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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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金庸vs文字暴力
一、我烧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金庸作品
将自己喜欢并珍藏多年的书烧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想来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几本书的问题小得有些无聊，但是对我来讲这个问题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几本书的问题，它其实还意味着我多年心仪的一种权威的失落，如果我习惯于尊奉偶像的话，也可以说是偶像的坍塌。就在2001年5月28日那天晚上，我把手边金庸先生的作品烧掉了，其中射雕英雄传让我犹豫片刻，但最终我还是把它投进火中。当时的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神色冷漠地盯着火焰和飞灰，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不是焚烧这几本书，我是在焚烧着自己三十几年来的一部分希望与寄托；焚烧着自己三十几年成长中的一部分振奋的记忆；焚烧着我在真正的传统文化精神和金庸先生标榜的“优雅”文化传统之间的痛苦抉择。我知道，在那跳跃的火焰中，如果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彻底得到新生，那么我将烧掉自己三十几年来的归属与支撑。那火焰残酷地舔噬着我的心底，几乎让我失去思想的力量。
那个夜晚是那样的暗淡，至今想来犹自心寒，夜色让我倍感虚弱，我不知道火焰熄灭后我会怎么样，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因此让已近尾声的盛世狂澜逍遥剑夭折，至少我自己知道，我的逍遥剑是在金庸先生及其作品的感召下才动笔的。2000底我许下宏愿，要在一部武侠书中完成全新的英雄形象，塑造更为彻底的人本人格，书写真正现实主义的英雄心灵，完成金庸先生未竟之事，用实际的贡献表达自己对金庸先生的敬意。可是，金庸先生一番宏论让我难以措手足，我甚至丧失了将逍遥剑继续下去的心理依据。这休止一样的幻灭才是那个夜晚最可怕的记忆。
说来不难理解，三十几岁的人普遍对金庸先生别有着一番独特的感情，因为这些人十几岁的时候，正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渗透到大陆的年代。对一个充满尚武精神、向往侠义情怀、梦想着奇遇与自我解放的少年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就是真正激动人心的生活。就像张艺谋导演说得那样：英雄是每个少年人都曾经作过的梦。而金庸先生就在那个梦一样的年龄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瑰丽的英雄梦境。尽管那只是一个缺乏现实依据的梦境，但对那个自我意识、人格建设、思想形态、价值取向逐渐形成的年龄而言，其深远影响依然是难以量化、难以言说的，可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对这一代人有一种近乎精神启蒙一样的含义。
至少我就是如此，客观地讲，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不但启发了我对英雄主义的直观向往，而且还引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后者历史地看也许比前者更有意义，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我甚至一度把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当作正史来看，而且由于服膺金庸先生的精致才华，爱其文词之美，我甚至可以将他书中的回目标题全部诵记下来，特别是天龙八部。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像金庸先生那样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像金庸先生那样熟练地驾驭中国的文字，能像金庸先生那样彩笔信题，随意编织瑰丽的英雄梦境。
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我对传统文化兴趣的满足并未局限于金庸先生的作品。现在看来我真的不知道这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有时我也难免会设想，如果我甘心让自己陶醉于金庸先生编织的瑰丽梦境，也许就不会经历那休止一样的幻灭了。有时候我甚至绝望地期望着自己丝毫不了解传统文化，绝望地期望着自己丝毫不了解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丝毫不了解金庸先生，那样的话我也许也会像那个中山大学的施爱东教授那样，把对金庸先生的信任“滥觞”为一种崇拜，我也许会像施爱东先生一样继续徜徉于“重要的不是金庸说什么，而是那是金庸说的”之类令人触目惊心的狂想中。
遗憾的是，我不但早年身受金庸先生的濡染与影响，且其后不久还倍受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的感召，在伟大的理性传统面前，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作此惊人之想的，所以较之施爱东先生的颇有些喜气洋洋的“信仰”来，我的不幸境遇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吧？
诚然，随着认识水平逐渐提高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化理解，我对金庸先生其实早已抛开了施爱东先生那种狭隘荒谬的“信任”但是对金庸先生小说的魅力却仍是情难割舍。毋庸讳言，多年以来，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在经受了种种自以为是的、偏颇狭隘的、以正统文学传统自居的偏见的攻击与敌意之后，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今天的地位上。我想这首先应该是金庸先生的成就，其次才是武侠小说的成就。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说，让那些更多地是名曰不屑，实则不能的高高在上的创作者与批评家不得不尴尬地面对一个事实：文学作品从题材上讲是没有他们所谓的正统异端、高雅低俗之分的，作品的高雅低俗，借用金庸先生说到文字暴力时候的句势，实则就是作者自己的雅俗之分，是一个复杂的创作与接受心理的问题，决不是荒谬的题材决定论可以概括的。
因此，虽然越到后来我对金庸先生的作品情节与人物越发地不很满意，但是我仍然为金庸先生为武侠小说做出的贡献而心折，这一方面固然是自己早年成长痕迹的惰性，但相当一部分原因仍在于金庸先生作品迄今为止的空前势头以及广泛深远的社会效应。因此，王朔批判金庸先生时我是倾向金庸先生的；李敖说金庸先生伪善的时候我是倾向金庸先生的；甚至有人指出金庸先生在香港临时立法委的可悲表现的时候，我心里仍是倾向金庸先生的。虽然偶尔扪心自问，也不免觉得王朔、李敖等人的说法未见得全无根据，但是从感情上，我还是倾向金庸先生，因为毕竟，金庸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武侠小说赢得了应有的地位；毕竟是金庸先生启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毕竟金庸先生只是个小说作者，不是个道德家，也不是个政治家，只是个小说作者而已。
近几年来，我一向便这样以金庸先生的小说家身份在心里为别人对他的指责开脱。甚至当金庸先生一面在央视对笑傲江湖表示首肯，一面突然在地方媒体翻脸，公然指责央视版的笑傲江湖之时，我仍是以央视版笑傲江湖实在差劲为由谅解了金庸先生的人前背后两番说法的油滑作风。多年以来，只要有一线可能不指责金庸先生，我都会暗自毫不犹豫地为金庸先生开脱的。推敲起来，这也许是一种自恋倾向的下意识外化吧？毕竟金庸先生和他的作品寄托着我少年时代的些许梦想。不愿意接受别人对金庸先生的指责，或许便是我对早年此类心理痕迹的呵护吧？只有人的自我呵护才能让人那样软弱；也只有自我呵护的人才会在那样明显的事实面前表现的那样怯懦。
可是看了南方周末总902期（2001年5月24日版）头版的金庸vs文字暴力一文后，我却意识到我在内心深处为金庸先生构筑的防线彻底坍塌了，我知道，我必须从内心深处对金庸先生多年来给我的影响作以清算了。我必须在金庸先生标榜的所谓中国的“优雅”文化传统和我所理解的——当然是在很多有识之士的启发下理解的——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精神之间作一个抉择。其间，施爱东先生对金庸先生的非理性吹捧更让我坚定了最后的决心，我讨厌任何方式的造神游戏，我深深地意识到：为了我堪堪完稿的逍遥剑；为了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的尊严；也为了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的良心；更为了一个人本主义者的责任感，我想我必须放弃原有的软弱与怯懦了。
在那个专访中金庸先生表述了许多惊人的观点，比如欧化语言问题，比如文字暴力问题，比如“优雅”文化传统问题，比如历史小说问题，再比如对当代文坛一些作者的评点指摘，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想不到一个人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居然涉及了这么多问题，并且流露出这么多的荒谬之处。一想到这些荒谬之处决非金庸先生一时兴起所至，而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我就越发地对自己此前的软弱与怯懦深感汗颜。
至此，或许有人会问，就算一个人的见识荒谬到了极处，又何至于竟然到了要焚其书的地步呢？这样的因人废言是否有些偏颇呢？对此我不能否认，人是感情的动物，有动于衷，必摇其精，所以人在判断的时候总难以避免自己立场的局限，我的下述判断也像人类的其他判断一样，难脱一偏之见的窠臼，偏见并不可怕（或者说就算可怕我们也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我们的见解偏向哪里。具体到我和金庸先生的分歧中便是偏向“优雅”还是刚健的立场问题（后面我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至于忍痛焚烧金庸先生的作品，倒不完全是出于见解上的分歧，部分原因还在于厌恶金庸先生在评价王朔作品时表现出的矫揉造作与故作姿态，进而鄙其流品的愤激之举（这一点在后文中我也将详细论及）。焚烧作品固然难免过激，但如果作为一个鲜明的态度，至少总强于金庸先生评价王朔时的忸怩作态与吞吐遮掩吧？
行文至此，我忽然发觉我的泛泛之论太多了，难免让读到这里仍不知详情的人狐疑，所以接下来的文字，我就站在与金庸先生不同的立场上，试对其在专访中表达的几点谬见略作剖析，再就金庸先生评价王朔时的故作姿态说一说我的看法。
二、关于欧化语言
在专访中，金庸先生谈到自己创作中的语言风格，旗帜鲜明地强调了自己固守传统语言的本位立场，并着意抨击了所谓的“欧化语言”表现出的偏狭、僵化、封闭以及其语言发展观的不成熟实在是不容人不见。
专访中金庸先生是这样说的：“我这个白话文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不要欧化。用中国的文法，用中国的传统文字来写。我是绝对避免欧化在小说中出现的，现在的很多人写文章好像是用英文的文法来写的。用中国的文字写的西洋语言，这个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字，所以我看不懂，他讲的不是中国话。”
在另一处涉及当代文坛作家的地方，金庸先生一改向来的敦厚型格——在公开表达了对央视版笑傲江湖的不满之后，金庸先生似乎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自己的敦厚型格了——不惜对确定的个人极尽轻蔑与不以为然，以便再一次重申自己反对欧化语言的立场。在被问到朱文的作品时，金庸先生直言不讳地说：“朱文，我看过，写得很新潮，很前卫的，我看了一下，不大看得下去，我觉得他在文字上文风结构不像中国话，比较欧化一些。欧化的文字我情愿去看英语法语，不用去看中国人写的了。”
在这两段话里，金庸先生充分体现了孔子当年断然弃绝的“意必固我”等弱点，实在是不堪斟酌。其“意”表现为毫无根据地把非欧化臆想成汉语传统的标志；其“必”表现为将中国话混淆于中国传统文字的粗暴逻辑；其“固”表现为以英语法语比附欧化语言之“荒谬”的偏狭立场；其“我”表现为对不懂的事物不是报以如何看懂的谦逊立场，却贸然指责别人不是中国话的嚣张跋扈。有此四陋，我虽然从感情上仍对金庸先生有些难以割舍，但是也实在没有理由为其谬见张本了。
其实偏狭也好，僵化也好，封闭也好，归根到底都只是语言发展观的问题，也就是说都是金庸先生对语言的谬见导致的。任何人如果从观念上发生讹误，都难免会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我们就从语言发展观上作些尝试性的探讨吧。
语言是文化整合的最主要的手段，同时也是文化整合的最直观的结果。语言的发展便是文化发展的一种直观体现。只要文化整合没有停歇，语言的演化发展就不会停歇。所以金庸先生标榜的语言的纯洁性在语言发展的脉络中其实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就连金庸先生情愿去看的英语和法语，严格说来又何尝有金庸先生热衷的纯洁性？
金庸先生一再强调传统的汉语，但是金庸先生恐怕是忘记了传统的汉语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尽管金庸先生就汉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他也许从没想过汉语形成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多重融合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说的汉语传统至少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融合历程，这五次融合都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文化融合与政治碰撞，随便翻开一本系统的语言方面的书籍，我们就能找到这样的表述。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欧化语言的问题。欧化语言是近代的产物，是两种对等的文明的对话碰撞的结果，从现实角度讲，我们汉文化也许还处于相对的劣势，因此语言欧化实则是一种亚文化侵略的结果，它对汉语本位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甚至涉及意识形态与日常思维，这也是上个世纪以来汉文化乃至于汉语面临的一次考验。历史地看，今天的汉语所以俨然保持着金庸先生臆想的纯洁性，是因为历次的碰撞与整合都因为汉文化的绝对优势而变成局部的或者全方位的兼容，这样的语言整合同金庸先生警惕的欧化方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上只有一次文化整合与语言融合可以与现今的语言欧化相比较，那就是肇端于两千余年前的佛教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
佛教文化的大规模走向汉文化，始于魏晋以降，当时中国北方正在五胡蹂躏之下，文化整合在刀剑血火之间艰难进行，正是在那患难横流的年代，佛教文化大规模走入了中国。历史证明，五胡的语言因为其母语已经难以考证，因此它们对汉语的影响以及汉语对它们的兼容已经无从说起了，但是佛教文化作为与汉文化相对平等的文化，不但对汉语施加了影响，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命脉，因此它对汉语的影响才显得特别突出。
仔细考察汉语言，其中不为人留意的佛教痕迹多得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撰的俗语佛源一书，广涉博引，钩沉发微，为我们展示了佛教文化对汉语的深刻影响。这本书在各地图书馆都可以查到，我就不赘述了。不过我倒是一直在想，如果两千余年前的那些说汉语的前辈像金庸先生拒绝欧化语言一样坚决地拒绝“佛化”语言，那么今天我们的汉语也许将面目全非了，至少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生的金庸先生也许便不会被人称为导师了，因为导师一词最早就见于佛经，如百喻经？杀商主祀天喻的“入大海之法，要需导师，然后可去。” 今天沿用的导师称谓正是“佛化”语言对汉语的显著影响之一例。
上个世纪初的欧化语言，从形式上与本质上讲与当年的“佛化”语言都有一定的相近之处。欧洲文化和佛教文化相对于汉文化都是相对平等的文化，因此欧洲语言和佛教语言一样，在碰撞与整合中都能保持自己的语言命脉，形成相对独立的态势，因此这类碰撞与整合对汉文化形成的压力也是相当明确的，而且，欧洲文化由于从经济上政治上全方位地对汉文化形成冲击，而不是像佛教文化那样只是从观念上、理论上和话语上形成冲击，因此带给汉文化的压迫要更加直观、更加紧迫一些。因此人们的反响也相对更强烈些。
当然，文化整合和语言融合作为一种常态历史趋势，是不以任何具体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常态历史趋势更不会像施爱东先生那样“尊重”金庸先生的意见，因为文化整合与语言融合是在文化碰撞与交流中自然、自发地发生着的，如果违逆这种趋势，虽然可以象刑天舞干戚般地悲壮，但总难免让人觉得有些许螳臂挡巨轮的滑稽。
不管人们接受与否，欧化语言已经是一种确实存在的语言现象，叶蜚声、徐通锵合著的语言学纲要一书中就曾说到欧化问题：“所谓的欧化格式都是在汉语句法结构许可的范围内作了一些调整，不涉及结构规则本身的改变。”可见一些专业领域的语言学家对“欧化语言”的认识要比金庸先生冷静理智得多。欧化也许声势宏大一些，但绝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汉语的纯洁性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佛化”趋势等破坏了，而且金庸先生也没有因此觉得早已不纯洁的传统汉语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金庸先生所谓“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中的世界就是当初“佛化”语言的产物）而今又何必多此一举地把欧化搬出来指责别人的文风呢？
当然，我还是赞赏金庸先生这种反潮流而动的魄力与勇气的，这种魄力与勇气在金庸先生这样精明的人身上显得尤其难能可贵，金庸先生的决不使用“欧化”语言也许会像当年钱基博老先生拒不接受白话文一样成为历史上最荒谬也最感人的一幕，但是金庸先生也许走上了和钱基博老人一样偏颇的道路：从本分的角度讲，一个人拥有的权利只限于选择自己的语言方式，他永远不能将这种权限滥觞于指责乃至否定别人的语言方式。虽然这句话从结构上看可能有些欧化倾向，但是相信金庸先生一定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因为我坚信，金庸先生的看不懂欧化汉语，其实只是一些表达方式上的惯性，善于不直接说出观点的“优雅”遗习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想在很高的姿态上充分表示对欧化语言的不以为然，而自己又尽可能不失去可贵的风度，绝不是当真看不懂所谓的欧化语言。这是金庸先生热衷的“优雅”文化传统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惯用手法，在后面关于“优雅”的章节，我们还要详细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在此就不赘述了。
况且，语言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现代传媒与种种信息手段使得语言的碰撞与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概念，一千年前需要百年才能实现的语言变化现象，在现今时代也许几天之内就可以通过某种词语风暴的方式突现出来，不可否认，现代语言交流更加充分，碰撞更为频繁，整合也更为迅速，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以前的中国话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作为语言流变的一个单位载体，我们永远也不能预见语言从今天到明天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我们只能决定自己使用什么语言，只能确立自己的语言风格，但却永远也没有资格说什么语言是中国话，什么语言不是中国话，金庸先生作为语言流变中的一个相对来讲较大的单位载体，当然也没有资格作这类断言，不知道金庸先生以为然否？
我这样说绝没有为欧化语言张本的意思，坦率地讲对有些片面追求欧化风格，连篇累牍不知所云的文字我也深感头疼，我这样说只是不敢苟同金庸先生僵化、封闭、偏狭、自以为是的语言观而已。至于我个人，实在谈不上什么语言观，如果勉强称之曰有所谓的语言观，也是相当庸俗、相当功利的语言观，甚至比当年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还要庸俗功利。我一向以为语言首先是一种工具，因此只要能确切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造成理解上的显著障碍，就可以尝试着运用，至于是否欧化，是否影响汉语的纯洁性，却不是我辈俗人能顾及的了。（请注意，我上面这段的写法也是“优雅”文化传统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惯用手法之一，现在使用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中间的分寸与方向，以助于后文中我们进一步解析金庸先生的表达方式。）
三、关于文字暴力
在谈到文字暴力的时候，金庸先生表现得态度更为强硬，他强调指出：“这个（指文字暴力）是‘文革’时候传下来的一种不好的后遗症。文字暴力不单单是文字的暴力而已，这反映了中国‘优雅’的优美的文化传统在一些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这反映了他内心的暴力，放弃了‘优雅’的文化。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这种倾向‘文革’之前也有，但是‘文革’以来全国性都这样了。经过‘文革’以后，大家普遍化了，全世界都讲粗口，这个文字暴力表现出来就不以为耻了。文字暴力还是反映一个人人格卑下。”
继而金庸先生又谈到：“‘文革’以后把可耻的事情变成不可耻的了。这是违背中国的“优雅”传统的。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现在变成我们口头语了。”
虽然金庸先生谈话中自始至终没有对文字暴力作明确的界定，但可笑的是，任何人都不难看出，整个谈话中却洋溢着对文字暴力的特别明确的不以为然。仔细推敲起来，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无的放矢的“vs”不免让人想起唐诘诃德在客栈挥舞破剑决战隐形魔鬼的场面。不同的是，疯狂的唐诘诃德是切实感受到隐形魔鬼的威胁才拔剑攻击的，而理智“优雅”的金庸先生应该是切身遭受了所谓文字暴力的攻击，才会像唐诘诃德莫名其妙地“vs”隐形魔鬼一样，莫测高深地“vs”不知确指的文字暴力吧？从金庸先生执意不明确界定文字暴力的内涵的姿态，到他悍然断言“文字暴力还是反映一个人人格卑下”的情绪看来，这个猜测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我们不能将一次批评局限于各种揣测与臆断之中，真正的批评必将要求真正切实的依据，下面我们就金庸先生两番话中的几点作些尝试性的探讨：
仔细玩味一下金庸先生的话（由于金庸先生没有界定文字暴力的含义，因此我们只能自己仔细玩味金庸先生的话以求有所体会），我们不得不暗自赞叹，金庸先生不愧为文革年间香港大报的社评高手，出手便给现今所谓的文字暴力扣上了“文革”这顶帽子，这样一来，不但把人们的理解悄悄地引入一些不很愉快的联想，还可以把空间范围局限于大陆，并在年龄上将所谓文字暴力的多发群体限制在与王朔年龄相仿的上下几代人中（这里我提到王朔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因为后面金庸先生谈到了王朔，在此我绝没有影射金庸先生文字暴力指的是王朔的暗示含意，希望读者在这里不要做不必要的联想）。这般谈言微中、举重若轻、不着皮相，意在象外的春秋笔法虽然不及当年的信手纵笔，快其胸臆的凌厉，但也别有一番老成沉稳的威力。
如果所谓的文字暴力果然如金庸先生所说是文革的结果，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了，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实显然不能像施爱东先生那样在意乃至迁就金庸先生的话，因此金庸先生的所谓文字暴力源于文革的说法也只能是一种时文写作中为自己论点张势的方便法门了。下面我们就详细探讨一下文字暴力的问题，由于金庸先生羞答答地拒不界定文字暴力的含义，我们只能就专访中他的前言后语聊作推测。
所谓的文字暴力，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应该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从选材上到语言上多有溢出常规之处，以惊世骇俗的风格出人仪表，并对文学风格形成强烈冲击与深远影响；其二是行文之际涉及粗口，有谩骂与人身攻击之嫌，以简单直接的粗鲁方式——用金庸先生的话说就是不“优雅”的方式——表达主观。
第一种情形往往在一个时期形成文坛的另类态势，进而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形成革命性的效果，劳伦斯、纳波科夫、惠特曼、艾略特等均是这类人物，他们的文字在一段时期里也的确被视为“文字暴力”因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强暴了传统文学的舒适惬意的惯性。但是后文中金庸先生断言贾平凹的废都不是文字暴力，尽管贾平凹废都中荒唐粗俗的笔触与劳伦斯等人难以比拟，但是我们仍可以从金庸先生的判断中了解到：他所谓的文字暴力显然不是这一种。
那么金庸先生文字暴力的所指应该近似于第二种了，也就是那些行文之际涉及粗口，有谩骂与人身攻击之嫌的不“优雅”的文字，而且金庸先生文中也几次提到讲粗口的问题。可是不知道金庸先生是否注意到，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谩骂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不管鲁迅先生的话是否有道理，像这样粗鲁直白、肆无忌惮的措辞自然是粗口无疑了，而鲁迅先生所谓“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说法更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文字暴力了，还有鲁迅先生的无数“匕首投枪”都难免于文字暴力之嫌，可是鲁迅先生死于文革开始前三十年，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文革的恶劣影响的。而且尽管鲁迅先生人格未见得高尚，但若说他的人格与其论敌相比有何卑下之处，从史料上看也找不到恰当的证据。可见金庸先生不“优雅”的文字暴力的论述是相当草率片面的。
当然，由于金庸先生只是说到某些人不是文字暴力，并没有说到谁是文字暴力，所以或许金庸先生心下是将鲁迅先生视为文字暴力的也未可知，那样的话，虽然我对鲁迅先生的信任远不及施爱东先生对金庸先生的信任，但是在金庸先生眼里，我的这种信任恐怕也难免于是文革恶劣影响的直接结果吧？毕竟，鲁迅先生是文革期间极个别的没有受到冲击的作者作品之一。但是鲁迅先生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可喜的进展：就是所谓的文字暴力源于文革纯粹是金庸先生一时兴起的方便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鉴于此，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跨过鲁迅先生，向更远的传统中搜寻“暴力文字”的身影，这一方面恰好迎合金庸先生好言传统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趁此机会推敲一下，看看历史上那些不“优雅”的文风是否真的像金庸先生指责的那样体现了为文者的卑下人格。
随便浏览一下文学史，中国文学传统中其实是不乏金庸先生深恶痛绝的所谓文字暴力的，可以被金庸先生目之为人格卑下的作者几乎俯拾即是，其中甚至囊括了相当一部分丰碑般的伟大作者，这些作者本身就构成了金庸先生所热衷谈论的传统，只不过它们构成的传统未必是金庸先生热衷的“优雅”传统罢了：
诗经？小雅？巷伯说：“彼谗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班固在论及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时候，曾比之为巷伯，可见是颇为推重的，但是这样的恶意诅咒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远谈不上“优雅”了，所以在金庸先生眼里，这位“既陷极邢，幽而发愤”的“寺人孟子”也该算是人格卑下之流吧？只是恐怕金庸先生也说不清，一个人格卑下之流是怎样被谗人构陷而身遭宫刑的？如果是倾轧失利的结果，这个孟子又何必这样痛心切齿呢？
至于“狂童之狂也且”等恐怕更是不敢入金庸先生的“优雅”之眼了吧？仔细说起来，诗经中这样的文字暴力还有很多，但是因为作者大多不详，难以断定其人格是否卑下，所以就不一一列举了。
楚辞？离骚说：“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污秽”实在不能算是“优雅”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则更近乎文字暴力了，可是难道金庸先生能断言，像这样的不“优雅”的文字也体现了屈原人格的卑下吗？
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愤懑之情，跃然纸上，真切生动，实在是无暇顾及“优雅”的，至于伯夷列传的寄意深远，游侠列传序的平铺直论，虽然不曾语涉谩骂，但直白透彻，愤激雄浑，实在也谈不上“优雅”在金庸先生看来，这类公然背离“优雅”原则，而且几近乎“怨谤”的文字应该也是暴力文字吧？可是难道金庸先生敢说司马迁的人格也是卑下的吗？
汉代乐府中“优雅”的文字更是少见，乐府多采自民间，想来民间歌手也不耐烦用什么“优雅”的格式装点自己的脸面以赢得“优雅”人士的青睐吧？但这些民间歌手大多姓名不传，我们也难以断定他们人品究竟怎样，所以只有像诗经中的同类作品一样割爱了。
汉魏两晋，士风狂荡“优雅”者流日稀，文字暴力却日渐其多，陈孔璋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铺张扬厉，使人读之如芒在背，决非“优雅”之作，实有暴力之嫌；祢正平当堂谩骂，目中无人，行文作赋，恣意纵笔，亦非“优雅”之士，实乃暴力之辈；嵇中散与山巨源绝交书文词泼辣，嬉笑怒骂，无视山涛规劝，已经超出文词的说项，而突现为狂暴不逊的性情，实乃暴力文字之极者；刘伯伦以天地为屋宇，以酒性为德力，粗鲁质朴“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更是由文而人的暴力之一例。但是金庸先生也许可以说这些人没有自己精明识时务，不知道与时俱化，可是金庸先生能说这几个人人格卑下吗？
唐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骅骝拳踞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出语狂野背情，信口恣意“优雅”固然已经远谈不上，恐怕在金庸先生所谓文字暴力的方向上，这样的快人快语也是难以想象的吧？金庸先生固然也可以坚持说李白是文字暴力，但是就算别人说李白的人格卑下，金庸先生会相信吗？
唐杜甫天末怀李白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悲切自然，痛心疾首，全没有修饰性的“优雅”之风；戏为六绝句中“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更近乎谩骂，这类文字直率粗鲁，全不含蓄，而且以魑魅、尔曹名之，显然都应该算作金庸先生痛斥的背离“优雅”传统的文字暴力之列，但是无论从成就上、影响上还是从生平上看，金庸先生说杜甫的人格卑下恐怕都有些牵强吧？
至于唐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虽然仍是封建制度，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较之唐以前有了迅猛的发展，文学传统的市侩气也要浓于前代，背离“优雅”传统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限于篇幅和本文性质，在此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面这些人物大多是文学史上的扛鼎人物，其中像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金庸先生在现世的成就并不见得可以和这些人的历史成就相媲美。眼下我所以有勇气以后学身份vs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攻击，正是在这些历史地看应该比金庸先生更有影响、也更伟大的人身上获得的信心，毕竟，我只是与金庸先生相比算个后学，可是站在屈原、李白、杜甫面前，我和金庸先生很可能连做个后学的资格都没有，在他们面前，我和金庸先生几乎是平等的。孔子是主张当仁不让的，现今的题目还谈不到“仁”的问题，但是在伟大的文化传统面前，任何谦让忍退都将是矫情的虚饰或成就己德的人天小果，都将是对历史、对文化传统的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入于“优雅”传统一脉，对我而言恐怕也是注定了的。
这几个简单的例子至少告诉我们：有暴力倾向的文字风格——严格说来应该是不优雅的文风——并不能如金庸先生所愿的那样，体现了一个人的人格之卑下。恰恰相反，这些事例几乎都是通过反优雅的风格实现了对平常人格的超越，也就是说，是文字暴力这种坦率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体现的坚决态度，生动地突现了寺人孟子、屈原、司马迁、嵇康、李白、杜甫等人的高尚品行，在这里，文字暴力恰恰表现了这些作者决不向卑下情操妥协的高尚人格，不知道金庸先生以及“信仰”金庸先生的施爱东等意下如何。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这些例子不够全面，或者不够有典型性，因此也不具备代表性。但是我想，我这几个例子总还是比金庸先生无的放矢的泛论要更具体些吧？况且虽然我前文说的的确只是一些特例，但我并不是想说明文字暴力本身一定体现了作者高尚的人格，我只是想告诉金庸先生：正是这样一些特例告诉我们，文字暴力并不就一定如金庸先生臆想的那样，意味着作者人格的卑下。如果在这一点上可以达成共识，相信金庸先生抡向文字暴力的大棒就可以暂时放下了。
其实理论上讲，对一个真诚的作者来说，文字暴力往往是绝难彻底避免的（严格说来，金庸先生浓笔重彩丑化东方不败，一定程度上也有文字暴力之嫌），因为所谓的暴力倾向是人之心理结构中的一个非常态因素（在心理学方面就有很多专著论及暴力倾向），所谓的教化与修养很难根除人心中的这种冲动。而文字暴力，作为心理能量凭借文字方式外化的一种特例。当然是作者内心暴力倾向的产物，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人的文字是构筑在别人的心理冲动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荒谬的不是金庸先生“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的判断，而是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想当然的、未经斟酌的、纯粹建构在自身感受而非自身判断之上的偏见。
我想，鲁迅先生的话更可以有力地反驳金庸先生的偏见：“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我想如果文字暴力说的竟是事实的话，就算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体现了作者人格之卑下，至少总比巧言令色、文过饰非的虚伪与矫情要强得多吧？当然，一定也比为了一己的得失计较，卖弄聪明、遮蔽事实的信口雌黄强得多吧？
所以文字暴力并不可怕，也不一定便可耻，至少不是最可怕的、最可耻的，更可怕的是那些虚伪的、功利的、不负责任的、忸怩作态的种种姿态；更可耻的是那些本来攻击别人却又不正面冲突的暗箭与飞刀。虚伪矫情在真诚面前——哪怕是粗野的真诚面前永远都没有资格诩为美德。
四、关于“优雅”的文化传统
行文至此大家也许注意到了，我在说“优雅”的时候坚持加上引号，这一方面固然是我对“优雅”传统的提法十分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词看似平常，但却透着别样的古怪，着实让人费解。
以我之陋见，实在不记得什么地方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优雅”的，但是既然金庸先生提到“优雅”而且一如既往地没有界定其含义，为了确定其精确含义，我查遍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词源，但是都没有找到关于“优雅”一词的解释，换句话说，就是这三本词书中根本就没有“优雅”这个词。坦率地讲这个发现可不能让人满意，既然“优雅”在金庸先生那里是一种传统，那么至少词源当中应该有所体现，涉及传统的大部分概念在词源中都可以见到，有些混事的“学者”甚至用词源为古代诗文做注，足见词源之于汉语传统的重要性与权威性。现在金庸先生用以形容传统的词汇居然在词源中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就难免让我们如堕茫雾，不清楚金庸先生所谓的“优雅”传统与中国文化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但是，为了把讨论进一步深化下去，我们就只能按照一般的构词规律揣测金庸先生所谓“优雅”的含义了。考察“优”的几种含义，符合金庸先生“优雅”本意的，应该是优越或优美这两个含义，而“雅”自然应该作“高尚的，不粗俗的”解，这样一来“优雅”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优美而高尚的、不粗俗的；一是优越而高尚的、不粗俗的。（唉！这种在工具书中找不到的“传统汉语”真正理解起来其实并不比“欧化”语言轻松。）
在我看来，优美和优越都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真精神，倒不在于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缺陷，而是这两个概念一旦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兼容便会生出许多荒谬的含义，比如优越，一旦参与了人的主观能动，就难免流露出高人一等的自大倾向，而优美若是介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些搔首弄姿的矫揉造作，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以为是和矫揉造作都是和文化动力、文化内核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甚至是完全相左的东西。可是文化不是非人格的自然，严格说来，文化是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没有人的能动参与，文化实在是毫无意义，因此与人之能动性缺乏必要的兼容性，就很难成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所以我认为用“优雅”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很不合适的。
此前，我们只是从词义上简单剖析了一下“优雅”文化的含义，下面我们再立足历史斟酌一下所谓的“优雅”文化的合理性问题。其间我要谈到自己对所谓“优雅”文化传统的个人看法，只是一些概括总结而已，并没有丝毫影射金庸先生的意思，除了文字之外，我对金庸先生缺乏基本了解，因此实在也谈不上影射，只是就事论事，希望读者至此不要有什么不良的联想乃至误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仅就“优雅”文化作些意会的话，在中国传统中应该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潜流，他们几乎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个环节之中，像影子一样与时进退，但他们的形象淡漠不是因为谦逊，而是因为个性苍白，见义不为的缩头性情使然。
他们往往是一些散淡超然、卓然出群、青春作赋，拈韵玩诗的有闲者，既不必为生计所累，又不堪为世事牵绊，可以自由自在地懒散于文化熏陶当中，尽情享受文化流传下来的种种闲适高雅的成果。
他们更多是享受文化成果，而且涉猎极广，无微不至。比如什么样的砚台更精致；什么样的茶壶更有味道；什么样的谈吐更像个高人一等的有教养的人；什么样的围棋子手感更好，这些都是他们关注钻研的文化题目。当然偶尔兴之所至，他们也略事劳作，为文化作些对文化而言可有可无但从自身来讲难能可贵的贡献，而这些贡献的主要目的仍是贯彻自己的文化品位，将自己的生活进一步“优雅”化。
他们也吟诵诗歌，但大多是为了赏玩风月；他们也信笔成文，但大多是为了炫耀机智和情趣；他们也谈玄论理，但大多是为了活动智力填充寂寞；他们也埋首读书，但大多是为了丰富知识以建设更“优雅”的品位。
他们甚至也会写一些真实感受，但是由于生活乏味，心灵苍白，因此就像无根的飘萍一样摇摆，总是写不出丰满生动、真切活泼的东西来；他们偶尔也许会俨然很有成就，但是却终究经不住严格的推敲。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独特的角度和立场：在人物臧否上，他们倾向于看一个人的文化品位，但最终往往庸俗地沦落到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倾向于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当然前提是不能冲击他们的“优雅”本位；在社会定位上，他们倾向于谦逊和低调，但是又难免经常觉得自己的“优雅”先验地有着优越的含义；在实际生活中，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崇尚消费、注重奢侈、追求安逸，彻底贯彻被曲解的“乐感”文化传统。
他们的“优雅”不是内质而外文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名似简单，实则需要人的大毅力、大勇气才能贯彻，追求安逸的他们是承担不起那样的锤炼的，因此，他们的“优雅”更多地是一种刻意量化的修饰与点缀，而修饰和点缀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通过优美的行为范式实现高人一等的优越。
他们既没有社会责任感，又缺乏历史使命感，尽管他们的才能可能相当大，但他们肯为“优雅”之外的东西付出的努力却相当小，因此他们的才能往往成了炫耀门楣的浩荡声势。
他们生生世世只思索取，不知奉献，几乎没有敬业精神，总是鼓吹闲散的生活态度。林语堂修改的龟兔赛跑正是他们的写照，在林语堂笔下，兔子一路游山玩水，兴致之高几乎忘了赛跑之事，仅仅因为他跑步的能力强于乌龟，而且恰巧跑对了方向，便先乌龟到了终点。不同的是，他们跑到终点后很少承认还有运气帮助他们刚好跑对了方向，相比之下，他们一般更习惯于说自己比别人聪明。他们就是在这些一相情愿的自我陶醉中寻求能力上升的心理满足的。
他们很少甚至从不恶言向人，那样不符合他们的“优雅”追求，但是他们并不是从不向人表达恶意。由于敏感而有品位，他们都能熟练掌握一些极具暗示性的方式，这种暗示性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攻击某个人，但是又不着痕迹，不动声色，往往让被攻击者空受屈辱，难以辩说，如果恰恰又不敢触及那些“优雅”的装饰，那就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他们不喜欢任何直率透彻的方式，而总是追求简约曲折的“领悟与点化”在最尖锐的场合也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冲突有伤“优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缺乏正面冲突的勇气与魄力，他们更喜欢营造所谓的“势”来困扰对手，并用近于狡猾的围而不打的超然为自己的怯懦寻求理由。并且，正是由于怯懦狡猾，他们常常朋比勾结，以利张势，以势欺人。当然有时候他们也高标出世，以隐迹养望，以便在“优雅”一族中秀出侪辈。因此，礼教杀人多是他们所为，而孔子所谓“德之贼也”正是乃辈。
他们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像影子一样托庇于传统文化的荫下。板荡喧嚣、狂澜既倒的时候，他们总是若无其事地像是根本不存在一样一声不响；歌舞升平、大厦将倾的时候，却总是他们尽情徜徉于传统文化构成的沉甸甸的浓郁氛围中。
他们是文化发展脉络中的赘肉，虽然也承载着文化发展的遗传信息，但是在文化运作中既没有甘于奉献的才智，更缺乏可资触动的活力。除了保存着文化“dna”之外，他们在文化生命运动中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有时还会成为文化强运动中的累赘，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立场时或会跳出来徒劳地试图阻挠文化发展的进程。
他们很少关心“优雅”之外的问题，因此显得对人以及人所参与的种种活动十分冷漠，这一方面固然是对“优雅”的偏执导致的，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由于他们常年玩味文化成果，因此性情日趋敏感，又在自身之外难以找到相应的参照介入事务，因此才不得不报以冷漠，究其本质，更多的时候倒是因为没有能力不冷漠，常年龟缩在文化的“优雅”氛围中，他们往往丧失了热情的能力。
他们的形象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从社会意义上讲，他们是窃取优越感的边缘人；从历史意义上讲，他们是举止“优雅”的寄生者。之所以说他们窃取优越感，是因为他们不想从人格建设上付出切实的努力，就试图先验地以为自己仅凭借所谓“优雅”便可以高人一等；之所以说他们是寄生者，是因为他们很少想要做出什么贡献便世世代代心安理得地享受文化成果，而且以享受文化作为自己优越于别人的依据，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寄生逻辑。
上述就是我对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的基本看法，不可否认，虽然是否该名之为“优雅”尚属疑问，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潜流毕竟一直存在着。或许有人会觉得我上面的描述失之偏颇，事实或许的确如此，正如我前文说的那样：“偏见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的见解偏向哪里。”我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优雅”文化的提法的。
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面对文化时的两种观念、两种方向、两种立场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的话：“早期的文化将变成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灰土。”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是仅仅满足于拨灰弄瓦，还是在必要的拨灰弄瓦之后力图理解文化的真正精神内核？这不只是金庸先生，更不只是我，而是每个热爱传统文化、或者热衷于谈论传统文化的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所以认为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是满足于拨灰弄瓦的消遣，除了前面说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优雅”的修饰性，任何修饰性的东西相对来讲都不是根本性的东西，而只能附着于更为质朴的东西以便体现作用。那些不够质朴的东西永远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发展的主流“优雅”自然属于这类不够质朴的修饰性的东西。
而所谓的修饰性的东西，无非孔子所谓“文胜于质”者。而文胜于质，轻者浮华不实，关乎作风；重者浮夸虚伪，关乎品行，实在是不可不察的。一个人只有内涵不足以显示其修养的时候才会借助修饰性的东西来装点粉饰。“优雅”作为一个更多地用来形容言行举止的词汇，想来更多地只能对一个人起到装点粉饰作用吧？
为了进一步说明“优雅”与传统文化精神无关，我们不妨就几个点简单审视一下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以及根本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简单说来可以分为儒、道、释三个部分，从源流上讲，这三者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从根本上讲，儒、道、释三家其实无一是倾向“优雅”的。
儒家自不待言，从易经弘扬的“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中；从孔子贯彻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不可及之“愚”中；从孟子鼓吹的“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中，我们丝毫找不到“优雅”的影子。恰恰相反，我们倒是随处可见那些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主旋律此起彼伏地回荡着。
道家以守拙避世为先，以全德养生为务，相形之下，更容易流入“优雅”者流的窠臼，但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有冲天气魄；而“其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更有一往情深的韵致，与“优雅”决不相类。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自然不够“优雅”至于视曹商求官为舔痔（列御寇），比惠施专权为嗜食腐鼠（秋水），在金庸先生之“优雅”视听看来，已经可以算是“文字暴力”了吧？从老庄身上，我们实在也看不出金庸先生强调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的痕迹。
佛家虽然主张辞家出世，但却也是强调勇猛精进的，精进波罗密便是六波罗密之一，历代大德，不乏舍身求法之人。至于“一片身心铁打成”“只这一点无明火，炼出人间大丈夫”等虽然出语平实，却更可见其绝无自我呵护的勇毅坚强。
通过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回顾，我们发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道、释三家，都是不讲究什么“优雅”文化的，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所谓的“优雅”在文化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是没有什么地位与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词源没有理会“优雅”一词似乎也是不无道理的。
传统文化，浩浩乎绵延数千年，自然是真切平实地一步步走到今天，任何浮躁花哨的、矫揉造作的、华而不实的以及名不副实的因素都不可能成为其根本动力。因此“优雅”这种作风——我们称之为作风其实更合适些——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
当然，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优雅”之士充斥于通常的文化氛围中，因此大多数时候都显得像是“优雅”传统才是文化的主流似的，而且经常粉墨登场畅谈文化的也大多是一些“优雅”之士。因此很多时候仿佛文化传统真的是“优雅”的一样。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每当民族乃至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难的时刻，这些“优雅”之士会特别“优雅”地把位置让出来的。正所谓“疾风知劲草”“优雅”的生活腐蚀了“优雅”之士的心志，他们绝对没有主动牺牲“优雅”的决心和勇气，更不会为了“优雅”之外的事物作任何牺牲，而文化传承的重担永远不会落在那些不肯为文化传承做出牺牲的人身上的。
就像我前文中说的那样“优雅”之士只是存活于文化传统中的寄生者，寄生者只能苟活在传统的余荫中，他们永远也不能构成对文化的致命伤害。对现实而言他们或许是声势浩大数目众多的，但是对历史而言，他们永远是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
五、关于王朔和贾平凹
相当一个时期里，除了不断受到那些以正统文学自居的道学们的忸怩作态的不屑一顾外，金庸先生在大陆其实没有遭遇严厉尖锐的批评，可以说王朔对金庸先生的批判是最尖锐、最强烈、也最决然的，那次批判几年前曾经是倍受瞩目的文化热点，直到今日仍是余波犹在，常常被人提起。也许正因为此“优雅”的金庸先生在谈到王朔的作品的时候，才一改谈话中的恣意信口，显得特别的慎重，他是这样说的：“王朔的我看过一本盗主（记者注：大概是指顽主）。他反映北京街头青年的心态，对这些人我没有接触过，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看过就算了，也没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语言，有些话我也不懂，京味特别重，讲的京油子的话，地方色彩特别重。”
其间除了将王朔的顽主说成盗主颇为可疑之外，整个这番话几乎就像什么也没说一样清白简练。比起王朔曾经对金庸先生展开的口诛笔伐来，金庸先生的这个态度实在是像个天使一样地纯洁空洞，更像个天使一样地单纯无辜。但是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推敲，好在金庸先生并不只是说了这样一番话，金庸先生还说了别的意见，一个人只就一件事儿发表意见时可以滴水不漏，但一个人同时对许多事儿发表意见时，想要滴水不漏就显得很困难了。下面我们就对金庸先生的若干态度深入分析一下，以便在金庸先生“优雅”的修饰下面尽量把握其真诚的内核。
分析之前，有一点我需要解释一下。我所以说金庸先生将王朔的顽主说成盗主颇为可疑，是因为我不是很相信金庸先生会如此健忘，竟然连一个普通的书名都记不准，特别是这本书是一个曾经用“文字暴力”——从“优雅”与否的角度讲，王朔的确堪称“文字暴力”——攻击过他的书的人写的。我的这份疑虑说来复杂，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用装作忘记某人的名字之类的姿态表示对他的充分蔑视，这也是所谓“优雅”的传统表达自己的敌意的一种常用手段。当然，我并不是说金庸先生说错书名是故作姿态以表示对王朔的蔑视，我只是怀疑有这种可能性。相信金庸先生也不会否认，即便只是千分之一的概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金庸先生对王朔作品的态度，从字面上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似乎没什么可探讨的，充其量只能说明金庸先生对王朔的兴趣不大，态度也比较冷淡，而且隐然有些不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的意思。而这些在两人过去的纠葛中衡量，特别是与王朔对金庸先生的批判相比，简直可以算是敦厚之至了。
谈话中金庸先生说的十分保守，也十分中正，既没有不屑一顾的轻佻，也没有恣意指摘的放纵。令人惊讶的是金庸先生在谈及别的作家的时候却表现的既有些轻佻，又有些放纵，可见金庸先生在王朔问题上的克制态度并不是其涵养功夫的结果，而应该是另有深意。
但是像金庸先生这样的崇尚“优雅”传统的人，我是怀疑他的言论行为应该是被“优雅”传统修饰过的，所以仅仅看他的支离破碎的态度片断，恐怕很容易被“优雅”的修饰遮蔽，所以我们必须作更为广泛的类比参校才能确定其中的深意的。
幸好那天金庸先生还评价了其他几位作家，否则我们固然有种种疑虑，但是仅凭关于王朔的那个滴水不漏的姿态我们还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就在金庸先生在评价贾平凹的废都里，我们找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金庸先生是这样评价废都的：“贾平凹的文字也很好的，他也不是文字暴力，他有时候写像废都这样的内容，描述西安青年的性生活，这倒不是文字暴力，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这番话和评价王朔的那番话相隔十行，可以说是同时说出口的话，因此从逻辑连贯性上到原则立场的把握上，两句话应该不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把两番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出入。
在评价王朔的那番话中，金庸先生谈到自己没有接触过北京街头青年，金庸先生的“优雅”自然是不肯和这些“痞子”打交道的——那些北京街头青年我们通常谓之“痞子”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很了解这些人的心态，言外之意就是不予进一步评价了。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踏实精神，乍看起来实在是可以对后进之人起到表率作用的，也颇合于敦厚稳健的古风。
但是我们再回头看金庸先生对废都的评价，立即发现金庸先生的敦厚稳健的古风转眼之间便一塌糊涂了。废都我是看过的，想来作者原意应该是要把它写成荒原、红楼梦之类的充满忧患意识的警世之作吧？可是到最后竟几乎成了劣等金瓶梅的翻版，从手法上毫无新意，从思想上一无可取，堪称败笔之典范。但金庸先生为了给废都中的性内容张本，居然悍然称之为“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将两番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金庸先生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实在是极尽颠三倒四、出尔反尔、指鹿为马、巧言令色之能事，实在是令人齿冷。
第一次读到这里，我就对金庸先生在这里表现出的轻佻与虚伪倍生愤怒。既然金庸先生因为对北京街头青年接触不多、了解不多，所以不想过多评价王朔的作品，那么我倒想请教金庸先生，年过古稀的你对西安青年的性生活到底又了解多少，接触多少，居然有资格断定贾平凹那些淫词滥调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之“实际情况”的描写？！如果你不曾接触过，那么仅凭阅读体验中通常的移情与通感设想，你凭什么就断定那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描写？！
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这样悍然地指鹿为马的轻佻与后面对王朔的“敦厚稳健”在金庸先生身上是如何整合的，因为这样两种性情之间的张力之大，如果作用在一个人身上足以使这个人的精神和人格彻底分裂。但金庸先生迄今为止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于是我才断定，在这两个态度之中必然有一个是虚伪的，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只有这样金庸先生才能躲过两种性格的撕扯与拉抻，才能避免精神人格分裂的命运。
从情理上看，金庸先生和贾平凹之间没有让人头疼的纠葛；从时间上看，记者提到贾平凹作品在前；从性质上看，金庸先生对贾平凹的评价远不如对王朔的精致高明，因此我们不难断定，对贾平凹的评价应该是真实的态度。而对王朔的评价则是金庸先生刻意修饰出来的一种外交辞令，金庸先生在说谎！
一直颇为放松、恣意评点指摘的金庸先生突然谨慎地说起谎来，其中自然有深意。若不是想刻意隐瞒什么，金庸先生何至于要这般悬崖勒马般地一反谈话的常态，把自己装饰成一个敦厚稳健的人呢？我们不妨把问题进一步深入下去。
君子谦谦，以诚为先，而从对王朔和贾平凹的两番话中金庸先生表现出的出尔反尔、巧言令色可见，金庸先生绝不是个诚信君子，因此金庸先生虽然刻意追求“优雅”但还是有庸人所谓的喜怒哀乐的，况且金庸先生自己也承认“八风不动”那样的修养他其实是达不到的。因此面对王朔那样尖锐严厉的批评，金庸先生理论上固然可以将之等闲视之，但若是从感情上也未种下任何仇隙，那么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基础岂不是会被金庸先生这种特异现象动摇了。因此我是倾向于金庸先生感情上与王朔结怨很深的。
从金庸先生对王朔之评价的冷漠和矜持——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是冷漠与矜持而不是什么表面上看来的敦厚稳健——看来，金庸先生的确应该从感情上与王朔结怨颇深。柳宗元说：“长歌之哀，过乎痛哭；嬉笑之怒，甚乎裂眦。”金庸先生之怒，虽不至于嬉笑，但如此“平淡超然”、“从容优雅”也很有些一默如雷的声势了。
唐代宗朝元载、王缙同为宰相，一日宦官仇士良去太学讲易经，王、元恰好在座，仇士良借讲经的机会当堂羞辱二人，王缙勃然作色，几欲发作，元载却面色如常，从容自在。事后仇士良评价说：“恼怒的（王缙）是人之常情，如常的（元载）却深不可测。”这个故事情节粗陋，颇多不实之处，但仇士良的话却是颇有启发的。金庸先生的平和态度，也许正说明其心中仇隙之深吧？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将顽主说成盗主，虽然仍不能断言金庸先生究竟是否真的忘记了书名，但却已经别有一番值得玩味之处了。而有了这样一个角度作参照，我们再回头看金庸先生前面对文字暴力的种种不良情绪——将那些随机不实之词看作情绪应该更合适——也就更便于理解了；而且，有了这个角度作参照，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金庸先生何以在攻击文字暴力的同时，一再鼓吹所谓“优雅”文化传统了，与王朔有些粗鲁的真诚相比，金庸先生最有力的武器恐怕就是“优雅”了。
我无意暗示金庸先生这篇文字是针对王朔的，我只是想说明，自进入大陆以来，金庸先生在王朔那里受到最严厉的批评，最让人难堪的是撇开王朔的粗鲁方式不谈，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全无道理。这种不无恶意的攻击势必在金庸先生内心深处留下很深的痕迹，如果金庸先生不能彻底整合这些意见——从他谈到王朔时的虚伪的姿态看来，他目前还没有能力整合这些意见，那么王朔对他的伤害势必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心理症结，所以谈到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经意不经意间把矛头指向王朔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也是金庸先生的德力和修养所难以避免的。
明白了这样一层，我已经可以在人本的立场上理解金庸先生的种种谬见了，一个被恩怨是非充斥着而且很可能还不自知的主观，产生多少谬见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肆意歪曲，更不能体谅金庸先生刻意“优雅”的虚伪——这也许就是李敖所谓的伪善吧？我想，金庸先生如果对王朔有什么意见，尽可以写文章表达，实在不必一边只是颇为无辜地声称“我和王朔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一边却被这些下意识的个人恩怨冲昏头脑，竟到了公然歪曲传统文化的程度。
六、另外几点题外的补充
其一，金庸先生为了将文字暴力限制在大陆文革以后，曾经说了这样一番话：“香港人讲粗口也很多人的，但是在香港如果公开场合讲粗口人家会觉得是可耻的。他自己也会收敛。”表面看来，金庸先生来自香港，对港人讲粗口的问题应该比大陆人更有发言权。但是金庸先生恐怕忘记了，现在的大陆充斥着港台肥皂剧，每年度的港台贺岁片也都不难看到，至少在这些影视剧中，粗口问题是相当普遍的，有时候甚至是作为主要噱头处理的。香港影视的商业化市场化相当发达，在市场的制约下，很难想象他们会产出观众反感的东西，更不好想象制作者反潮流而动，以这些“话语暴力”自绝于观众，所以从影视剧看来，香港人应该不很以讲粗口为耻的，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反感那些粗口连篇的影视作品。
当然，我不想像金庸先生那样武断片面，因此我也只是聊作推测而已，无意就此做什么判断。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只想从两个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港人果然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以讲粗口为耻，金庸先生又如何解释影视剧中那些甚至不堪入耳的话语垃圾呢？！如果港人并不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以讲粗口为耻，那么金庸先生何以要编造这样一种说法以使大陆显得教养颇差呢？
当然，金庸先生或许会说：“我接触的香港人都是以讲粗口为耻的。”而且这样的表述从情理上看也更接近事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喜好“优雅”的金庸先生怕是不会和讲粗口的人交往的。可是金庸先生何必要把接触到的一部分香港人说得像是全部香港人似的呢？我承认金庸先生这样的泛论不失“优雅”显得不像是自己有什么主观倾向，更像是述说一个事实，如果产生什么消极效果，也像是事实使然而非什么主观责任。但是金庸先生，这不是事实，你何以竟真的为了“优雅”而牺牲事实呢？
其二、为了弘扬语言传统，说明传统语言的现代生命力，金庸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现在变成我们口头语了。”相信金庸先生为传统汉语张本的用心应该是好的，但是这句话未免有些不伦不类“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句话，从形式上讲不折不扣地是一句现代汉语。
也许金庸先生想说的是这句话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古代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只是借用这样一个语义。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世界每况愈下之类的感慨从心理上讲源于人对未来的向往与渴望，具体地说，人们对将来抱有美好的愿望，但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让这些愿望显得有些缥缈，于是人的心理惰性便把主观指向更早些的过去以形成对现实的批判，批判是需要参照的，人力不足以在此岸世界的将来寻求批判现实的参照，所以只能转向过去。因此，这句话表达的含义，只要现实和希望的冲突存在，就将永远存在下去，并不关什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闲事。
其三，在谈到历史小说问题的时候，金庸先生说了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话：“我本来想写历史小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越研究下去就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乍看之下，我不大能看清金庸先生的意思，等我看清了金庸先生的意思之后，我又不大敢相信金庸先生的意思。我想“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这句话要是换成“越觉得自己写历史小说这个打算应该放弃了”或许更合适些。
我希望这是编辑的错解，否则我倒真想请教一下，金庸先生何以觉得自己不能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和那些写不出武侠小说便说武侠小说没有存在的理由的人一样荒谬，最终竟成了洋洋得意的夜郎和沾沾自喜的河伯了吗？在文学创作、艺术创造和哲学思辨等领域，任何霸权主义的东西都是行不通的，如果金庸先生“历史小说这个观念”的提法不是语病而是自己的本意，那么我倒是真想劝告金庸先生：这样的狂妄幻想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类高峰体验，但注定是要彻底破灭的。人的创作自由决不会向任何方式的霸权低头的。历史小说创作也不会因为金庸先生的不能——或不屑参与而被永远放弃的。
其四，金庸先生热衷于谈论传统，但谈论的时候又常常以偏概全，作一些莫名其妙的判断，下面这番话尤其说明问题：“一个人的出场在中国的传统小说里是很重要的，好像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这个人的出场是很郑重的，能把一个人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我写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出场也是这样的，很多人去接他，观众和读者会觉得这个人很重要，这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很重视这个的。”
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看，中国文化传统或许真的很重视人物的出场，但是对人物出场的经营并不像金庸先生理解的那样，只是一味地铺垫、渲染、钓人胃口，事实上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出场是千差万别的。就以三国演义为例：刘备是平铺直叙，曹操是横空出世，张飞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场更是突兀，铺垫当然也就远远谈不上了。可是这三个人在书中难道就比诸葛亮的分量轻吗？如果每个人物都像诸葛亮那样出场，一部三国演义要写到什么时候怕是金庸先生也拿不准吧？所以，中国小说传统重视人物出场固然不错（其实哪个小说传统不重视人物出场呢？），但是不见得就偏爱钓人胃口的出场方式，相反，我觉得出场方式千差万别才是中国小说一向追求的理想。
至于陈家洛的出场，尽管金庸先生将其和诸葛亮的出场相比，但我实在看不出和诸葛亮的出场有什么关系。诸葛亮的出场作者写得相当集中，前后几章一气呵成，环环相扣，说是钓人胃口其实有些言重，那应该算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陈家洛的出场则不然，中间穿插着客栈救人，追还经书，投奔铁胆庄等，把千里接龙头的悬念早冲淡成一缕闲笔了，阅读中人们是到了陈家洛出场的时候才觉出他的重要的，在此之前倒是一直为文泰来的命运担心，哪有什么心情想那个什么重要人物？
金庸先生写的是连载，功利地讲，需要在每个片断中吸引住读者，所以自然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从容地设计情节，铺垫人物，这中间的区别本来谈不上什么优劣之分。但金庸先生强要把诸葛亮的出场比附陈家洛的出场未免牵强得很。铺垫诸葛亮的出场是情节的有机部分，而所谓的铺垫陈家洛的出场，只是一段在情节中掀起波澜的闲笔，倒是名副其实的钓钓胃口，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
七、我的基本态度
上面六段文字基本上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和态度。我认为金庸先生没能真正从王朔对他的批评中走出来，更谈不上对王朔意见的认真对待和必要整合，因此从感情上难免对王朔抱有敌意。但是金庸先生刻意强调的“优雅”文化却束缚了金庸先生的手脚，使他只能以“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回应王朔的攻击，同时以“王顾左右”的手段回避一些尖锐问题，这种种压迫感积淀成一种巨大的心理能量，终于在这次专访中以歪曲传统文化的方式含蓄地对王朔的文风乃至人品作了攻击。这是我目前对金庸先生如此歪曲传统文化的行径所能做的最好的理解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那就是金庸先生一再声称自己追求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在以前虽然我对此也有些推测，但一直不能断定（我的运思中称金庸先生所谓的“优雅”文化为寄生文化），现在金庸先生在专访中一再强调，已经不容我不信了。我想他所谓的“优雅”文化倒不完全是有所指的权宜方便，这中间还是应该颇能反映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真切认识的。这从他小说中流露出的一些观念中也可见端倪，只不过以我以前对金庸先生的感情论之，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主动接受这个判断的。
鉴于金庸先生奉行的“优雅”文化，及我前文表达的对“优雅”文化的认识，我想，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我通过烧掉金庸先生的书的方式表示与他的决裂还是很必要的。也许当时只是我一时的义愤与冲动，但是时至今日，纵然金庸先生与王朔的仇隙是个很好的理由；纵然事过境迁我已经不再那样激动了，但是我还是会选择烧掉他的书的，倒不完全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歪曲，而是因为我对“优雅”文化——特别是与“优雅”文化相派生的虚伪与矫情的深恶痛绝！
我甚至可以原谅“优雅”文化，但是我不能原谅“优雅”文化的虚伪与矫情，更不能容忍“优雅”文化自以为高明的寄生逻辑！
八、一点也许是徒劳的但却是完全必要的说明
这篇文字很是伤神，批评一个自己一度尊重的人物，而且批评的颇为彻底严厉，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虽然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自比前贤，但是我自己觉得此时此刻我还是颇能理解当年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心情的。虽然金庸先生算不得我的老师，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还是把他当作我的启蒙者之一的。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我行文之际的某些过于严厉的措辞，但是相信有过类似体验的人一定明白，我的过分严厉的措辞正表现我曾经对金庸先生何其敬重。
本来金庸先生奉行“优雅”传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在我来讲，由于刚刚确定，心下还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知道这并不是金庸先生的责任，而是我软弱的惰性与一相情愿的判断力相结合欺骗了我的理智。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原谅金庸先生，这种不能原谅似乎有些非理性的成分，我其实是不能原谅他的居然奉行“优雅”文化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对我的感情的一种伤害，是对我多年以来的对金庸先生的敬重的一种侮辱。也许正因为此，我的有些措辞才显得颇为严厉吧？
还有一点我要在此作个声明，我的这篇评论和我即将出版的武侠小说盛世狂澜逍遥剑没有什么关系。也许日后有好事者难免会说我的这篇文字有恶意炒作之嫌，因此我在这里需要严正声明：这是一篇严肃的批评，与任何炒作意图无关。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我的盛世狂澜逍遥剑原定是在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间出版的，但是因为文稿修改上的意见分歧，拖沓至今没有付梓，可是眼下又有人催着做这个批评，虽然自觉这样的次序节奏难免招人物议，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件事儿接下来了，毕竟这也是我大半年来一直想说的话，便甘冒被人误解的危险作下这篇文字。
“成德在己，毁誉由人。”明知可能被人误解甚至诋毁，只要觉得问心无愧，就坚决做下去，这是我一向为自己自豪的地方。我想也是我最终从精神上和金庸先生乃至金庸先生奉行的“优雅”文化决裂的根本原因吧？
直到现在，我也认为，如果金庸先生真正能坦荡地做到成德在金庸先生，毁誉由我自去，并真正实现对所谓的“优雅”文化的再认识，那么就算我这篇文字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我也会倍觉欣慰的，与一个人的真正觉醒相比，任何言语都显得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愿金庸先生、我自己，还有所有支持我的观点的人、反对我的观点的人，用这八个字共勉：
成德在己，毁誉由人！
——vs金庸vs文字暴力
一、我烧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金庸作品
将自己喜欢并珍藏多年的书烧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想来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几本书的问题小得有些无聊，但是对我来讲这个问题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几本书的问题，它其实还意味着我多年心仪的一种权威的失落，如果我习惯于尊奉偶像的话，也可以说是偶像的坍塌。就在2001年5月28日那天晚上，我把手边金庸先生的作品烧掉了，其中射雕英雄传让我犹豫片刻，但最终我还是把它投进火中。当时的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神色冷漠地盯着火焰和飞灰，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不是焚烧这几本书，我是在焚烧着自己三十几年来的一部分希望与寄托；焚烧着自己三十几年成长中的一部分振奋的记忆；焚烧着我在真正的传统文化精神和金庸先生标榜的“优雅”文化传统之间的痛苦抉择。我知道，在那跳跃的火焰中，如果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彻底得到新生，那么我将烧掉自己三十几年来的归属与支撑。那火焰残酷地舔噬着我的心底，几乎让我失去思想的力量。
那个夜晚是那样的暗淡，至今想来犹自心寒，夜色让我倍感虚弱，我不知道火焰熄灭后我会怎么样，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因此让已近尾声的盛世狂澜逍遥剑夭折，至少我自己知道，我的逍遥剑是在金庸先生及其作品的感召下才动笔的。2000底我许下宏愿，要在一部武侠书中完成全新的英雄形象，塑造更为彻底的人本人格，书写真正现实主义的英雄心灵，完成金庸先生未竟之事，用实际的贡献表达自己对金庸先生的敬意。可是，金庸先生一番宏论让我难以措手足，我甚至丧失了将逍遥剑继续下去的心理依据。这休止一样的幻灭才是那个夜晚最可怕的记忆。
说来不难理解，三十几岁的人普遍对金庸先生别有着一番独特的感情，因为这些人十几岁的时候，正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渗透到大陆的年代。对一个充满尚武精神、向往侠义情怀、梦想着奇遇与自我解放的少年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就是真正激动人心的生活。就像张艺谋导演说得那样：英雄是每个少年人都曾经作过的梦。而金庸先生就在那个梦一样的年龄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瑰丽的英雄梦境。尽管那只是一个缺乏现实依据的梦境，但对那个自我意识、人格建设、思想形态、价值取向逐渐形成的年龄而言，其深远影响依然是难以量化、难以言说的，可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对这一代人有一种近乎精神启蒙一样的含义。
至少我就是如此，客观地讲，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不但启发了我对英雄主义的直观向往，而且还引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后者历史地看也许比前者更有意义，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我甚至一度把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当作正史来看，而且由于服膺金庸先生的精致才华，爱其文词之美，我甚至可以将他书中的回目标题全部诵记下来，特别是天龙八部。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像金庸先生那样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像金庸先生那样熟练地驾驭中国的文字，能像金庸先生那样彩笔信题，随意编织瑰丽的英雄梦境。
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我对传统文化兴趣的满足并未局限于金庸先生的作品。现在看来我真的不知道这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有时我也难免会设想，如果我甘心让自己陶醉于金庸先生编织的瑰丽梦境，也许就不会经历那休止一样的幻灭了。有时候我甚至绝望地期望着自己丝毫不了解传统文化，绝望地期望着自己丝毫不了解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丝毫不了解金庸先生，那样的话我也许也会像那个中山大学的施爱东教授那样，把对金庸先生的信任“滥觞”为一种崇拜，我也许会像施爱东先生一样继续徜徉于“重要的不是金庸说什么，而是那是金庸说的”之类令人触目惊心的狂想中。
遗憾的是，我不但早年身受金庸先生的濡染与影响，且其后不久还倍受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的感召，在伟大的理性传统面前，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作此惊人之想的，所以较之施爱东先生的颇有些喜气洋洋的“信仰”来，我的不幸境遇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吧？
诚然，随着认识水平逐渐提高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化理解，我对金庸先生其实早已抛开了施爱东先生那种狭隘荒谬的“信任”但是对金庸先生小说的魅力却仍是情难割舍。毋庸讳言，多年以来，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在经受了种种自以为是的、偏颇狭隘的、以正统文学传统自居的偏见的攻击与敌意之后，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今天的地位上。我想这首先应该是金庸先生的成就，其次才是武侠小说的成就。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说，让那些更多地是名曰不屑，实则不能的高高在上的创作者与批评家不得不尴尬地面对一个事实：文学作品从题材上讲是没有他们所谓的正统异端、高雅低俗之分的，作品的高雅低俗，借用金庸先生说到文字暴力时候的句势，实则就是作者自己的雅俗之分，是一个复杂的创作与接受心理的问题，决不是荒谬的题材决定论可以概括的。
因此，虽然越到后来我对金庸先生的作品情节与人物越发地不很满意，但是我仍然为金庸先生为武侠小说做出的贡献而心折，这一方面固然是自己早年成长痕迹的惰性，但相当一部分原因仍在于金庸先生作品迄今为止的空前势头以及广泛深远的社会效应。因此，王朔批判金庸先生时我是倾向金庸先生的；李敖说金庸先生伪善的时候我是倾向金庸先生的；甚至有人指出金庸先生在香港临时立法委的可悲表现的时候，我心里仍是倾向金庸先生的。虽然偶尔扪心自问，也不免觉得王朔、李敖等人的说法未见得全无根据，但是从感情上，我还是倾向金庸先生，因为毕竟，金庸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武侠小说赢得了应有的地位；毕竟是金庸先生启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毕竟金庸先生只是个小说作者，不是个道德家，也不是个政治家，只是个小说作者而已。
近几年来，我一向便这样以金庸先生的小说家身份在心里为别人对他的指责开脱。甚至当金庸先生一面在央视对笑傲江湖表示首肯，一面突然在地方媒体翻脸，公然指责央视版的笑傲江湖之时，我仍是以央视版笑傲江湖实在差劲为由谅解了金庸先生的人前背后两番说法的油滑作风。多年以来，只要有一线可能不指责金庸先生，我都会暗自毫不犹豫地为金庸先生开脱的。推敲起来，这也许是一种自恋倾向的下意识外化吧？毕竟金庸先生和他的作品寄托着我少年时代的些许梦想。不愿意接受别人对金庸先生的指责，或许便是我对早年此类心理痕迹的呵护吧？只有人的自我呵护才能让人那样软弱；也只有自我呵护的人才会在那样明显的事实面前表现的那样怯懦。
可是看了南方周末总902期（2001年5月24日版）头版的金庸vs文字暴力一文后，我却意识到我在内心深处为金庸先生构筑的防线彻底坍塌了，我知道，我必须从内心深处对金庸先生多年来给我的影响作以清算了。我必须在金庸先生标榜的所谓中国的“优雅”文化传统和我所理解的——当然是在很多有识之士的启发下理解的——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精神之间作一个抉择。其间，施爱东先生对金庸先生的非理性吹捧更让我坚定了最后的决心，我讨厌任何方式的造神游戏，我深深地意识到：为了我堪堪完稿的逍遥剑；为了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的尊严；也为了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的良心；更为了一个人本主义者的责任感，我想我必须放弃原有的软弱与怯懦了。
在那个专访中金庸先生表述了许多惊人的观点，比如欧化语言问题，比如文字暴力问题，比如“优雅”文化传统问题，比如历史小说问题，再比如对当代文坛一些作者的评点指摘，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想不到一个人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居然涉及了这么多问题，并且流露出这么多的荒谬之处。一想到这些荒谬之处决非金庸先生一时兴起所至，而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我就越发地对自己此前的软弱与怯懦深感汗颜。
至此，或许有人会问，就算一个人的见识荒谬到了极处，又何至于竟然到了要焚其书的地步呢？这样的因人废言是否有些偏颇呢？对此我不能否认，人是感情的动物，有动于衷，必摇其精，所以人在判断的时候总难以避免自己立场的局限，我的下述判断也像人类的其他判断一样，难脱一偏之见的窠臼，偏见并不可怕（或者说就算可怕我们也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我们的见解偏向哪里。具体到我和金庸先生的分歧中便是偏向“优雅”还是刚健的立场问题（后面我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至于忍痛焚烧金庸先生的作品，倒不完全是出于见解上的分歧，部分原因还在于厌恶金庸先生在评价王朔作品时表现出的矫揉造作与故作姿态，进而鄙其流品的愤激之举（这一点在后文中我也将详细论及）。焚烧作品固然难免过激，但如果作为一个鲜明的态度，至少总强于金庸先生评价王朔时的忸怩作态与吞吐遮掩吧？
行文至此，我忽然发觉我的泛泛之论太多了，难免让读到这里仍不知详情的人狐疑，所以接下来的文字，我就站在与金庸先生不同的立场上，试对其在专访中表达的几点谬见略作剖析，再就金庸先生评价王朔时的故作姿态说一说我的看法。
二、关于欧化语言
在专访中，金庸先生谈到自己创作中的语言风格，旗帜鲜明地强调了自己固守传统语言的本位立场，并着意抨击了所谓的“欧化语言”表现出的偏狭、僵化、封闭以及其语言发展观的不成熟实在是不容人不见。
专访中金庸先生是这样说的：“我这个白话文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不要欧化。用中国的文法，用中国的传统文字来写。我是绝对避免欧化在小说中出现的，现在的很多人写文章好像是用英文的文法来写的。用中国的文字写的西洋语言，这个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字，所以我看不懂，他讲的不是中国话。”
在另一处涉及当代文坛作家的地方，金庸先生一改向来的敦厚型格——在公开表达了对央视版笑傲江湖的不满之后，金庸先生似乎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自己的敦厚型格了——不惜对确定的个人极尽轻蔑与不以为然，以便再一次重申自己反对欧化语言的立场。在被问到朱文的作品时，金庸先生直言不讳地说：“朱文，我看过，写得很新潮，很前卫的，我看了一下，不大看得下去，我觉得他在文字上文风结构不像中国话，比较欧化一些。欧化的文字我情愿去看英语法语，不用去看中国人写的了。”
在这两段话里，金庸先生充分体现了孔子当年断然弃绝的“意必固我”等弱点，实在是不堪斟酌。其“意”表现为毫无根据地把非欧化臆想成汉语传统的标志；其“必”表现为将中国话混淆于中国传统文字的粗暴逻辑；其“固”表现为以英语法语比附欧化语言之“荒谬”的偏狭立场；其“我”表现为对不懂的事物不是报以如何看懂的谦逊立场，却贸然指责别人不是中国话的嚣张跋扈。有此四陋，我虽然从感情上仍对金庸先生有些难以割舍，但是也实在没有理由为其谬见张本了。
其实偏狭也好，僵化也好，封闭也好，归根到底都只是语言发展观的问题，也就是说都是金庸先生对语言的谬见导致的。任何人如果从观念上发生讹误，都难免会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我们就从语言发展观上作些尝试性的探讨吧。
语言是文化整合的最主要的手段，同时也是文化整合的最直观的结果。语言的发展便是文化发展的一种直观体现。只要文化整合没有停歇，语言的演化发展就不会停歇。所以金庸先生标榜的语言的纯洁性在语言发展的脉络中其实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就连金庸先生情愿去看的英语和法语，严格说来又何尝有金庸先生热衷的纯洁性？
金庸先生一再强调传统的汉语，但是金庸先生恐怕是忘记了传统的汉语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尽管金庸先生就汉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他也许从没想过汉语形成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多重融合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说的汉语传统至少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融合历程，这五次融合都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文化融合与政治碰撞，随便翻开一本系统的语言方面的书籍，我们就能找到这样的表述。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欧化语言的问题。欧化语言是近代的产物，是两种对等的文明的对话碰撞的结果，从现实角度讲，我们汉文化也许还处于相对的劣势，因此语言欧化实则是一种亚文化侵略的结果，它对汉语本位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甚至涉及意识形态与日常思维，这也是上个世纪以来汉文化乃至于汉语面临的一次考验。历史地看，今天的汉语所以俨然保持着金庸先生臆想的纯洁性，是因为历次的碰撞与整合都因为汉文化的绝对优势而变成局部的或者全方位的兼容，这样的语言整合同金庸先生警惕的欧化方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上只有一次文化整合与语言融合可以与现今的语言欧化相比较，那就是肇端于两千余年前的佛教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
佛教文化的大规模走向汉文化，始于魏晋以降，当时中国北方正在五胡蹂躏之下，文化整合在刀剑血火之间艰难进行，正是在那患难横流的年代，佛教文化大规模走入了中国。历史证明，五胡的语言因为其母语已经难以考证，因此它们对汉语的影响以及汉语对它们的兼容已经无从说起了，但是佛教文化作为与汉文化相对平等的文化，不但对汉语施加了影响，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命脉，因此它对汉语的影响才显得特别突出。
仔细考察汉语言，其中不为人留意的佛教痕迹多得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撰的俗语佛源一书，广涉博引，钩沉发微，为我们展示了佛教文化对汉语的深刻影响。这本书在各地图书馆都可以查到，我就不赘述了。不过我倒是一直在想，如果两千余年前的那些说汉语的前辈像金庸先生拒绝欧化语言一样坚决地拒绝“佛化”语言，那么今天我们的汉语也许将面目全非了，至少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生的金庸先生也许便不会被人称为导师了，因为导师一词最早就见于佛经，如百喻经？杀商主祀天喻的“入大海之法，要需导师，然后可去。” 今天沿用的导师称谓正是“佛化”语言对汉语的显著影响之一例。
上个世纪初的欧化语言，从形式上与本质上讲与当年的“佛化”语言都有一定的相近之处。欧洲文化和佛教文化相对于汉文化都是相对平等的文化，因此欧洲语言和佛教语言一样，在碰撞与整合中都能保持自己的语言命脉，形成相对独立的态势，因此这类碰撞与整合对汉文化形成的压力也是相当明确的，而且，欧洲文化由于从经济上政治上全方位地对汉文化形成冲击，而不是像佛教文化那样只是从观念上、理论上和话语上形成冲击，因此带给汉文化的压迫要更加直观、更加紧迫一些。因此人们的反响也相对更强烈些。
当然，文化整合和语言融合作为一种常态历史趋势，是不以任何具体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常态历史趋势更不会像施爱东先生那样“尊重”金庸先生的意见，因为文化整合与语言融合是在文化碰撞与交流中自然、自发地发生着的，如果违逆这种趋势，虽然可以象刑天舞干戚般地悲壮，但总难免让人觉得有些许螳臂挡巨轮的滑稽。
不管人们接受与否，欧化语言已经是一种确实存在的语言现象，叶蜚声、徐通锵合著的语言学纲要一书中就曾说到欧化问题：“所谓的欧化格式都是在汉语句法结构许可的范围内作了一些调整，不涉及结构规则本身的改变。”可见一些专业领域的语言学家对“欧化语言”的认识要比金庸先生冷静理智得多。欧化也许声势宏大一些，但绝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汉语的纯洁性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佛化”趋势等破坏了，而且金庸先生也没有因此觉得早已不纯洁的传统汉语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金庸先生所谓“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中的世界就是当初“佛化”语言的产物）而今又何必多此一举地把欧化搬出来指责别人的文风呢？
当然，我还是赞赏金庸先生这种反潮流而动的魄力与勇气的，这种魄力与勇气在金庸先生这样精明的人身上显得尤其难能可贵，金庸先生的决不使用“欧化”语言也许会像当年钱基博老先生拒不接受白话文一样成为历史上最荒谬也最感人的一幕，但是金庸先生也许走上了和钱基博老人一样偏颇的道路：从本分的角度讲，一个人拥有的权利只限于选择自己的语言方式，他永远不能将这种权限滥觞于指责乃至否定别人的语言方式。虽然这句话从结构上看可能有些欧化倾向，但是相信金庸先生一定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因为我坚信，金庸先生的看不懂欧化汉语，其实只是一些表达方式上的惯性，善于不直接说出观点的“优雅”遗习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想在很高的姿态上充分表示对欧化语言的不以为然，而自己又尽可能不失去可贵的风度，绝不是当真看不懂所谓的欧化语言。这是金庸先生热衷的“优雅”文化传统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惯用手法，在后面关于“优雅”的章节，我们还要详细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在此就不赘述了。
况且，语言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现代传媒与种种信息手段使得语言的碰撞与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概念，一千年前需要百年才能实现的语言变化现象，在现今时代也许几天之内就可以通过某种词语风暴的方式突现出来，不可否认，现代语言交流更加充分，碰撞更为频繁，整合也更为迅速，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以前的中国话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作为语言流变的一个单位载体，我们永远也不能预见语言从今天到明天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我们只能决定自己使用什么语言，只能确立自己的语言风格，但却永远也没有资格说什么语言是中国话，什么语言不是中国话，金庸先生作为语言流变中的一个相对来讲较大的单位载体，当然也没有资格作这类断言，不知道金庸先生以为然否？
我这样说绝没有为欧化语言张本的意思，坦率地讲对有些片面追求欧化风格，连篇累牍不知所云的文字我也深感头疼，我这样说只是不敢苟同金庸先生僵化、封闭、偏狭、自以为是的语言观而已。至于我个人，实在谈不上什么语言观，如果勉强称之曰有所谓的语言观，也是相当庸俗、相当功利的语言观，甚至比当年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还要庸俗功利。我一向以为语言首先是一种工具，因此只要能确切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造成理解上的显著障碍，就可以尝试着运用，至于是否欧化，是否影响汉语的纯洁性，却不是我辈俗人能顾及的了。（请注意，我上面这段的写法也是“优雅”文化传统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惯用手法之一，现在使用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中间的分寸与方向，以助于后文中我们进一步解析金庸先生的表达方式。）
三、关于文字暴力
在谈到文字暴力的时候，金庸先生表现得态度更为强硬，他强调指出：“这个（指文字暴力）是‘文革’时候传下来的一种不好的后遗症。文字暴力不单单是文字的暴力而已，这反映了中国‘优雅’的优美的文化传统在一些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这反映了他内心的暴力，放弃了‘优雅’的文化。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这种倾向‘文革’之前也有，但是‘文革’以来全国性都这样了。经过‘文革’以后，大家普遍化了，全世界都讲粗口，这个文字暴力表现出来就不以为耻了。文字暴力还是反映一个人人格卑下。”
继而金庸先生又谈到：“‘文革’以后把可耻的事情变成不可耻的了。这是违背中国的“优雅”传统的。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现在变成我们口头语了。”
虽然金庸先生谈话中自始至终没有对文字暴力作明确的界定，但可笑的是，任何人都不难看出，整个谈话中却洋溢着对文字暴力的特别明确的不以为然。仔细推敲起来，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无的放矢的“vs”不免让人想起唐诘诃德在客栈挥舞破剑决战隐形魔鬼的场面。不同的是，疯狂的唐诘诃德是切实感受到隐形魔鬼的威胁才拔剑攻击的，而理智“优雅”的金庸先生应该是切身遭受了所谓文字暴力的攻击，才会像唐诘诃德莫名其妙地“vs”隐形魔鬼一样，莫测高深地“vs”不知确指的文字暴力吧？从金庸先生执意不明确界定文字暴力的内涵的姿态，到他悍然断言“文字暴力还是反映一个人人格卑下”的情绪看来，这个猜测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我们不能将一次批评局限于各种揣测与臆断之中，真正的批评必将要求真正切实的依据，下面我们就金庸先生两番话中的几点作些尝试性的探讨：
仔细玩味一下金庸先生的话（由于金庸先生没有界定文字暴力的含义，因此我们只能自己仔细玩味金庸先生的话以求有所体会），我们不得不暗自赞叹，金庸先生不愧为文革年间香港大报的社评高手，出手便给现今所谓的文字暴力扣上了“文革”这顶帽子，这样一来，不但把人们的理解悄悄地引入一些不很愉快的联想，还可以把空间范围局限于大陆，并在年龄上将所谓文字暴力的多发群体限制在与王朔年龄相仿的上下几代人中（这里我提到王朔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因为后面金庸先生谈到了王朔，在此我绝没有影射金庸先生文字暴力指的是王朔的暗示含意，希望读者在这里不要做不必要的联想）。这般谈言微中、举重若轻、不着皮相，意在象外的春秋笔法虽然不及当年的信手纵笔，快其胸臆的凌厉，但也别有一番老成沉稳的威力。
如果所谓的文字暴力果然如金庸先生所说是文革的结果，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了，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实显然不能像施爱东先生那样在意乃至迁就金庸先生的话，因此金庸先生的所谓文字暴力源于文革的说法也只能是一种时文写作中为自己论点张势的方便法门了。下面我们就详细探讨一下文字暴力的问题，由于金庸先生羞答答地拒不界定文字暴力的含义，我们只能就专访中他的前言后语聊作推测。
所谓的文字暴力，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应该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从选材上到语言上多有溢出常规之处，以惊世骇俗的风格出人仪表，并对文学风格形成强烈冲击与深远影响；其二是行文之际涉及粗口，有谩骂与人身攻击之嫌，以简单直接的粗鲁方式——用金庸先生的话说就是不“优雅”的方式——表达主观。
第一种情形往往在一个时期形成文坛的另类态势，进而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形成革命性的效果，劳伦斯、纳波科夫、惠特曼、艾略特等均是这类人物，他们的文字在一段时期里也的确被视为“文字暴力”因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强暴了传统文学的舒适惬意的惯性。但是后文中金庸先生断言贾平凹的废都不是文字暴力，尽管贾平凹废都中荒唐粗俗的笔触与劳伦斯等人难以比拟，但是我们仍可以从金庸先生的判断中了解到：他所谓的文字暴力显然不是这一种。
那么金庸先生文字暴力的所指应该近似于第二种了，也就是那些行文之际涉及粗口，有谩骂与人身攻击之嫌的不“优雅”的文字，而且金庸先生文中也几次提到讲粗口的问题。可是不知道金庸先生是否注意到，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谩骂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不管鲁迅先生的话是否有道理，像这样粗鲁直白、肆无忌惮的措辞自然是粗口无疑了，而鲁迅先生所谓“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说法更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文字暴力了，还有鲁迅先生的无数“匕首投枪”都难免于文字暴力之嫌，可是鲁迅先生死于文革开始前三十年，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文革的恶劣影响的。而且尽管鲁迅先生人格未见得高尚，但若说他的人格与其论敌相比有何卑下之处，从史料上看也找不到恰当的证据。可见金庸先生不“优雅”的文字暴力的论述是相当草率片面的。
当然，由于金庸先生只是说到某些人不是文字暴力，并没有说到谁是文字暴力，所以或许金庸先生心下是将鲁迅先生视为文字暴力的也未可知，那样的话，虽然我对鲁迅先生的信任远不及施爱东先生对金庸先生的信任，但是在金庸先生眼里，我的这种信任恐怕也难免于是文革恶劣影响的直接结果吧？毕竟，鲁迅先生是文革期间极个别的没有受到冲击的作者作品之一。但是鲁迅先生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可喜的进展：就是所谓的文字暴力源于文革纯粹是金庸先生一时兴起的方便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鉴于此，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跨过鲁迅先生，向更远的传统中搜寻“暴力文字”的身影，这一方面恰好迎合金庸先生好言传统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趁此机会推敲一下，看看历史上那些不“优雅”的文风是否真的像金庸先生指责的那样体现了为文者的卑下人格。
随便浏览一下文学史，中国文学传统中其实是不乏金庸先生深恶痛绝的所谓文字暴力的，可以被金庸先生目之为人格卑下的作者几乎俯拾即是，其中甚至囊括了相当一部分丰碑般的伟大作者，这些作者本身就构成了金庸先生所热衷谈论的传统，只不过它们构成的传统未必是金庸先生热衷的“优雅”传统罢了：
诗经？小雅？巷伯说：“彼谗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班固在论及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时候，曾比之为巷伯，可见是颇为推重的，但是这样的恶意诅咒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远谈不上“优雅”了，所以在金庸先生眼里，这位“既陷极邢，幽而发愤”的“寺人孟子”也该算是人格卑下之流吧？只是恐怕金庸先生也说不清，一个人格卑下之流是怎样被谗人构陷而身遭宫刑的？如果是倾轧失利的结果，这个孟子又何必这样痛心切齿呢？
至于“狂童之狂也且”等恐怕更是不敢入金庸先生的“优雅”之眼了吧？仔细说起来，诗经中这样的文字暴力还有很多，但是因为作者大多不详，难以断定其人格是否卑下，所以就不一一列举了。
楚辞？离骚说：“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污秽”实在不能算是“优雅”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则更近乎文字暴力了，可是难道金庸先生能断言，像这样的不“优雅”的文字也体现了屈原人格的卑下吗？
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愤懑之情，跃然纸上，真切生动，实在是无暇顾及“优雅”的，至于伯夷列传的寄意深远，游侠列传序的平铺直论，虽然不曾语涉谩骂，但直白透彻，愤激雄浑，实在也谈不上“优雅”在金庸先生看来，这类公然背离“优雅”原则，而且几近乎“怨谤”的文字应该也是暴力文字吧？可是难道金庸先生敢说司马迁的人格也是卑下的吗？
汉代乐府中“优雅”的文字更是少见，乐府多采自民间，想来民间歌手也不耐烦用什么“优雅”的格式装点自己的脸面以赢得“优雅”人士的青睐吧？但这些民间歌手大多姓名不传，我们也难以断定他们人品究竟怎样，所以只有像诗经中的同类作品一样割爱了。
汉魏两晋，士风狂荡“优雅”者流日稀，文字暴力却日渐其多，陈孔璋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铺张扬厉，使人读之如芒在背，决非“优雅”之作，实有暴力之嫌；祢正平当堂谩骂，目中无人，行文作赋，恣意纵笔，亦非“优雅”之士，实乃暴力之辈；嵇中散与山巨源绝交书文词泼辣，嬉笑怒骂，无视山涛规劝，已经超出文词的说项，而突现为狂暴不逊的性情，实乃暴力文字之极者；刘伯伦以天地为屋宇，以酒性为德力，粗鲁质朴“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更是由文而人的暴力之一例。但是金庸先生也许可以说这些人没有自己精明识时务，不知道与时俱化，可是金庸先生能说这几个人人格卑下吗？
唐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骅骝拳踞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出语狂野背情，信口恣意“优雅”固然已经远谈不上，恐怕在金庸先生所谓文字暴力的方向上，这样的快人快语也是难以想象的吧？金庸先生固然也可以坚持说李白是文字暴力，但是就算别人说李白的人格卑下，金庸先生会相信吗？
唐杜甫天末怀李白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悲切自然，痛心疾首，全没有修饰性的“优雅”之风；戏为六绝句中“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更近乎谩骂，这类文字直率粗鲁，全不含蓄，而且以魑魅、尔曹名之，显然都应该算作金庸先生痛斥的背离“优雅”传统的文字暴力之列，但是无论从成就上、影响上还是从生平上看，金庸先生说杜甫的人格卑下恐怕都有些牵强吧？
至于唐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虽然仍是封建制度，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较之唐以前有了迅猛的发展，文学传统的市侩气也要浓于前代，背离“优雅”传统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限于篇幅和本文性质，在此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面这些人物大多是文学史上的扛鼎人物，其中像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金庸先生在现世的成就并不见得可以和这些人的历史成就相媲美。眼下我所以有勇气以后学身份vs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攻击，正是在这些历史地看应该比金庸先生更有影响、也更伟大的人身上获得的信心，毕竟，我只是与金庸先生相比算个后学，可是站在屈原、李白、杜甫面前，我和金庸先生很可能连做个后学的资格都没有，在他们面前，我和金庸先生几乎是平等的。孔子是主张当仁不让的，现今的题目还谈不到“仁”的问题，但是在伟大的文化传统面前，任何谦让忍退都将是矫情的虚饰或成就己德的人天小果，都将是对历史、对文化传统的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入于“优雅”传统一脉，对我而言恐怕也是注定了的。
这几个简单的例子至少告诉我们：有暴力倾向的文字风格——严格说来应该是不优雅的文风——并不能如金庸先生所愿的那样，体现了一个人的人格之卑下。恰恰相反，这些事例几乎都是通过反优雅的风格实现了对平常人格的超越，也就是说，是文字暴力这种坦率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体现的坚决态度，生动地突现了寺人孟子、屈原、司马迁、嵇康、李白、杜甫等人的高尚品行，在这里，文字暴力恰恰表现了这些作者决不向卑下情操妥协的高尚人格，不知道金庸先生以及“信仰”金庸先生的施爱东等意下如何。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这些例子不够全面，或者不够有典型性，因此也不具备代表性。但是我想，我这几个例子总还是比金庸先生无的放矢的泛论要更具体些吧？况且虽然我前文说的的确只是一些特例，但我并不是想说明文字暴力本身一定体现了作者高尚的人格，我只是想告诉金庸先生：正是这样一些特例告诉我们，文字暴力并不就一定如金庸先生臆想的那样，意味着作者人格的卑下。如果在这一点上可以达成共识，相信金庸先生抡向文字暴力的大棒就可以暂时放下了。
其实理论上讲，对一个真诚的作者来说，文字暴力往往是绝难彻底避免的（严格说来，金庸先生浓笔重彩丑化东方不败，一定程度上也有文字暴力之嫌），因为所谓的暴力倾向是人之心理结构中的一个非常态因素（在心理学方面就有很多专著论及暴力倾向），所谓的教化与修养很难根除人心中的这种冲动。而文字暴力，作为心理能量凭借文字方式外化的一种特例。当然是作者内心暴力倾向的产物，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人的文字是构筑在别人的心理冲动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荒谬的不是金庸先生“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的判断，而是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想当然的、未经斟酌的、纯粹建构在自身感受而非自身判断之上的偏见。
我想，鲁迅先生的话更可以有力地反驳金庸先生的偏见：“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我想如果文字暴力说的竟是事实的话，就算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体现了作者人格之卑下，至少总比巧言令色、文过饰非的虚伪与矫情要强得多吧？当然，一定也比为了一己的得失计较，卖弄聪明、遮蔽事实的信口雌黄强得多吧？
所以文字暴力并不可怕，也不一定便可耻，至少不是最可怕的、最可耻的，更可怕的是那些虚伪的、功利的、不负责任的、忸怩作态的种种姿态；更可耻的是那些本来攻击别人却又不正面冲突的暗箭与飞刀。虚伪矫情在真诚面前——哪怕是粗野的真诚面前永远都没有资格诩为美德。
四、关于“优雅”的文化传统
行文至此大家也许注意到了，我在说“优雅”的时候坚持加上引号，这一方面固然是我对“优雅”传统的提法十分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词看似平常，但却透着别样的古怪，着实让人费解。
以我之陋见，实在不记得什么地方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优雅”的，但是既然金庸先生提到“优雅”而且一如既往地没有界定其含义，为了确定其精确含义，我查遍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词源，但是都没有找到关于“优雅”一词的解释，换句话说，就是这三本词书中根本就没有“优雅”这个词。坦率地讲这个发现可不能让人满意，既然“优雅”在金庸先生那里是一种传统，那么至少词源当中应该有所体现，涉及传统的大部分概念在词源中都可以见到，有些混事的“学者”甚至用词源为古代诗文做注，足见词源之于汉语传统的重要性与权威性。现在金庸先生用以形容传统的词汇居然在词源中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就难免让我们如堕茫雾，不清楚金庸先生所谓的“优雅”传统与中国文化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但是，为了把讨论进一步深化下去，我们就只能按照一般的构词规律揣测金庸先生所谓“优雅”的含义了。考察“优”的几种含义，符合金庸先生“优雅”本意的，应该是优越或优美这两个含义，而“雅”自然应该作“高尚的，不粗俗的”解，这样一来“优雅”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优美而高尚的、不粗俗的；一是优越而高尚的、不粗俗的。（唉！这种在工具书中找不到的“传统汉语”真正理解起来其实并不比“欧化”语言轻松。）
在我看来，优美和优越都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真精神，倒不在于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缺陷，而是这两个概念一旦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兼容便会生出许多荒谬的含义，比如优越，一旦参与了人的主观能动，就难免流露出高人一等的自大倾向，而优美若是介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些搔首弄姿的矫揉造作，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以为是和矫揉造作都是和文化动力、文化内核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甚至是完全相左的东西。可是文化不是非人格的自然，严格说来，文化是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没有人的能动参与，文化实在是毫无意义，因此与人之能动性缺乏必要的兼容性，就很难成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所以我认为用“优雅”来界定中国传统文化是很不合适的。
此前，我们只是从词义上简单剖析了一下“优雅”文化的含义，下面我们再立足历史斟酌一下所谓的“优雅”文化的合理性问题。其间我要谈到自己对所谓“优雅”文化传统的个人看法，只是一些概括总结而已，并没有丝毫影射金庸先生的意思，除了文字之外，我对金庸先生缺乏基本了解，因此实在也谈不上影射，只是就事论事，希望读者至此不要有什么不良的联想乃至误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仅就“优雅”文化作些意会的话，在中国传统中应该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潜流，他们几乎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个环节之中，像影子一样与时进退，但他们的形象淡漠不是因为谦逊，而是因为个性苍白，见义不为的缩头性情使然。
他们往往是一些散淡超然、卓然出群、青春作赋，拈韵玩诗的有闲者，既不必为生计所累，又不堪为世事牵绊，可以自由自在地懒散于文化熏陶当中，尽情享受文化流传下来的种种闲适高雅的成果。
他们更多是享受文化成果，而且涉猎极广，无微不至。比如什么样的砚台更精致；什么样的茶壶更有味道；什么样的谈吐更像个高人一等的有教养的人；什么样的围棋子手感更好，这些都是他们关注钻研的文化题目。当然偶尔兴之所至，他们也略事劳作，为文化作些对文化而言可有可无但从自身来讲难能可贵的贡献，而这些贡献的主要目的仍是贯彻自己的文化品位，将自己的生活进一步“优雅”化。
他们也吟诵诗歌，但大多是为了赏玩风月；他们也信笔成文，但大多是为了炫耀机智和情趣；他们也谈玄论理，但大多是为了活动智力填充寂寞；他们也埋首读书，但大多是为了丰富知识以建设更“优雅”的品位。
他们甚至也会写一些真实感受，但是由于生活乏味，心灵苍白，因此就像无根的飘萍一样摇摆，总是写不出丰满生动、真切活泼的东西来；他们偶尔也许会俨然很有成就，但是却终究经不住严格的推敲。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独特的角度和立场：在人物臧否上，他们倾向于看一个人的文化品位，但最终往往庸俗地沦落到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倾向于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当然前提是不能冲击他们的“优雅”本位；在社会定位上，他们倾向于谦逊和低调，但是又难免经常觉得自己的“优雅”先验地有着优越的含义；在实际生活中，只要有条件，他们就会崇尚消费、注重奢侈、追求安逸，彻底贯彻被曲解的“乐感”文化传统。
他们的“优雅”不是内质而外文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名似简单，实则需要人的大毅力、大勇气才能贯彻，追求安逸的他们是承担不起那样的锤炼的，因此，他们的“优雅”更多地是一种刻意量化的修饰与点缀，而修饰和点缀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通过优美的行为范式实现高人一等的优越。
他们既没有社会责任感，又缺乏历史使命感，尽管他们的才能可能相当大，但他们肯为“优雅”之外的东西付出的努力却相当小，因此他们的才能往往成了炫耀门楣的浩荡声势。
他们生生世世只思索取，不知奉献，几乎没有敬业精神，总是鼓吹闲散的生活态度。林语堂修改的龟兔赛跑正是他们的写照，在林语堂笔下，兔子一路游山玩水，兴致之高几乎忘了赛跑之事，仅仅因为他跑步的能力强于乌龟，而且恰巧跑对了方向，便先乌龟到了终点。不同的是，他们跑到终点后很少承认还有运气帮助他们刚好跑对了方向，相比之下，他们一般更习惯于说自己比别人聪明。他们就是在这些一相情愿的自我陶醉中寻求能力上升的心理满足的。
他们很少甚至从不恶言向人，那样不符合他们的“优雅”追求，但是他们并不是从不向人表达恶意。由于敏感而有品位，他们都能熟练掌握一些极具暗示性的方式，这种暗示性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攻击某个人，但是又不着痕迹，不动声色，往往让被攻击者空受屈辱，难以辩说，如果恰恰又不敢触及那些“优雅”的装饰，那就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他们不喜欢任何直率透彻的方式，而总是追求简约曲折的“领悟与点化”在最尖锐的场合也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冲突有伤“优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缺乏正面冲突的勇气与魄力，他们更喜欢营造所谓的“势”来困扰对手，并用近于狡猾的围而不打的超然为自己的怯懦寻求理由。并且，正是由于怯懦狡猾，他们常常朋比勾结，以利张势，以势欺人。当然有时候他们也高标出世，以隐迹养望，以便在“优雅”一族中秀出侪辈。因此，礼教杀人多是他们所为，而孔子所谓“德之贼也”正是乃辈。
他们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像影子一样托庇于传统文化的荫下。板荡喧嚣、狂澜既倒的时候，他们总是若无其事地像是根本不存在一样一声不响；歌舞升平、大厦将倾的时候，却总是他们尽情徜徉于传统文化构成的沉甸甸的浓郁氛围中。
他们是文化发展脉络中的赘肉，虽然也承载着文化发展的遗传信息，但是在文化运作中既没有甘于奉献的才智，更缺乏可资触动的活力。除了保存着文化“dna”之外，他们在文化生命运动中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有时还会成为文化强运动中的累赘，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立场时或会跳出来徒劳地试图阻挠文化发展的进程。
他们很少关心“优雅”之外的问题，因此显得对人以及人所参与的种种活动十分冷漠，这一方面固然是对“优雅”的偏执导致的，但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由于他们常年玩味文化成果，因此性情日趋敏感，又在自身之外难以找到相应的参照介入事务，因此才不得不报以冷漠，究其本质，更多的时候倒是因为没有能力不冷漠，常年龟缩在文化的“优雅”氛围中，他们往往丧失了热情的能力。
他们的形象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从社会意义上讲，他们是窃取优越感的边缘人；从历史意义上讲，他们是举止“优雅”的寄生者。之所以说他们窃取优越感，是因为他们不想从人格建设上付出切实的努力，就试图先验地以为自己仅凭借所谓“优雅”便可以高人一等；之所以说他们是寄生者，是因为他们很少想要做出什么贡献便世世代代心安理得地享受文化成果，而且以享受文化作为自己优越于别人的依据，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寄生逻辑。
上述就是我对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的基本看法，不可否认，虽然是否该名之为“优雅”尚属疑问，但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潜流毕竟一直存在着。或许有人会觉得我上面的描述失之偏颇，事实或许的确如此，正如我前文说的那样：“偏见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的见解偏向哪里。”我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优雅”文化的提法的。
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面对文化时的两种观念、两种方向、两种立场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的话：“早期的文化将变成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灰土。”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是仅仅满足于拨灰弄瓦，还是在必要的拨灰弄瓦之后力图理解文化的真正精神内核？这不只是金庸先生，更不只是我，而是每个热爱传统文化、或者热衷于谈论传统文化的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所以认为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是满足于拨灰弄瓦的消遣，除了前面说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优雅”的修饰性，任何修饰性的东西相对来讲都不是根本性的东西，而只能附着于更为质朴的东西以便体现作用。那些不够质朴的东西永远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发展的主流“优雅”自然属于这类不够质朴的修饰性的东西。
而所谓的修饰性的东西，无非孔子所谓“文胜于质”者。而文胜于质，轻者浮华不实，关乎作风；重者浮夸虚伪，关乎品行，实在是不可不察的。一个人只有内涵不足以显示其修养的时候才会借助修饰性的东西来装点粉饰。“优雅”作为一个更多地用来形容言行举止的词汇，想来更多地只能对一个人起到装点粉饰作用吧？
为了进一步说明“优雅”与传统文化精神无关，我们不妨就几个点简单审视一下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以及根本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简单说来可以分为儒、道、释三个部分，从源流上讲，这三者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从根本上讲，儒、道、释三家其实无一是倾向“优雅”的。
儒家自不待言，从易经弘扬的“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中；从孔子贯彻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不可及之“愚”中；从孟子鼓吹的“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中，我们丝毫找不到“优雅”的影子。恰恰相反，我们倒是随处可见那些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主旋律此起彼伏地回荡着。
道家以守拙避世为先，以全德养生为务，相形之下，更容易流入“优雅”者流的窠臼，但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有冲天气魄；而“其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更有一往情深的韵致，与“优雅”决不相类。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自然不够“优雅”至于视曹商求官为舔痔（列御寇），比惠施专权为嗜食腐鼠（秋水），在金庸先生之“优雅”视听看来，已经可以算是“文字暴力”了吧？从老庄身上，我们实在也看不出金庸先生强调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的痕迹。
佛家虽然主张辞家出世，但却也是强调勇猛精进的，精进波罗密便是六波罗密之一，历代大德，不乏舍身求法之人。至于“一片身心铁打成”“只这一点无明火，炼出人间大丈夫”等虽然出语平实，却更可见其绝无自我呵护的勇毅坚强。
通过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回顾，我们发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的儒、道、释三家，都是不讲究什么“优雅”文化的，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所谓的“优雅”在文化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是没有什么地位与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词源没有理会“优雅”一词似乎也是不无道理的。
传统文化，浩浩乎绵延数千年，自然是真切平实地一步步走到今天，任何浮躁花哨的、矫揉造作的、华而不实的以及名不副实的因素都不可能成为其根本动力。因此“优雅”这种作风——我们称之为作风其实更合适些——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
当然，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优雅”之士充斥于通常的文化氛围中，因此大多数时候都显得像是“优雅”传统才是文化的主流似的，而且经常粉墨登场畅谈文化的也大多是一些“优雅”之士。因此很多时候仿佛文化传统真的是“优雅”的一样。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每当民族乃至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难的时刻，这些“优雅”之士会特别“优雅”地把位置让出来的。正所谓“疾风知劲草”“优雅”的生活腐蚀了“优雅”之士的心志，他们绝对没有主动牺牲“优雅”的决心和勇气，更不会为了“优雅”之外的事物作任何牺牲，而文化传承的重担永远不会落在那些不肯为文化传承做出牺牲的人身上的。
就像我前文中说的那样“优雅”之士只是存活于文化传统中的寄生者，寄生者只能苟活在传统的余荫中，他们永远也不能构成对文化的致命伤害。对现实而言他们或许是声势浩大数目众多的，但是对历史而言，他们永远是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
五、关于王朔和贾平凹
相当一个时期里，除了不断受到那些以正统文学自居的道学们的忸怩作态的不屑一顾外，金庸先生在大陆其实没有遭遇严厉尖锐的批评，可以说王朔对金庸先生的批判是最尖锐、最强烈、也最决然的，那次批判几年前曾经是倍受瞩目的文化热点，直到今日仍是余波犹在，常常被人提起。也许正因为此“优雅”的金庸先生在谈到王朔的作品的时候，才一改谈话中的恣意信口，显得特别的慎重，他是这样说的：“王朔的我看过一本盗主（记者注：大概是指顽主）。他反映北京街头青年的心态，对这些人我没有接触过，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看过就算了，也没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语言，有些话我也不懂，京味特别重，讲的京油子的话，地方色彩特别重。”
其间除了将王朔的顽主说成盗主颇为可疑之外，整个这番话几乎就像什么也没说一样清白简练。比起王朔曾经对金庸先生展开的口诛笔伐来，金庸先生的这个态度实在是像个天使一样地纯洁空洞，更像个天使一样地单纯无辜。但是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推敲，好在金庸先生并不只是说了这样一番话，金庸先生还说了别的意见，一个人只就一件事儿发表意见时可以滴水不漏，但一个人同时对许多事儿发表意见时，想要滴水不漏就显得很困难了。下面我们就对金庸先生的若干态度深入分析一下，以便在金庸先生“优雅”的修饰下面尽量把握其真诚的内核。
分析之前，有一点我需要解释一下。我所以说金庸先生将王朔的顽主说成盗主颇为可疑，是因为我不是很相信金庸先生会如此健忘，竟然连一个普通的书名都记不准，特别是这本书是一个曾经用“文字暴力”——从“优雅”与否的角度讲，王朔的确堪称“文字暴力”——攻击过他的书的人写的。我的这份疑虑说来复杂，其实不难理解，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这种现象：用装作忘记某人的名字之类的姿态表示对他的充分蔑视，这也是所谓“优雅”的传统表达自己的敌意的一种常用手段。当然，我并不是说金庸先生说错书名是故作姿态以表示对王朔的蔑视，我只是怀疑有这种可能性。相信金庸先生也不会否认，即便只是千分之一的概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金庸先生对王朔作品的态度，从字面上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似乎没什么可探讨的，充其量只能说明金庸先生对王朔的兴趣不大，态度也比较冷淡，而且隐然有些不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的意思。而这些在两人过去的纠葛中衡量，特别是与王朔对金庸先生的批判相比，简直可以算是敦厚之至了。
谈话中金庸先生说的十分保守，也十分中正，既没有不屑一顾的轻佻，也没有恣意指摘的放纵。令人惊讶的是金庸先生在谈及别的作家的时候却表现的既有些轻佻，又有些放纵，可见金庸先生在王朔问题上的克制态度并不是其涵养功夫的结果，而应该是另有深意。
但是像金庸先生这样的崇尚“优雅”传统的人，我是怀疑他的言论行为应该是被“优雅”传统修饰过的，所以仅仅看他的支离破碎的态度片断，恐怕很容易被“优雅”的修饰遮蔽，所以我们必须作更为广泛的类比参校才能确定其中的深意的。
幸好那天金庸先生还评价了其他几位作家，否则我们固然有种种疑虑，但是仅凭关于王朔的那个滴水不漏的姿态我们还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就在金庸先生在评价贾平凹的废都里，我们找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金庸先生是这样评价废都的：“贾平凹的文字也很好的，他也不是文字暴力，他有时候写像废都这样的内容，描述西安青年的性生活，这倒不是文字暴力，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这番话和评价王朔的那番话相隔十行，可以说是同时说出口的话，因此从逻辑连贯性上到原则立场的把握上，两句话应该不会有很大差别。但是把两番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出入。
在评价王朔的那番话中，金庸先生谈到自己没有接触过北京街头青年，金庸先生的“优雅”自然是不肯和这些“痞子”打交道的——那些北京街头青年我们通常谓之“痞子”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很了解这些人的心态，言外之意就是不予进一步评价了。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踏实精神，乍看起来实在是可以对后进之人起到表率作用的，也颇合于敦厚稳健的古风。
但是我们再回头看金庸先生对废都的评价，立即发现金庸先生的敦厚稳健的古风转眼之间便一塌糊涂了。废都我是看过的，想来作者原意应该是要把它写成荒原、红楼梦之类的充满忧患意识的警世之作吧？可是到最后竟几乎成了劣等金瓶梅的翻版，从手法上毫无新意，从思想上一无可取，堪称败笔之典范。但金庸先生为了给废都中的性内容张本，居然悍然称之为“是对实际情况的描写”将两番话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金庸先生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实在是极尽颠三倒四、出尔反尔、指鹿为马、巧言令色之能事，实在是令人齿冷。
第一次读到这里，我就对金庸先生在这里表现出的轻佻与虚伪倍生愤怒。既然金庸先生因为对北京街头青年接触不多、了解不多，所以不想过多评价王朔的作品，那么我倒想请教金庸先生，年过古稀的你对西安青年的性生活到底又了解多少，接触多少，居然有资格断定贾平凹那些淫词滥调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之“实际情况”的描写？！如果你不曾接触过，那么仅凭阅读体验中通常的移情与通感设想，你凭什么就断定那是对西安青年性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描写？！
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这样悍然地指鹿为马的轻佻与后面对王朔的“敦厚稳健”在金庸先生身上是如何整合的，因为这样两种性情之间的张力之大，如果作用在一个人身上足以使这个人的精神和人格彻底分裂。但金庸先生迄今为止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于是我才断定，在这两个态度之中必然有一个是虚伪的，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只有这样金庸先生才能躲过两种性格的撕扯与拉抻，才能避免精神人格分裂的命运。
从情理上看，金庸先生和贾平凹之间没有让人头疼的纠葛；从时间上看，记者提到贾平凹作品在前；从性质上看，金庸先生对贾平凹的评价远不如对王朔的精致高明，因此我们不难断定，对贾平凹的评价应该是真实的态度。而对王朔的评价则是金庸先生刻意修饰出来的一种外交辞令，金庸先生在说谎！
一直颇为放松、恣意评点指摘的金庸先生突然谨慎地说起谎来，其中自然有深意。若不是想刻意隐瞒什么，金庸先生何至于要这般悬崖勒马般地一反谈话的常态，把自己装饰成一个敦厚稳健的人呢？我们不妨把问题进一步深入下去。
君子谦谦，以诚为先，而从对王朔和贾平凹的两番话中金庸先生表现出的出尔反尔、巧言令色可见，金庸先生绝不是个诚信君子，因此金庸先生虽然刻意追求“优雅”但还是有庸人所谓的喜怒哀乐的，况且金庸先生自己也承认“八风不动”那样的修养他其实是达不到的。因此面对王朔那样尖锐严厉的批评，金庸先生理论上固然可以将之等闲视之，但若是从感情上也未种下任何仇隙，那么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基础岂不是会被金庸先生这种特异现象动摇了。因此我是倾向于金庸先生感情上与王朔结怨很深的。
从金庸先生对王朔之评价的冷漠和矜持——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是冷漠与矜持而不是什么表面上看来的敦厚稳健——看来，金庸先生的确应该从感情上与王朔结怨颇深。柳宗元说：“长歌之哀，过乎痛哭；嬉笑之怒，甚乎裂眦。”金庸先生之怒，虽不至于嬉笑，但如此“平淡超然”、“从容优雅”也很有些一默如雷的声势了。
唐代宗朝元载、王缙同为宰相，一日宦官仇士良去太学讲易经，王、元恰好在座，仇士良借讲经的机会当堂羞辱二人，王缙勃然作色，几欲发作，元载却面色如常，从容自在。事后仇士良评价说：“恼怒的（王缙）是人之常情，如常的（元载）却深不可测。”这个故事情节粗陋，颇多不实之处，但仇士良的话却是颇有启发的。金庸先生的平和态度，也许正说明其心中仇隙之深吧？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将顽主说成盗主，虽然仍不能断言金庸先生究竟是否真的忘记了书名，但却已经别有一番值得玩味之处了。而有了这样一个角度作参照，我们再回头看金庸先生前面对文字暴力的种种不良情绪——将那些随机不实之词看作情绪应该更合适——也就更便于理解了；而且，有了这个角度作参照，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金庸先生何以在攻击文字暴力的同时，一再鼓吹所谓“优雅”文化传统了，与王朔有些粗鲁的真诚相比，金庸先生最有力的武器恐怕就是“优雅”了。
我无意暗示金庸先生这篇文字是针对王朔的，我只是想说明，自进入大陆以来，金庸先生在王朔那里受到最严厉的批评，最让人难堪的是撇开王朔的粗鲁方式不谈，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全无道理。这种不无恶意的攻击势必在金庸先生内心深处留下很深的痕迹，如果金庸先生不能彻底整合这些意见——从他谈到王朔时的虚伪的姿态看来，他目前还没有能力整合这些意见，那么王朔对他的伤害势必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心理症结，所以谈到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经意不经意间把矛头指向王朔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也是金庸先生的德力和修养所难以避免的。
明白了这样一层，我已经可以在人本的立场上理解金庸先生的种种谬见了，一个被恩怨是非充斥着而且很可能还不自知的主观，产生多少谬见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肆意歪曲，更不能体谅金庸先生刻意“优雅”的虚伪——这也许就是李敖所谓的伪善吧？我想，金庸先生如果对王朔有什么意见，尽可以写文章表达，实在不必一边只是颇为无辜地声称“我和王朔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一边却被这些下意识的个人恩怨冲昏头脑，竟到了公然歪曲传统文化的程度。
六、另外几点题外的补充
其一，金庸先生为了将文字暴力限制在大陆文革以后，曾经说了这样一番话：“香港人讲粗口也很多人的，但是在香港如果公开场合讲粗口人家会觉得是可耻的。他自己也会收敛。”表面看来，金庸先生来自香港，对港人讲粗口的问题应该比大陆人更有发言权。但是金庸先生恐怕忘记了，现在的大陆充斥着港台肥皂剧，每年度的港台贺岁片也都不难看到，至少在这些影视剧中，粗口问题是相当普遍的，有时候甚至是作为主要噱头处理的。香港影视的商业化市场化相当发达，在市场的制约下，很难想象他们会产出观众反感的东西，更不好想象制作者反潮流而动，以这些“话语暴力”自绝于观众，所以从影视剧看来，香港人应该不很以讲粗口为耻的，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反感那些粗口连篇的影视作品。
当然，我不想像金庸先生那样武断片面，因此我也只是聊作推测而已，无意就此做什么判断。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只想从两个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港人果然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以讲粗口为耻，金庸先生又如何解释影视剧中那些甚至不堪入耳的话语垃圾呢？！如果港人并不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以讲粗口为耻，那么金庸先生何以要编造这样一种说法以使大陆显得教养颇差呢？
当然，金庸先生或许会说：“我接触的香港人都是以讲粗口为耻的。”而且这样的表述从情理上看也更接近事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喜好“优雅”的金庸先生怕是不会和讲粗口的人交往的。可是金庸先生何必要把接触到的一部分香港人说得像是全部香港人似的呢？我承认金庸先生这样的泛论不失“优雅”显得不像是自己有什么主观倾向，更像是述说一个事实，如果产生什么消极效果，也像是事实使然而非什么主观责任。但是金庸先生，这不是事实，你何以竟真的为了“优雅”而牺牲事实呢？
其二、为了弘扬语言传统，说明传统语言的现代生命力，金庸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现在变成我们口头语了。”相信金庸先生为传统汉语张本的用心应该是好的，但是这句话未免有些不伦不类“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句话，从形式上讲不折不扣地是一句现代汉语。
也许金庸先生想说的是这句话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古代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只是借用这样一个语义。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世界每况愈下之类的感慨从心理上讲源于人对未来的向往与渴望，具体地说，人们对将来抱有美好的愿望，但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让这些愿望显得有些缥缈，于是人的心理惰性便把主观指向更早些的过去以形成对现实的批判，批判是需要参照的，人力不足以在此岸世界的将来寻求批判现实的参照，所以只能转向过去。因此，这句话表达的含义，只要现实和希望的冲突存在，就将永远存在下去，并不关什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闲事。
其三，在谈到历史小说问题的时候，金庸先生说了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话：“我本来想写历史小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越研究下去就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乍看之下，我不大能看清金庸先生的意思，等我看清了金庸先生的意思之后，我又不大敢相信金庸先生的意思。我想“越觉得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将来要放弃了”这句话要是换成“越觉得自己写历史小说这个打算应该放弃了”或许更合适些。
我希望这是编辑的错解，否则我倒真想请教一下，金庸先生何以觉得自己不能写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个观念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和那些写不出武侠小说便说武侠小说没有存在的理由的人一样荒谬，最终竟成了洋洋得意的夜郎和沾沾自喜的河伯了吗？在文学创作、艺术创造和哲学思辨等领域，任何霸权主义的东西都是行不通的，如果金庸先生“历史小说这个观念”的提法不是语病而是自己的本意，那么我倒是真想劝告金庸先生：这样的狂妄幻想虽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类高峰体验，但注定是要彻底破灭的。人的创作自由决不会向任何方式的霸权低头的。历史小说创作也不会因为金庸先生的不能——或不屑参与而被永远放弃的。
其四，金庸先生热衷于谈论传统，但谈论的时候又常常以偏概全，作一些莫名其妙的判断，下面这番话尤其说明问题：“一个人的出场在中国的传统小说里是很重要的，好像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这个人的出场是很郑重的，能把一个人的重要性突出出来。我写书剑恩仇录，陈家洛出场也是这样的，很多人去接他，观众和读者会觉得这个人很重要，这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很重视这个的。”
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看，中国文化传统或许真的很重视人物的出场，但是对人物出场的经营并不像金庸先生理解的那样，只是一味地铺垫、渲染、钓人胃口，事实上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出场是千差万别的。就以三国演义为例：刘备是平铺直叙，曹操是横空出世，张飞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场更是突兀，铺垫当然也就远远谈不上了。可是这三个人在书中难道就比诸葛亮的分量轻吗？如果每个人物都像诸葛亮那样出场，一部三国演义要写到什么时候怕是金庸先生也拿不准吧？所以，中国小说传统重视人物出场固然不错（其实哪个小说传统不重视人物出场呢？），但是不见得就偏爱钓人胃口的出场方式，相反，我觉得出场方式千差万别才是中国小说一向追求的理想。
至于陈家洛的出场，尽管金庸先生将其和诸葛亮的出场相比，但我实在看不出和诸葛亮的出场有什么关系。诸葛亮的出场作者写得相当集中，前后几章一气呵成，环环相扣，说是钓人胃口其实有些言重，那应该算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陈家洛的出场则不然，中间穿插着客栈救人，追还经书，投奔铁胆庄等，把千里接龙头的悬念早冲淡成一缕闲笔了，阅读中人们是到了陈家洛出场的时候才觉出他的重要的，在此之前倒是一直为文泰来的命运担心，哪有什么心情想那个什么重要人物？
金庸先生写的是连载，功利地讲，需要在每个片断中吸引住读者，所以自然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从容地设计情节，铺垫人物，这中间的区别本来谈不上什么优劣之分。但金庸先生强要把诸葛亮的出场比附陈家洛的出场未免牵强得很。铺垫诸葛亮的出场是情节的有机部分，而所谓的铺垫陈家洛的出场，只是一段在情节中掀起波澜的闲笔，倒是名副其实的钓钓胃口，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
七、我的基本态度
上面六段文字基本上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和态度。我认为金庸先生没能真正从王朔对他的批评中走出来，更谈不上对王朔意见的认真对待和必要整合，因此从感情上难免对王朔抱有敌意。但是金庸先生刻意强调的“优雅”文化却束缚了金庸先生的手脚，使他只能以“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回应王朔的攻击，同时以“王顾左右”的手段回避一些尖锐问题，这种种压迫感积淀成一种巨大的心理能量，终于在这次专访中以歪曲传统文化的方式含蓄地对王朔的文风乃至人品作了攻击。这是我目前对金庸先生如此歪曲传统文化的行径所能做的最好的理解了。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那就是金庸先生一再声称自己追求所谓的“优雅”文化传统，在以前虽然我对此也有些推测，但一直不能断定（我的运思中称金庸先生所谓的“优雅”文化为寄生文化），现在金庸先生在专访中一再强调，已经不容我不信了。我想他所谓的“优雅”文化倒不完全是有所指的权宜方便，这中间还是应该颇能反映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真切认识的。这从他小说中流露出的一些观念中也可见端倪，只不过以我以前对金庸先生的感情论之，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主动接受这个判断的。
鉴于金庸先生奉行的“优雅”文化，及我前文表达的对“优雅”文化的认识，我想，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我通过烧掉金庸先生的书的方式表示与他的决裂还是很必要的。也许当时只是我一时的义愤与冲动，但是时至今日，纵然金庸先生与王朔的仇隙是个很好的理由；纵然事过境迁我已经不再那样激动了，但是我还是会选择烧掉他的书的，倒不完全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歪曲，而是因为我对“优雅”文化——特别是与“优雅”文化相派生的虚伪与矫情的深恶痛绝！
我甚至可以原谅“优雅”文化，但是我不能原谅“优雅”文化的虚伪与矫情，更不能容忍“优雅”文化自以为高明的寄生逻辑！
八、一点也许是徒劳的但却是完全必要的说明
这篇文字很是伤神，批评一个自己一度尊重的人物，而且批评的颇为彻底严厉，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虽然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自比前贤，但是我自己觉得此时此刻我还是颇能理解当年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心情的。虽然金庸先生算不得我的老师，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还是把他当作我的启蒙者之一的。也许很多人不能理解我行文之际的某些过于严厉的措辞，但是相信有过类似体验的人一定明白，我的过分严厉的措辞正表现我曾经对金庸先生何其敬重。
本来金庸先生奉行“优雅”传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是在我来讲，由于刚刚确定，心下还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知道这并不是金庸先生的责任，而是我软弱的惰性与一相情愿的判断力相结合欺骗了我的理智。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原谅金庸先生，这种不能原谅似乎有些非理性的成分，我其实是不能原谅他的居然奉行“优雅”文化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对我的感情的一种伤害，是对我多年以来的对金庸先生的敬重的一种侮辱。也许正因为此，我的有些措辞才显得颇为严厉吧？
还有一点我要在此作个声明，我的这篇评论和我即将出版的武侠小说盛世狂澜逍遥剑没有什么关系。也许日后有好事者难免会说我的这篇文字有恶意炒作之嫌，因此我在这里需要严正声明：这是一篇严肃的批评，与任何炒作意图无关。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我的盛世狂澜逍遥剑原定是在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间出版的，但是因为文稿修改上的意见分歧，拖沓至今没有付梓，可是眼下又有人催着做这个批评，虽然自觉这样的次序节奏难免招人物议，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这件事儿接下来了，毕竟这也是我大半年来一直想说的话，便甘冒被人误解的危险作下这篇文字。
“成德在己，毁誉由人。”明知可能被人误解甚至诋毁，只要觉得问心无愧，就坚决做下去，这是我一向为自己自豪的地方。我想也是我最终从精神上和金庸先生乃至金庸先生奉行的“优雅”文化决裂的根本原因吧？
直到现在，我也认为，如果金庸先生真正能坦荡地做到成德在金庸先生，毁誉由我自去，并真正实现对所谓的“优雅”文化的再认识，那么就算我这篇文字突然变得毫无意义，我也会倍觉欣慰的，与一个人的真正觉醒相比，任何言语都显得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愿金庸先生、我自己，还有所有支持我的观点的人、反对我的观点的人，用这八个字共勉：
成德在己，毁誉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