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最后守望者
推荐阅读：我的帝国无双、明天下、唐枭、乘龙佳婿、长宁帝军、盛唐风华、银狐、逆鳞、续南明、大明1617
宝石小说网 www.bsskz.com，最快更新点卡目文集最新章节！
感谢生活
记者：继高旭旺抒情诗选、高旭旺白话诗之后，您的第九部诗集心灵的太阳再次轰动诗坛。还是从你的诗歌经历谈起，什么时候开始写诗？
高旭旺：我写诗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的。当时街头流行枪杆诗、打油诗，我就经常写点打油诗。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诗歌创作是从部队开始的。1975年发表诗歌处女作绣出一个新地球，内容就四句：“天不下雨我不愁，敢于老天接对头。锄作银针汗作线，绣出一个新地球。”在当时的部队影响很大。从此以后，我在战旗文艺、战旗报就经常发些“枪杆诗”都是歌颂战士站岗放哨、歌颂部队生活的一些诗。1976年，我所在的师部解散了，我就退伍到某公社做文化专干，就继续写诗。其中一首诗在当时的河南农民报获得了一等奖，时任洛阳地区文联主席的张宇就发现了我，把我借调到洛神杂志社。此后，我在全国各地的诗歌杂志发表了不少诗歌，其中1979年在奔流发表了头条。随后我被调到团省委青年导报社。1988年，河南省青年诗歌学会成立，我被选为理事。我的诗歌真正进入发表鼎盛时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集中写了一些关于黄河的诗，后来结集出版高旭旺抒情诗选，其中一首写马灯的诗得到了诗歌泰斗苏金伞的高度评价。1993年，河南诗歌学会改选，我当选执行会长。
记者：您说过，您一直在“飘”直到您在郑州“定”下来。“飘”与“定”对您以及您的诗歌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您在郑州“定”下来前后，您的诗歌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高旭旺：你知道，作为文学创作的人来讲，很希望有个稳定的家，特别是要有个好的书房。我在参观著名作家李佩甫、张宇的书房后，很漂亮。我就决定在这里买房。在此之前，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书房，我所有的创作都在报社办公室，可以说我的书房又是我的办公室。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创作就不可避免的经常被打断。没有这个漂亮的书房，我这部献给母亲的诗集心灵的太阳很可能会推迟到2005年、2006年。
记者：诗歌对于你，是生活中的偶然，还是生命中的必然？
高旭旺：诗歌对于我个人来讲，既是生活中的偶然，也是生命中的必然。我觉得是诗歌先发现、培养了我，然后，我再去创造诗歌。前几天，在我的诗歌研讨会上，著名诗人王怀让说我是：诗写成的人，人写成的诗。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张宇先生在给我作序的时候说：高旭旺是诗歌把他培养起来的，他的诗歌写到什么境界，人就到了什么境界。
记者：口语是诗歌文本的一个现象，她往往抛弃了技巧和想像，只在语感的叙述。当它成为诗歌写作的一个态度后，便有了诗歌形式上的一个价值，你觉得诗歌的口语文本价值应当体现在哪里？你认为诗歌是口语吗？
高旭旺：严格来讲，诗歌不是口语，诗歌是形象思维的表现方式。口语不是诗歌的文本，诗歌真正的文本是：有生命体验以后，用形象思维去表述。
记者：在诗坛，有人认为您是“乡土诗人”有人称呼您为“黄河诗人”有人说您是“白话诗人”您更认同那种称呼？为什么？
高旭旺：我创作诗歌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不敢给自己下定论：到底是黄河诗人、乡土诗人还是白话诗人。也不能下定论，现在正是创作的时候。写了一些黄河诗，就把我定位为黄河诗人；写了几年白话诗，就把我定位为白话诗人；出了一本乡土诗集，就把我定位为乡土诗人，我觉得这都是评论家干的事儿，作为诗人我不会给自己下定论。作为诗人或者作家，如何对待土地、如何对待母亲、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你周围的朋友，只有自己清楚，自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写，不要管评论家怎么说。
记者：诗歌是如同闪电一样，短促而激烈地划过你的脑际的么？或者，它是仿佛与你捉迷藏一般地，慢慢地被你细心地找到的？能否描述一下你写作时的状态？
高旭旺：诗发掘于灵感，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但靠灵感创作仅仅是创作的初级阶段，真正的创作应该是：当你发现灵感之后，不要急于把它表述出来，静一段时间，这种“静”是对灵感的再沉淀、是对生活深处细节的再思考。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去了一次帕米尔高原以后，写了一些诗，可能人家编辑照顾我是编辑、有名望的诗人，也给发表了。实际上这些诗连自己都不满意。经过五年的沉淀、思考，我才把对帕米尔高原的真正感受写成大西北野韵，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写那里的缺氧，说是民族的缺氧，这是一种忧患意识。这在刚从帕米尔高原回来时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
记者：除诗歌外，你是否创作过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
高旭旺：除了诗歌之外，我写过散文诗，大概有150多章，出了一本散文诗集流彩的世界。给别人写过序、写过评论。另外，散文、报告文学、新闻都写过，大概有150多万字。
感恩母亲
记者：谈到诗歌、谈到母亲，总让人想起孟郊的游子吟、总让人想起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母关于母亲的诗，好想单篇诗作多一些，而整本诗集地去歌唱母亲好想还不多，是这样吗？
高旭旺：是这样的。我翻过一些资料，无论国内的唐诗宋词，或者国外的一些诗歌。国内外所有的诗人，一个人写歌唱母亲的诗写得最多的也就是一二十首，整本诗集地歌唱母亲，截止目前，除了我之外，还没有发现有其他诗人这样做过。我出版心灵的太阳整本诗集地去歌唱母亲就是想有个零的突破。
记者：有评论家说，诗歌是您歌唱母亲的专利。结合您的诗作，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高旭旺：在一个研讨会上，不少诗人都谈论过这种说法。我觉得歌唱母亲不可能是专利，这种说法是非常狭隘的。世界上只有一个母亲，只要是有血有肉、有良心的人都应该热爱母亲、歌唱母亲。无非就是说，我在用诗歌歌唱母亲这方面抓住了机遇、先走了一步而已，只能这样解释。
记者：“无论母亲无论麦子说到底就是土地和土地一样可靠。”有评论家认为您的这几句平实如泥土般的诗，说尽了人生的感悟，也概括了母亲的一生，是一首难得的好诗。您认同这种评论吗？
高旭旺：我认同这种评论，这种评论是绝对到位的。这是著名评论家、作家高洪波给我的评价。为什么把母亲和麦子联系在一起呢？主要是母亲是孩子的根，就像麦子没有土地是不行的，每个孩子都离不开母亲，每一种植物也都离不开土地。
记者：挂在村口的“一只古老的风铃晃走季节牵来日子”当您写到“晃动了一生从不炫耀自己”时，我相信您向风铃的意象注入了自己含泪的目光，怀念的背后是您理想的执著。换句话说“怀念出诗人”是这样吗？
高旭旺：我同意这种观点。你说“怀念出诗人”其实这和咱们刚才谈到的诗歌需要沉淀一个道理，内容是一样的，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沉淀出诗人”没有经过沉淀的是“假诗”不是“真诗”不是发自心灵的、不是发自肺腑的诗歌不可能感动别人，作为文学创作不能感动自己永远不能感动别人。只有在自己的创作中注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注入自己的血和泪、用生命去创作才可能成为大诗人、大家。
感知诗歌
记者：古代的中国诗歌能够为老百姓、至少是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所用，而今天的诗歌似乎更多是诗人之间的相互欣赏，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不少诗人抱怨这是因为读者缺乏专业诗歌知识。但与此同时，海子的一些短诗、食指的一些短诗，却依然在相当大范围内流传，你怎么看这种对比的？
高旭旺：前几年都流行着一句关于诗歌的话：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对中国诗歌的一种侮辱。诗歌不能用读懂与否来衡量，要看内容怎么样，比如唐诗如果没有后人的解释，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读不懂。海子的一些短诗很流行，但他的一些长诗，也是很难有人读懂。海子的诗是用生命、用血和泪写成的。读他的诗，要用心去读他字里行间的东西，一遍读不懂就两遍、三遍，然后你才能真正的去感悟它、理解它，包括唐诗也是这样。
记者：诗歌与生活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诗人越来越感觉到无法切入当下现实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应该怎么办？
高旭旺：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或者作家，要有忧患意识，这是一个人能否成为诗人或者作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一个诗人或者作家能否成为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记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塔索说过一句颇为豪放的话：“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与诗人。”上帝也好，诗人也好，作为生命存在方式之一种，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创造，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一个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创造，从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一种朝拜？
高旭旺：可以这样说。每个诗人都要把写诗当作一个走进的殿堂，但不能把自己当作天堂。诗人仅仅是殿堂的一块砖、一袋水泥、一根钢筋或者一个台阶。每个诗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一个个独立的世界、也可以捧着自己的诗歌来朝拜、来走进殿堂，到了殿堂之后，诗人还需要创造；但到了天堂就不用创造了，因为无欲无求了。殿堂不是天堂，天堂是海市蜃楼，遥不可及；殿堂则是通过努力可以到达的。
记者：现代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帮助人们重建心灵的圣殿。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一梦想变成现实呢？
高旭旺：这需要有三个修养：人的修养、文学修养和生活修养。人的修养就是要必须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文学修养就是要多读书、多写诗了；生活修养就是要发现生活、热爱生活。具备了这三种修养才能重建心灵的殿堂。
诗歌评价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诗人、评论家高洪波当今的‘白话诗’，照我看是针对那些故弄玄虚、吞吐概念的所谓‘现代诗’的一种反动，是追求朴素、明快风格的一批诗人的诗的宣言，旭旺便是这批诗人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李佩甫为黄河孕育、由黄河浇灌、在黄河边歌唱的“黄河诗人”高旭旺，一如既往地深情歌唱母亲河——黄河外，而且礼赞如“一只古老的风铃挂在村口”“晃动了一生用风声敲响整个沉睡多年的村庄”的“母亲”这些纪念“母亲”的诗作是高旭旺的一些最新思考的结晶，也呈现了他在诗风上的一些变化。
高旭旺简介：高旭旺，笔名丁旭，河南三门峡市人，1993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生班。现供职于青年导报社，任副社长，从事诗、散文诗、散文、报告文学和新闻创作30多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上海文学等60多报刊发表诗600多首、散文诗150多章及散文、报告文学、新闻150多万字，曾13次荣获省内外文学、诗歌奖，出版诗集9部、散文诗1部，主编报告文学集和诗人丛书5部。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南省诗歌学会执行会长。
感谢生活
记者：继高旭旺抒情诗选、高旭旺白话诗之后，您的第九部诗集心灵的太阳再次轰动诗坛。还是从你的诗歌经历谈起，什么时候开始写诗？
高旭旺：我写诗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的。当时街头流行枪杆诗、打油诗，我就经常写点打油诗。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诗歌创作是从部队开始的。1975年发表诗歌处女作绣出一个新地球，内容就四句：“天不下雨我不愁，敢于老天接对头。锄作银针汗作线，绣出一个新地球。”在当时的部队影响很大。从此以后，我在战旗文艺、战旗报就经常发些“枪杆诗”都是歌颂战士站岗放哨、歌颂部队生活的一些诗。1976年，我所在的师部解散了，我就退伍到某公社做文化专干，就继续写诗。其中一首诗在当时的河南农民报获得了一等奖，时任洛阳地区文联主席的张宇就发现了我，把我借调到洛神杂志社。此后，我在全国各地的诗歌杂志发表了不少诗歌，其中1979年在奔流发表了头条。随后我被调到团省委青年导报社。1988年，河南省青年诗歌学会成立，我被选为理事。我的诗歌真正进入发表鼎盛时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集中写了一些关于黄河的诗，后来结集出版高旭旺抒情诗选，其中一首写马灯的诗得到了诗歌泰斗苏金伞的高度评价。1993年，河南诗歌学会改选，我当选执行会长。
记者：您说过，您一直在“飘”直到您在郑州“定”下来。“飘”与“定”对您以及您的诗歌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您在郑州“定”下来前后，您的诗歌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高旭旺：你知道，作为文学创作的人来讲，很希望有个稳定的家，特别是要有个好的书房。我在参观著名作家李佩甫、张宇的书房后，很漂亮。我就决定在这里买房。在此之前，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书房，我所有的创作都在报社办公室，可以说我的书房又是我的办公室。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创作就不可避免的经常被打断。没有这个漂亮的书房，我这部献给母亲的诗集心灵的太阳很可能会推迟到2005年、2006年。
记者：诗歌对于你，是生活中的偶然，还是生命中的必然？
高旭旺：诗歌对于我个人来讲，既是生活中的偶然，也是生命中的必然。我觉得是诗歌先发现、培养了我，然后，我再去创造诗歌。前几天，在我的诗歌研讨会上，著名诗人王怀让说我是：诗写成的人，人写成的诗。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张宇先生在给我作序的时候说：高旭旺是诗歌把他培养起来的，他的诗歌写到什么境界，人就到了什么境界。
记者：口语是诗歌文本的一个现象，她往往抛弃了技巧和想像，只在语感的叙述。当它成为诗歌写作的一个态度后，便有了诗歌形式上的一个价值，你觉得诗歌的口语文本价值应当体现在哪里？你认为诗歌是口语吗？
高旭旺：严格来讲，诗歌不是口语，诗歌是形象思维的表现方式。口语不是诗歌的文本，诗歌真正的文本是：有生命体验以后，用形象思维去表述。
记者：在诗坛，有人认为您是“乡土诗人”有人称呼您为“黄河诗人”有人说您是“白话诗人”您更认同那种称呼？为什么？
高旭旺：我创作诗歌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不敢给自己下定论：到底是黄河诗人、乡土诗人还是白话诗人。也不能下定论，现在正是创作的时候。写了一些黄河诗，就把我定位为黄河诗人；写了几年白话诗，就把我定位为白话诗人；出了一本乡土诗集，就把我定位为乡土诗人，我觉得这都是评论家干的事儿，作为诗人我不会给自己下定论。作为诗人或者作家，如何对待土地、如何对待母亲、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你周围的朋友，只有自己清楚，自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写，不要管评论家怎么说。
记者：诗歌是如同闪电一样，短促而激烈地划过你的脑际的么？或者，它是仿佛与你捉迷藏一般地，慢慢地被你细心地找到的？能否描述一下你写作时的状态？
高旭旺：诗发掘于灵感，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但靠灵感创作仅仅是创作的初级阶段，真正的创作应该是：当你发现灵感之后，不要急于把它表述出来，静一段时间，这种“静”是对灵感的再沉淀、是对生活深处细节的再思考。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去了一次帕米尔高原以后，写了一些诗，可能人家编辑照顾我是编辑、有名望的诗人，也给发表了。实际上这些诗连自己都不满意。经过五年的沉淀、思考，我才把对帕米尔高原的真正感受写成大西北野韵，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我写那里的缺氧，说是民族的缺氧，这是一种忧患意识。这在刚从帕米尔高原回来时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
记者：除诗歌外，你是否创作过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
高旭旺：除了诗歌之外，我写过散文诗，大概有150多章，出了一本散文诗集流彩的世界。给别人写过序、写过评论。另外，散文、报告文学、新闻都写过，大概有150多万字。
感恩母亲
记者：谈到诗歌、谈到母亲，总让人想起孟郊的游子吟、总让人想起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母关于母亲的诗，好想单篇诗作多一些，而整本诗集地去歌唱母亲好想还不多，是这样吗？
高旭旺：是这样的。我翻过一些资料，无论国内的唐诗宋词，或者国外的一些诗歌。国内外所有的诗人，一个人写歌唱母亲的诗写得最多的也就是一二十首，整本诗集地歌唱母亲，截止目前，除了我之外，还没有发现有其他诗人这样做过。我出版心灵的太阳整本诗集地去歌唱母亲就是想有个零的突破。
记者：有评论家说，诗歌是您歌唱母亲的专利。结合您的诗作，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高旭旺：在一个研讨会上，不少诗人都谈论过这种说法。我觉得歌唱母亲不可能是专利，这种说法是非常狭隘的。世界上只有一个母亲，只要是有血有肉、有良心的人都应该热爱母亲、歌唱母亲。无非就是说，我在用诗歌歌唱母亲这方面抓住了机遇、先走了一步而已，只能这样解释。
记者：“无论母亲无论麦子说到底就是土地和土地一样可靠。”有评论家认为您的这几句平实如泥土般的诗，说尽了人生的感悟，也概括了母亲的一生，是一首难得的好诗。您认同这种评论吗？
高旭旺：我认同这种评论，这种评论是绝对到位的。这是著名评论家、作家高洪波给我的评价。为什么把母亲和麦子联系在一起呢？主要是母亲是孩子的根，就像麦子没有土地是不行的，每个孩子都离不开母亲，每一种植物也都离不开土地。
记者：挂在村口的“一只古老的风铃晃走季节牵来日子”当您写到“晃动了一生从不炫耀自己”时，我相信您向风铃的意象注入了自己含泪的目光，怀念的背后是您理想的执著。换句话说“怀念出诗人”是这样吗？
高旭旺：我同意这种观点。你说“怀念出诗人”其实这和咱们刚才谈到的诗歌需要沉淀一个道理，内容是一样的，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沉淀出诗人”没有经过沉淀的是“假诗”不是“真诗”不是发自心灵的、不是发自肺腑的诗歌不可能感动别人，作为文学创作不能感动自己永远不能感动别人。只有在自己的创作中注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注入自己的血和泪、用生命去创作才可能成为大诗人、大家。
感知诗歌
记者：古代的中国诗歌能够为老百姓、至少是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所用，而今天的诗歌似乎更多是诗人之间的相互欣赏，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不少诗人抱怨这是因为读者缺乏专业诗歌知识。但与此同时，海子的一些短诗、食指的一些短诗，却依然在相当大范围内流传，你怎么看这种对比的？
高旭旺：前几年都流行着一句关于诗歌的话：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对中国诗歌的一种侮辱。诗歌不能用读懂与否来衡量，要看内容怎么样，比如唐诗如果没有后人的解释，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读不懂。海子的一些短诗很流行，但他的一些长诗，也是很难有人读懂。海子的诗是用生命、用血和泪写成的。读他的诗，要用心去读他字里行间的东西，一遍读不懂就两遍、三遍，然后你才能真正的去感悟它、理解它，包括唐诗也是这样。
记者：诗歌与生活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诗人越来越感觉到无法切入当下现实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应该怎么办？
高旭旺：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或者作家，要有忧患意识，这是一个人能否成为诗人或者作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一个诗人或者作家能否成为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记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塔索说过一句颇为豪放的话：“没有人配受创造者的称号，唯有上帝与诗人。”上帝也好，诗人也好，作为生命存在方式之一种，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创造，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一个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创造，从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一种朝拜？
高旭旺：可以这样说。每个诗人都要把写诗当作一个走进的殿堂，但不能把自己当作天堂。诗人仅仅是殿堂的一块砖、一袋水泥、一根钢筋或者一个台阶。每个诗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一个个独立的世界、也可以捧着自己的诗歌来朝拜、来走进殿堂，到了殿堂之后，诗人还需要创造；但到了天堂就不用创造了，因为无欲无求了。殿堂不是天堂，天堂是海市蜃楼，遥不可及；殿堂则是通过努力可以到达的。
记者：现代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帮助人们重建心灵的圣殿。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一梦想变成现实呢？
高旭旺：这需要有三个修养：人的修养、文学修养和生活修养。人的修养就是要必须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文学修养就是要多读书、多写诗了；生活修养就是要发现生活、热爱生活。具备了这三种修养才能重建心灵的殿堂。
诗歌评价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诗人、评论家高洪波当今的‘白话诗’，照我看是针对那些故弄玄虚、吞吐概念的所谓‘现代诗’的一种反动，是追求朴素、明快风格的一批诗人的诗的宣言，旭旺便是这批诗人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李佩甫为黄河孕育、由黄河浇灌、在黄河边歌唱的“黄河诗人”高旭旺，一如既往地深情歌唱母亲河——黄河外，而且礼赞如“一只古老的风铃挂在村口”“晃动了一生用风声敲响整个沉睡多年的村庄”的“母亲”这些纪念“母亲”的诗作是高旭旺的一些最新思考的结晶，也呈现了他在诗风上的一些变化。
高旭旺简介：高旭旺，笔名丁旭，河南三门峡市人，1993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编辑学研究生班。现供职于青年导报社，任副社长，从事诗、散文诗、散文、报告文学和新闻创作30多年，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上海文学等60多报刊发表诗600多首、散文诗150多章及散文、报告文学、新闻150多万字，曾13次荣获省内外文学、诗歌奖，出版诗集9部、散文诗1部，主编报告文学集和诗人丛书5部。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南省诗歌学会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