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7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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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代人的出生年份命名这代人的写作“七十年代以后”的提法本来是可以质疑的。尤其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写作者，与上几代作家以政治生活为主的单一的成长背景相比，经济改革之后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使得他们的写作无论是关心的话题、关涉的生活和写作方式，还是面对写作的心态和写作追求乃至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都难以找到一个较为集中的共同点。或许正是这个“寻求共同点”的艰难，以这代人的出生年份命名这代人的写作才成了无可命名的命名。经由几家杂志两三年来不遗余力地分别以“七十年代以后”、“七十年代女作家专号”等栏目刊发大量的作品，以及媒体的热心炒作，现在“七十年代以后”已至少成为一个语言事实。
事实上，比文坛推出“七十年代以后”更早一些时候，1996年2月出刊的南京民间文学刊物黑蓝最早明确提出了“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群的概念。但是两三年来的事实证明，文坛推出的“七十年代以后”与黑蓝呈现的“七十年代以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目前众所周知的“七十年代以后”的写作现状正是前者。我们发现，文坛推出的“七十年代以后”使得这一命名有以下两大特点：一、女作家的数量远远大于男性作家，女作家的作品数量更是多得惊人；对作家性别的责难本身是可笑的，然而我们的责难正是出于我们对文坛在呈现“七十年代以后”女作家时进行了刻意炒作的发现；二、以一些女作家为主的“时尚女性写作”严重遮蔽了“七十年代以后”创造、真实、艺术和美的文学的创作。由此，目前“七十年代以后”的命名实质上完全被“时尚女性写作”的现实所替代。
“时尚女性写作”的重要标志，是这些女作者在其写作活动的内外利用各种方式方法以达到令读者乃至公众更为关注的是她们本人的目的，为此她们随时随地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性别为女，年龄为青春年少，容貌为羞花闭月，性观念为自由开放，性欲是旺盛，情人：接近三位数，头脑是除了名利之外都很简单，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吧吸毒准意义上的摇滚乐，生活环境为富裕优越，情调为自哀自怜有点委曲，经历为坎坷沧桑自强不息，人生观新得前无古人，才华是天才，叙述方式为歇斯底里信口开河，语句是怎么耸人听闻怎么用，写作字数数十万以上已近百万。所有这一切，都只为了告诉你：我是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爆竹，我将要爆炸，我的爆炸将是惊人的。但是请放心，她们不会把自己炸毁，她们清楚得很，她们等的只是投送过来的注视和掌声。注视和掌声一消失，她们是要变的。在本质上，她们与目前国内的流行歌手是一回事：她们感到自己是明星，值得无数男女爱慕不已穷追不舍。所有当代最易令公众敏感的前卫信息，她们都配有开启的密码；“新新人类”或“另类作家”的“荣耀冠冕”她们更是惟恐自己戴不上。在所有遮蔽体肤的衣衫背后，深藏的是不择手段以任何疯狂、叫嚣和献媚的方式迅速获取名利的卑劣目的。似乎文学到了今天的中国，性别、年龄、容貌、性欲、交际、时代表象的无数时髦信息、以及那些事实上只是不成熟的虚荣心理在作祟的写作字数、学历的攀比，都超过了文学本身的艺术、技巧、精神、思想以及审美的价值取向。
她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两位与她们同性的优秀作家的遗毒的影响：一位是中国的张爱玲，另一位是法国的玛格丽特杜拉。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对这两位女作家的文学属性以及写作状况有着深厚的了解。这两位极其迷人的女作家，由于其过于独特的个性和才华，事实上在客观上具有天生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摹仿性。然而急功近利使“七十年代以后”女作家来不及考虑避嫌而急切、放肆、粗糙而拙劣地陷进了这两位作家极具个性化的写作旋涡。在这场不自知的拙劣模仿游戏中，她们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意识到这两位作家之所以成立的根本乃是因为她们的“点金之手”的存在，而不首先是她们去摸的石头和方式。而令“七十年代以后”女作家青睐并着迷的正是后者而非前者。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每个时代“时尚题材”和“时尚手段”并非雷池或禁区，重要的仍是艺术家本身面对它们的态度、视角和点石成金的功力。
她们的写作紧追时尚效应，以使其自身（而非作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过程真正牺牲的正是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思考和文学理想的追求。而“时尚女性写作”之所以与一些杂志一拍即合，正暴露出这些杂志的文学鉴赏力的衰竭、昏聩和慵懒，也暴露了他们在发掘文学新人时所持的不良心态。在这些杂志编辑的脑海里，热点效应永远大于文学本身的价值：由于编辑制度的不健全，众多编辑本身的素质也实在难以担负操作既具文学价值又有热点效应的文学编务。然而他们最不该忘却的是：放任、推崇卑劣的同时又抵制、压抑（或者干脆是因为缺乏辨别的能力而无意地忽略与漠视）优秀，罪责将是双重的。如果“时尚女性写作”是已呈现的“七十年代以后”写作全貌中的一部分，我认为这还属正常，但倘若因此而有意无意遮蔽那些更有意义的艺术的文学创作，而使“时尚女性写作”成为“七十年代以后”的代名词，这就使“七十年代以后”的呈现显得严重失实，因为从事创造、艺术、真实、思想、美的文学创作的“七十年代以后”的写作者不在少数“七十年代以后”的写作现实远非如此时尚而单调，如果他们的写作就这样长期被我们的文坛所遮蔽，那不仅是对当下的中国文学的不忠实，也是对将来的中国文学的不负责。为此，我们郑重地呼唤：重塑“七十年代以后”！
重塑“七十年代以后”：创造、艺术、真实、自由、思想和美的文学创作，以及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深刻美好、触动我们心灵的文学理想的追求，应该成为我们苛求“七十年代以后”写作的主要原则；性别、名气、是否公开发表过作品、地区、作品的篇幅、体裁都不应该成为限制的标准。本着“文学与年龄无关”的认识，我们甚至不该拒绝出生年份接近1970年（如68、69年）的优秀作者。我们对文学群体的划分应该首先取决于写作者面对文学的态度、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他们的文学原则以及精神气质的相似与否，而不应该继续轻易而简单地依赖于时间的概念。
重塑“七十年代以后”：我们期盼中国文学深层意义上的独立。我们渴盼中国文学从此逐步脱离政治、改良、社教、道德、宗教、文化、功利野心以及时尚的左右，首先回到文学本体的建设。同样，我们并不抵制“意识形态的”、“道德改良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我们只是认为“文学性”、“艺术性”应该是文学的首要特质；而后者长期以来几乎从未得到中国文学界乃至作家的健康重视。
重塑“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盼望通过此次行动，集中而健康地体现“七十年代以后”不为时尚左右的真正文学艺术创作的真实面貌。
以一代人的出生年份命名这代人的写作“七十年代以后”的提法本来是可以质疑的。尤其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写作者，与上几代作家以政治生活为主的单一的成长背景相比，经济改革之后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使得他们的写作无论是关心的话题、关涉的生活和写作方式，还是面对写作的心态和写作追求乃至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都难以找到一个较为集中的共同点。或许正是这个“寻求共同点”的艰难，以这代人的出生年份命名这代人的写作才成了无可命名的命名。经由几家杂志两三年来不遗余力地分别以“七十年代以后”、“七十年代女作家专号”等栏目刊发大量的作品，以及媒体的热心炒作，现在“七十年代以后”已至少成为一个语言事实。
事实上，比文坛推出“七十年代以后”更早一些时候，1996年2月出刊的南京民间文学刊物黑蓝最早明确提出了“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群的概念。但是两三年来的事实证明，文坛推出的“七十年代以后”与黑蓝呈现的“七十年代以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目前众所周知的“七十年代以后”的写作现状正是前者。我们发现，文坛推出的“七十年代以后”使得这一命名有以下两大特点：一、女作家的数量远远大于男性作家，女作家的作品数量更是多得惊人；对作家性别的责难本身是可笑的，然而我们的责难正是出于我们对文坛在呈现“七十年代以后”女作家时进行了刻意炒作的发现；二、以一些女作家为主的“时尚女性写作”严重遮蔽了“七十年代以后”创造、真实、艺术和美的文学的创作。由此，目前“七十年代以后”的命名实质上完全被“时尚女性写作”的现实所替代。
“时尚女性写作”的重要标志，是这些女作者在其写作活动的内外利用各种方式方法以达到令读者乃至公众更为关注的是她们本人的目的，为此她们随时随地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性别为女，年龄为青春年少，容貌为羞花闭月，性观念为自由开放，性欲是旺盛，情人：接近三位数，头脑是除了名利之外都很简单，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吧吸毒准意义上的摇滚乐，生活环境为富裕优越，情调为自哀自怜有点委曲，经历为坎坷沧桑自强不息，人生观新得前无古人，才华是天才，叙述方式为歇斯底里信口开河，语句是怎么耸人听闻怎么用，写作字数数十万以上已近百万。所有这一切，都只为了告诉你：我是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爆竹，我将要爆炸，我的爆炸将是惊人的。但是请放心，她们不会把自己炸毁，她们清楚得很，她们等的只是投送过来的注视和掌声。注视和掌声一消失，她们是要变的。在本质上，她们与目前国内的流行歌手是一回事：她们感到自己是明星，值得无数男女爱慕不已穷追不舍。所有当代最易令公众敏感的前卫信息，她们都配有开启的密码；“新新人类”或“另类作家”的“荣耀冠冕”她们更是惟恐自己戴不上。在所有遮蔽体肤的衣衫背后，深藏的是不择手段以任何疯狂、叫嚣和献媚的方式迅速获取名利的卑劣目的。似乎文学到了今天的中国，性别、年龄、容貌、性欲、交际、时代表象的无数时髦信息、以及那些事实上只是不成熟的虚荣心理在作祟的写作字数、学历的攀比，都超过了文学本身的艺术、技巧、精神、思想以及审美的价值取向。
她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两位与她们同性的优秀作家的遗毒的影响：一位是中国的张爱玲，另一位是法国的玛格丽特杜拉。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对这两位女作家的文学属性以及写作状况有着深厚的了解。这两位极其迷人的女作家，由于其过于独特的个性和才华，事实上在客观上具有天生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摹仿性。然而急功近利使“七十年代以后”女作家来不及考虑避嫌而急切、放肆、粗糙而拙劣地陷进了这两位作家极具个性化的写作旋涡。在这场不自知的拙劣模仿游戏中，她们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意识到这两位作家之所以成立的根本乃是因为她们的“点金之手”的存在，而不首先是她们去摸的石头和方式。而令“七十年代以后”女作家青睐并着迷的正是后者而非前者。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每个时代“时尚题材”和“时尚手段”并非雷池或禁区，重要的仍是艺术家本身面对它们的态度、视角和点石成金的功力。
她们的写作紧追时尚效应，以使其自身（而非作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过程真正牺牲的正是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思考和文学理想的追求。而“时尚女性写作”之所以与一些杂志一拍即合，正暴露出这些杂志的文学鉴赏力的衰竭、昏聩和慵懒，也暴露了他们在发掘文学新人时所持的不良心态。在这些杂志编辑的脑海里，热点效应永远大于文学本身的价值：由于编辑制度的不健全，众多编辑本身的素质也实在难以担负操作既具文学价值又有热点效应的文学编务。然而他们最不该忘却的是：放任、推崇卑劣的同时又抵制、压抑（或者干脆是因为缺乏辨别的能力而无意地忽略与漠视）优秀，罪责将是双重的。如果“时尚女性写作”是已呈现的“七十年代以后”写作全貌中的一部分，我认为这还属正常，但倘若因此而有意无意遮蔽那些更有意义的艺术的文学创作，而使“时尚女性写作”成为“七十年代以后”的代名词，这就使“七十年代以后”的呈现显得严重失实，因为从事创造、艺术、真实、思想、美的文学创作的“七十年代以后”的写作者不在少数“七十年代以后”的写作现实远非如此时尚而单调，如果他们的写作就这样长期被我们的文坛所遮蔽，那不仅是对当下的中国文学的不忠实，也是对将来的中国文学的不负责。为此，我们郑重地呼唤：重塑“七十年代以后”！
重塑“七十年代以后”：创造、艺术、真实、自由、思想和美的文学创作，以及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深刻美好、触动我们心灵的文学理想的追求，应该成为我们苛求“七十年代以后”写作的主要原则；性别、名气、是否公开发表过作品、地区、作品的篇幅、体裁都不应该成为限制的标准。本着“文学与年龄无关”的认识，我们甚至不该拒绝出生年份接近1970年（如68、69年）的优秀作者。我们对文学群体的划分应该首先取决于写作者面对文学的态度、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他们的文学原则以及精神气质的相似与否，而不应该继续轻易而简单地依赖于时间的概念。
重塑“七十年代以后”：我们期盼中国文学深层意义上的独立。我们渴盼中国文学从此逐步脱离政治、改良、社教、道德、宗教、文化、功利野心以及时尚的左右，首先回到文学本体的建设。同样，我们并不抵制“意识形态的”、“道德改良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我们只是认为“文学性”、“艺术性”应该是文学的首要特质；而后者长期以来几乎从未得到中国文学界乃至作家的健康重视。
重塑“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盼望通过此次行动，集中而健康地体现“七十年代以后”不为时尚左右的真正文学艺术创作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