逆巧舌如簧，但是蒋却始终没有同意向日本人妥协。
事实上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是蒋的意思，这让蒋非常的被动。
在此情况下蒋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但由于汪在党内的地位非常之高，蒋担心汪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前往河内治病，为汪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甚至于蒋还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但是汪却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
接着汪又说：“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可以说蒋在这件事情上对汪还是比较厚道的，只不过是汪自绝活路而已！只不过往自己并不这么想，因为他有自己的依仗。
汪的依仗是日本人私下给他提的条件，汪对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
汪、陈夫妇俩在蒋的压制下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所以总想着自立，如果一朝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很早就和日本人有了勾结。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派心腹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该协议的内容共有六条：（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先在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方本来计划汪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
为了响应汪，日本方面也颇下了一番苦心，以近卫文磨为首的主和派就此事向裕仁天皇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但是却遭到了“主战派”的重重阻力。
由于和汪精卫这样的人合作，必须拿出诚意，因此任何一份文件还是承诺那都必须是正式声明，是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商讨这件事情的时候日本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
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如果说日本方面真的按照“重光堂协议”中提到的那样，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发表声明的话，或许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毕竟在抗战爆发前蒋也曾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其提出的条件就是双方回到“七七事变”前的样子。
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自然也就引不起武汉方面的响应。
甚至于汪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
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而且对他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况且现在是势成骑虎，只有厚着脸皮走下去了。
再加上之前汪发给蒋的《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竟然没有得到回复，蒋甚至于都不搭理汪，这让汪逆心有不甘，因此仅仅隔了一天，于１２月２９日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在这封电报中，汪精卫提到了要与日本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其核心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和日本人“合作”，投敌的嘴脸公之于众，让人感到无比的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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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局动荡不安，国内同样不平静，仅仅在出逃重庆不足半个月，汪逆便有了新动作。
１２月２８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向国民政府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汪逆在这封文件中曾提道：“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
“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这封文件的核心是催促国民政府，尤其是蒋接受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前几日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本质上是要国民政府向日本人妥协投降。
但是蒋在政治上的手腕儿和智慧绝不是汪逆所能想象的，蒋很清楚日本人的目的，日本人绝不是一丁一点儿的利益就能打发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全境，要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所以任何情况下的讲和都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的，比如说割地赔款，比如说日军永久驻扎中国境内。
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全国民众抗日的热情被逐渐的消耗，民族独立的信念被消磨掉，最终中国彻底的灭亡，所以任凭汪逆巧舌如簧，但是蒋却始终没有同意向日本人妥协。
事实上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是蒋的意思，这让蒋非常的被动。
在此情况下蒋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
但由于汪在党内的地位非常之高，蒋担心汪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前往河内治病，为汪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甚至于蒋还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但是汪却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
接着汪又说：“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可以说蒋在这件事情上对汪还是比较厚道的，只不过是汪自绝活路而已！只不过往自己并不这么想，因为他有自己的依仗。
汪的依仗是日本人私下给他提的条件，汪对抗战本无信心，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还在骂游击队，说他们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
汪、陈夫妇俩在蒋的压制下深感寄人篱下，十分抑郁，所以总想着自立，如果一朝独立为王，朝廷虽小，终胜牛后，所以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很早就和日本人有了勾结。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派心腹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该协议的内容共有六条：（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先在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方本来计划汪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
为了响应汪，日本方面也颇下了一番苦心，以近卫文磨为首的主和派就此事向裕仁天皇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但是却遭到了“主战派”的重重阻力。
由于和汪精卫这样的人合作，必须拿出诚意，因此任何一份文件还是承诺那都必须是正式声明，是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商讨这件事情的时候日本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
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如果说日本方面真的按照“重光堂协议”中提到的那样，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发表声明的话，或许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毕竟在抗战爆发前蒋也曾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其提出的条件就是双方回到“七七事变”前的样子。
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自然也就引不起武汉方面的响应。
甚至于汪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
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而且对他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况且现在是势成骑虎，只有厚着脸皮走下去了。
再加上之前汪发给蒋的《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竟然没有得到回复，蒋甚至于都不搭理汪，这让汪逆心有不甘，因此仅仅隔了一天，于１２月２９日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在这封电报中，汪精卫提到了要与日本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其核心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和日本人“合作”，投敌的嘴脸公之于众，让人感到无比的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