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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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清明时节，春风和煦。我独自伫立于丁香树前，沉浸在丁香花特有的香味之中，沉思良久。一种难以言表、挥之不去的情思，萦绕在心头。
尽管每年这个时节，我都要沉浸于丁香的芬芳之中，独自深思，每逢闻到这种典雅、隽永气味，我仍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一种深深的伤感，甚至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
花香，激活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把我带回到半个世纪以前的孩提时代。
那是古城西安一条陋巷。“卖花了！卖花了！”悠长的叫卖声由远而近。朝霞的逆影中，一位卖花妇女提一大花篮，沿街叫卖。
姥姥应声而出。我也跟着出来看。
姥姥这种称谓，在我们老家陕西省大荔县，是指曾祖父和曾祖母，因而分为男姥姥和女姥姥。我说的姥姥，是指我父亲的祖母，是女姥姥。
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们姊妹四人都是由姥姥扶养大的。姥姥特别喜欢男孩子。哥哥光宇早就外出住校就学，剩姐姐倩娃、我和妹妹彤三个孩子在家，姥姥特别疼爱我，原因很简单：倩娃和彤是女娃。
我在襁褓之中，就由姥姥扶养。据说，一般婴儿学语时，有意识地发出的第一个字音是“妈”或“爸”而我口齿笨拙，四五岁时会的第一个字是“奥”这是我对姥姥的称呼。当时的我只能发出韵母的音，姥字的完整发音发不出来。姥姥曾开玩笑地说，这娃怎么叫我就跟叫狗一个样呢。
我老家一带把丁香花叫紫金花。花型小，大体分为紫色和白色，其貌不扬，但香味独特。清明前后，正是盛开的季节。院内栽植一株丁香，或采摘数枝插于室内花瓶，她就会把一种宁静、温馨的氛围奉送给人们。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卖花女终于对三分钱两束的价钱让步，姥姥以四分钱买得三束丁香花。
“毛，你看，这紫金花，香味多好哇。”姥姥对我说着，把花插在废旧罐头瓶里。
“不，这紫金花不是香的，是臭的。”我一方面是和姥姥调皮捣蛋，故意反着她的意思说。另一方面，比起这怪怪的气味，我确实更喜欢玫瑰之类的浓郁香味。
“你这娃，懂个啥好坏呢。”姥姥说着，满意地欣赏着瓶子里的花。丁香的气味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小屋。
姥姥常说，花呀、草呀的，都有灵气。看了人的心思会变好、变善。她一直喜欢花鸟鱼虫之类的生灵。说现在在城里地方小，原在辛庄时，院子里种满了苇儿花、扁竹花等。什么是苇儿花，姥姥曾给我讲解过，我记不清楚，印象中应是唐菖蒲之类的样子。
尽管那时经济生活条件相当拮据，她还是从父亲每天给她的几角几分的买菜钱中，硬是抠出两三分来，买束花，插在罐头瓶里，或买几条金鱼养在罐头瓶里。那时，大的、好的金钱要一、两角钱一条，买不起，就买小的或者掉了鳞片、断了尾巴的，一两分钱就可以买一条。而那罐头瓶，我清楚记得是更早时候我姑，也是姥姥的外孙女来西安看望外婆时，带来的一瓶苹果罐头吃后剩的。这样的大口瓶子，我家只有这一个。姥姥没让它闲着，不是插花就是养金鱼。有时没花也没鱼了，就泡一束水草在里面，也可观赏。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常听人说谁家谁家某某人脸浮肿了。
“蒸馍米汤，有何不好。没粮嘛，没办法。”我常听姥姥和邻居姨姨奶奶们这样唠叨。可是，我的记忆里，却丝毫没有过饥饿的感觉。
每天上午十时左右，姥姥都把正在院里玩耍的我的彤叫回家里，从煮稀饭或蒸红薯的锅里捞起几截熟红萝卜给我们吃。
时间长了，我吃厌了。
“吃吧，红萝卜有营养，娃娃长身体，要多吃营养东西。”每当这时，姥姥都这样哄着、劝着，非要看着我们把红萝卜吃下去才肯罢休。
比起红萝卜，我们更爱吃的，是白菜或莲花白的把儿。姥姥切菜时，我们就守在旁边。剩下的菜把儿，把周围的硬皮削掉，就成了我们非常喜爱的水果了，又脆又凉又甜。姥姥把分配菜把儿，是非常公平的，我和彤每人一半，不偏不倚。
有一次喝着稀饭，我想到了不久前看过的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就故意“哎呀”大叫一声，作惊奇状，姥姥忙问我啥事，我说我要长生不死了，我的碗里有一块唐僧肉，我刚吃下去。姥姥还是淡淡地笑着，说你只要好好吃饭，就会长寿的。
那时粮食定量供应，且每户指定某日为当月的买粮日。我家买粮定为每月的二十六号。家里没有钟表，不知时辰。恰与我们家窗对窗的老龙家也是二十六号买粮。于是，姥姥与老龙家老伴后半夜开始隔窗的对话，打听时间。到凌晨五点多时，就叫醒沉睡中的父亲，去排队买粮。
每逢二十六号父亲去买粮，姥姥从上午九十点就叫我站在院子门口，不断地向西张望。
“娃娃家眼睛好，看你爸买粮回来没有。记住，你爸穿灰衣服，戴灰帽子。”
直到看见父亲焦黄的脸上汗水淋淋，头上、肩上都是面粉，扛着面袋回来了，姥姥象完成一项重大事业般地松一口气，给父亲倒碗水，拂扫身上的面灰。事过多年，我才知道，这意味着全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断粮之虞了。
八岁那年，我得了伤寒病。
起初，不思饮食，日见消瘦。后来我陷于昏迷，什么事也不知道了。只记得在传染病院的伤寒病房里，父母轮换着陪伴我。我苏醒过来后，每天看着窗外一株光秃秃的椿树上落了一层雪。雪化了，又落了一层。出院回到家里，姥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蛋糕让我吃。
“吃吧，给你藏着好多天了。”
蛋糕存放时间已久，表面一层已经干硬。我渐渐回忆起来，在初病未入院前，我享受着全家最优厚的待遇：一瓶炼乳冲开水喝、削成片的苹果，再就是这蛋糕。当时我妹彤和我姐倩娃为了吃到蛋糕，不知遭受姥姥多少次训斥。
彤和倩娃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她们知道家里还藏有蛋糕，闹着要吃。姥姥说是给毛的，毛有病，蛋糕营养好，吃了病就好了。实在被彤缠得无奈，就让她们到屋外去，说是让老告给你噙一个蛋糕来。待彤回到屋里后，姥姥给她一星半点儿的蛋糕解一下嘴馋。但就在这仅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她们最终也不知道姥姥把蛋糕藏在什么地方。
至于老告为何物，我至今不知道。只认为是一位神仙，一位会哄孩子、送孩子礼物，也会吓唬不听话孩子的神仙。
二是我住院后，倩娃发现夜深人静后，姥姥经常独自一人出去。出于好奇，她有一次悄悄跟去看个究竟。只见姥姥站在我家屋背后的一堵小墙前，手在墙上划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姥姥回来后，倩娃问她干什么去了。姥姥异常紧张，说这事你别管。也不能对别人说。我求菩萨了，菩萨也答应了，毛的病快要好了。
别看姥姥目不识丁，但在大事面前却不含糊。有一次，我哼唱着当时流行的藏族民歌，第一句歌词是“毛主席呀派人来”姥姥听后，大惊失色，压低声音说：“可不敢这样唱了。毛主席是谁？就是皇上。派是啥，就是造反、篡权哩。我娃可不能这样唱了，惹祸呢。”
姥姥对新的事物接受得还挺快。家里新买的钢精锅，她甚是喜爱。逢人就讲用钢精锅比风箱灶火大铁锅省事多了，蒸一锅馍只用八分钟等等。我母亲笑她说，她就没有表，怎么能知道是八分钟。再则，她蒸的馍有的干脆就是粘的，没蒸熟。
姥姥进城生活，使用电灯数年，一直没搞清一个问题，她询问了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这是问题就是：电灯那么亮，为什么几年不添灯油？而且就找不到添灯油的地方。
姥姥有严重的腿疼病。那时也没有什么药，一犯起来就直捶腿。我知道，生我那年，西安奇冷，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地里，姥姥抱着不满百日的我，上厕所时不慎摔了一跤，为了护住我，膝盖硬上直楞楞地跌在地上。从此落下这个病根。
“唉，我这腿，真有一千斤重。”姥姥叹气地说。
我一声不语，心里算计：一个人能抬多少斤重的东西？姥姥的一条腿有一千斤重，那么，她死后，要多少人才能抬得动她呢？我发愁了。
姥姥的年岁越来越大，体力也越来越差了。我上学后，为了减轻姥姥的负担，父母让我在母亲的学校里上灶。每次回到家里，姥姥都要问我在学校吃的啥，好吃吗。我大声告诉她，在学校吃得可好了。她又问有家里的饭好吃吗。我说比家里的好吃多了。每当这时，姥姥总是慈祥地一笑说，外面的饭怎么能比家里的好吃呢。你爱吃就好。如果想吃家里的，我随时都给你做。
彤和倩娃也到父亲单位上灶。家里吃饭就剩姥姥一个人。姥姥的体力越来越差，差到连自己的生活也难以自理了。文革开始那年初，姥姥终于回老家住了。
那是个雨雪霁霁的清晨，天气特别冷。姥姥由她的外孙，大荔县的李世杰接走。我和我哥、我爸等人到解放门长途汽车站送行。姥姥上车后一个劲地挥手，说天冷，早点回去吧。但我舍不得回去。跟姥姥相处的日子无所谓，一旦要分手，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心里就酸酸的。
汽车开走了。带走了姥姥，也带走了我的一腔心思。
以后，表叔李世杰那里不断传来姥姥的消息。姥姥年岁大，辈份高，多年未回老家，前来看望的亲友络绎不绝。她老人家整天乐得合不上嘴。以后，在我老姑家待久了，又到辛庄我奶奶家住一段，再往后，就这两处来回换着住。住在哪里，我父亲就每月给那里寄去一二十元钱。
文化革命开始了。西安首先乱了起来。大荔那边不断传来消息，说姥姥整天惊慌失措。担心爸爸妈妈在单位挨整，直说要回西安看看。世杰叔等人的再三劝阻下，她不提说回西安了，却每天在墙上画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乞求神灵的保佑。
文革第二年，即1967年春，我姨结婚，我和我妈到大荔县辛庄。外婆家在村东头，姥姥当时住在奶奶家，在村当中，相距仅不足一里路。姥姥听说我回来了，从一大早就在院子门口等待。当见到丁香树旁她老人家身影时，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的怀里，用手抚摸她的面颊。小时候，我和彤常常这样摸她的颧骨、面颊，因为，她的面色白里透红，面颊的皮肤特别细腻、光滑。有时俩人争着摸，就每人摸一侧。
这时的姥姥，已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一见我，她的眼睛就湿润了。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光芒，一种充满疼爱、期待的光芒。也许，以前她的眼睛里常有这样的光芒，只不过我没注意发现而已。
她带我进了院子。院里的枣树挺拔、石榴树硕大，满院的苇儿花、扁竹花、丁香惹来了一群群的蜜蜂。
姥姥的房子是间约六、七平方米的偏房，狭小阴暗，一进屋就一股煤油气味。除了一张炕，仅有一个大木柜，姥姥说那是存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用的。柜子也当桌子用，上面简单地置放着一个小镜子、一个热水瓶、一个小瓷罐里，插着一束丁香花。看样子，是当天早上新摘的。炕沿边放着夜壶。地上扫得干干净净，炕上叠得整整齐齐，柜子上擦得一尘不染。看来，生活清贫，却也十分干净。
姥姥仔细询问了西安家里的事，我为了安慰她，就说西安没有武斗，我家里也没出什么事。谁知这样一说，姥姥更疑惑了。认为我没说实话，在胡弄她。
我要离开辛庄了。姥姥又站在院门口丁香树旁向东张望。不知等了多少时间，我从外婆家来向姥姥道别。她老人家手里拿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已经凉了好长时间了。姥姥有手颤的病，手指甲把嫩白的鸡蛋抠得尽是黑疤。这次，姥姥没多说话，把鸡蛋塞在我手里，让我快点吃。
我走了。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走出很远，直到看不清姥姥了，视线中的姥姥与丁香树融为一体。
第二年，姥姥糊涂了。而且越来越重，周围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但嘴里整天“纪娃、纪娃”地喊。纪娃是父亲的小名。是在姥姥八十多岁生涯中相处时间最多的人，也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以后，我达茂贤等人时常逗弄姥姥，就说自己是纪娃，姥姥总是一阵惊喜，继而是眼睛灰暗、一脸失望。
那时，国家陷于危难之中。我家能有什么好事呢？关牛棚的关牛棚，下放的下放。妻离子散。各顾不暇。也就谈不上照顾姥姥了。我去三线劳动，又分配了工作。一直没有回大荔。但我给在大荔工作的倩娃姐写信，每次都忘不了叮嘱她替全家多看望、照顾姥姥。
我始终不好意思追问父母，在全家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是否没有每月及时给老家寄姥姥的生活费。因为，我听说，奶奶和茂贤有时给姥姥说难听话了。
又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1974年4月12日，接到了茂贤的电报，说是姥姥病危。我和父亲火速赶往大荔县，到达辛庄时，已是下午四时左右。我姐倩娃已经先期到达。一进院子，我直扑姥姥的房间。一声“姥姥”泪如雨下。这时的姥姥，身体已经瘦干了，象一副骨头架子，以前光润的脸象一具骷髅，皮肤上的褥疮一块连一块。我把她翻过身来，后背、屁股上的皮肤已经全部溃烂了。气若游丝，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无论千呼万唤，毫无反映。
奶奶说，姥姥近来一直昏迷不醒，四、五天水米未进了。两天前大喊了一声“我活不成了！”之后就再也没出声。
姥姥的亲戚全到齐了。村医来号了脉，说五脏中的肝脉已经摸不到了，估计就是近两三天的事了。天黑该睡觉的时候，我非常坚决地劝退了所有的人，包括奶奶家人、父亲和各门亲戚，由我独自陪姥姥睡觉。尽管房里气味非常难闻。
我独自躺在姥姥身边，摸着她的手，回忆着老人家扶养我们的一幕一幕。昏暗如豆的油灯下，我一会儿把耳朵贴在她面前听一听，是否还在呼吸。
我逐渐瞌睡了。打一个盹，就赶紧听一下姥姥的呼吸。然后继续打盹。
第三次打盹醒来后，我发现灯油耗尽，熄灭了。一摸，姥姥已经凉了。这时，是4月13日的凌晨2时许。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姥姥的遗体。她象一根枯柴，轻轻的，根本不是我小时候所想象的千斤重。我赶紧叫来父亲等人。
姥姥的墓地，选在村南的集体墓场。下葬那天，我采了一大把丁香花，抛在墓穴里。我想让丁香的气味永远伴随她老人家。
我找了一块大城砖。在上面刻写：“姥姥之墓重孙张光炬立”的字样，算是姥姥的墓碑了。
我郑重、认真地把城砖埋在坟前。远看北面村里的房屋，仔细地辨认、记下坟墓的方位。心中默想：姥姥，只要有时间，我会回来看你的。
办完丧事回西安途中，我和父亲晚上住在县城老姑家。我们三人并排头朝里睡在大炕上，父亲在中，老姑在左，我在右。我在听着他们往事、家事的絮叨中，逐渐瞌睡了。就在这似睡非睡、还能隐约听到他们对话之际，一个人步履蹒跚，颤悠着从外面走来，她也想上炕，但上不来，就拉住我的脚。我一看，这不正是姥姥吗。我大叫了一声“姥姥”惊动了谈话之中的父亲和老姑。问我何事，我叙述了刚才的所见，老姑可能此类事情见多了，她平静地说，那是你姥姥想我娃了，来看你了。
下部
时间追溯到清代光绪末年。也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陕西省朝邑县东部的辛庄一个富丽堂皇的三进套院张灯结彩，鼓乐震天。曾在四川经商的张老爷为长子娶亲。新娘是相距十里的高石村大户王家大女子。
张家正厅房足比村里其它房屋高出五、六尺。加上灶房、草房、客房、马房、库房，车房共五十余间。后院有一花园，植有各种花卉和果树。
三叩九拜、宴飨宾客已毕，新人入洞房。新郎这才发现，新娘相貌非常心疼，白皙的皮肤，柳叶眉，杏仁眼，嘴角一颗不注意看不出的小痣，楚楚可怜。不禁欣喜万分。
新郎正在端详新娘，外面一阵锣响，可见火把闪动，土匪攻寨子了。新郎只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转身扔掉身上的披红，辫子向头上一盘，操起一把长柄刀出去了。再回到新房时，已是后半夜。
“狗日的土匪，两年多没敢轻狂，偏不偏今天来，冲了咱的喜事。让你受惊了。”新郎边换衣裳边安慰新娘。
“不要紧。高石村也时常遭土匪。不过，你跑出去，万一有个闪失”新娘静静地说。
“不要紧。这些毛贼，听到我张大少爷的名字就两腿打战，哪敢伤我！”新郎自豪地说。
新娘撩起盖头看了一眼，新郎个头不高，但长得结实精悍，气宇轩昂，心中暗想，今生与此人相伴，日子能够安稳了。
这位新娘，就是我的姥姥。
姥姥去世时间久了，我对她老人家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我逐渐从父母、我哥哥光宇和老一代亲戚口里，了解到姥姥生平的点点滴滴，连贯起来，对这位我最敬爱的老人，在心目中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画像。
姥姥年轻时代，正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如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一样，几十年时间，她未得到到片刻的安稳。
姥姥婚后，公婆恪守家规，对媳妇管束甚严。家里长年雇有女佣人。姥姥生性勤快。根本不管少奶奶的身份，与女佣共同在后院蒸馍，五黄六月，闷热难忍，几个女人相视一笑，人人脱个光膀子干活。反正这院里没有男人。
第二年，一位云游道士路过当地，无意之中见到正在院门口扫地的姥姥，盯了半天后说，姥姥嘴角的痣冲了二十八宿，恐对张家家道不利。公婆半信半疑，但从此后，对媳妇的管束更刻薄了。尽管姥姥夫妻相爱有加，姥姥还是时常背着人偷偷流泪。
不知是真的被道士那句懴语说中了，还是姥姥命运多舛，姥姥婚后十年，公婆相继去世，丈夫也因骡子受惊狂奔、乘坐轿车翻车而亡。姥姥生育四个孩子，大儿子就是我爷爷增旺。最小的是个女儿，就是我老姑。
严格信守三从四德的姥姥，果断拒绝了多次他人改嫁的提议，以自己年轻、瘦弱的女人身体，毅然支撑起张家的大梁，用全部的心血，抚育自己的几个孩子。白天地里、地里劳作一整天，夜深人静，孤灯独影，身心俱累。看着熟睡的几个孩子，想着他们一天天地长大，她咬咬牙，日子一天天地挺来过来了。
令她欣慰的是大儿子增旺，从相貌到性格，完全继承了丈夫的强悍和精明。十七岁时在朝邑街上，遇到本县最有名的武把式摆台子，已经打得三个敢叫台的满口吐血，但增旺还是毫不在乎地上了台，第三个回合，在武把式重击之下，增旺故意仰面跌倒，武把式不容增旺喘气再扑过来时，增旺根据自己身材瘦小的特点，借用对方的力量，一记“兔蹬鹰”竟把那位武把式踢下台去。从此，武把式再未在朝邑城里露过面，增旺也威名远扬，人们见了没有不老远打招呼的。张家在辛庄村是个大户，增旺年纪轻轻已经捧起了张家的旗杆子，二十岁时，就当上了乡约。经常骑着骏马，身挎快枪，甚是威风。
增旺十八岁时娶了高石村郎中世家李家女子。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我父亲纪贤，小名纪娃，女儿名叫慧儿。
姥姥的三儿子三岁时得了怪病，小小的年纪，不长个子，只长脑袋。脑袋日见长大，整天头疼难忍。算命先生说，这头要长到八斤四两才肯停长。吓得姥姥瞠目结舌。要知道，当时这孩子体重才十来斤。就这样，姥姥眼睁睁地看着三儿子死在自己怀里。
厄运接踵而至。增旺年轻气盛，虽在江湖上、官场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却在乡里甚有得罪之处，又染上抽大烟、酗酒的恶习。家境逐渐衰落了。二十六岁那年，暴病身亡。
对于姥姥来说，增旺之死无疑又是晴天霹雳。原想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过安稳日子。没想到丈夫死于意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女子身上，眼前孩子长大成人，不想却一个个地死于非命。姥姥病了，一病几天未下炕。当看到泪汪汪的二儿子和小女儿时，她擦干了眼泪，强打精神，继续承担作母亲、作家长、作张家顶门人的责任。
增旺死后，家里家外，一切都全变了。辛庄一带匿迹数年的土匪又猖狂起来。首选目标就是张家这样没有男人，却略有家私的家庭。姥姥广结善缘，村里村外，关系甚洽。甚至土匪寨子里，也有人给姥姥通风报信。每当土匪进村绑票，姥姥一般都是带着媳妇、孩子和孙子躲起来。藏在村外的土壕里，可以看见麦场上火把通明，土匪把女人关在宗庙里，把男人绑起来，下半身浇上火油，不答应拿钱粮，就把男人腿、屁股点着火，若再不答应，就把火油浇遍全身，把人点了“天灯”。对待孩子，则扔到房顶上，滚下来摔死。
只有一次未来得及躲避，被土匪抓住。当时姥姥被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是增旺在世时的朋友、当乡约时的民团团长张汉臣承诺三日之内把钱送上，才救了姥姥一命。
土匪凶残，却也好防。防不胜防的是讨债者。本村的、外村的，增旺在世时未见什么交往，增旺死后，纷纷前来讨账，说是增旺生前欠他的钱，姥姥不识字，也没有欠条之类的字据。起初，姥姥一方面道歉，一方面变卖房产、田地还钱。但越还欠的反倒越多了。她疑惑了。在如狼似虎的讨债者面前，孤儿寡母又没有什么办法。只有躲土匪一样地躲这些人。几年时间，姥姥整天战战兢兢。天不黑不敢回家，回到家里也不敢点灯，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从后窗逃走。特别是临近年关，一家五口整天躲在大庙殿后的柴堆里，以泪洗面。
那年，抓兵的又来了。家里已经没有钱买壮丁了。尚未成年的二儿子被抓兵，姥姥跪在老总脚下磕破了头，说家里就剩这一个男人了。老总的回应是一枪托，打得满脸是血。二儿子被抓兵后，杳无音信，不知生死。
眼着媳妇年纪轻轻地跟着受苦受罪，姥姥过意不去，劝说她再找个人好过日子。媳妇说，妈，咱婆媳俩是一个命，你这些年都过来了，你能熬，我也能熬。姥姥叹口气说，正因为我这些年知道寡妇的苦，才不能让你再跟着受。我那是张家上边没人了，没办法了。你不一样，张家有我撑着，你就另找一个吧。就这样，媳妇，也就是我奶奶李氏，招了北塬上来的一个打短工的穷汉子于进楼当了张家上门女婿，改名张进楼。
张进楼的进门，并未改变张家破落的颓势。在生下几个孩子后，家里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切，姥姥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孙子纪贤在张汉臣的资助下中学毕业，上了同州师范学校。慧儿也寄养在张汉臣家里。姥姥就以给家里省口粮为由外出，把家留给媳妇和女婿及他们的子女，到同州府，也是今天的大荔县一大户人家当老妈子。
这是一个殷实的人家。已经没有老人了。少爷、少奶奶都二十岁上下。家里还有一个长工，下地干粗活。姥姥承担四口人的饮食、主人的衣被浆洗，还有家里的收拾零活。
此时的姥姥，虽是下人，但不担心受怕，吃穿也有保障，日子相对还算是平静。她眼尖手快，干活卖力，颇得比自己小二十几岁男女主人欢心。放心不下的孙子纪贤，也在同州城里读书。抽空来看望奶奶。每当这时，少东家都很慷慨，说娃来看奶了，把白包包馍拿来夹油泼辣子让娃吃。对纪贤来说，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吃后久久回味不断。对姥姥来说，与孙子团聚，也是最快乐的时间。
然而，姥姥却清楚地知道：祖孙团聚虽好，在别人的家里，不可过频。纪贤小不懂事，经常要来看望奶奶，每次团聚后，姥姥都含泪告诉他，东家人很好，自己在这里很好，娃要好好读书，以后没事不要来了。
纪贤毕业后，在距家近百里的华阴庙学校教书。二十岁那年，由原在朝邑中学读书时的教师佀瑞庭作媒，与同为朝邑中学毕业的朝邑城里书香名门的赵家大女儿端侠结婚。佀瑞庭在1927年4。12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后脱党，却与地下组织保持着若干联系。
这时，姥姥已回到了辛庄，为他人当保姆，伺候月婆子或带孩子，伺候了这家的伺候那家的，带了大娃再带小娃。
纪贤婚后一年，生一儿子光宇。几乎同时，姥姥的儿媳李氏和张进楼生一子茂贤。是李氏和张进楼的第三个孩子了。眼看家里吃饭的嘴越来越多，田地越卖越少，一家人甚是忧愁。李氏向姥姥提出，分家过日子。姥姥对此似乎早有预料，态度平静地同意了。如何分呢？李氏提出：自己和张进楼夫妻及他们的子女、慧儿一家，姥姥、纪贤端侠夫妻及儿子光宇一家。姥姥以同样平静的态度同意了。当时，纪贤、端侠都外出教学，不在家。端侠回来知道这一切，甚是忿忿不平，说如果婆母李氏及张进楼一家，张家老人手一家，那么，慧儿是增旺的女儿，应该分过来的。谁都知道，慧儿临近结婚年龄，这么大的女子，是可以换几十石麦子的。姥姥照样平静地微笑着对孙媳说，分不分都是自家人。你婆婆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分吧。咱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是了。
纪贤在学校工作，阅读过共产党出版的一些刊物，思想逐渐有了政治上的倾向性，引起国民党当局特务系统的注意。光宇不满周岁，华阴县警察局对纪贤发出了逮捕令。幸有人通风报信，纪贤急忙出逃。先回到家里，向姥姥和端侠道了别，然后找中学时的老师、结婚介绍人佀瑞庭，经佀瑞庭介绍，连夜独自步行向北到韩城县，投奔共产党的队伍。从此，就身为共产党的人，干了一辈子。
纪贤向姥姥告别时，甚是凄惨。不知要到何方，不知前景如何，也不知何时骨肉再能相见，并且，为了避免更复杂的情况，这一切都无法向养育自己多年的奶奶说清楚。想安顿奶奶今后的生计，自己身上却没有分文。只知道慌不择路，逃命要紧。
然而，姥姥象是一切都明白似的。她态度平静，催促孙子快走，说家里自己照管，不用孙子操心。天冷，我娃不要把身子冻着了。如有顺便的人，就给家里带个信。只有当孙子的背景消失在夜幕后，她老人家转身关上房门，一场痛哭，几乎气绝。
纪贤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在群众日报社干记者工作。大半年后，随接管城市的队伍进驻西安。从此在西安扎下了根。
此后不久，端侠生了第二个孩子、大女儿倩娃。倩娃不满周岁，端侠抱着倩娃来到西安。经丈夫单位的人介绍，在一个小学教书。辛庄的家里，就姥姥带着重孙光宇二人过活。
这一段时间，他们二人是如何生活的？纪贤、端侠是否给寄生活费？他们已经记不清了。光宇记得，家是村西头背巷里东倒西歪的两间半破草房，残破不堪。时常晚上一觉醒来，昏暗的油灯下，姥姥还在为村里他人缝被子。光宇还记得，他和姥姥在傍晚时分，缓缓回家。姥姥佝偻的身上，背着一大捆柴，自己背着一小捆。一条大黄狗，忠实地跟在身后。如今，光宇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常说，那如血的残阳，寂静的旷野，姥姥、自己和大黄狗拖在地上长长的身影，自己永生难忘。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两年。纪贤、端侠在西安站住了脚，就把姥姥和光宇接到西安，姥姥结束了在朝邑县，也就是以后的大荔县六、七十岁的生涯，开始了西安市的生活。而那忠实伙伴大黄狗，听辛庄的老乡们说，姥姥光于走后，不进饮食，狂吠数日，叫得声音嘶哑，嘴角出血，以后再也未见下落。
端侠的第三个孩子是我，小名叫毛，官名张光炬。第四个孩子是彤。姥姥照样承担起抚育我们的责任。直到她老得实在连自己都难以照料，才回到老家大荔县。
回顾姥姥的一生，旧社会是兵荒马乱，担惊受怕，东躲西藏，新社会又是贫困和饥饿，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她老人家少妇丧夫，守寡几十年，养了儿子养孙子，养了孙子养重孙。照料了自家人照料他人。而自己，在生活难以自理的晚年，子孙们各自忙碌，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姥姥去世时，看到她骨瘦如柴的身躯和溃烂的皮肤，我想，如果她老人家生活上得到较好的照顾，寿命绝不止八十八岁。
1981年外婆去世，我和光宇等去了趟辛庄。在满天的晚霞中，很快我就找到了1974年我刻写的姥姥墓碑，找到了被萋萋芳草覆盖的姥姥的墓。我跪在墓前，不顾一切地嚎啕痛哭，继而整个身子伏在墓堆上，嘴里啃着泥土，手中一把一把碾着泥土，觉得如同拥抱和亲吻着姥姥。以声嘶力竭的哭声，宣泄自己怀念、敬爱及愧疚的感情。
1995年外爷去世，我又去一趟辛庄。然而，1974年我认准的北边房屋早已改变了模样，无论我和彤怎么寻找，坟茔座座鳞比，就是未见到我当年刻下的砖碑。姥姥的墓已经找不到了。我追问茂贤达，他说不会的，前不久他还上坟烧纸了。我说确实如此。他并不太在意地说，那么，自己把坟上错了，不知给哪家的先人烧了纸。
我为此事难过许久。但近年来我想通了。坟茔保存时间再长，也有终极之日。坟修得再富丽堂皇，意义不大，如能长时间活在生者心里，令其长时间崇敬、怀念，那么，就是逝者生前的造化。姥姥的坟找不到了，但她悲惨、坎坷的经历永远值得同情，她的勤劳、善良永远值得尊敬。
该收笔了。我又想起姥姥所喜爱的丁香花，没有夺目的色彩、显赫的名声、浓郁的香味，花期不长，但淡淡的香味，典雅、隽永。使人心神宁静，肺腑清舒。
活了几十年，怀念姥姥怀念了几十年，我突然觉得自己弄明白了，姥姥为什么喜爱丁香花。
上部
清明时节，春风和煦。我独自伫立于丁香树前，沉浸在丁香花特有的香味之中，沉思良久。一种难以言表、挥之不去的情思，萦绕在心头。
尽管每年这个时节，我都要沉浸于丁香的芬芳之中，独自深思，每逢闻到这种典雅、隽永气味，我仍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一种深深的伤感，甚至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
花香，激活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把我带回到半个世纪以前的孩提时代。
那是古城西安一条陋巷。“卖花了！卖花了！”悠长的叫卖声由远而近。朝霞的逆影中，一位卖花妇女提一大花篮，沿街叫卖。
姥姥应声而出。我也跟着出来看。
姥姥这种称谓，在我们老家陕西省大荔县，是指曾祖父和曾祖母，因而分为男姥姥和女姥姥。我说的姥姥，是指我父亲的祖母，是女姥姥。
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们姊妹四人都是由姥姥扶养大的。姥姥特别喜欢男孩子。哥哥光宇早就外出住校就学，剩姐姐倩娃、我和妹妹彤三个孩子在家，姥姥特别疼爱我，原因很简单：倩娃和彤是女娃。
我在襁褓之中，就由姥姥扶养。据说，一般婴儿学语时，有意识地发出的第一个字音是“妈”或“爸”而我口齿笨拙，四五岁时会的第一个字是“奥”这是我对姥姥的称呼。当时的我只能发出韵母的音，姥字的完整发音发不出来。姥姥曾开玩笑地说，这娃怎么叫我就跟叫狗一个样呢。
我老家一带把丁香花叫紫金花。花型小，大体分为紫色和白色，其貌不扬，但香味独特。清明前后，正是盛开的季节。院内栽植一株丁香，或采摘数枝插于室内花瓶，她就会把一种宁静、温馨的氛围奉送给人们。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卖花女终于对三分钱两束的价钱让步，姥姥以四分钱买得三束丁香花。
“毛，你看，这紫金花，香味多好哇。”姥姥对我说着，把花插在废旧罐头瓶里。
“不，这紫金花不是香的，是臭的。”我一方面是和姥姥调皮捣蛋，故意反着她的意思说。另一方面，比起这怪怪的气味，我确实更喜欢玫瑰之类的浓郁香味。
“你这娃，懂个啥好坏呢。”姥姥说着，满意地欣赏着瓶子里的花。丁香的气味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小屋。
姥姥常说，花呀、草呀的，都有灵气。看了人的心思会变好、变善。她一直喜欢花鸟鱼虫之类的生灵。说现在在城里地方小，原在辛庄时，院子里种满了苇儿花、扁竹花等。什么是苇儿花，姥姥曾给我讲解过，我记不清楚，印象中应是唐菖蒲之类的样子。
尽管那时经济生活条件相当拮据，她还是从父亲每天给她的几角几分的买菜钱中，硬是抠出两三分来，买束花，插在罐头瓶里，或买几条金鱼养在罐头瓶里。那时，大的、好的金钱要一、两角钱一条，买不起，就买小的或者掉了鳞片、断了尾巴的，一两分钱就可以买一条。而那罐头瓶，我清楚记得是更早时候我姑，也是姥姥的外孙女来西安看望外婆时，带来的一瓶苹果罐头吃后剩的。这样的大口瓶子，我家只有这一个。姥姥没让它闲着，不是插花就是养金鱼。有时没花也没鱼了，就泡一束水草在里面，也可观赏。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常听人说谁家谁家某某人脸浮肿了。
“蒸馍米汤，有何不好。没粮嘛，没办法。”我常听姥姥和邻居姨姨奶奶们这样唠叨。可是，我的记忆里，却丝毫没有过饥饿的感觉。
每天上午十时左右，姥姥都把正在院里玩耍的我的彤叫回家里，从煮稀饭或蒸红薯的锅里捞起几截熟红萝卜给我们吃。
时间长了，我吃厌了。
“吃吧，红萝卜有营养，娃娃长身体，要多吃营养东西。”每当这时，姥姥都这样哄着、劝着，非要看着我们把红萝卜吃下去才肯罢休。
比起红萝卜，我们更爱吃的，是白菜或莲花白的把儿。姥姥切菜时，我们就守在旁边。剩下的菜把儿，把周围的硬皮削掉，就成了我们非常喜爱的水果了，又脆又凉又甜。姥姥把分配菜把儿，是非常公平的，我和彤每人一半，不偏不倚。
有一次喝着稀饭，我想到了不久前看过的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就故意“哎呀”大叫一声，作惊奇状，姥姥忙问我啥事，我说我要长生不死了，我的碗里有一块唐僧肉，我刚吃下去。姥姥还是淡淡地笑着，说你只要好好吃饭，就会长寿的。
那时粮食定量供应，且每户指定某日为当月的买粮日。我家买粮定为每月的二十六号。家里没有钟表，不知时辰。恰与我们家窗对窗的老龙家也是二十六号买粮。于是，姥姥与老龙家老伴后半夜开始隔窗的对话，打听时间。到凌晨五点多时，就叫醒沉睡中的父亲，去排队买粮。
每逢二十六号父亲去买粮，姥姥从上午九十点就叫我站在院子门口，不断地向西张望。
“娃娃家眼睛好，看你爸买粮回来没有。记住，你爸穿灰衣服，戴灰帽子。”
直到看见父亲焦黄的脸上汗水淋淋，头上、肩上都是面粉，扛着面袋回来了，姥姥象完成一项重大事业般地松一口气，给父亲倒碗水，拂扫身上的面灰。事过多年，我才知道，这意味着全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断粮之虞了。
八岁那年，我得了伤寒病。
起初，不思饮食，日见消瘦。后来我陷于昏迷，什么事也不知道了。只记得在传染病院的伤寒病房里，父母轮换着陪伴我。我苏醒过来后，每天看着窗外一株光秃秃的椿树上落了一层雪。雪化了，又落了一层。出院回到家里，姥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蛋糕让我吃。
“吃吧，给你藏着好多天了。”
蛋糕存放时间已久，表面一层已经干硬。我渐渐回忆起来，在初病未入院前，我享受着全家最优厚的待遇：一瓶炼乳冲开水喝、削成片的苹果，再就是这蛋糕。当时我妹彤和我姐倩娃为了吃到蛋糕，不知遭受姥姥多少次训斥。
彤和倩娃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她们知道家里还藏有蛋糕，闹着要吃。姥姥说是给毛的，毛有病，蛋糕营养好，吃了病就好了。实在被彤缠得无奈，就让她们到屋外去，说是让老告给你噙一个蛋糕来。待彤回到屋里后，姥姥给她一星半点儿的蛋糕解一下嘴馋。但就在这仅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她们最终也不知道姥姥把蛋糕藏在什么地方。
至于老告为何物，我至今不知道。只认为是一位神仙，一位会哄孩子、送孩子礼物，也会吓唬不听话孩子的神仙。
二是我住院后，倩娃发现夜深人静后，姥姥经常独自一人出去。出于好奇，她有一次悄悄跟去看个究竟。只见姥姥站在我家屋背后的一堵小墙前，手在墙上划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姥姥回来后，倩娃问她干什么去了。姥姥异常紧张，说这事你别管。也不能对别人说。我求菩萨了，菩萨也答应了，毛的病快要好了。
别看姥姥目不识丁，但在大事面前却不含糊。有一次，我哼唱着当时流行的藏族民歌，第一句歌词是“毛主席呀派人来”姥姥听后，大惊失色，压低声音说：“可不敢这样唱了。毛主席是谁？就是皇上。派是啥，就是造反、篡权哩。我娃可不能这样唱了，惹祸呢。”
姥姥对新的事物接受得还挺快。家里新买的钢精锅，她甚是喜爱。逢人就讲用钢精锅比风箱灶火大铁锅省事多了，蒸一锅馍只用八分钟等等。我母亲笑她说，她就没有表，怎么能知道是八分钟。再则，她蒸的馍有的干脆就是粘的，没蒸熟。
姥姥进城生活，使用电灯数年，一直没搞清一个问题，她询问了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这是问题就是：电灯那么亮，为什么几年不添灯油？而且就找不到添灯油的地方。
姥姥有严重的腿疼病。那时也没有什么药，一犯起来就直捶腿。我知道，生我那年，西安奇冷，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地里，姥姥抱着不满百日的我，上厕所时不慎摔了一跤，为了护住我，膝盖硬上直楞楞地跌在地上。从此落下这个病根。
“唉，我这腿，真有一千斤重。”姥姥叹气地说。
我一声不语，心里算计：一个人能抬多少斤重的东西？姥姥的一条腿有一千斤重，那么，她死后，要多少人才能抬得动她呢？我发愁了。
姥姥的年岁越来越大，体力也越来越差了。我上学后，为了减轻姥姥的负担，父母让我在母亲的学校里上灶。每次回到家里，姥姥都要问我在学校吃的啥，好吃吗。我大声告诉她，在学校吃得可好了。她又问有家里的饭好吃吗。我说比家里的好吃多了。每当这时，姥姥总是慈祥地一笑说，外面的饭怎么能比家里的好吃呢。你爱吃就好。如果想吃家里的，我随时都给你做。
彤和倩娃也到父亲单位上灶。家里吃饭就剩姥姥一个人。姥姥的体力越来越差，差到连自己的生活也难以自理了。文革开始那年初，姥姥终于回老家住了。
那是个雨雪霁霁的清晨，天气特别冷。姥姥由她的外孙，大荔县的李世杰接走。我和我哥、我爸等人到解放门长途汽车站送行。姥姥上车后一个劲地挥手，说天冷，早点回去吧。但我舍不得回去。跟姥姥相处的日子无所谓，一旦要分手，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心里就酸酸的。
汽车开走了。带走了姥姥，也带走了我的一腔心思。
以后，表叔李世杰那里不断传来姥姥的消息。姥姥年岁大，辈份高，多年未回老家，前来看望的亲友络绎不绝。她老人家整天乐得合不上嘴。以后，在我老姑家待久了，又到辛庄我奶奶家住一段，再往后，就这两处来回换着住。住在哪里，我父亲就每月给那里寄去一二十元钱。
文化革命开始了。西安首先乱了起来。大荔那边不断传来消息，说姥姥整天惊慌失措。担心爸爸妈妈在单位挨整，直说要回西安看看。世杰叔等人的再三劝阻下，她不提说回西安了，却每天在墙上画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乞求神灵的保佑。
文革第二年，即1967年春，我姨结婚，我和我妈到大荔县辛庄。外婆家在村东头，姥姥当时住在奶奶家，在村当中，相距仅不足一里路。姥姥听说我回来了，从一大早就在院子门口等待。当见到丁香树旁她老人家身影时，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的怀里，用手抚摸她的面颊。小时候，我和彤常常这样摸她的颧骨、面颊，因为，她的面色白里透红，面颊的皮肤特别细腻、光滑。有时俩人争着摸，就每人摸一侧。
这时的姥姥，已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一见我，她的眼睛就湿润了。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光芒，一种充满疼爱、期待的光芒。也许，以前她的眼睛里常有这样的光芒，只不过我没注意发现而已。
她带我进了院子。院里的枣树挺拔、石榴树硕大，满院的苇儿花、扁竹花、丁香惹来了一群群的蜜蜂。
姥姥的房子是间约六、七平方米的偏房，狭小阴暗，一进屋就一股煤油气味。除了一张炕，仅有一个大木柜，姥姥说那是存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用的。柜子也当桌子用，上面简单地置放着一个小镜子、一个热水瓶、一个小瓷罐里，插着一束丁香花。看样子，是当天早上新摘的。炕沿边放着夜壶。地上扫得干干净净，炕上叠得整整齐齐，柜子上擦得一尘不染。看来，生活清贫，却也十分干净。
姥姥仔细询问了西安家里的事，我为了安慰她，就说西安没有武斗，我家里也没出什么事。谁知这样一说，姥姥更疑惑了。认为我没说实话，在胡弄她。
我要离开辛庄了。姥姥又站在院门口丁香树旁向东张望。不知等了多少时间，我从外婆家来向姥姥道别。她老人家手里拿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已经凉了好长时间了。姥姥有手颤的病，手指甲把嫩白的鸡蛋抠得尽是黑疤。这次，姥姥没多说话，把鸡蛋塞在我手里，让我快点吃。
我走了。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走出很远，直到看不清姥姥了，视线中的姥姥与丁香树融为一体。
第二年，姥姥糊涂了。而且越来越重，周围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但嘴里整天“纪娃、纪娃”地喊。纪娃是父亲的小名。是在姥姥八十多岁生涯中相处时间最多的人，也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以后，我达茂贤等人时常逗弄姥姥，就说自己是纪娃，姥姥总是一阵惊喜，继而是眼睛灰暗、一脸失望。
那时，国家陷于危难之中。我家能有什么好事呢？关牛棚的关牛棚，下放的下放。妻离子散。各顾不暇。也就谈不上照顾姥姥了。我去三线劳动，又分配了工作。一直没有回大荔。但我给在大荔工作的倩娃姐写信，每次都忘不了叮嘱她替全家多看望、照顾姥姥。
我始终不好意思追问父母，在全家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是否没有每月及时给老家寄姥姥的生活费。因为，我听说，奶奶和茂贤有时给姥姥说难听话了。
又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1974年4月12日，接到了茂贤的电报，说是姥姥病危。我和父亲火速赶往大荔县，到达辛庄时，已是下午四时左右。我姐倩娃已经先期到达。一进院子，我直扑姥姥的房间。一声“姥姥”泪如雨下。这时的姥姥，身体已经瘦干了，象一副骨头架子，以前光润的脸象一具骷髅，皮肤上的褥疮一块连一块。我把她翻过身来，后背、屁股上的皮肤已经全部溃烂了。气若游丝，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无论千呼万唤，毫无反映。
奶奶说，姥姥近来一直昏迷不醒，四、五天水米未进了。两天前大喊了一声“我活不成了！”之后就再也没出声。
姥姥的亲戚全到齐了。村医来号了脉，说五脏中的肝脉已经摸不到了，估计就是近两三天的事了。天黑该睡觉的时候，我非常坚决地劝退了所有的人，包括奶奶家人、父亲和各门亲戚，由我独自陪姥姥睡觉。尽管房里气味非常难闻。
我独自躺在姥姥身边，摸着她的手，回忆着老人家扶养我们的一幕一幕。昏暗如豆的油灯下，我一会儿把耳朵贴在她面前听一听，是否还在呼吸。
我逐渐瞌睡了。打一个盹，就赶紧听一下姥姥的呼吸。然后继续打盹。
第三次打盹醒来后，我发现灯油耗尽，熄灭了。一摸，姥姥已经凉了。这时，是4月13日的凌晨2时许。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姥姥的遗体。她象一根枯柴，轻轻的，根本不是我小时候所想象的千斤重。我赶紧叫来父亲等人。
姥姥的墓地，选在村南的集体墓场。下葬那天，我采了一大把丁香花，抛在墓穴里。我想让丁香的气味永远伴随她老人家。
我找了一块大城砖。在上面刻写：“姥姥之墓重孙张光炬立”的字样，算是姥姥的墓碑了。
我郑重、认真地把城砖埋在坟前。远看北面村里的房屋，仔细地辨认、记下坟墓的方位。心中默想：姥姥，只要有时间，我会回来看你的。
办完丧事回西安途中，我和父亲晚上住在县城老姑家。我们三人并排头朝里睡在大炕上，父亲在中，老姑在左，我在右。我在听着他们往事、家事的絮叨中，逐渐瞌睡了。就在这似睡非睡、还能隐约听到他们对话之际，一个人步履蹒跚，颤悠着从外面走来，她也想上炕，但上不来，就拉住我的脚。我一看，这不正是姥姥吗。我大叫了一声“姥姥”惊动了谈话之中的父亲和老姑。问我何事，我叙述了刚才的所见，老姑可能此类事情见多了，她平静地说，那是你姥姥想我娃了，来看你了。
下部
时间追溯到清代光绪末年。也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陕西省朝邑县东部的辛庄一个富丽堂皇的三进套院张灯结彩，鼓乐震天。曾在四川经商的张老爷为长子娶亲。新娘是相距十里的高石村大户王家大女子。
张家正厅房足比村里其它房屋高出五、六尺。加上灶房、草房、客房、马房、库房，车房共五十余间。后院有一花园，植有各种花卉和果树。
三叩九拜、宴飨宾客已毕，新人入洞房。新郎这才发现，新娘相貌非常心疼，白皙的皮肤，柳叶眉，杏仁眼，嘴角一颗不注意看不出的小痣，楚楚可怜。不禁欣喜万分。
新郎正在端详新娘，外面一阵锣响，可见火把闪动，土匪攻寨子了。新郎只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转身扔掉身上的披红，辫子向头上一盘，操起一把长柄刀出去了。再回到新房时，已是后半夜。
“狗日的土匪，两年多没敢轻狂，偏不偏今天来，冲了咱的喜事。让你受惊了。”新郎边换衣裳边安慰新娘。
“不要紧。高石村也时常遭土匪。不过，你跑出去，万一有个闪失”新娘静静地说。
“不要紧。这些毛贼，听到我张大少爷的名字就两腿打战，哪敢伤我！”新郎自豪地说。
新娘撩起盖头看了一眼，新郎个头不高，但长得结实精悍，气宇轩昂，心中暗想，今生与此人相伴，日子能够安稳了。
这位新娘，就是我的姥姥。
姥姥去世时间久了，我对她老人家的思念却与日俱增。我逐渐从父母、我哥哥光宇和老一代亲戚口里，了解到姥姥生平的点点滴滴，连贯起来，对这位我最敬爱的老人，在心目中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画像。
姥姥年轻时代，正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如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一样，几十年时间，她未得到到片刻的安稳。
姥姥婚后，公婆恪守家规，对媳妇管束甚严。家里长年雇有女佣人。姥姥生性勤快。根本不管少奶奶的身份，与女佣共同在后院蒸馍，五黄六月，闷热难忍，几个女人相视一笑，人人脱个光膀子干活。反正这院里没有男人。
第二年，一位云游道士路过当地，无意之中见到正在院门口扫地的姥姥，盯了半天后说，姥姥嘴角的痣冲了二十八宿，恐对张家家道不利。公婆半信半疑，但从此后，对媳妇的管束更刻薄了。尽管姥姥夫妻相爱有加，姥姥还是时常背着人偷偷流泪。
不知是真的被道士那句懴语说中了，还是姥姥命运多舛，姥姥婚后十年，公婆相继去世，丈夫也因骡子受惊狂奔、乘坐轿车翻车而亡。姥姥生育四个孩子，大儿子就是我爷爷增旺。最小的是个女儿，就是我老姑。
严格信守三从四德的姥姥，果断拒绝了多次他人改嫁的提议，以自己年轻、瘦弱的女人身体，毅然支撑起张家的大梁，用全部的心血，抚育自己的几个孩子。白天地里、地里劳作一整天，夜深人静，孤灯独影，身心俱累。看着熟睡的几个孩子，想着他们一天天地长大，她咬咬牙，日子一天天地挺来过来了。
令她欣慰的是大儿子增旺，从相貌到性格，完全继承了丈夫的强悍和精明。十七岁时在朝邑街上，遇到本县最有名的武把式摆台子，已经打得三个敢叫台的满口吐血，但增旺还是毫不在乎地上了台，第三个回合，在武把式重击之下，增旺故意仰面跌倒，武把式不容增旺喘气再扑过来时，增旺根据自己身材瘦小的特点，借用对方的力量，一记“兔蹬鹰”竟把那位武把式踢下台去。从此，武把式再未在朝邑城里露过面，增旺也威名远扬，人们见了没有不老远打招呼的。张家在辛庄村是个大户，增旺年纪轻轻已经捧起了张家的旗杆子，二十岁时，就当上了乡约。经常骑着骏马，身挎快枪，甚是威风。
增旺十八岁时娶了高石村郎中世家李家女子。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我父亲纪贤，小名纪娃，女儿名叫慧儿。
姥姥的三儿子三岁时得了怪病，小小的年纪，不长个子，只长脑袋。脑袋日见长大，整天头疼难忍。算命先生说，这头要长到八斤四两才肯停长。吓得姥姥瞠目结舌。要知道，当时这孩子体重才十来斤。就这样，姥姥眼睁睁地看着三儿子死在自己怀里。
厄运接踵而至。增旺年轻气盛，虽在江湖上、官场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却在乡里甚有得罪之处，又染上抽大烟、酗酒的恶习。家境逐渐衰落了。二十六岁那年，暴病身亡。
对于姥姥来说，增旺之死无疑又是晴天霹雳。原想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过安稳日子。没想到丈夫死于意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女子身上，眼前孩子长大成人，不想却一个个地死于非命。姥姥病了，一病几天未下炕。当看到泪汪汪的二儿子和小女儿时，她擦干了眼泪，强打精神，继续承担作母亲、作家长、作张家顶门人的责任。
增旺死后，家里家外，一切都全变了。辛庄一带匿迹数年的土匪又猖狂起来。首选目标就是张家这样没有男人，却略有家私的家庭。姥姥广结善缘，村里村外，关系甚洽。甚至土匪寨子里，也有人给姥姥通风报信。每当土匪进村绑票，姥姥一般都是带着媳妇、孩子和孙子躲起来。藏在村外的土壕里，可以看见麦场上火把通明，土匪把女人关在宗庙里，把男人绑起来，下半身浇上火油，不答应拿钱粮，就把男人腿、屁股点着火，若再不答应，就把火油浇遍全身，把人点了“天灯”。对待孩子，则扔到房顶上，滚下来摔死。
只有一次未来得及躲避，被土匪抓住。当时姥姥被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是增旺在世时的朋友、当乡约时的民团团长张汉臣承诺三日之内把钱送上，才救了姥姥一命。
土匪凶残，却也好防。防不胜防的是讨债者。本村的、外村的，增旺在世时未见什么交往，增旺死后，纷纷前来讨账，说是增旺生前欠他的钱，姥姥不识字，也没有欠条之类的字据。起初，姥姥一方面道歉，一方面变卖房产、田地还钱。但越还欠的反倒越多了。她疑惑了。在如狼似虎的讨债者面前，孤儿寡母又没有什么办法。只有躲土匪一样地躲这些人。几年时间，姥姥整天战战兢兢。天不黑不敢回家，回到家里也不敢点灯，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从后窗逃走。特别是临近年关，一家五口整天躲在大庙殿后的柴堆里，以泪洗面。
那年，抓兵的又来了。家里已经没有钱买壮丁了。尚未成年的二儿子被抓兵，姥姥跪在老总脚下磕破了头，说家里就剩这一个男人了。老总的回应是一枪托，打得满脸是血。二儿子被抓兵后，杳无音信，不知生死。
眼着媳妇年纪轻轻地跟着受苦受罪，姥姥过意不去，劝说她再找个人好过日子。媳妇说，妈，咱婆媳俩是一个命，你这些年都过来了，你能熬，我也能熬。姥姥叹口气说，正因为我这些年知道寡妇的苦，才不能让你再跟着受。我那是张家上边没人了，没办法了。你不一样，张家有我撑着，你就另找一个吧。就这样，媳妇，也就是我奶奶李氏，招了北塬上来的一个打短工的穷汉子于进楼当了张家上门女婿，改名张进楼。
张进楼的进门，并未改变张家破落的颓势。在生下几个孩子后，家里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切，姥姥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孙子纪贤在张汉臣的资助下中学毕业，上了同州师范学校。慧儿也寄养在张汉臣家里。姥姥就以给家里省口粮为由外出，把家留给媳妇和女婿及他们的子女，到同州府，也是今天的大荔县一大户人家当老妈子。
这是一个殷实的人家。已经没有老人了。少爷、少奶奶都二十岁上下。家里还有一个长工，下地干粗活。姥姥承担四口人的饮食、主人的衣被浆洗，还有家里的收拾零活。
此时的姥姥，虽是下人，但不担心受怕，吃穿也有保障，日子相对还算是平静。她眼尖手快，干活卖力，颇得比自己小二十几岁男女主人欢心。放心不下的孙子纪贤，也在同州城里读书。抽空来看望奶奶。每当这时，少东家都很慷慨，说娃来看奶了，把白包包馍拿来夹油泼辣子让娃吃。对纪贤来说，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吃后久久回味不断。对姥姥来说，与孙子团聚，也是最快乐的时间。
然而，姥姥却清楚地知道：祖孙团聚虽好，在别人的家里，不可过频。纪贤小不懂事，经常要来看望奶奶，每次团聚后，姥姥都含泪告诉他，东家人很好，自己在这里很好，娃要好好读书，以后没事不要来了。
纪贤毕业后，在距家近百里的华阴庙学校教书。二十岁那年，由原在朝邑中学读书时的教师佀瑞庭作媒，与同为朝邑中学毕业的朝邑城里书香名门的赵家大女儿端侠结婚。佀瑞庭在1927年4。12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后脱党，却与地下组织保持着若干联系。
这时，姥姥已回到了辛庄，为他人当保姆，伺候月婆子或带孩子，伺候了这家的伺候那家的，带了大娃再带小娃。
纪贤婚后一年，生一儿子光宇。几乎同时，姥姥的儿媳李氏和张进楼生一子茂贤。是李氏和张进楼的第三个孩子了。眼看家里吃饭的嘴越来越多，田地越卖越少，一家人甚是忧愁。李氏向姥姥提出，分家过日子。姥姥对此似乎早有预料，态度平静地同意了。如何分呢？李氏提出：自己和张进楼夫妻及他们的子女、慧儿一家，姥姥、纪贤端侠夫妻及儿子光宇一家。姥姥以同样平静的态度同意了。当时，纪贤、端侠都外出教学，不在家。端侠回来知道这一切，甚是忿忿不平，说如果婆母李氏及张进楼一家，张家老人手一家，那么，慧儿是增旺的女儿，应该分过来的。谁都知道，慧儿临近结婚年龄，这么大的女子，是可以换几十石麦子的。姥姥照样平静地微笑着对孙媳说，分不分都是自家人。你婆婆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分吧。咱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是了。
纪贤在学校工作，阅读过共产党出版的一些刊物，思想逐渐有了政治上的倾向性，引起国民党当局特务系统的注意。光宇不满周岁，华阴县警察局对纪贤发出了逮捕令。幸有人通风报信，纪贤急忙出逃。先回到家里，向姥姥和端侠道了别，然后找中学时的老师、结婚介绍人佀瑞庭，经佀瑞庭介绍，连夜独自步行向北到韩城县，投奔共产党的队伍。从此，就身为共产党的人，干了一辈子。
纪贤向姥姥告别时，甚是凄惨。不知要到何方，不知前景如何，也不知何时骨肉再能相见，并且，为了避免更复杂的情况，这一切都无法向养育自己多年的奶奶说清楚。想安顿奶奶今后的生计，自己身上却没有分文。只知道慌不择路，逃命要紧。
然而，姥姥象是一切都明白似的。她态度平静，催促孙子快走，说家里自己照管，不用孙子操心。天冷，我娃不要把身子冻着了。如有顺便的人，就给家里带个信。只有当孙子的背景消失在夜幕后，她老人家转身关上房门，一场痛哭，几乎气绝。
纪贤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在群众日报社干记者工作。大半年后，随接管城市的队伍进驻西安。从此在西安扎下了根。
此后不久，端侠生了第二个孩子、大女儿倩娃。倩娃不满周岁，端侠抱着倩娃来到西安。经丈夫单位的人介绍，在一个小学教书。辛庄的家里，就姥姥带着重孙光宇二人过活。
这一段时间，他们二人是如何生活的？纪贤、端侠是否给寄生活费？他们已经记不清了。光宇记得，家是村西头背巷里东倒西歪的两间半破草房，残破不堪。时常晚上一觉醒来，昏暗的油灯下，姥姥还在为村里他人缝被子。光宇还记得，他和姥姥在傍晚时分，缓缓回家。姥姥佝偻的身上，背着一大捆柴，自己背着一小捆。一条大黄狗，忠实地跟在身后。如今，光宇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常说，那如血的残阳，寂静的旷野，姥姥、自己和大黄狗拖在地上长长的身影，自己永生难忘。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两年。纪贤、端侠在西安站住了脚，就把姥姥和光宇接到西安，姥姥结束了在朝邑县，也就是以后的大荔县六、七十岁的生涯，开始了西安市的生活。而那忠实伙伴大黄狗，听辛庄的老乡们说，姥姥光于走后，不进饮食，狂吠数日，叫得声音嘶哑，嘴角出血，以后再也未见下落。
端侠的第三个孩子是我，小名叫毛，官名张光炬。第四个孩子是彤。姥姥照样承担起抚育我们的责任。直到她老得实在连自己都难以照料，才回到老家大荔县。
回顾姥姥的一生，旧社会是兵荒马乱，担惊受怕，东躲西藏，新社会又是贫困和饥饿，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她老人家少妇丧夫，守寡几十年，养了儿子养孙子，养了孙子养重孙。照料了自家人照料他人。而自己，在生活难以自理的晚年，子孙们各自忙碌，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姥姥去世时，看到她骨瘦如柴的身躯和溃烂的皮肤，我想，如果她老人家生活上得到较好的照顾，寿命绝不止八十八岁。
1981年外婆去世，我和光宇等去了趟辛庄。在满天的晚霞中，很快我就找到了1974年我刻写的姥姥墓碑，找到了被萋萋芳草覆盖的姥姥的墓。我跪在墓前，不顾一切地嚎啕痛哭，继而整个身子伏在墓堆上，嘴里啃着泥土，手中一把一把碾着泥土，觉得如同拥抱和亲吻着姥姥。以声嘶力竭的哭声，宣泄自己怀念、敬爱及愧疚的感情。
1995年外爷去世，我又去一趟辛庄。然而，1974年我认准的北边房屋早已改变了模样，无论我和彤怎么寻找，坟茔座座鳞比，就是未见到我当年刻下的砖碑。姥姥的墓已经找不到了。我追问茂贤达，他说不会的，前不久他还上坟烧纸了。我说确实如此。他并不太在意地说，那么，自己把坟上错了，不知给哪家的先人烧了纸。
我为此事难过许久。但近年来我想通了。坟茔保存时间再长，也有终极之日。坟修得再富丽堂皇，意义不大，如能长时间活在生者心里，令其长时间崇敬、怀念，那么，就是逝者生前的造化。姥姥的坟找不到了，但她悲惨、坎坷的经历永远值得同情，她的勤劳、善良永远值得尊敬。
该收笔了。我又想起姥姥所喜爱的丁香花，没有夺目的色彩、显赫的名声、浓郁的香味，花期不长，但淡淡的香味，典雅、隽永。使人心神宁静，肺腑清舒。
活了几十年，怀念姥姥怀念了几十年，我突然觉得自己弄明白了，姥姥为什么喜爱丁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