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阵地顽强的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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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这样描写十八世纪后期巴黎和伦敦所面临的时代。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在阅读张时胜先生的文章时，我常常想起这样一段话来。借用狄更斯的描写来概括中国社会的现状，我以为是比较恰当的。清末洋务派运动刚刚开启了封闭的国门，辛亥革命不过拉倒了一个小木偶，上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只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变化而已，中国底层社会并未受到根本性的触动。而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经济改革为杠杆，正在撬动着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冻土层，于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或多或少，必定被打上了这种时代的思想烙印。
我们提倡和欣赏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者其作品能够给人以享受，给人一瞬间的快感，但这种快感是过眼烟云，须臾即散，杳无踪影；而意欲在一篇文章或者作品中包容太多思想性，则可能使文字变成干巴巴的说教。艺术和思想应该在作品里面是相容相合的，艺术性在思想性中成熟，思想性在艺术性中彰显。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阅读张时胜的文章，给我最强烈感受的是他作品的思想性。
在通常意义上，谁都不能怀疑文学是思想的产物。尤其是散文（包括杂文），它的思想本质，决定了它必须依靠创作主体强劲的思想深度、广度和能力，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话语真正地进入到读者广袤而深邃的精神领域。这也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创作，并非只是一种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手段，而应该是综合性的艺术创作形式或形象思维的产物，它应该带着明确的感性化方向，而且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通过横向的相互的比较和纵向的彼此分析，我欣喜地看到，已经有不少作者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思想性在散（杂）文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来试图构筑内心世界的生存秩序，让思想回到心灵真实的感受中来。而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直言，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作者在散（杂）文的创作中徘徊于庸常的写实层面之中，行走在复制生活的逻辑轨道上，并因此而在客观真实面前显得只能忍气吞声，不断地在大众经验的平台上从事简单的散（杂）文写作，而散（杂）文所应该必须承载的思想处于大面积的缺席状态。
散（杂）文在这种思想的匮乏现象背后，我以为并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漠视，对诗性理想的放弃，其实在更深处却隐藏着作者对世俗生存高度或者状态表现出迎合的一种精神心态，从而折射出他们对现实的利益世界步步妥协、不断退缩的内心欲求。诚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迫使人们必须将全部的心智投入到社会的激烈竞争机制中，为赢得自身在市场份额中的最大利益而拼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一种实利主义的生存观念，都是与艺术本质背道而驰的。在这种生存背景之下，部分作者直面现实生存的一切客观实际，维护客观现实的逻辑真相，面对日益世俗化的审美要求，却每每以“紧随时代”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心安理得地注视着外部世界的变化，捕捉社会外在的生存焦点，并加以宣扬或者扩大，长此以往，就会致使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日益萎缩，思想性也会因此而遭受遏制。很多作品尽管畅销或者走俏，但这些作品所宣扬的鲜明的道德化、理念化立场注定这些作品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例如小说电影电视有国家诉讼、苍天在上、北方城廓以及王跃文的官场系列、池莉的一系列反映小市民生存状态的作品；散（杂）文作家有刘墉、张小娴、斯抒、黄一鸾等等，这些作品的审美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社会公众的期待心理，是为了演绎人们在现实生存中的欲望冲突，呈现出一种对形而下的价值体系的明确指认。尽管作品中也不乏某种批判性的价值取向，但在其作品的整体精神上没有获得相当的升华。也就是说，它们仍然是一种满足于现实真实的写作，强调的只是一种生存的现场感，因此在这些作品中，读者所欣赏到的大多是一些生存的外部冲突或者个人情感的渲泄，以及由这些冲突或情感而引起的内心煎熬，却很少能够体现强悍的思想世界、卓越的精神品质，更难让读者领略到散文话语在散文中激发的思想魅力。
我必须要承认，阅读张时胜先生文章的过程是沉重的。这种沉重也来自于张时胜先生文章的思想性。我这里所说的张时胜的文章，还包括他发表在杂文版面以及他在传统媒体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他是一位不断思考着的写作者，他的勤奋首先表现在他不停的思考中而非文章篇幅的数量。我们无法否认，文学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诸如信息、知识、文化等）因素，也是区别作家和作品大小的重要依据，甚至在艺术创作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这些综合因素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而说，一个作者的作品所承载的思想性，也就能够确定其作品的价值性。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张时胜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但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却不能把一个作者的思想意向和道德倾向同文学作品截然分开。文学精神永远处于领先的、主导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
张时胜的文章尺度相当严谨，无论长短，因材取舍，拿捏得很有章法，这种能力也显现出作者思想的深度。现代写作更加要求作者不能够沉溺在正在进行的时间之河里，不能满足于对现成材料的挥霍，也不能被某些冠以“主流”名称的文化所淹没，而应该是善于反思的，把当下出现的一切“问题化”并且在对既有生存秩序进行批判改造的同时，也把自身当作某种复杂和痛苦的改造的对象，使之成为一个自律的主体。我佩服时胜先生文章写作的这种内敛功夫，这种功夫使得文章可以成为担待了大灵魂主体。而对于那些在“主旋律”的幌子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重复从前的意识形态的调子，在大众文化流行之际，大批繁殖娱乐消遣之作，甚至沉湎在个人的梦幻呓语之中，迎合部分人的口味，炮制“速食品”的形式主义东西，供少数人享用，而自己却因此而沾沾自喜、趾高气扬甚或酷相十足的人来说，时胜先生无疑坚守了一块纯洁的阵地，而这块阵地，有人终其一生是不可能到达的。
当然，时胜先生的这块阵地并不是已经坚不可摧，甚至可以说她才仅仅初具雏形，仍然有些许缺陷和一定的不足。他的思考痛楚却有些凌乱，他的思想沉重却不够深刻，因此，他的这种思想反映到他的写作实践中，就让人觉得这种体系不够完整。但是，他还年轻，我想这是他的优势所在，而年轻的他拥有如此痛楚和沉重的思想，势必给他年轻的生命插上翅膀。
于是，无论是作为兄弟或者朋友，我都真诚地期待着，有一天我们的张时胜能够飞翔。
附参考书目：
序言，或一种文学告白作者 林贤治 载新汉语时代第十六期。
阅读真实的年代红孩著，花山文艺出版社。
拒绝妥协熊元义著，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文学中国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花城出版社。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文学批评卷，林建法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
散文讲稿于君著，群言出版社。
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袁勇麟著，上海三联书店。
读书是私事朱正琳著，北岳文艺出版社。
注：此文在写作中，或者因为张时胜先生的文章带给我相当开阔的思考余地，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有些跑题，但又舍不得删去，敬请读者诸君谅解。
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这样描写十八世纪后期巴黎和伦敦所面临的时代。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在阅读张时胜先生的文章时，我常常想起这样一段话来。借用狄更斯的描写来概括中国社会的现状，我以为是比较恰当的。清末洋务派运动刚刚开启了封闭的国门，辛亥革命不过拉倒了一个小木偶，上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只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变化而已，中国底层社会并未受到根本性的触动。而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经济改革为杠杆，正在撬动着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冻土层，于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或多或少，必定被打上了这种时代的思想烙印。
我们提倡和欣赏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者其作品能够给人以享受，给人一瞬间的快感，但这种快感是过眼烟云，须臾即散，杳无踪影；而意欲在一篇文章或者作品中包容太多思想性，则可能使文字变成干巴巴的说教。艺术和思想应该在作品里面是相容相合的，艺术性在思想性中成熟，思想性在艺术性中彰显。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阅读张时胜的文章，给我最强烈感受的是他作品的思想性。
在通常意义上，谁都不能怀疑文学是思想的产物。尤其是散文（包括杂文），它的思想本质，决定了它必须依靠创作主体强劲的思想深度、广度和能力，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话语真正地进入到读者广袤而深邃的精神领域。这也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创作，并非只是一种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手段，而应该是综合性的艺术创作形式或形象思维的产物，它应该带着明确的感性化方向，而且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通过横向的相互的比较和纵向的彼此分析，我欣喜地看到，已经有不少作者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思想性在散（杂）文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来试图构筑内心世界的生存秩序，让思想回到心灵真实的感受中来。而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直言，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作者在散（杂）文的创作中徘徊于庸常的写实层面之中，行走在复制生活的逻辑轨道上，并因此而在客观真实面前显得只能忍气吞声，不断地在大众经验的平台上从事简单的散（杂）文写作，而散（杂）文所应该必须承载的思想处于大面积的缺席状态。
散（杂）文在这种思想的匮乏现象背后，我以为并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漠视，对诗性理想的放弃，其实在更深处却隐藏着作者对世俗生存高度或者状态表现出迎合的一种精神心态，从而折射出他们对现实的利益世界步步妥协、不断退缩的内心欲求。诚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迫使人们必须将全部的心智投入到社会的激烈竞争机制中，为赢得自身在市场份额中的最大利益而拼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一种实利主义的生存观念，都是与艺术本质背道而驰的。在这种生存背景之下，部分作者直面现实生存的一切客观实际，维护客观现实的逻辑真相，面对日益世俗化的审美要求，却每每以“紧随时代”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心安理得地注视着外部世界的变化，捕捉社会外在的生存焦点，并加以宣扬或者扩大，长此以往，就会致使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日益萎缩，思想性也会因此而遭受遏制。很多作品尽管畅销或者走俏，但这些作品所宣扬的鲜明的道德化、理念化立场注定这些作品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例如小说电影电视有国家诉讼、苍天在上、北方城廓以及王跃文的官场系列、池莉的一系列反映小市民生存状态的作品；散（杂）文作家有刘墉、张小娴、斯抒、黄一鸾等等，这些作品的审美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社会公众的期待心理，是为了演绎人们在现实生存中的欲望冲突，呈现出一种对形而下的价值体系的明确指认。尽管作品中也不乏某种批判性的价值取向，但在其作品的整体精神上没有获得相当的升华。也就是说，它们仍然是一种满足于现实真实的写作，强调的只是一种生存的现场感，因此在这些作品中，读者所欣赏到的大多是一些生存的外部冲突或者个人情感的渲泄，以及由这些冲突或情感而引起的内心煎熬，却很少能够体现强悍的思想世界、卓越的精神品质，更难让读者领略到散文话语在散文中激发的思想魅力。
我必须要承认，阅读张时胜先生文章的过程是沉重的。这种沉重也来自于张时胜先生文章的思想性。我这里所说的张时胜的文章，还包括他发表在杂文版面以及他在传统媒体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他是一位不断思考着的写作者，他的勤奋首先表现在他不停的思考中而非文章篇幅的数量。我们无法否认，文学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诸如信息、知识、文化等）因素，也是区别作家和作品大小的重要依据，甚至在艺术创作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这些综合因素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而说，一个作者的作品所承载的思想性，也就能够确定其作品的价值性。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张时胜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但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却不能把一个作者的思想意向和道德倾向同文学作品截然分开。文学精神永远处于领先的、主导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
张时胜的文章尺度相当严谨，无论长短，因材取舍，拿捏得很有章法，这种能力也显现出作者思想的深度。现代写作更加要求作者不能够沉溺在正在进行的时间之河里，不能满足于对现成材料的挥霍，也不能被某些冠以“主流”名称的文化所淹没，而应该是善于反思的，把当下出现的一切“问题化”并且在对既有生存秩序进行批判改造的同时，也把自身当作某种复杂和痛苦的改造的对象，使之成为一个自律的主体。我佩服时胜先生文章写作的这种内敛功夫，这种功夫使得文章可以成为担待了大灵魂主体。而对于那些在“主旋律”的幌子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重复从前的意识形态的调子，在大众文化流行之际，大批繁殖娱乐消遣之作，甚至沉湎在个人的梦幻呓语之中，迎合部分人的口味，炮制“速食品”的形式主义东西，供少数人享用，而自己却因此而沾沾自喜、趾高气扬甚或酷相十足的人来说，时胜先生无疑坚守了一块纯洁的阵地，而这块阵地，有人终其一生是不可能到达的。
当然，时胜先生的这块阵地并不是已经坚不可摧，甚至可以说她才仅仅初具雏形，仍然有些许缺陷和一定的不足。他的思考痛楚却有些凌乱，他的思想沉重却不够深刻，因此，他的这种思想反映到他的写作实践中，就让人觉得这种体系不够完整。但是，他还年轻，我想这是他的优势所在，而年轻的他拥有如此痛楚和沉重的思想，势必给他年轻的生命插上翅膀。
于是，无论是作为兄弟或者朋友，我都真诚地期待着，有一天我们的张时胜能够飞翔。
附参考书目：
序言，或一种文学告白作者 林贤治 载新汉语时代第十六期。
阅读真实的年代红孩著，花山文艺出版社。
拒绝妥协熊元义著，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文学中国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花城出版社。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文学批评卷，林建法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
散文讲稿于君著，群言出版社。
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袁勇麟著，上海三联书店。
读书是私事朱正琳著，北岳文艺出版社。
注：此文在写作中，或者因为张时胜先生的文章带给我相当开阔的思考余地，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有些跑题，但又舍不得删去，敬请读者诸君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