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和大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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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娶一妻，纳一妾，所以我有两个奶奶，一个三寸金莲，是爷爷的妻，我叫她“小脚奶奶”；一个缠过足，是缠了又放的那种，没成金莲，脚还是大的，是爷爷的妾，我叫她“大脚奶奶”
小脚奶奶和大脚奶奶都是属鸡的，刚好相差一轮，一个出生在十九世纪末，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小脚奶奶生下二男一女后，体弱多病，爷爷在外地做事，不放心，于是纳了一妾，也就是生我爸的亲奶奶——“大脚奶奶”大脚奶奶当时在一户好人家做丫环，人长得小巧玲珑，干活又勤快，东家做了媒，把她许配给爷爷做妾，她无怨无悔地进了这个家门，开始了即妾又仆的人生，在家侍候着小脚奶奶，又为爷爷生了三个儿子。
爷爷死的时候爸爸才7岁，小叔才4岁，家道中落，有十多亩地，农忙时雇了几个人耕种，闲时也有一个相帮打理着田间的零星农活。两个寡妇，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一家老少的生活，小脚奶奶自己出身在书香门弟，况且爷爷也是读书人，所以对读书的事非常重视，用小脚奶奶的话是：读书人懂道理。两个寡妇变买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件让六个小孩读书。听大脚奶奶说，最后家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买了，她把一顶新蚊帐也当掉了。
六个孩子叫小脚奶奶为“姆妈”叫大脚奶奶叫“恩娘”在我们家乡“姆妈”是妈妈的称谓，而“恩娘”则有点像姑姑的称谓了。所以等我稍稍有点大了，我就问大脚奶奶：为什么你生了爸爸，爸爸不叫你妈，为什么小脚奶奶没生爸爸，爸爸却叫他妈。大脚奶奶总是淡淡一笑：“叫什么无所谓，都是我的孩子。”
我的两个姑姑，两个大伯，都在上海读书，后来留在了上海工作，等爸爸和小叔读完书，什么都讲“成份”了，只好呆在乡下。后来都在乡下成了家，也就分开了过。小脚奶奶喜欢干净，妈是城里来的知青，生活起居很讲卫生，她喜欢，就和我们一起过了。上海的大伯每个月寄10块钱来，过年过节15块，算是补贴我们的家用。小脚奶奶足不出户，家务也不太做，有时偶尔会帮妈妈灶上烧一把火，因为是小脚，行动不便，换下来的衣服也是大脚奶奶到小河里或井台边帮她洗的。
我喜欢小脚奶奶，小脚奶奶出身在好人家，知书达礼，说话轻柔细语，娴娴静静。冬天穿蓝色斜襟衣裳，夏天穿白色斜襟或对襟衣裳，衣服是自己缝的，衣服上的“葡萄结”精细而结实。从二、三岁开始，就粘着她给我讲故事，她讲的金鱼和渔夫的故事，和我后来看到的普希金的童话是一个版本，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难道她也看过此书？小脚奶奶还会讲聊斋故事，于是在我的小脑海里，疑惑地想着世上到底有没有美丽善良的狐狸精？小脚奶奶还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讲田螺姑娘的故事，讲民间的“木肚女婿”的故事。每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总会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我总是说：还要讲！还要讲！还好奇地问小脚奶奶：为什么所有的故事总是发生在从前，现在为什么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小脚奶奶说：我们现在讲从前的故事，后人讲我们的故事。小脚奶奶非常喜欢我，对我爸说：囡囡长大了一定是读得出书的。
我怕打雷，有一次听到一个很响的响雷，吓得哭得快憋了气，过了好久才哭出声来。所以每当春夏要下雨打雷了，小脚奶奶就不让我去外面玩，怕突如其来的雷电吓着了我，把我搂在怀里，给我讲故事，我则静静地在她的怀里听着，手里把弄着她衣服上的“葡萄结”后来我知道其实小脚奶奶自己也怕打雷，打雷时她搂着我也是给自己壮胆吧。
小脚奶奶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工作，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们行为上谨小慎微，思想上又积极上进，常常有来自上海的人到大队里调查，大队干部对俩位老人的品行是相当肯定的，虽然因为那十几亩地，让俩位老人和她的子女们戴上了一顶“开明地主”的帽子。我的姑姑们和大伯们艰难地入了党，当上了或大或小的干部，但回家的次数是少之又少，甚至几年不回家一趟。听说小姑还在她居住的原来虹口区法租界的小洋房上面贴了大字报：和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永不来往！
我上学了，也不再缠着小脚奶奶讲故事了，我常常看到她在悄悄地落泪，小脚奶奶思念着她远方的游子，在期盼中，在翘首的等待中静静地度过了她的晚年，一条来自城里的小船把小脚奶奶带走了，无声无息，没有葬礼。那年我12岁。
我也喜欢大脚奶奶，毕竟是我的亲奶奶，和我有血缘关系，可大脚奶奶没读过书，不会讲故事，就是讲“木肚女婿”的故事也没有小脚奶奶讲得好听，她只会讲一些过去的东家的一些事情。她走路像一阵风，一天到晚忙碌着，我的婶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农村女人，也不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出身，而是“中农”但下嫁给“地主”家，平时彼有些怨言，尽管我的小叔是个非常出色的农民画家，农民艺术家。婶婶在家里不大干活，除了去生产队挣那固定的工分。家里一应大小的事情全由大脚奶奶做，做饭，烧菜，喂猪、喂羊，养鸡养鸭，打扫庭园，侍弄自留地。大脚奶奶好像从来不知道累，好像那个成份是她的罪过。
1978年我们一家进了城里，大脚奶奶仍在乡下，上海的儿子女儿们都有钱给她，每年也都来看她，改革开放了“成份”也不那么讲究了，大脚奶奶精神上终于轻松了。
因为和婶婶在生活上有时会有分歧，她干脆一个人另起炉灶，做好了小叔家的饭，再做自己的饭。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也怡然自得。
我们老家是城市的近郊，一条沪杭铁路，铁路南面是城里，铁路北面是乡下。我有了小家庭，有了孩子，回家看大脚奶奶的次数也少了，大脚奶奶却常常柱着拐杖穿过铁路来看她的玄孙，那精灵古怪的小生命一口一声“太婆”还常常会把太婆的拐杖藏起来不让太婆回乡下。这时大脚奶奶心花怒放。口口声声说：太婆好福气啊！回到乡下，逢人便说她的小玄孙如何如何可爱，如何如何聪明。
女儿5岁的一个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去杭州，大脚奶奶又来看小玄孙了，家里没人，因为单位离家近，她又摸到了单位，同事告诉她我们去杭州了，她带着满腹的的遗憾回到家里。在穿越铁路时，正好有两列火车交换通过，老眼昏花的大脚奶奶被其中一列火车带走了，走完了她的人生。那年，大脚奶奶86岁。
当同事告诉这一消息时，我晕了过去。回到乡下，大脚奶奶静静在躺在床上，身子如一个小孩那么小、那么轻。如果我不去杭州，大脚奶奶不会这样就走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原谅我自己。
上海的儿女们都来了，大脚奶奶的葬礼很隆重，我听见六个子女都叫她“姆妈”了，我想大脚奶奶会含笑九泉了。
爷爷娶一妻，纳一妾，所以我有两个奶奶，一个三寸金莲，是爷爷的妻，我叫她“小脚奶奶”；一个缠过足，是缠了又放的那种，没成金莲，脚还是大的，是爷爷的妾，我叫她“大脚奶奶”
小脚奶奶和大脚奶奶都是属鸡的，刚好相差一轮，一个出生在十九世纪末，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小脚奶奶生下二男一女后，体弱多病，爷爷在外地做事，不放心，于是纳了一妾，也就是生我爸的亲奶奶——“大脚奶奶”大脚奶奶当时在一户好人家做丫环，人长得小巧玲珑，干活又勤快，东家做了媒，把她许配给爷爷做妾，她无怨无悔地进了这个家门，开始了即妾又仆的人生，在家侍候着小脚奶奶，又为爷爷生了三个儿子。
爷爷死的时候爸爸才7岁，小叔才4岁，家道中落，有十多亩地，农忙时雇了几个人耕种，闲时也有一个相帮打理着田间的零星农活。两个寡妇，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一家老少的生活，小脚奶奶自己出身在书香门弟，况且爷爷也是读书人，所以对读书的事非常重视，用小脚奶奶的话是：读书人懂道理。两个寡妇变买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件让六个小孩读书。听大脚奶奶说，最后家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买了，她把一顶新蚊帐也当掉了。
六个孩子叫小脚奶奶为“姆妈”叫大脚奶奶叫“恩娘”在我们家乡“姆妈”是妈妈的称谓，而“恩娘”则有点像姑姑的称谓了。所以等我稍稍有点大了，我就问大脚奶奶：为什么你生了爸爸，爸爸不叫你妈，为什么小脚奶奶没生爸爸，爸爸却叫他妈。大脚奶奶总是淡淡一笑：“叫什么无所谓，都是我的孩子。”
我的两个姑姑，两个大伯，都在上海读书，后来留在了上海工作，等爸爸和小叔读完书，什么都讲“成份”了，只好呆在乡下。后来都在乡下成了家，也就分开了过。小脚奶奶喜欢干净，妈是城里来的知青，生活起居很讲卫生，她喜欢，就和我们一起过了。上海的大伯每个月寄10块钱来，过年过节15块，算是补贴我们的家用。小脚奶奶足不出户，家务也不太做，有时偶尔会帮妈妈灶上烧一把火，因为是小脚，行动不便，换下来的衣服也是大脚奶奶到小河里或井台边帮她洗的。
我喜欢小脚奶奶，小脚奶奶出身在好人家，知书达礼，说话轻柔细语，娴娴静静。冬天穿蓝色斜襟衣裳，夏天穿白色斜襟或对襟衣裳，衣服是自己缝的，衣服上的“葡萄结”精细而结实。从二、三岁开始，就粘着她给我讲故事，她讲的金鱼和渔夫的故事，和我后来看到的普希金的童话是一个版本，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难道她也看过此书？小脚奶奶还会讲聊斋故事，于是在我的小脑海里，疑惑地想着世上到底有没有美丽善良的狐狸精？小脚奶奶还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讲田螺姑娘的故事，讲民间的“木肚女婿”的故事。每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总会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我总是说：还要讲！还要讲！还好奇地问小脚奶奶：为什么所有的故事总是发生在从前，现在为什么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小脚奶奶说：我们现在讲从前的故事，后人讲我们的故事。小脚奶奶非常喜欢我，对我爸说：囡囡长大了一定是读得出书的。
我怕打雷，有一次听到一个很响的响雷，吓得哭得快憋了气，过了好久才哭出声来。所以每当春夏要下雨打雷了，小脚奶奶就不让我去外面玩，怕突如其来的雷电吓着了我，把我搂在怀里，给我讲故事，我则静静地在她的怀里听着，手里把弄着她衣服上的“葡萄结”后来我知道其实小脚奶奶自己也怕打雷，打雷时她搂着我也是给自己壮胆吧。
小脚奶奶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工作，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们行为上谨小慎微，思想上又积极上进，常常有来自上海的人到大队里调查，大队干部对俩位老人的品行是相当肯定的，虽然因为那十几亩地，让俩位老人和她的子女们戴上了一顶“开明地主”的帽子。我的姑姑们和大伯们艰难地入了党，当上了或大或小的干部，但回家的次数是少之又少，甚至几年不回家一趟。听说小姑还在她居住的原来虹口区法租界的小洋房上面贴了大字报：和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永不来往！
我上学了，也不再缠着小脚奶奶讲故事了，我常常看到她在悄悄地落泪，小脚奶奶思念着她远方的游子，在期盼中，在翘首的等待中静静地度过了她的晚年，一条来自城里的小船把小脚奶奶带走了，无声无息，没有葬礼。那年我12岁。
我也喜欢大脚奶奶，毕竟是我的亲奶奶，和我有血缘关系，可大脚奶奶没读过书，不会讲故事，就是讲“木肚女婿”的故事也没有小脚奶奶讲得好听，她只会讲一些过去的东家的一些事情。她走路像一阵风，一天到晚忙碌着，我的婶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农村女人，也不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出身，而是“中农”但下嫁给“地主”家，平时彼有些怨言，尽管我的小叔是个非常出色的农民画家，农民艺术家。婶婶在家里不大干活，除了去生产队挣那固定的工分。家里一应大小的事情全由大脚奶奶做，做饭，烧菜，喂猪、喂羊，养鸡养鸭，打扫庭园，侍弄自留地。大脚奶奶好像从来不知道累，好像那个成份是她的罪过。
1978年我们一家进了城里，大脚奶奶仍在乡下，上海的儿子女儿们都有钱给她，每年也都来看她，改革开放了“成份”也不那么讲究了，大脚奶奶精神上终于轻松了。
因为和婶婶在生活上有时会有分歧，她干脆一个人另起炉灶，做好了小叔家的饭，再做自己的饭。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也怡然自得。
我们老家是城市的近郊，一条沪杭铁路，铁路南面是城里，铁路北面是乡下。我有了小家庭，有了孩子，回家看大脚奶奶的次数也少了，大脚奶奶却常常柱着拐杖穿过铁路来看她的玄孙，那精灵古怪的小生命一口一声“太婆”还常常会把太婆的拐杖藏起来不让太婆回乡下。这时大脚奶奶心花怒放。口口声声说：太婆好福气啊！回到乡下，逢人便说她的小玄孙如何如何可爱，如何如何聪明。
女儿5岁的一个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去杭州，大脚奶奶又来看小玄孙了，家里没人，因为单位离家近，她又摸到了单位，同事告诉她我们去杭州了，她带着满腹的的遗憾回到家里。在穿越铁路时，正好有两列火车交换通过，老眼昏花的大脚奶奶被其中一列火车带走了，走完了她的人生。那年，大脚奶奶86岁。
当同事告诉这一消息时，我晕了过去。回到乡下，大脚奶奶静静在躺在床上，身子如一个小孩那么小、那么轻。如果我不去杭州，大脚奶奶不会这样就走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原谅我自己。
上海的儿女们都来了，大脚奶奶的葬礼很隆重，我听见六个子女都叫她“姆妈”了，我想大脚奶奶会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