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精英现象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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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田的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等文想到的
一个笔名老田的人在天涯之声发表了一些关于精英主义的文章，读来很是耐人寻味，其中许多观点更是让人颇受启发。一个人的文字这样集中地讨论精英主义，而且清算得这样彻底，这样坚决，在我的经验中，老田应该算是第一个人吧？
老田关于精英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四篇文字中，一篇是精英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一篇是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一篇是毛终身不变的反精英主义色彩，一篇是中国精英主义的文革与人类漫漫征程中的文革，在其他地方，一旦文字涉及精英主义问题，老田的蔑视和不以为然都会充分表现出来。
老田对精英主义的不以为然以及立足对精英主义的批判的对文革的再认识，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再认识，都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样的一些见解在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一文中体现的更为集中。文中称主流知识精英在中国“往往成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股力量，至今仍然如此。”这句话概括的相当精辟，贯穿历史地看，也相当透彻，基本上道出了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宿命般的局限。
从老田的文字中我们可见，老田对精英主义的批判是立足现实的，而且几乎是彻底立足现实的，其中大部分见解都是直接判断的，是概括性的。但是按照老田自己的说法，精英主义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因此老田的现实立场就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忽略精英主义的历史渊源，而时文性质的批判又从另一个侧面干扰了对精英主义以及精英现象等概念的更为精致的区分。
因此我在下面的文字中，将就精英主义、精英意识、精英现象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明确精英主义的根源、精英意识的危害、精英现象的客观性等问题，从而实现对精英主义的——特别是对作为其基础的精英意识的——进一步批判。
精英，从词义上理解与精华相近，都是“指事物最精粹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精英本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有所谓的事物，便有事物中最精粹的部分，因此便有对该事物而言的精英。惟其如此，精英现象构成了事物的基本属性之一。有事物存在，就会有事物中的精英突现出来。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存在着的最为根本也最为普遍的精英现象。其实人类的这种精英现象最初本是动物界的精英现象导致的。更宽泛的自然界我们姑且不去探讨，与人类联系最为紧密的动物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精英现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但是各个物种在物竞天择的残酷性下得以存活的根本前提，也是动物个体秉具不同的成长因素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精英现象在源初时期不仅仅是环境造成的，而且被环境要求着，所以精英现象本身不具有非自然因素导致的不合理性。
少年时代，我曾经读过一本名为狼王洛波的小册子，其中狼王那篇选自动物英雄，那里面就描写了一个狼族的精英，而且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洛波身边只有五只狼，但是那五只狼到任何一个狼群中都可以成为狼王。在洛波的带领下，这个小小的狼群横行草原，多次战胜了牧民和猎人的围剿。
书中，作者描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捕猎，从那个场面中我们可见狼王的真正意义的精英本色。有一次洛波的狼群攻击一群牛，但是因为大牛将小牛围在中间，并用角对着外面，因此狼群竟是久攻不下，而逃回去找帮手的牧人就要赶回来了，眼看着一次围猎计划就要破产了。一直在一边看着的洛波突然奔到山坡上，接着便嗥叫着向牛群冲去，趁着牛群被它的声势惊扰，有些散动的时机，凌空扑到牛群中，落在一头小牛背上，将小牛拖到在地。其他的牛四散逃去，其他狼冲上去将小牛咬死。洛波将小牛拖倒后又站到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其他狼将小牛咬死，据作者的描述，洛波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
这个场面告诉我们，一个狼王作为狼群中的精英分子，是由于它在捕猎乃至反捕猎等方面的能力优于其他狼，才被接受与认可的。也就是说，承认一个作为精英的狼王的权威，事关整个狼群的安危与生存。而且由于环境的要求，一个狼王作为狼群中的精英是必须经受得住生存与安全之要求的考验的，否则就算狼族可以接受它（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资料表明狼族会接受一个名不副实的精英），环境也不会接受它的。
我无意在狼群和人类社会做荒谬的简单类比，但是从这样的例证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相对更为紧密的前提下，自然淘汰的方式就能够保证精英的纯洁性与权威性。我们可以想象，初民时代的精英分子正是群落中那些捕猎能手、战斗能手，他们是群落中能够更好地维持伙伴生计、更有效地保护伙伴们的安全的个体。他们是群体中那些更为优秀的个体，虽然他们必须依附于群体生存，但是他们却能较之其他个体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他们应该是最早的人类群体中的精英，而且也像狼群一样，在环境的淘汰净化下，他们势必成为一些名副其实的精英分子。
之后，人类从自然走向社会，随着人类与自然的依附关系的不断弱化，作为人类中的精英分子的客观检验机制越发地淡化了，而精英现象作为一种普遍规律仍在人类中存在着，于是人的主观性开始更多地介入对精英现象的理解与诠释，精英意识也随之越发突现出来。随着人面对自然时的不断走向自由（当然这永远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自由），人类越发地丧失了审核精英的客观依据，初民之前融合在自然背景中的精英法则被逐渐疏离出去，随着人之主观的不断走向成熟，人为因素开始不断地参与对精英的判断，而人之主观的随机性与盲目性，使普遍意义的精英意识越发地成了界定精英的障碍。
可是精英现象却并没有因为人类与自然的依附关系的淡化而消亡，相反，随着人类逐步摆脱自然束缚，随着人类的自觉性与能动性的进一步焕发，精英现象较之初民时代表现出更为多样化的趋向，精英也更为频繁地在人类发展的各个环节出现。这一方面有机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却也为人类后来更多的假精英、伪精英、“人造”精英拓宽了背景，因为精英现象的多样化趋向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基础上，都有效地滋养了精英意识的活力，使精英意识迅速地膨胀起来，也使精英意识的能动性迅速膨胀起来。诚然，最初的精英意识仅仅是精英现象在人之主观中的投射而已，最初的精英意识的能动性也只是更充分的对精英现象的力图超越直观的反映而已。但随着精英意识的不断膨胀，精英意识的能动性不断拓展，精英意识却成为假精英的土壤、伪精英的温床、“人造”精英的基础。
鉴于这样一种方向与趋势，人类对精英的客观界定通常只能借助历史这一人类主观的积淀来实现，而历史也告诉我们，人类的真正具有客观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是在历史中突现出来的，也正因为此，在现实中，人类丧失了界定精英的客观依据之后，便沉沦在对精英的辨析中难以自拔。具体个人的自身的能力本就不足以彻底辨别精英分子，而所谓的群体智慧又因为过于感性的盲目而更加缺乏辨别精英分子的能力，于是精英的界定在每一个现实环节上都成为一个基本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而精英界定的客观依据的这种丧失，恰恰为精英意识的滥觞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我们没有能力在自己的身边判断出精英分子，但是历史经验与文化心理的记忆又要求着精英分子的产生，这就是精英意识的积极意义上的能动性与精英现象的客观困境之间的冲突；我们没有能力在自己身边判断出精英分子，为此很多人转而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在自己身边判断出谁不是精英分子，这就是精英意识的消极意义上的能动性在精英现象的客观困境中谋求的回旋空间。
虽然精英意识产生于精英现象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缺乏辨别精英分子的客观尺度，因此与精英现象难以实现基本的吻合，最终导致了精英意识与精英现象的分道扬镳。另外，精英意识在产生之初就具备两个方向的特征，其一就是习惯于强调精英的与众不同与得天独厚，以便消解非精英的心理压力，这一方向的负面张力是指向妒忌的；其二就是习惯于在没有客观参照的前提下臆想一些精英模式，这种臆想并不是具体针对自己的，而是设想一个精英群体并把自己包括进去，这一方向的负面张力是指向矜夸的。就这样，出于一些平庸的心理惰性以及种种急功近利的计较，当然有时候——甚至更多的时候——也是出于别有用心，作为在空间上更具“权威性”、在时间上更具“普遍性”的精英意识，终于荒谬地成为干扰精英现象的主要因素，直至最后发展成对精英现象的反动。
成为精英现象的反动之后，精英意识也逐渐从盲目无序的流动状态整合为一种明确系统的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精英主义。精英主义是建筑在精英意识基础之上的对精英现象的全面反动，是自觉的、有计划的，因此往往体现为某种程度排他性的所谓精英塑造与精英方向的自我鼓吹。这种思潮一经产生，便在人类历史上时强时弱地发生着作用，其倡导者与追随着可以说代不乏人，并且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历史阶段，其实正是精英主义思潮而不是精英现象本身，在那些平静的历史时期施加着自己的影响。精英主义思潮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惊人，甚至那些潜在地有可能成为精英分子的人物，也多被精英主义思潮的强硬劝导扭曲成伪精英、假精英和“人造”精英。
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有别于精英现象的关键就在于，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往往是通过关于精英的种种论证证明自己的或是自己推崇的所谓精英的合理性，再转而通过被论证的合理性为其精英身份与地位提供合理性；精英现象本身却是通过实践产生真正的精英分子，并在实践中锤炼与保持自身的精英本色，最终在实践中将精英分子的成就延续下去。相比之下，精英主义的主观成分更为明显，精英主义的贯彻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故意的结果，因此难免基于种种利害计较而表现出相应的欺骗性；精英现象则不然，是自发地突现出来的，是客观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主观意愿指导下的人造物，文明时代的精英仍是应时而生，决非应运而生，更不是应精英主义者的意愿而生。
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往往把精英这类概念挂在嘴上，把精英优越于别人的特性挂在嘴上，把精英的高明之处挂在嘴上，最好的情形也要把精英做的贡献挂在嘴上；可是精英现象本身是没有这些说项的，真正的精英分子无暇论证自己的优越性而更习惯于强调自己的平常性，更无暇数说自己的贡献而只是忙于贯彻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喜欢渲染精英的简单庸俗的与众不同，因为平庸的惰性不知道所谓的与众不同是如何实现的；精英现象却否认任何超验的与众不同，奋斗与牺牲让真正的精英分子了解到自己作为一个平常人是如何一步一步“与众不同”的。
历史上每个时代真正的精英现象，往往遮蔽在那个时代的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的夸夸其谈背后，偶尔显现出来也多半是表现为与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尖锐冲突。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往往也是一个时代的那些真正精英分子，早就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这种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矜夸之风的滥觞。仅以中国为例，儒家、道家和佛家，都有反对矜夸的提法。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行于布施”；（金刚经不属于中国典籍，但鉴于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也把它列在这里）道德经中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论语的“愿无伐善，无施劳”都是针对矜夸的正面告诫。从中我们可见，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在矜夸问题上与精英现象的分歧，是在其产生之初就十分明确的。
不仅如此，一旦这种遮蔽不能彻底贯彻的时候，精英主义通常把精英现象作为自己的死敌来对待，并且明智地（精英主义者大多不乏这种明智）把精英现象看作对自己的最大威胁来防范。道理很简单，只有真正的精英突现出来，才能最为彻底、最为有效地显现精英主义者的荒谬与虚伪，才能彻底推翻精英主义者巧言令色的种种论证，才能让人们普遍认清精英主义者的本质。所以精英主义者通常是把扼杀精英、阻挠精英现象作为自己任务之第一要义的。正是在这样的使命感般的责任感的驱动下，精英主义者在各个时代构成了打击、迫害、阻挠、摧残精英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但毒死了苏格拉底，还钉死了耶稣，不但逼死了屈原，还斩绝了嵇康。这中间由于精英意识的为虎作伥，使得精英主义对精英现象的防范与打击经常在空间意义上显得颇为有效。
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的这种对精英现象的虚饰与遮蔽，以及它们对精英现象的敌意，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因此，与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这种斗争也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历代有识之士都不乏使精英意识回归精英现象的努力，但是急功近利的心理惰性让这些可贵的努力化为泡影，精英意识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倾向精英主义，而背离精英现象。精英意识的无序与盲目决定了它只能将自己的惰性与下坠感简单地与精英主义的口头工夫相结合，却放弃在精英现象的磨合锤炼中整合与提升自己，这是它不断地倾向精英主义而背离精英现象的关键所在。自从精英主义产生以来，精英意识的立场便从没有动摇过。久而久之，习惯认识表象的人们似乎便淡忘了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背后的真正的精英现象的存在。
但是精英现象的确客观存在着，并且从没有消失过，因此反精英主义如果不能认真对待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势必形成将精英主义与精英现象一网打尽的趋势。当然这种一网打尽的趋势只能是一种趋势而已，由于精英主义有精英意识作为基础，故而有着“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精英现象秉具心火相传的传统与传灯入世的现实关注，因此也有着“断处发新枝”的不屈意志，想要动摇这二者的根本实非易事。
如果毛泽东果真如老田说的那样终身反对精英主义，那么从他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也可见，他的反对精英主义的立场是忽略了精英现象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当然，在革命性的实践操作中，这样的忽略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毕竟，这种忽略让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斗争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残酷性。文革之后研究者在讨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时，多倾向于认为其理论基础源自先秦的民本思想，而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老田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但是从毛泽东无视精英主义与精英现象之区别的彻底平民思想看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
人类历史上，所有反对精英主义的思潮与理论都是倾向于疏理精英意识与精英现象的合理关系从而阻遏精英主义的滥觞的，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和思潮都是尊重精英现象这样一个事实的，先秦的民本思想也不例外，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个特例。历史唯物论基本上是将精英主义和精英现象一并根除的理论，在实践意义上，这种对历史规律的革命性的见解具备相当充分的合理性，它不但揭示了精英现象的局限性，也揭示了精英分子产生的基础与根源，这样的判断几乎便是历史事实的再现。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精英现象的问题上没有满足于揭示其局限性、基础与根源，而是向前迈进了一步。针对历史唯物主义前的英雄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断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且还进而断言任何历史英雄都是可以替代的，英雄人物只是被时势操纵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历史唯物论之中没有精英现象的位置，而且只有历史唯物论之中没有给精英现象预留位置，所以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进而忽略精英现象的群众路线，其理论来源是历史唯物论必无可疑。
但是精英现象毕竟客观存在着，历史唯物论也只是为了体系的齐一性与实践的可行性才把它忽略掉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整合与实践上的简化的结果，在更深的层面上，并不构成对精英现象的根本否定。因此在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精英现象的客观性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由于政治行为的排他性，政治上的“英雄人物”只要有可能，便会刻意扼杀其他有可能的政治上的“英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英雄人物”的独一无二，其中有很大成分的人为因素，鉴于此，我们很难从政治方面找到支持精英现象客观合理性的例证。下面我们就以政治之外的人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历史地看杜甫无疑属于那类通常意义上的精英人物，属于历史唯物论断定可以被替代的那一类人物。但是纵观天宝大历年间的诗坛，却没有人在现实主义方向上的成就超越杜甫或与之比肩。杜甫生前并未以诗名显，杜甫的名诸于世是自己身后五十余年的事儿了，所以当时杜甫的成就不能构成对同时代诗人在现实主义方向的才能与成就的压迫与禁锢，杜甫没有——当然也没有能力阻挠别人取得大于他或者和他相当的成就，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当时只产生了一个杜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杜甫这个人，唐代的诗歌史将没有杜甫这样的成就，所以杜甫作为一个诗歌史上的“英雄人物”是不能被替代的，历史证明，杜甫也是唯一的。
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马克思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当时在大英博物馆的马克思没有意图与能力阻止其他人解剖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当时的欧洲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或者说试图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本就大有人在，但是没有第二个人写出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那样份量相当的东西，如果没有马克思，也就没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没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运或许仍将展开，但是注定不会有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共运。所以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史乃至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是不能被替代的。
因此，否认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只是历史唯物论的实践要求，却不是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我们通常称之为奴隶史观，其反精英的极端立场之理论依据是得自历史唯物论的，而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先秦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民本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协调精英与非精英的利害关系以期遏制精英主义的滥觞的一种折衷主义道路，与老田所说的毛泽东的绝对的坚决彻底的反精英主义立场有着立足点上的和方向上的区别，从实践上看就更是差之千里了。
反精英主义扩大到否定精英现象的客观性的程度，固然可以在局部时间段实现反精英主义的彻底性，但是由于其实际操作上的残酷性草菅个性的概括性，使之在道义上与理论上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这样一来，精英主义不但有了精英意识这样一个深厚土壤，还有了精英现象这样一个堂皇借口，因此一旦事过境迁，精英主义的反弹也将相当充分，老田所说的毛泽东之后精英主义的滥觞恐怕正是否认精英现象客观性的过激立场的必然结果。无视精英现象客观性的反精英主义，也因此必然是没有真正出路的。当然，历史不断地证明，正视精英现象的客观性，也难以谋求反精英主义的有效性，所以，否认精英现象的有效性也许便是从那些消极的历史教训中得来，我们不难发现，倾向否定精英现象有效性的人，都是一些有深厚历史主义倾向的人。
老田所界定的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虽然没能最终取得突破性进展，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毛泽东的理性光辉真正“烛照人类未来”的并不是对精英主义者的冲击，而是对精英的认识上的启示。其实毛泽东带给我们的启示也不是新东西，而是存在于“精英”概念原初的真正含义：指事物最精粹的部分。精英绝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特定的一个行业领域、特定的一个阶层，精英现象的普遍性与绝对性乃至客观性便在于：精英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各色人之中，并不是某一特定物或某一特定人群的特指。毛泽东推行的一系列反精英主义——主要是反知识精英——的举措，便向人们启示着这个有关精英的原初界定。
有一点需要额外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精英时，通常都是指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老田所说的知识精英，而我文中所说的精英主义者也多是知识分子——至少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展开也是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的。在远比精英现象短暂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思潮中，知识分子通过自己一度对规范知识的垄断，迅速在观念上排除了其他群体产生精英的判断，将精英分子的界定牢牢地把持在知识分子内部，在以后的精英主义演进过程中，除了有效地防范真正的精英现象的突现，打破大家业已约定俗成般认可的精英意识模式，剩下来的便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分配精英的名分了。这样的争夺虽然尖锐激烈，但是毕竟是一些内部冲突，知识分子是精英的这种既成精英意识，从产生之日起便没有做过什么根本性的调整。
关于知识分子作为精英主义的主导力量的历史线索以及其自身流弊，我将专门撰文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本文自身的线索上。“知识精英”对精英主义的把持与操纵只是为了不断强化“只有知识分子才是精英分子这样一个狭隘荒谬”的意识观念。由于精英现象并没有被知识精英的逻辑攻势彻底剿杀，依然在各个领域时或突现出来，因此民间俗语中产生了和“知识精英”完全相左的说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由于知识分子垄断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话语，因此这样一句俗语只能界用“知识精英”的一些概念——比如状元——来表述自己的立场，但是从精神实质上看，这句基于事实形成的判断正是对“知识精英”鼓吹的精英主义立场的根本否定，是对精英现象的客观表述，是毛泽东反精英活动中一个活的指导思想，如果毛泽东能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中，其实践的历史影响也许将更为深远。
反精英主义的当务之急也许便是实现对精英现象、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这种细化的认识，这样才能确立对精英现象认识的基本尺度。尽管我们难以辨别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但是有了一些基本尺度，我们才不会如堕茫雾般被那些由精英主义操纵的精英意识的遮蔽甚至欺骗，才能在难以断定精英的时候至少不被伪精英、假精英、“人造”精英乘虚而入。这一基本尺度便是从精英的原初含义引伸开去的，就是：没有所谓的人群中的某些人因为身份或从事的工作而成为人群中的精英这样一个原则和道理，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人类社会总是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锻造、产生、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精英分子，或者也可以说，精英分子存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和阶层，身份不是他们的标志，面对问题时的能力和精神状态才是他们的特殊性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个推论，如果抛开通常的道德约束，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优秀的贼与一个平庸的知识分子相比，也更加是一个精英分子。龚定庵就曾经感慨过当时的中国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并且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不但是对当时沉闷平庸的国情的抗议，也是对千百年来“知识精英”对精英含义界定的全面反动“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以呼吁的形式表现出的对精英现象的深刻认识。真正的精英分子，是不拘一格的，是不被任何群体、身份、行业先验地垄断的。“行行出状元”才是精英现象的真切写照。不拘一格的开放眼界才是制衡与反抗精英主义流弊的合理立场。
时至今日，令我们欣慰的是，不论精英主义如何猖獗，精英现象从来没有消失过；令我们忧虑的是，不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努力，精英主义仍是不断猖獗着。不可否认，和精英主义的斗争决非一个短期行为，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希望渺茫的行为，但是只要精英主义一天不死灭，只要精英意识一天在为虎作伥，只要精英现象一天不放弃自己的现实性与客观性及其坚实性，这种斗争就将存在下去，这种斗争的意义也将存在下去。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用龚定庵的绝句提醒我们的立场，突现精英主义的荒谬：“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由老田的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等文想到的
一个笔名老田的人在天涯之声发表了一些关于精英主义的文章，读来很是耐人寻味，其中许多观点更是让人颇受启发。一个人的文字这样集中地讨论精英主义，而且清算得这样彻底，这样坚决，在我的经验中，老田应该算是第一个人吧？
老田关于精英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四篇文字中，一篇是精英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一篇是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一篇是毛终身不变的反精英主义色彩，一篇是中国精英主义的文革与人类漫漫征程中的文革，在其他地方，一旦文字涉及精英主义问题，老田的蔑视和不以为然都会充分表现出来。
老田对精英主义的不以为然以及立足对精英主义的批判的对文革的再认识，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再认识，都是很有启发性的，这样的一些见解在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一文中体现的更为集中。文中称主流知识精英在中国“往往成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股力量，至今仍然如此。”这句话概括的相当精辟，贯穿历史地看，也相当透彻，基本上道出了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宿命般的局限。
从老田的文字中我们可见，老田对精英主义的批判是立足现实的，而且几乎是彻底立足现实的，其中大部分见解都是直接判断的，是概括性的。但是按照老田自己的说法，精英主义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因此老田的现实立场就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忽略精英主义的历史渊源，而时文性质的批判又从另一个侧面干扰了对精英主义以及精英现象等概念的更为精致的区分。
因此我在下面的文字中，将就精英主义、精英意识、精英现象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明确精英主义的根源、精英意识的危害、精英现象的客观性等问题，从而实现对精英主义的——特别是对作为其基础的精英意识的——进一步批判。
精英，从词义上理解与精华相近，都是“指事物最精粹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精英本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有所谓的事物，便有事物中最精粹的部分，因此便有对该事物而言的精英。惟其如此，精英现象构成了事物的基本属性之一。有事物存在，就会有事物中的精英突现出来。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存在着的最为根本也最为普遍的精英现象。其实人类的这种精英现象最初本是动物界的精英现象导致的。更宽泛的自然界我们姑且不去探讨，与人类联系最为紧密的动物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精英现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但是各个物种在物竞天择的残酷性下得以存活的根本前提，也是动物个体秉具不同的成长因素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精英现象在源初时期不仅仅是环境造成的，而且被环境要求着，所以精英现象本身不具有非自然因素导致的不合理性。
少年时代，我曾经读过一本名为狼王洛波的小册子，其中狼王那篇选自动物英雄，那里面就描写了一个狼族的精英，而且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洛波身边只有五只狼，但是那五只狼到任何一个狼群中都可以成为狼王。在洛波的带领下，这个小小的狼群横行草原，多次战胜了牧民和猎人的围剿。
书中，作者描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捕猎，从那个场面中我们可见狼王的真正意义的精英本色。有一次洛波的狼群攻击一群牛，但是因为大牛将小牛围在中间，并用角对着外面，因此狼群竟是久攻不下，而逃回去找帮手的牧人就要赶回来了，眼看着一次围猎计划就要破产了。一直在一边看着的洛波突然奔到山坡上，接着便嗥叫着向牛群冲去，趁着牛群被它的声势惊扰，有些散动的时机，凌空扑到牛群中，落在一头小牛背上，将小牛拖到在地。其他的牛四散逃去，其他狼冲上去将小牛咬死。洛波将小牛拖倒后又站到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其他狼将小牛咬死，据作者的描述，洛波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
这个场面告诉我们，一个狼王作为狼群中的精英分子，是由于它在捕猎乃至反捕猎等方面的能力优于其他狼，才被接受与认可的。也就是说，承认一个作为精英的狼王的权威，事关整个狼群的安危与生存。而且由于环境的要求，一个狼王作为狼群中的精英是必须经受得住生存与安全之要求的考验的，否则就算狼族可以接受它（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资料表明狼族会接受一个名不副实的精英），环境也不会接受它的。
我无意在狼群和人类社会做荒谬的简单类比，但是从这样的例证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相对更为紧密的前提下，自然淘汰的方式就能够保证精英的纯洁性与权威性。我们可以想象，初民时代的精英分子正是群落中那些捕猎能手、战斗能手，他们是群落中能够更好地维持伙伴生计、更有效地保护伙伴们的安全的个体。他们是群体中那些更为优秀的个体，虽然他们必须依附于群体生存，但是他们却能较之其他个体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他们应该是最早的人类群体中的精英，而且也像狼群一样，在环境的淘汰净化下，他们势必成为一些名副其实的精英分子。
之后，人类从自然走向社会，随着人类与自然的依附关系的不断弱化，作为人类中的精英分子的客观检验机制越发地淡化了，而精英现象作为一种普遍规律仍在人类中存在着，于是人的主观性开始更多地介入对精英现象的理解与诠释，精英意识也随之越发突现出来。随着人面对自然时的不断走向自由（当然这永远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自由），人类越发地丧失了审核精英的客观依据，初民之前融合在自然背景中的精英法则被逐渐疏离出去，随着人之主观的不断走向成熟，人为因素开始不断地参与对精英的判断，而人之主观的随机性与盲目性，使普遍意义的精英意识越发地成了界定精英的障碍。
可是精英现象却并没有因为人类与自然的依附关系的淡化而消亡，相反，随着人类逐步摆脱自然束缚，随着人类的自觉性与能动性的进一步焕发，精英现象较之初民时代表现出更为多样化的趋向，精英也更为频繁地在人类发展的各个环节出现。这一方面有机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却也为人类后来更多的假精英、伪精英、“人造”精英拓宽了背景，因为精英现象的多样化趋向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基础上，都有效地滋养了精英意识的活力，使精英意识迅速地膨胀起来，也使精英意识的能动性迅速膨胀起来。诚然，最初的精英意识仅仅是精英现象在人之主观中的投射而已，最初的精英意识的能动性也只是更充分的对精英现象的力图超越直观的反映而已。但随着精英意识的不断膨胀，精英意识的能动性不断拓展，精英意识却成为假精英的土壤、伪精英的温床、“人造”精英的基础。
鉴于这样一种方向与趋势，人类对精英的客观界定通常只能借助历史这一人类主观的积淀来实现，而历史也告诉我们，人类的真正具有客观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是在历史中突现出来的，也正因为此，在现实中，人类丧失了界定精英的客观依据之后，便沉沦在对精英的辨析中难以自拔。具体个人的自身的能力本就不足以彻底辨别精英分子，而所谓的群体智慧又因为过于感性的盲目而更加缺乏辨别精英分子的能力，于是精英的界定在每一个现实环节上都成为一个基本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而精英界定的客观依据的这种丧失，恰恰为精英意识的滥觞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我们没有能力在自己的身边判断出精英分子，但是历史经验与文化心理的记忆又要求着精英分子的产生，这就是精英意识的积极意义上的能动性与精英现象的客观困境之间的冲突；我们没有能力在自己身边判断出精英分子，为此很多人转而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在自己身边判断出谁不是精英分子，这就是精英意识的消极意义上的能动性在精英现象的客观困境中谋求的回旋空间。
虽然精英意识产生于精英现象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缺乏辨别精英分子的客观尺度，因此与精英现象难以实现基本的吻合，最终导致了精英意识与精英现象的分道扬镳。另外，精英意识在产生之初就具备两个方向的特征，其一就是习惯于强调精英的与众不同与得天独厚，以便消解非精英的心理压力，这一方向的负面张力是指向妒忌的；其二就是习惯于在没有客观参照的前提下臆想一些精英模式，这种臆想并不是具体针对自己的，而是设想一个精英群体并把自己包括进去，这一方向的负面张力是指向矜夸的。就这样，出于一些平庸的心理惰性以及种种急功近利的计较，当然有时候——甚至更多的时候——也是出于别有用心，作为在空间上更具“权威性”、在时间上更具“普遍性”的精英意识，终于荒谬地成为干扰精英现象的主要因素，直至最后发展成对精英现象的反动。
成为精英现象的反动之后，精英意识也逐渐从盲目无序的流动状态整合为一种明确系统的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精英主义。精英主义是建筑在精英意识基础之上的对精英现象的全面反动，是自觉的、有计划的，因此往往体现为某种程度排他性的所谓精英塑造与精英方向的自我鼓吹。这种思潮一经产生，便在人类历史上时强时弱地发生着作用，其倡导者与追随着可以说代不乏人，并且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历史阶段，其实正是精英主义思潮而不是精英现象本身，在那些平静的历史时期施加着自己的影响。精英主义思潮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惊人，甚至那些潜在地有可能成为精英分子的人物，也多被精英主义思潮的强硬劝导扭曲成伪精英、假精英和“人造”精英。
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有别于精英现象的关键就在于，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往往是通过关于精英的种种论证证明自己的或是自己推崇的所谓精英的合理性，再转而通过被论证的合理性为其精英身份与地位提供合理性；精英现象本身却是通过实践产生真正的精英分子，并在实践中锤炼与保持自身的精英本色，最终在实践中将精英分子的成就延续下去。相比之下，精英主义的主观成分更为明显，精英主义的贯彻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故意的结果，因此难免基于种种利害计较而表现出相应的欺骗性；精英现象则不然，是自发地突现出来的，是客观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主观意愿指导下的人造物，文明时代的精英仍是应时而生，决非应运而生，更不是应精英主义者的意愿而生。
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往往把精英这类概念挂在嘴上，把精英优越于别人的特性挂在嘴上，把精英的高明之处挂在嘴上，最好的情形也要把精英做的贡献挂在嘴上；可是精英现象本身是没有这些说项的，真正的精英分子无暇论证自己的优越性而更习惯于强调自己的平常性，更无暇数说自己的贡献而只是忙于贯彻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喜欢渲染精英的简单庸俗的与众不同，因为平庸的惰性不知道所谓的与众不同是如何实现的；精英现象却否认任何超验的与众不同，奋斗与牺牲让真正的精英分子了解到自己作为一个平常人是如何一步一步“与众不同”的。
历史上每个时代真正的精英现象，往往遮蔽在那个时代的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的夸夸其谈背后，偶尔显现出来也多半是表现为与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尖锐冲突。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往往也是一个时代的那些真正精英分子，早就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这种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矜夸之风的滥觞。仅以中国为例，儒家、道家和佛家，都有反对矜夸的提法。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行于布施”；（金刚经不属于中国典籍，但鉴于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也把它列在这里）道德经中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论语的“愿无伐善，无施劳”都是针对矜夸的正面告诫。从中我们可见，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在矜夸问题上与精英现象的分歧，是在其产生之初就十分明确的。
不仅如此，一旦这种遮蔽不能彻底贯彻的时候，精英主义通常把精英现象作为自己的死敌来对待，并且明智地（精英主义者大多不乏这种明智）把精英现象看作对自己的最大威胁来防范。道理很简单，只有真正的精英突现出来，才能最为彻底、最为有效地显现精英主义者的荒谬与虚伪，才能彻底推翻精英主义者巧言令色的种种论证，才能让人们普遍认清精英主义者的本质。所以精英主义者通常是把扼杀精英、阻挠精英现象作为自己任务之第一要义的。正是在这样的使命感般的责任感的驱动下，精英主义者在各个时代构成了打击、迫害、阻挠、摧残精英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但毒死了苏格拉底，还钉死了耶稣，不但逼死了屈原，还斩绝了嵇康。这中间由于精英意识的为虎作伥，使得精英主义对精英现象的防范与打击经常在空间意义上显得颇为有效。
精英意识与精英主义的这种对精英现象的虚饰与遮蔽，以及它们对精英现象的敌意，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因此，与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这种斗争也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历代有识之士都不乏使精英意识回归精英现象的努力，但是急功近利的心理惰性让这些可贵的努力化为泡影，精英意识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倾向精英主义，而背离精英现象。精英意识的无序与盲目决定了它只能将自己的惰性与下坠感简单地与精英主义的口头工夫相结合，却放弃在精英现象的磨合锤炼中整合与提升自己，这是它不断地倾向精英主义而背离精英现象的关键所在。自从精英主义产生以来，精英意识的立场便从没有动摇过。久而久之，习惯认识表象的人们似乎便淡忘了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背后的真正的精英现象的存在。
但是精英现象的确客观存在着，并且从没有消失过，因此反精英主义如果不能认真对待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势必形成将精英主义与精英现象一网打尽的趋势。当然这种一网打尽的趋势只能是一种趋势而已，由于精英主义有精英意识作为基础，故而有着“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精英现象秉具心火相传的传统与传灯入世的现实关注，因此也有着“断处发新枝”的不屈意志，想要动摇这二者的根本实非易事。
如果毛泽东果真如老田说的那样终身反对精英主义，那么从他的具体实践中我们也可见，他的反对精英主义的立场是忽略了精英现象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当然，在革命性的实践操作中，这样的忽略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毕竟，这种忽略让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斗争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残酷性。文革之后研究者在讨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时，多倾向于认为其理论基础源自先秦的民本思想，而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老田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但是从毛泽东无视精英主义与精英现象之区别的彻底平民思想看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
人类历史上，所有反对精英主义的思潮与理论都是倾向于疏理精英意识与精英现象的合理关系从而阻遏精英主义的滥觞的，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和思潮都是尊重精英现象这样一个事实的，先秦的民本思想也不例外，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个特例。历史唯物论基本上是将精英主义和精英现象一并根除的理论，在实践意义上，这种对历史规律的革命性的见解具备相当充分的合理性，它不但揭示了精英现象的局限性，也揭示了精英分子产生的基础与根源，这样的判断几乎便是历史事实的再现。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精英现象的问题上没有满足于揭示其局限性、基础与根源，而是向前迈进了一步。针对历史唯物主义前的英雄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断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且还进而断言任何历史英雄都是可以替代的，英雄人物只是被时势操纵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历史唯物论之中没有精英现象的位置，而且只有历史唯物论之中没有给精英现象预留位置，所以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进而忽略精英现象的群众路线，其理论来源是历史唯物论必无可疑。
但是精英现象毕竟客观存在着，历史唯物论也只是为了体系的齐一性与实践的可行性才把它忽略掉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整合与实践上的简化的结果，在更深的层面上，并不构成对精英现象的根本否定。因此在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精英现象的客观性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由于政治行为的排他性，政治上的“英雄人物”只要有可能，便会刻意扼杀其他有可能的政治上的“英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英雄人物”的独一无二，其中有很大成分的人为因素，鉴于此，我们很难从政治方面找到支持精英现象客观合理性的例证。下面我们就以政治之外的人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历史地看杜甫无疑属于那类通常意义上的精英人物，属于历史唯物论断定可以被替代的那一类人物。但是纵观天宝大历年间的诗坛，却没有人在现实主义方向上的成就超越杜甫或与之比肩。杜甫生前并未以诗名显，杜甫的名诸于世是自己身后五十余年的事儿了，所以当时杜甫的成就不能构成对同时代诗人在现实主义方向的才能与成就的压迫与禁锢，杜甫没有——当然也没有能力阻挠别人取得大于他或者和他相当的成就，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当时只产生了一个杜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杜甫这个人，唐代的诗歌史将没有杜甫这样的成就，所以杜甫作为一个诗歌史上的“英雄人物”是不能被替代的，历史证明，杜甫也是唯一的。
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马克思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是以个人身份进行的，当时在大英博物馆的马克思没有意图与能力阻止其他人解剖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当时的欧洲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或者说试图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本就大有人在，但是没有第二个人写出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那样份量相当的东西，如果没有马克思，也就没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没有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运或许仍将展开，但是注定不会有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共运。所以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史乃至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是不能被替代的。
因此，否认精英现象的客观性只是历史唯物论的实践要求，却不是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我们通常称之为奴隶史观，其反精英的极端立场之理论依据是得自历史唯物论的，而不是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先秦民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民本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协调精英与非精英的利害关系以期遏制精英主义的滥觞的一种折衷主义道路，与老田所说的毛泽东的绝对的坚决彻底的反精英主义立场有着立足点上的和方向上的区别，从实践上看就更是差之千里了。
反精英主义扩大到否定精英现象的客观性的程度，固然可以在局部时间段实现反精英主义的彻底性，但是由于其实际操作上的残酷性草菅个性的概括性，使之在道义上与理论上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这样一来，精英主义不但有了精英意识这样一个深厚土壤，还有了精英现象这样一个堂皇借口，因此一旦事过境迁，精英主义的反弹也将相当充分，老田所说的毛泽东之后精英主义的滥觞恐怕正是否认精英现象客观性的过激立场的必然结果。无视精英现象客观性的反精英主义，也因此必然是没有真正出路的。当然，历史不断地证明，正视精英现象的客观性，也难以谋求反精英主义的有效性，所以，否认精英现象的有效性也许便是从那些消极的历史教训中得来，我们不难发现，倾向否定精英现象有效性的人，都是一些有深厚历史主义倾向的人。
老田所界定的毛泽东的反精英主义虽然没能最终取得突破性进展，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毛泽东的理性光辉真正“烛照人类未来”的并不是对精英主义者的冲击，而是对精英的认识上的启示。其实毛泽东带给我们的启示也不是新东西，而是存在于“精英”概念原初的真正含义：指事物最精粹的部分。精英绝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特定的一个行业领域、特定的一个阶层，精英现象的普遍性与绝对性乃至客观性便在于：精英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各色人之中，并不是某一特定物或某一特定人群的特指。毛泽东推行的一系列反精英主义——主要是反知识精英——的举措，便向人们启示着这个有关精英的原初界定。
有一点需要额外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精英时，通常都是指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老田所说的知识精英，而我文中所说的精英主义者也多是知识分子——至少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展开也是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的。在远比精英现象短暂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思潮中，知识分子通过自己一度对规范知识的垄断，迅速在观念上排除了其他群体产生精英的判断，将精英分子的界定牢牢地把持在知识分子内部，在以后的精英主义演进过程中，除了有效地防范真正的精英现象的突现，打破大家业已约定俗成般认可的精英意识模式，剩下来的便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分配精英的名分了。这样的争夺虽然尖锐激烈，但是毕竟是一些内部冲突，知识分子是精英的这种既成精英意识，从产生之日起便没有做过什么根本性的调整。
关于知识分子作为精英主义的主导力量的历史线索以及其自身流弊，我将专门撰文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本文自身的线索上。“知识精英”对精英主义的把持与操纵只是为了不断强化“只有知识分子才是精英分子这样一个狭隘荒谬”的意识观念。由于精英现象并没有被知识精英的逻辑攻势彻底剿杀，依然在各个领域时或突现出来，因此民间俗语中产生了和“知识精英”完全相左的说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由于知识分子垄断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话语，因此这样一句俗语只能界用“知识精英”的一些概念——比如状元——来表述自己的立场，但是从精神实质上看，这句基于事实形成的判断正是对“知识精英”鼓吹的精英主义立场的根本否定，是对精英现象的客观表述，是毛泽东反精英活动中一个活的指导思想，如果毛泽东能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中，其实践的历史影响也许将更为深远。
反精英主义的当务之急也许便是实现对精英现象、精英意识和精英主义的这种细化的认识，这样才能确立对精英现象认识的基本尺度。尽管我们难以辨别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但是有了一些基本尺度，我们才不会如堕茫雾般被那些由精英主义操纵的精英意识的遮蔽甚至欺骗，才能在难以断定精英的时候至少不被伪精英、假精英、“人造”精英乘虚而入。这一基本尺度便是从精英的原初含义引伸开去的，就是：没有所谓的人群中的某些人因为身份或从事的工作而成为人群中的精英这样一个原则和道理，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人类社会总是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锻造、产生、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精英分子，或者也可以说，精英分子存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和阶层，身份不是他们的标志，面对问题时的能力和精神状态才是他们的特殊性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地做个推论，如果抛开通常的道德约束，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优秀的贼与一个平庸的知识分子相比，也更加是一个精英分子。龚定庵就曾经感慨过当时的中国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并且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不但是对当时沉闷平庸的国情的抗议，也是对千百年来“知识精英”对精英含义界定的全面反动“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以呼吁的形式表现出的对精英现象的深刻认识。真正的精英分子，是不拘一格的，是不被任何群体、身份、行业先验地垄断的。“行行出状元”才是精英现象的真切写照。不拘一格的开放眼界才是制衡与反抗精英主义流弊的合理立场。
时至今日，令我们欣慰的是，不论精英主义如何猖獗，精英现象从来没有消失过；令我们忧虑的是，不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努力，精英主义仍是不断猖獗着。不可否认，和精英主义的斗争决非一个短期行为，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希望渺茫的行为，但是只要精英主义一天不死灭，只要精英意识一天在为虎作伥，只要精英现象一天不放弃自己的现实性与客观性及其坚实性，这种斗争就将存在下去，这种斗争的意义也将存在下去。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用龚定庵的绝句提醒我们的立场，突现精英主义的荒谬：“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