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二十二年后的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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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里的一个星期一,我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我拎起话筒:“您好,找哪位?”听筒里立刻传来我熟悉的嚷嚷声:“我,晓明!哎,我说,你还健在呀?咱同学都以为你失踪了那!告诉你,义辉和燕从美国回来了,这周五的中午12点,咱班本市和周边城市的同学要聚一下,怀春让我通知你,你到底能不能来?赶紧给个痛快话。”我心头一震:“义辉回来了,那还说啥呀,放心吧,我肯定去!”撂下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的感慨之中。
1981年,我考入本市一所省级大学。同班同学一共34人,有12名女生,22名男生。入学后我就被辅导员指派为团支部书记,义辉任班长,伟严任副班长。
大学四年中,班级领导班子换了三届,我一直坐在书记的“宝座”上。我热衷于带领同学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什么学雷锋义务劳动啊,到公园树林里打雪仗啊,组织女生跳皮筋比赛啊,给男生足球赛当啦啦队啊。我最得意的是,在我们大三那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我组织全班同学到街里的照相馆,正儿八经的照了一张全班合影。这是我们系里同年级的三个班中唯一的、非常正式的全班合影照片,从当时一直到现在,都是另外两个班羡慕的事儿呢。这么多年来,每当我掏出旧影集,看到这张照片上全班同学穿着整齐的校服,端详着34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面庞,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对于我提议组织的各种活动,义辉总是说:“行,书记就安排吧。”义辉做事认真,为人正直,话语不多,但学习非常刻苦,可是成绩却总是在中游徘徊。大二下学期时,义辉辞去了班长的职务,由向东接替了义辉的工作。伟严因为工作不认真,饭票和助学金总是稀里糊涂的发错,被同学们罢免,副班长换成了大哥。大四时,副班长又换成了哲子。
大二时,我暗恋上了义辉,但一直不敢说,只是经常在上课和自习时在阶梯教室的后面找个座位,为的是偷偷的瞄上几眼坐在前面的他,心中无数次的幻想过将来我俩在一起的日子。没承想,就在大四下学期的时候,他和燕好上了。毕业时,两人一起回到了燕的故乡――一座海滨城市。后来,他每次回来探望父母,都会背着燕,独自来看我。我想,他肯定也知道当年我对他的那份感觉的。
1995年,我们毕业十年时,我组织全班同学回到母校聚会了一次。当时燕对我非常戒备,一旦我站在或坐在辉的身旁,燕就表现出满脸的不快。临别时大家给我交代了任务,毕业二十年时再组织一次聚会。
可是,在这之后的十来年中,我经历了一些情感的挫折,自我感觉事业上很平庸,便有些心灰意冷,什么事对我来说都提不起兴趣。除了每年给晓明打几次电话,每年接过几次伟严的电话外,基本上与同学们失去了联络。况且,义辉1999年就去了美国读博士,次年,燕带着他们的儿子也到了美国。所以,我就一直眯着,没有张罗同学聚会的事情。这次,是义辉在美国呆了八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所以,这次相聚我无论如何也得去。唉,这么多年了,一帮当年的姑娘和小伙子,不知道现在已经都变成了什么样了。
周五上午,因为单位有事,我12点才忙完了,就匆匆打了一辆车,赶往聚会地点。心想,这下坏了,我迟到了,大家该不会罚我吧。
车停在在酒店门前的马路对面,我下车时望了一眼酒店的大门前,发现正有几个中年男人鱼贯而入,身形体态和我记忆中的同学们没有吻合的,我正琢磨着怎么找到同学们时,忽然,走在那几个中年男人最后的那个人回了一下头。哎呀,那不是怀春吗?前面那几个一定是同学们了。我兴奋的大声喊:“怀春!怀春!”可是隔着宽阔的马路,我的喊声被来往车辆的噪声淹没。我也顾不上走什么斑马线了,连串带蹦的从车流中穿过。推开酒店的大门,站在大堂中扫视了一圈,在大堂的一角,怀春和几个中年男人并肩站在一起,背对着我,正在点菜。我蹑手蹑脚的走过去,在他们的身后站了片刻,酒店的服务员看着我笑,他们竟然都没发现身后有人。我举起手,以飞快的速度在他们每个人的肩膀上拍了一掌。他们几乎是同时转过身来,同时惊呼:“书记!”“怀春!哲子!伟严!大哥!义辉!”我激动的呼唤着他们的名字。他们又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向我展开了他们的怀抱。我挨个和他们紧紧的拥抱,彼此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义辉最后一个和我拥抱,然后,他用他的那双大手拍拍我的背,又轻轻拍拍我的头。在学校的四年和工作后的几次相会,我和义辉都没有过任何的身体接触,不仅没有拉过手,甚至连眼神都没有正视过。二十多年了,我却一直在心底里藏着他。我激动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放肆的从眼中涌了出来。我低着头,靠在他的身边,用手擦去脸上的泪,他用左臂揽着我的腰,互相道着问候,那感觉就像一个哥哥对待妹妹。
伟严说:“你们点菜吧,我到楼上包房去了。书记,你也一起过去吧。”伟严说完就转身上楼了。
等我们点好了菜,一起走进包房时,第一个看到的是坐在门口座位上的燕。屋里的十几个同学见到了我都欢呼了起来,站起来七嘴八舌的声讨我来晚了:“大伙早就猜到了,来的最晚的一定是书记。咱班的最高领导嘛,总要有点派头的喽!”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紧着跟大家解释,是工作脱离不开,才耽搁了。我挨个和大家拥抱,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可当我站到一个矮个男生面前时,我竟然说啥也想不起来他到底叫啥了。看到我窘在那里,大哥忙过来给我解围:“书记,你忘了,他是咱班的宋世雄嘛。”我这才想起了他叫斌。
燕让我挨着义辉坐,我说:“你真让我挨着义辉坐吗,你不会有啥想法吧?哈哈!”落座后,同学们起哄,非要罚我先喝三杯啤酒,才能饶了我。我端起酒杯挨个向同学们敬酒,赔罪。我这才发现伟严绷着个脸,脸色很难看。
喝完了罚酒,我开始挨个打量我的同学们。多数同学都胖了许多,但大体上的模样没有变。义辉基本上没啥变化,脸上甚至都没有皱纹,只是稍稍健壮了一些,但是1米84的个头站在那里,魁梧的身材,神情比当年更深沉,更有男子汉的风度。义辉的话还是少,听着同学们大声谈笑,他只坐在那里微笑着看着大家。燕的性格仍和年轻时一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只是岁月给她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很瘦,脸上都是皱纹,看上去要比义辉至少老上十岁。
哲子提议我班的“三代”领导集体,分别向在座的同学们致词、敬酒。大家一致热烈相应。我首当其冲,第一个站起来敬大家。未及开言,我的眼中先已湿润,我颤抖着声音对大家说:“毕业二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见到我亲爱的同学们,我真的激动万分,回想起在学校时的一幕幕情景,那些致真致纯的同学情谊,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向大家道歉,这二十二年来我没有起到班干部的表率作用,没能经常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愧对大家对我的厚爱,以后一定尽力弥补我的过失。”一杯酒咕咚一口干下去,眼泪也刷的一下流下来。大家看我这样,也都沉默了半晌。
大哥又出来调节气氛,让咱班的“大活宝”伟严讲讲当年在寝室里看足球的故事。伟严不好意思的摆着手嘿嘿笑着,大哥就替他讲了。伟严在寝室里看足球,每次看到激动处,痛恨国家队不争气,就会气哼哼的、骂骂咧咧的在屋子里串来串去,非要摔点东西泄愤。顺手操起桌子上的饭碗或者茶缸子,先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是自己呐的就放下:“自己的东西不能摔!”如果看到不是自己的,而且家什的主人还不在屋里,就会跺着脚,使大劲的摔到地上解恨。你说,谁的东西舍得摔呀?等家什的主人发现了,就会满世界的追着伟严要削他,寝室里便会发生一场混战,被子枕头满屋飞,闹得是鸡飞狗跳,灰土暴尘的。大家听罢笑成了一团。
说到了伟严小抠儿,男生们又想起一个吃饼干的典故。那年代,饼干也是很贵的奢侈品哦,谁要是天天有饼干吃好让人羡慕的。寝室里不管谁有好吃的东西一般都是要“共产”的。伟严家庭环境比较好,每周末回家都会带回来水果、饼干之类的零食。可是他很少与大家共享。寝室经常在半夜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开始大家还纳闷,以为耗子进了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伟严摸着黑,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大嚼水果和饼干呢。一天夜里,大家听到伟严说梦话:“这饼干?哦,不是我的,你们大伙敞开吃吧!”这把大伙给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有几个男生干脆捂着肚子蹲到桌子底下去了。伟严斜坐在椅子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辩白:“那年头,饼干多贵呀,一屋住八个人,十斤饼干也不够这帮饿狼一天造的,谁供得起呀!”
为惩罚伟严当年吃“独食”大伙逼着伟严喝酒自罚。几杯酒下了肚,伟严借着酒劲来了情绪,站起来说自己当年英语成绩在班里那是一级的棒,谁也不憷!去年跟着市政府的考察团到美国呆了二十一天,当时因为考察团的翻译不够,还客串了一把翻译官的角色。“燕,别看你是美国人,咱pk一下英语咋样?”他说:“workhadeerveyday!”燕问:“你说啥?再说一遍。”大伙哄堂大笑:“就你还翻译官呐?美国人都听不懂你说的是哪国的英语啊!”
轮到哲子敬酒时,哲子说感谢大家没有因为他降级到咱班而瞧不起他,相反还推举他担任了班干部。他想起了当年他有病时大家及时送他去医院的事。那是一天下午,正在上自习,哲子突然肚子疼的受不了,我们男生、女生一大帮大概能有二十多人,一起挤公共汽车,送哲子到市里的一家大医院。下了公共汽车,离医院还有很长一段路,大家用被子蒙着哲子全身,男生们轮流背着哲子向医院跑,女生们紧跟在后面,踢哩秃噜的队伍在马路上拉得老长。路边的行人不知发生了啥事儿,都停住脚步观看,突然,不知是谁扯着嗓子高喊:“游击队下山啦~~~!”
大家聊着当年的事,叨念起没有到场的同学。文普想起了在北京打拼的向东、光远、效威、秀芬等几个同学,掏出手机非要挂电话,大家你抢我夺争着跟北京的同学说话。文普叹气:“我的电话费又要超支喽!”大家抢白他:“你自己开了那么大的企业,每年营业额二千万,还差这点电话费吗?”文普唯唯诺诺的嘀咕:“俺老婆要骂的!”趁着大家抢电话的当口,文普把他当年的“梦中情人”平拉到一边“私聊”叙旧去了。
不知不觉已经从中午到了黄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学相聚,终归也还是要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同学们不分男女,一律相互拥抱告别,没有尴尬、没有羞涩,只有依依惜别的深情。惹得路人驻足观望。
因为我的家和伟严的家在一个方向,伟严非要拉着我和他共乘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路过母校时,伟严让车停下,说请我到路边的酒吧坐坐,喝杯咖啡。酒吧里只有我们俩,伟严选了酒吧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很绅士的拉出椅子让我坐下。伟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性格一点都没变,打人时下手还是那么重。”我想起了大学时伟严对我三年多不懈的追求,我几次打他耳光时的情景。我向他道歉,问他当年为什么不还手?他回答:“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你肯定知道哦!”他问起我这些年来的生活,他说他心里一直无法放下我,每年只给我打不超过5次电话,每次仅是在电话中致以简单的问候,只是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不想打扰我的生活。我告诉他我现在仍是一个人。他听了很惊讶:“每次电话里听你的声音都很欢快,都说自己状况很好,以为你离婚以后又找到了另一半,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苦,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你离婚后,我也离了婚,我跟你说过的。八年了,我一直在等你,知道吗?”我忍不住抽泣起来,伟严跟我说过的话,我真的从来都未曾认真的听过,更没有用心去掂量过。伟严用双手拉过我的双手,紧紧地攥着:“别哭,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答应我,别再想义辉,后半生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好吗?”我哭着,轻轻的摇摇头:“我的心已冷,再也不会爱了!”伟严用手给我擦眼泪:“都怪我,当年我要是一直坚持下去就好了,就不会让你经历这么多的痛苦。那就从现在起,我们从头再来,让我来爱你!陪伴你!行吗?我会做饭,我自己洗衣服,你看,我身上穿的都是自己洗的。我尤其会收拾屋子,我不再像在学校时那样邋遢了。答应我,和我在一起!”我听着他的表白,忍不住含着泪笑了:“你呀,还是像一个大男孩啊!”
待我平静一些后,伟严回忆起上学时的一些事,他还记得我省下每月定额的大米票,分给班里家庭困难的同学;他还记得我领着女同学到男生寝室,帮助男生拆洗被褥;他还记得我的脚好小,只穿37号的鞋,还专挑高跟的买,让他常常为自己1米72的个头自卑;他还记得我常在两根长长的辫梢上扎起淡紫色的蝴蝶结,随着走路的节奏在后背上左摇右摆;他还记得我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哼着快乐的歌,他常跟在我身后偷偷的听;他还记得我痛经,每月来例假时痛苦无助的表情,一看到我脸色苍白,就知道我又是生理周期到了;他还记得我低血压,动不动就迷糊不能去上课,他则怂恿几个男生一起到宿舍去看我;他还记得我最爱吃二食堂做的肉片烧茄子,可他打给我的我从来都不要;。听了他的述说,我惊讶而且感动,这些我已经淡忘了的琐碎事情,他怎么还能记得如此清楚?同时我也很愧疚,他的事我怎么没记得几件呐?
伟严问我:“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愿意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好事、坏事、难事、糗事统统向你说,可是却从来都不愿意告诉其他的任何人呐?”我回答他:“我觉得我俩就像一对双胞胎的兄妹一样,彼此太了解,也太随便了。”他点头:“是的,我俩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家里人。”
天已经黑了,我和伟严离开酒吧。伟严让我和他一起到马路对面的母校校园里看看,我答应了。过马路时,伟严使劲牵着我的手,怕我被车刮到了。
我俩并肩徜徉在校园中,去看当年我们自习的教室,去看我们当年住过的宿舍楼,去看我们当年的实验楼。我俩像当年一样,一起坐在实验楼前路边的石头上,抬头仰望着实验楼灯火通明的一扇扇窗户,回忆着哪几扇窗户是属于哪一个实验室,当说起我们多少次因为试验失败,为了糊弄老师互相抄袭试验数据的“可耻”行为时,我俩握着手,相视着哈哈的大笑。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过母校了,校园中变化很大,许多旧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不少高耸的新楼拔地而起。伟严和我一起感叹,生活也像环境一样,不断在变化着,新的生活将会不断地取代着旧的生活。
七月里的一个星期一,我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我拎起话筒:“您好,找哪位?”听筒里立刻传来我熟悉的嚷嚷声:“我,晓明!哎,我说,你还健在呀?咱同学都以为你失踪了那!告诉你,义辉和燕从美国回来了,这周五的中午12点,咱班本市和周边城市的同学要聚一下,怀春让我通知你,你到底能不能来?赶紧给个痛快话。”我心头一震:“义辉回来了,那还说啥呀,放心吧,我肯定去!”撂下电话,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的感慨之中。
1981年,我考入本市一所省级大学。同班同学一共34人,有12名女生,22名男生。入学后我就被辅导员指派为团支部书记,义辉任班长,伟严任副班长。
大学四年中,班级领导班子换了三届,我一直坐在书记的“宝座”上。我热衷于带领同学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什么学雷锋义务劳动啊,到公园树林里打雪仗啊,组织女生跳皮筋比赛啊,给男生足球赛当啦啦队啊。我最得意的是,在我们大三那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我组织全班同学到街里的照相馆,正儿八经的照了一张全班合影。这是我们系里同年级的三个班中唯一的、非常正式的全班合影照片,从当时一直到现在,都是另外两个班羡慕的事儿呢。这么多年来,每当我掏出旧影集,看到这张照片上全班同学穿着整齐的校服,端详着34张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面庞,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对于我提议组织的各种活动,义辉总是说:“行,书记就安排吧。”义辉做事认真,为人正直,话语不多,但学习非常刻苦,可是成绩却总是在中游徘徊。大二下学期时,义辉辞去了班长的职务,由向东接替了义辉的工作。伟严因为工作不认真,饭票和助学金总是稀里糊涂的发错,被同学们罢免,副班长换成了大哥。大四时,副班长又换成了哲子。
大二时,我暗恋上了义辉,但一直不敢说,只是经常在上课和自习时在阶梯教室的后面找个座位,为的是偷偷的瞄上几眼坐在前面的他,心中无数次的幻想过将来我俩在一起的日子。没承想,就在大四下学期的时候,他和燕好上了。毕业时,两人一起回到了燕的故乡――一座海滨城市。后来,他每次回来探望父母,都会背着燕,独自来看我。我想,他肯定也知道当年我对他的那份感觉的。
1995年,我们毕业十年时,我组织全班同学回到母校聚会了一次。当时燕对我非常戒备,一旦我站在或坐在辉的身旁,燕就表现出满脸的不快。临别时大家给我交代了任务,毕业二十年时再组织一次聚会。
可是,在这之后的十来年中,我经历了一些情感的挫折,自我感觉事业上很平庸,便有些心灰意冷,什么事对我来说都提不起兴趣。除了每年给晓明打几次电话,每年接过几次伟严的电话外,基本上与同学们失去了联络。况且,义辉1999年就去了美国读博士,次年,燕带着他们的儿子也到了美国。所以,我就一直眯着,没有张罗同学聚会的事情。这次,是义辉在美国呆了八年后第一次返回故乡,所以,这次相聚我无论如何也得去。唉,这么多年了,一帮当年的姑娘和小伙子,不知道现在已经都变成了什么样了。
周五上午,因为单位有事,我12点才忙完了,就匆匆打了一辆车,赶往聚会地点。心想,这下坏了,我迟到了,大家该不会罚我吧。
车停在在酒店门前的马路对面,我下车时望了一眼酒店的大门前,发现正有几个中年男人鱼贯而入,身形体态和我记忆中的同学们没有吻合的,我正琢磨着怎么找到同学们时,忽然,走在那几个中年男人最后的那个人回了一下头。哎呀,那不是怀春吗?前面那几个一定是同学们了。我兴奋的大声喊:“怀春!怀春!”可是隔着宽阔的马路,我的喊声被来往车辆的噪声淹没。我也顾不上走什么斑马线了,连串带蹦的从车流中穿过。推开酒店的大门,站在大堂中扫视了一圈,在大堂的一角,怀春和几个中年男人并肩站在一起,背对着我,正在点菜。我蹑手蹑脚的走过去,在他们的身后站了片刻,酒店的服务员看着我笑,他们竟然都没发现身后有人。我举起手,以飞快的速度在他们每个人的肩膀上拍了一掌。他们几乎是同时转过身来,同时惊呼:“书记!”“怀春!哲子!伟严!大哥!义辉!”我激动的呼唤着他们的名字。他们又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向我展开了他们的怀抱。我挨个和他们紧紧的拥抱,彼此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义辉最后一个和我拥抱,然后,他用他的那双大手拍拍我的背,又轻轻拍拍我的头。在学校的四年和工作后的几次相会,我和义辉都没有过任何的身体接触,不仅没有拉过手,甚至连眼神都没有正视过。二十多年了,我却一直在心底里藏着他。我激动的泪水再也止不住,放肆的从眼中涌了出来。我低着头,靠在他的身边,用手擦去脸上的泪,他用左臂揽着我的腰,互相道着问候,那感觉就像一个哥哥对待妹妹。
伟严说:“你们点菜吧,我到楼上包房去了。书记,你也一起过去吧。”伟严说完就转身上楼了。
等我们点好了菜,一起走进包房时,第一个看到的是坐在门口座位上的燕。屋里的十几个同学见到了我都欢呼了起来,站起来七嘴八舌的声讨我来晚了:“大伙早就猜到了,来的最晚的一定是书记。咱班的最高领导嘛,总要有点派头的喽!”搞得我非常不好意思,紧着跟大家解释,是工作脱离不开,才耽搁了。我挨个和大家拥抱,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可当我站到一个矮个男生面前时,我竟然说啥也想不起来他到底叫啥了。看到我窘在那里,大哥忙过来给我解围:“书记,你忘了,他是咱班的宋世雄嘛。”我这才想起了他叫斌。
燕让我挨着义辉坐,我说:“你真让我挨着义辉坐吗,你不会有啥想法吧?哈哈!”落座后,同学们起哄,非要罚我先喝三杯啤酒,才能饶了我。我端起酒杯挨个向同学们敬酒,赔罪。我这才发现伟严绷着个脸,脸色很难看。
喝完了罚酒,我开始挨个打量我的同学们。多数同学都胖了许多,但大体上的模样没有变。义辉基本上没啥变化,脸上甚至都没有皱纹,只是稍稍健壮了一些,但是1米84的个头站在那里,魁梧的身材,神情比当年更深沉,更有男子汉的风度。义辉的话还是少,听着同学们大声谈笑,他只坐在那里微笑着看着大家。燕的性格仍和年轻时一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只是岁月给她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很瘦,脸上都是皱纹,看上去要比义辉至少老上十岁。
哲子提议我班的“三代”领导集体,分别向在座的同学们致词、敬酒。大家一致热烈相应。我首当其冲,第一个站起来敬大家。未及开言,我的眼中先已湿润,我颤抖着声音对大家说:“毕业二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再次见到我亲爱的同学们,我真的激动万分,回想起在学校时的一幕幕情景,那些致真致纯的同学情谊,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向大家道歉,这二十二年来我没有起到班干部的表率作用,没能经常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愧对大家对我的厚爱,以后一定尽力弥补我的过失。”一杯酒咕咚一口干下去,眼泪也刷的一下流下来。大家看我这样,也都沉默了半晌。
大哥又出来调节气氛,让咱班的“大活宝”伟严讲讲当年在寝室里看足球的故事。伟严不好意思的摆着手嘿嘿笑着,大哥就替他讲了。伟严在寝室里看足球,每次看到激动处,痛恨国家队不争气,就会气哼哼的、骂骂咧咧的在屋子里串来串去,非要摔点东西泄愤。顺手操起桌子上的饭碗或者茶缸子,先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是自己呐的就放下:“自己的东西不能摔!”如果看到不是自己的,而且家什的主人还不在屋里,就会跺着脚,使大劲的摔到地上解恨。你说,谁的东西舍得摔呀?等家什的主人发现了,就会满世界的追着伟严要削他,寝室里便会发生一场混战,被子枕头满屋飞,闹得是鸡飞狗跳,灰土暴尘的。大家听罢笑成了一团。
说到了伟严小抠儿,男生们又想起一个吃饼干的典故。那年代,饼干也是很贵的奢侈品哦,谁要是天天有饼干吃好让人羡慕的。寝室里不管谁有好吃的东西一般都是要“共产”的。伟严家庭环境比较好,每周末回家都会带回来水果、饼干之类的零食。可是他很少与大家共享。寝室经常在半夜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开始大家还纳闷,以为耗子进了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伟严摸着黑,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大嚼水果和饼干呢。一天夜里,大家听到伟严说梦话:“这饼干?哦,不是我的,你们大伙敞开吃吧!”这把大伙给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有几个男生干脆捂着肚子蹲到桌子底下去了。伟严斜坐在椅子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辩白:“那年头,饼干多贵呀,一屋住八个人,十斤饼干也不够这帮饿狼一天造的,谁供得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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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哲子敬酒时,哲子说感谢大家没有因为他降级到咱班而瞧不起他,相反还推举他担任了班干部。他想起了当年他有病时大家及时送他去医院的事。那是一天下午,正在上自习,哲子突然肚子疼的受不了,我们男生、女生一大帮大概能有二十多人,一起挤公共汽车,送哲子到市里的一家大医院。下了公共汽车,离医院还有很长一段路,大家用被子蒙着哲子全身,男生们轮流背着哲子向医院跑,女生们紧跟在后面,踢哩秃噜的队伍在马路上拉得老长。路边的行人不知发生了啥事儿,都停住脚步观看,突然,不知是谁扯着嗓子高喊:“游击队下山啦~~~!”
大家聊着当年的事,叨念起没有到场的同学。文普想起了在北京打拼的向东、光远、效威、秀芬等几个同学,掏出手机非要挂电话,大家你抢我夺争着跟北京的同学说话。文普叹气:“我的电话费又要超支喽!”大家抢白他:“你自己开了那么大的企业,每年营业额二千万,还差这点电话费吗?”文普唯唯诺诺的嘀咕:“俺老婆要骂的!”趁着大家抢电话的当口,文普把他当年的“梦中情人”平拉到一边“私聊”叙旧去了。
不知不觉已经从中午到了黄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同学相聚,终归也还是要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同学们不分男女,一律相互拥抱告别,没有尴尬、没有羞涩,只有依依惜别的深情。惹得路人驻足观望。
因为我的家和伟严的家在一个方向,伟严非要拉着我和他共乘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路过母校时,伟严让车停下,说请我到路边的酒吧坐坐,喝杯咖啡。酒吧里只有我们俩,伟严选了酒吧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很绅士的拉出椅子让我坐下。伟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性格一点都没变,打人时下手还是那么重。”我想起了大学时伟严对我三年多不懈的追求,我几次打他耳光时的情景。我向他道歉,问他当年为什么不还手?他回答:“打是亲,骂是爱,这句话你肯定知道哦!”他问起我这些年来的生活,他说他心里一直无法放下我,每年只给我打不超过5次电话,每次仅是在电话中致以简单的问候,只是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不想打扰我的生活。我告诉他我现在仍是一个人。他听了很惊讶:“每次电话里听你的声音都很欢快,都说自己状况很好,以为你离婚以后又找到了另一半,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苦,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你离婚后,我也离了婚,我跟你说过的。八年了,我一直在等你,知道吗?”我忍不住抽泣起来,伟严跟我说过的话,我真的从来都未曾认真的听过,更没有用心去掂量过。伟严用双手拉过我的双手,紧紧地攥着:“别哭,我的心都让你哭碎了,答应我,别再想义辉,后半生我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好吗?”我哭着,轻轻的摇摇头:“我的心已冷,再也不会爱了!”伟严用手给我擦眼泪:“都怪我,当年我要是一直坚持下去就好了,就不会让你经历这么多的痛苦。那就从现在起,我们从头再来,让我来爱你!陪伴你!行吗?我会做饭,我自己洗衣服,你看,我身上穿的都是自己洗的。我尤其会收拾屋子,我不再像在学校时那样邋遢了。答应我,和我在一起!”我听着他的表白,忍不住含着泪笑了:“你呀,还是像一个大男孩啊!”
待我平静一些后,伟严回忆起上学时的一些事,他还记得我省下每月定额的大米票,分给班里家庭困难的同学;他还记得我领着女同学到男生寝室,帮助男生拆洗被褥;他还记得我的脚好小,只穿37号的鞋,还专挑高跟的买,让他常常为自己1米72的个头自卑;他还记得我常在两根长长的辫梢上扎起淡紫色的蝴蝶结,随着走路的节奏在后背上左摇右摆;他还记得我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哼着快乐的歌,他常跟在我身后偷偷的听;他还记得我痛经,每月来例假时痛苦无助的表情,一看到我脸色苍白,就知道我又是生理周期到了;他还记得我低血压,动不动就迷糊不能去上课,他则怂恿几个男生一起到宿舍去看我;他还记得我最爱吃二食堂做的肉片烧茄子,可他打给我的我从来都不要;。听了他的述说,我惊讶而且感动,这些我已经淡忘了的琐碎事情,他怎么还能记得如此清楚?同时我也很愧疚,他的事我怎么没记得几件呐?
伟严问我:“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愿意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好事、坏事、难事、糗事统统向你说,可是却从来都不愿意告诉其他的任何人呐?”我回答他:“我觉得我俩就像一对双胞胎的兄妹一样,彼此太了解,也太随便了。”他点头:“是的,我俩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家里人。”
天已经黑了,我和伟严离开酒吧。伟严让我和他一起到马路对面的母校校园里看看,我答应了。过马路时,伟严使劲牵着我的手,怕我被车刮到了。
我俩并肩徜徉在校园中,去看当年我们自习的教室,去看我们当年住过的宿舍楼,去看我们当年的实验楼。我俩像当年一样,一起坐在实验楼前路边的石头上,抬头仰望着实验楼灯火通明的一扇扇窗户,回忆着哪几扇窗户是属于哪一个实验室,当说起我们多少次因为试验失败,为了糊弄老师互相抄袭试验数据的“可耻”行为时,我俩握着手,相视着哈哈的大笑。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过母校了,校园中变化很大,许多旧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不少高耸的新楼拔地而起。伟严和我一起感叹,生活也像环境一样,不断在变化着,新的生活将会不断地取代着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