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集县城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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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旧事
这组短文先应在时间上有个界定。从我出生到知事时，大半时间在乡下。虽然母亲单位所在地离县城仅八里地，但那毕竟是乡下，是农村，不是真正的县城。而我小学启蒙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直到24岁从外地调回来，这中间是18年的时间。回到县城在机关上班时，我的女儿才一岁多，现在她已是高中生了。稍微安静地回顾一下，这组记事短文记叙事情的时间概念应该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的我还是刚刚上学的儿童。
一、小东门的老屋
小东门就在人武部转头，是后街（它注册的地名是沿江路）的起点。而后街作为县城的主街，并不太长，它的终点是桂花园，再上去是老车站，往上走就到了水文站（一般叫五0五）。小东门的老屋与县委会大院隔条街，左邻右舍都是老门老户，相处得关系融洽，既便有点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闹点纠纷和矛盾一调解也就过去了。那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远亲不如近邻，一条街上的，没有什么紧要事，忍让一下天不会塌下来。
老屋是在经过六九年的大水冲洗后彻底衰败了。爷爷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一副慈容。他是早已退休了，随着上个世纪清江最大的一场洪水的冲击，随着他的第三房夫人徐梁氏的去世，他的长发药号连同他的老中医的名声一起退休了。而老屋却急剧地衰败。现在他由三个儿子轮流赡养，每个儿子一个月，轮流换班。
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位传统的旧式男人。他经常穿的是一件蓝布对襟褂子，一条俗称“二马拘”的收腰裤子，一双圆口布鞋，有时还随意地穿双编耳草鞋，一双布袜子卷在绑腿里，戴着老花眼镜，翻着书和与人闲谈。他经常称上两斤叶子烟，然后找父亲要一些过时的旧书报，用剪子细细地剪成细条，然后用制药的铡刀将叶子烟切成粉末，将烟末子放在纸条上，卷成一支支香烟卷。我觉得看爷爷自制烟卷是件很有趣的事儿，有时帮帮他，把卷好的烟卷放进一个纸盒子里，他闷了想抽烟时就拿出一支，我帮他点燃，看他笑眯眯地抽着烟，很满足的样子，时不时还表扬我两句。真是应了一句俗话：皇上爱长子，百姓喜幺儿。爷爷的后人算起来总有四、五十人，可以摆上几大桌，他的孙子里有当了官的，当秘书长、主任、行长和在宜昌三峡证券公司当总经理的，可我觉得他心里还是最疼爱父亲，我是他最疼爱的孙儿，连辞世他都是死在永和坪母亲的工作单位里。
伴随着老屋的衰落以及老屋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后街，小东门，洋房子，石板街，县委会大院，石榴树，人武部坎下的岩洞，大柳树，南门巷，新码头，这是一幅童年生活的图画。爷爷和老屋的故事，一种化不开的情结，就那么时而迷糊时而清晰地留住了童年的印迹。岁月有痕，而当这一切逝去、物是人非和面目全非时，才发现童年的生活那么珍贵又是那样脚步匆匆。爷爷的去世标志着我童年的生活已经结束，而成长为少年。
二、学校
男服学堂女服嫁。城关小学在新码头，简陋的校门，门口甚至连校牌都没有，只是在传达室的木窗栏上，挂着黑板大小的一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长阳县东方红小学”几个字，有限的院墙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体象是父亲的笔迹，很工整，也很规范。
因为父亲是学校的老师，我和姐姐在城关小学上一、二年级。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千遍一律地印着伟大领袖**的头像，课文内容是“**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第4课的内容是“我爱北京**”因为一年级的课程太简单，我时常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有时下课后从学校后门溜出去，跑到新华书店里，把爷爷和妈给的零花钱掏出来，买些连环画册和课外读物，回家后一个人躲进阁楼里仔细品尝，还有一个乐趣便是偷看爷爷的线装医书，常常看的忘了吃饭，饭熟了到处找不着人，引得父亲和姐姐满街找。
学校的条件很差，老师们却很尽职，除了主课还上音乐和体育课。全校就一台脚踏风琴，那个班上音乐课就安排几个男生将风琴抬到那个班。上音乐课我们还是有兴趣，学简谱，唱歌时都亮开嗓门，比谁的声音大。那时还搞唱歌比赛，一年级的学生唱“我们的祖国似花园”、“学习雷锋好榜样”还有“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我结识了一些好同学，都是儿时的伙伴。因为父亲的缘故，我还认识高我一级的“敢子”他那时其实很聪明，那么小就在学校有了名气，他很有些小男子汉的味道，讲义气，爱结交朋友。有次写作文敢子拖交作业，父亲收作业时发现敢子整遍写着“白狗子”的“黑狗子”好象是抄的那篇打仗的小说，就是解放军打蒋匪军，把国民党的蒋匪军（即白狗子和黑狗子）打的一塌糊涂，丢盔去甲。父亲看后，脸都气歪了，把敢子带回家，责令他重写作文。敢子受罚后，有次找个机会想报复一下，就在放学后堵在我回家的路上，唬着脸说：“你爸爸要我写作文，罚我的作业，我提醒你注意点，以后徐老师罚我了我就揍你。”我一看敢子来真的，一溜烟跑了，一个人躲到人武部坎下，靠着大柳树看连环画，直到天黑才回家。
学校上体育课，先是队列训练，再是跑步，掷铅球，打乒乓球。体育老师卞正科是个严肃的人，上课喜欢板着脸。他给我们上课时，先是喊口令：“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前三步走。”他说话很快，说向左转时左脚尖落地右脚跟抬起向右转时右脚尖落地左脚跟抬起然后转，结果很多人都转反了。因为我个头小，卞老师就让我站在前面做示范，结果我一紧张也转反了。卞老师很生气，让我站在一边看别人转。体育课下课后，卞老师就到我父亲那里去告状，说我连左右转都不会。我气极了，大哭起来，从城关跑到永和坪，说再也不想上学了。那时觉得卞老师在同学面前出我的丑，又到父亲那里告我的状，很丢面子，自尊心受了伤害。结果父母亲两人做我的工作，我第二天又到城关小学读书去了。
读了一年后，父亲工作调动，我和姐姐转学到了永和坪。城关小学搬迁了，那里成了文工团，就是现在的县歌舞剧团。
在父亲七十岁生日前夕，我从他工作过的地方了解一些情况。父亲的简历为：1933年6月生于长阳县龙舟坪镇，1951年毕业于长阳县立中学，自愿报考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3年至1964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历任学员、班长、机电排长、作训参谋。在部队任营职军需助理员、参谋、军事教练员等。1964年10月服从组织安排退伍回地方，先后在城关小学、城关中学、永和坪学校担任教师，职称是小教高级1992年退休。
我发现父亲的档案中有意回避了“福建前线战斗负伤”和“*期间回长阳”等字眼，这是中年人都可以理解的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它标志中国上个世纪一个时代的终结。
三、石榴树-桂花树
在我的脑海里保存着这样一幅旧照片，随着时间流逝它慢慢褪色，有点儿发黄了。那毕竟是我的童年，一群半大的孩子在石榴树和桂花树丛间嬉戏、游玩，充满童趣，一种化不开的馥郁清香味儿的情结。
1966年的县城，父亲从部队转业，从北国冰城哈尔滨回到宜昌，结束了他长达16年的军旅生涯。小东门的老屋经过1969年清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冲洗后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可谓“家道中落”徐家长发药铺公私合营后变成集体财产。祖父徐明煌在城关卫生所当医生。县城城关镇的老家，就是用这种别开生面而具有嘲讽意味的场面欢迎父亲。他是一位退役的海军战士，曾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当学员时参加过有名的一江山岛战役。现在他站在长阳县人民武装部门口的柳树下，面容保持平静和克制，满身疲惫。他还没有来得及褪下军装，放下手中的行李。那是一个背包，一口皮箱。老屋的巷道迎面送来一股股凉风，吊脚楼里年迈的老父亲和年长的兄嫂忙活的声音和忙碌的身影，让他倏然有了回家的感觉。他想看看他的女儿和儿子了。仅仅过了一个月，退伍的父亲到县教育局报到，局里的领导通知他在城关小学上班。
1971年的夏天，鄂西山区的长阳县城。
老屋对面是县委会，典型的四合院，清一色的两层土砌瓦盖的红砖房。
县委会院子中间是一个高出两三米的平台。平台是用青石板铺成的一整块，台阶的石料是本地的石匠敲打镌刻出来的各式图案的大理石模块。平台是平时用来召*议和遇到紧急情况进行演习排练的。平台的后面是小礼堂和食堂的开水房。院子里有两棵最大的树，一棵是石榴树，另一棵是桂花树。
一棵石榴树。
一棵桂花树。
后来就变成了一排石榴树，另一排是桂花树。
石榴开花不结果，桂花香飘桂花园。男生和女生围在一起，开始学习，做作业，完成作业后就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放学了，同学们相约在院子里，捉迷藏、玩游戏，女生在一起跳橡皮筋，唱着儿童歌曲，有的是民间的童谣。比如拍手歌：
我们都是木偶人，
不许说话不兴笑。
只打一十一
拍手歌后来改了词，是大家熟悉的丢手绢：
丢手绢，丢手绢，
丢到小朋友的后面
请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在没有想到的游戏里，还有男娃子爱玩的打扑克、翻硬币、打弹弓、玩弹子珠、交换连环画册，以及当时常用的儿童玩具。一支铅笔、半块橡皮
不知不觉中，天色暗下来，家属楼里冒出好闻的香味。孩子们一会儿都纷纷被大人们喊回家吃饭。姐姐也到院子里找我，说饭熟了。望着院子里的石榴树和桂花树，竟有点寂寞和冷清，有点儿恋恋不舍，想着明天还要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只好早点回家。
上桌前先把手洗干净，爷爷总是最后一个吃饭的。他一落座，别人都不敢说话。只有当他问话时，我们才敢出声。父亲说这是规矩，从小就得养成尊敬老人的习惯。爷爷吃饭很慢，他牙齿不行了，对饭食也很讲究。但爷爷每顿都吃得很少，还不让我们撒饭粒，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为69年的大水冲毁了清江流域的农田和房屋，没有饭吃。供应的救济粮凭粮油户口发票，吃平价粮，一顿每人一个馒头外带一丝咸菜和萝卜干，还有一碟榨菜。大米是救灾粮，每户都只有一小袋，拌成包谷饭蒸出香喷喷的“金包银”打一碗鸡蛋汤，生活水平维持在生存底线。后来我们就明白爷爷为什么吃得那样少，他是老了，牙齿不好，他节省的口粮是想让孙儿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在学校好好读书。
姐姐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桂花枝。她嚷嚷起来，让爷爷晓得，爷爷变得不高兴起来。他找到父亲，跟他说以后放学了，让兵儿少进县委会院子，就在家里温习功课。父亲听了爷爷的话，向我转达了爷爷的意见，我一声不吭地走出大门，把石榴树叶和桂花枝摔到大街上，转身躲进阁楼里生闷气。爷爷找到我，把一些好吃的东西，板栗、核桃和糖果副食递给我，我晓得那是别人从汉口带回来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吃，我也舍不得吃，睡在床上抽抽嗒嗒地掉眼泪，姐姐看我泪流满面，问我想什么，我说想妈，想到永和坪去了。
戴上红领巾的那年，我六岁，姐姐八岁。
我们姐弟是在东方红小学加入中国少先队的。
四、捉特务
从小东门到新码头，大约是1000米的直线距离。从老屋出来，经过幼儿园，走两步是粮食局，粮食局院子里有个天井，涨了大水后冲成了池塘，放学后几个伙伴就在池塘边玩耍，叠纸船和用小竹竿做成鱼钩钓青蛙。有一次在池塘边玩耍，一位小同学推了我一把，我跌进池塘把衣服全部弄湿了。不敢回家，就从副食旁边的南门巷下了清江河，跟一个要好的同学*了躺在河坝上晒太阳，等湿透的衣服干了再穿上回家。那位同学很会讲故事，他看的小儿书里有许多捉特务的故事。我说书上看的不算，要讲你讲点别的。他说副食楼上有个台湾的国民党的特务，一个人在顶楼上收听敌台，被别人发现了，最后让公安局抓了去，判了刑在坐牢。我说这个捉特务的故事不真实，肯定是他瞎编的。他打赌说是真的，赌资是一套小儿书外带一叠打板（用纸烟盒做的三角板，儿童游戏工具）。我说算了，管你的故事是真是假。我讲的是一个真事，是我爷爷讲的。有一个人跑到新码头河坝里架火，结果把屁股烧糊了，因为风大，把火从新码头吹到了桂花园，那个人要保证集体财产不受损害，就去扑火，火就把他的屁股烧糊了。同学说这肯定不是你爷爷讲的，也不是真的。他和我争吵起来，说我日白（方言，即撒谎），日白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那你讲的捉特务先日白，还跟我打赌，你不诚实。同学气恼地一甩手，我不跟你玩了，我要告诉全班同学你是个日白佬。我一下揪住同学的膀子，就准备跟他干仗。在揪他的膀子时我还十分有理地教训他，你再不跟同学讲什么捉特务了，我先跟同学们讲清楚你是个喜爱撒谎的坏同学，叫同学们都不理你，有意见你到厕所里去提。
同学最后还是同我和好了。弄湿的衣裳都晒干了，我们穿上后各自回家。没几天，学校突然搞了一次紧急集合，说红卫山发现了特务，现在流窜到城墙坡广播站后面的茶叶坡里。老师说红卫山是知识青年响应**的号召，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试点，现在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我们的任务就是捉特务，抓住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解散后分班级按少先队中队分头行动，到广播站和气象站后面的茶叶坡里搜索，忙了大半天连个特务影儿都没有。
捉特务这么不了了之地草草收场，毫无结果。同学们都很失望，气馁当时没有抓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后来老师交底，捉特务本来就是学校组织的一次少先队活动，目的是培养同学们团结战斗的精神和提高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在和平年代搞破坏。
五、看戏
大礼堂平时放电影，一般是传统教育片，打仗的，好过瘾。有时放的电影是样板戏，收学生票，五分钱一张的连票，两天时间可以看八场样板戏。学校组织活动搞文艺汇演，学生们自编自演，一点都没劲儿。那时好象没有正规的文工团，还是县文艺宣传队。等到我们戴着红领巾由老师带队组织到大礼堂看戏时，我才发觉原来电影上放的内容也是由人演出来的，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演戏的人（后来知道叫演员）都特别会演戏，女演员都长的特别好看。
有一场戏叫不准出生的人，讲述的是西藏农奴制下一个备受欺凌的藏族少女悲惨曲折的命运。看到农奴主手举皮鞭抽打怀孕的央金时，央金苦苦哀求，希望给她一条生路，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可是农奴主逼死了央金的丈夫，夺走了她的房产，逼着央金给他干活，还不准央金生孩子，我发现邻座的女同学都泪光闪闪，有的哭出了声。这种情形在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也出现过，许多人都流了泪，有的把手绢都打湿了。但卖花姑娘是看电影，出了电影院就不悲痛了，而现在是演员用他们娴熟的演技和丰富的感情演活了受欺压的农奴，看着就象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可我们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那里见过西藏这么黑暗的社会，一下子都接受不了。看完戏后，老师布置了作文题，我写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记得有位女生写的作文特好，语文老师当时在班上作了范文，进行讲评，我们都好羡慕那位女生，真令人嫉妒。
不准出生的人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里面有个女演员是县文工团的，真是有缘，在我回到家乡工作时，她正好和我一个办公室，我们同事了十多年，我一直很尊敬这位大姐，当我讲起这件往事时，她只是淡然一笑，都好多年了，难得你还记得。我说你当时演西藏农奴时骗了我们小同学好多眼泪，你自己却无所谓。大姐说，那本来就是演戏，那能当真的。大姐现在退休了，在宜昌胜利路买了一套商品房，一家人住在宜昌。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听说快要出国留学去了。
六、打老婆
打老婆是男人最无能的表现。
小东门的老屋里住着一姓人，却是两房三家。有天放学，听到天池后面有女人的哭声，原来是堂兄的妹妹被丈夫打了，跑回娘家哭诉。堂姐嫁到了武汉附近的黄陂，丈夫是一个工厂的工人，他脾气暴躁，喜爱喝酒赌博，堂姐嫁过去后因文化水平低，一直呆在家里。堂姐夫嗜酒爱打牌，家底也不厚实，加上堂姐爱唠叨，两个人就发生了矛盾，开始争吵，后来就大动干戈，堂姐夫对堂姐动了手。
听说堂姐在夫家受了气，老屋的亲人们就很有些为堂姐抱不平。有的劝她忍让一下，和为贵。有的说这样把人不当人，今天想打就打，明天想杀还真的把人弄的不在了，怎么行，应该教训他一下，干脆离婚算了。爷爷听说了，虽然隔了房，还是长辈，爷爷护孙女倒有一套办法。他问明情况后，请民政局的同志打电话请来了堂姐夫，当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让他给堂姐赔礼道歉。碍着爷爷的面，堂姐夫认错了，表示把堂姐接回去两人好好过日子。爷爷说，你先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了，打老婆是男人最无能的表现。
新码头有个姓刘的男人，在*时跟着红卫兵造反，走到大街上喊口号，不知怎么就把“**万岁”和“打倒国民党。”喊反了，结果让红卫兵抓住，开他的批斗会，后来姓刘的被整成了精神病。姓刘的男人一犯病，就在家打老婆，出门满街疯跑。上隔壁的赵大妈看不过眼，踱着小脚找到居委会，说政府应当想点办法，把刘邪子送到医院去治疗。居委会费了一番周折，政府民政部门出钱把姓刘的男人送到沙市精神病院治疗，好象万事大吉，称心如愿了。可姓刘的男人去住院了，他的老婆又疯了，天天在屋里发高音，唱洋歌，冬天光着膀子从上街头跑到下街尾，夏天就披着一床被棉絮躺在春水茶楼底下的桥洞里，捡臭鱼和烂白菜叶子充饥。刘邪子治好了，回到家里安静了一段时间，看见老婆疯了，家也不象个家了，他便打了个铺盖卷，在春水茶楼下找到疯老婆，高兴时两人又说又唱，不高兴了两人就打架，打完架后一起上街，满世界疯跑。夜晚街上家家都关门闭户，学生在家做作业，也不敢上街去玩，怕碰上打老婆的刘邪子。
转学到了乡下，发现离县城仅八华里的永和坪比县城安静多了。在那里虽然物质和文化生活比不上县城，却有了一个安心学习的好环境。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人从小的时候就开始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了。
七、体委楼和**像
体委是一栋七十年代初的两层楼。新建的二层的体委楼真是漂亮。红砖青瓦，用石灰水泥刷了墙。大门前的墙上做着**的题辞：“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县委会开水房里钻进去，有一长溜青石台阶，台阶旁立着石狮，院子里种满了石榴树和桂花树。体委有个侧门，几个要好的同学一放学就带上乒乓球拍，跑到体委一楼活动室打乒乓球。一说是体委活动室，就两张乒乓球桌，去迟了就没有桌位了，只能站在旁边看别人打。一有时间同学就约好了，先下手为强，占了桌子再说。开始学发球，抽球，拿横拍，年龄大些的同学不屑于和低年级的同学打，上了桌子就把嘴巴一呶，要练球到操场去练吧，那里有石板子，放条板凳在中间可以做界。真是欺人太甚，但我们敢怒不敢言。算了，到灯光球场看别人打篮球去。
县委会是座大四合院，清一色的两层瓦盖的房子。大门口矗立着一尊二米来高的**主席塑像。一般有什么活动，人们还保留着六十年代的做法，手拿红宝书，成群结队地坐在**像前，先是三鞠躬，再是背诵**语录。我们在体委打乒乓球让别人占了位，跑到灯光球场去，哪里有打篮球的身影哩。直到七十年代开头两年，红卫兵揪着县里几个走资派开批斗会，还在喊着“打倒”、“横扫”、“批倒批臭”的口号，司空见惯的“死不改悔”、“正在走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等，十分刺耳也让人生厌。尽管不再砸烂公检法，不搞秋风扫落叶，县委会院子里一些很有价值的收藏品和艺术品都当作封资修砸光了，连老屋前祖辈留下的一对大石狮也砸得粉身碎骨，惟一的装饰留下县委会大门前的一尊**像，很亲切，很慈祥，背着一只手，挥着一只手领导人民向前进，日日夜夜为县城站岗放哨，经受风吹雨淋，日晒雨露。走资派也都学的乖巧了，只要红卫兵不架土飞机，不戴高帽子，说喊打倒谁就打倒谁，批斗起来自己先低头认罪，免受皮肉之苦。我们也不觉得有多么新奇，有多么不正常。那个年代见的多了，没有这种怪现象反倒不正常了。拥护**，**发了指示的还会有错。**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不造反不批走资派就是不拥护**，那就是坚决和他斗到底。
有一个外科医生，医术很高明，号称“清江一把刀”他每次到我们家总爱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跟爷爷拉家常，谈起合作医疗，讲了乐园的覃祥官，说覃祥官是合作医疗之父，到北京出席会议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科医生姓李，我叫他李伯伯。李伯伯对人很和善，医术的确高明，就是为人太随便，爱开玩笑。李伯伯看见父亲回家，就跟父亲说：“徐老师，学校的工作很忙吧，当教师是种崇高又辛苦的职业。”父亲跟李伯伯谈得来，他们的谈话有时漫不经心，有时幽默机智，充满睿智。我记得父亲跟李伯伯谈到职业的选择，说到高兴时引用了**的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而李伯伯很快接上来，说了**的“五七”指示，又讲了教育的三个结合。我说李伯伯恐怕要挨批了，高年级的同学早商量将要到县人民医院组织一次批斗会，专斗反动学术权威“清江一把刀”李伯伯一笑，拍着我的脑袋说：“好啊。你先给我报个信，到时候红卫兵在街上喊打倒我时，我就爬到县医院的三楼上，他们打不倒我。”一席话，说得满屋子的人都哈哈大笑。
在城关小学读书时“*”已近尾声。我幼小的心灵没有玷染上十年浩劫的灰尘，那个年龄无法理解现实社会发生的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后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在我身上打下烙印，倒是体委办公楼和县委会门前的**像，作为事物的感性认识形象地留在记忆里，三十多年过去了影像竟还这么清晰。
同桌的你扎辫子的女生及半块橡皮，连同县城旧事任时光流逝已去久远，望着美丽的清江母亲河，我真的感到回到故乡是人生多么美妙的事情，我会好好地珍惜每一天。
八、什么是爱情
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男人不生孩子，女人生孩子。错。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女人是最大的，男人是大字下面多了一点。没有男女界限的低年级儿童谈不上性教育，高年级的同学便开始启蒙，一个说你放屁，回家问你妈去，男人和女人是这么解释的吗？另一个说，不这样解释，那同你玩玩文字游戏。
老屋的大哥从知青点回城，经人撮合谈了一个对象，是县城某单位的服务员。大哥的对象跟在大哥后面回到老屋，仔细一看，长得好漂亮啊！真的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会笑，嘴巴也甜，进门就叫大爹大妈。大哥陪对象在屋里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话，送她去单位上班。那段时间大哥的高兴劲没法提，平时口吃的他现在说话十分流利，坐在老屋里就听得到他在小东门唱歌，歌声嘹亮，音乐的旋律把握得恰到好处。他唱的是“朋友来相聚”歌词是“亚洲的健儿聚北京，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莺歌燕舞迎宾客，老友新朋喜相逢”父亲说大哥的歌唱得很好，不需要请人配乐曲拉过门，他谈了个好对象现在真的很高兴。大哥人是个好人，很忠诚，也蛮实在。就是容易激动，人一激动就口吃。他把对象的一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戴着白帽子围着红围巾，每天冲着他甜甜地笑，大哥就护着宝贝似地冲着照片扮鬼脸。后来大哥和照片上的姑娘结了婚，对象成了大嫂。很有一段时间听不见大哥的歌声了，大哥是最先在老屋里添置沙发和电风扇的，房间布置的很温馨，后来有了两个婴儿的哭声，洗尿布换尿片子的声音和大哥哄两个宝贝儿子睡觉的声音取代了他的歌声，有时他也和大嫂争吵，一激动便口吃。但大哥终究还是个好人，是个好男人，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父母的孝心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二哥在宜昌工作，没过多久也带回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人更漂亮，听说还是长航一位党委书记的女儿。
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二哥照片上的人，二哥和照片上的姑娘的爱情最后夭折了。我不懂爱情，却有些为二哥抱不平，党委书记的姑娘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嫌二哥的老家是山区县城，家里姊妹多，负担重，我就听大嫂和大哥在安慰二哥，天涯何处无芳草，想开些，她嫌你穷你还看不起她哩，哪里找不到一位合适的对象。二哥很痛苦了一段时间，一副失恋后漫不经心的表情。父亲知道了这件事，笑着劝二哥：你现在条件这么好，在宜昌工作，人年青，振作些，说不定以后还有上海、武汉的姑娘来找你。大嫂说小爹会说话，只要人好，老二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我觉得人最好不要长大，长大了就要谈朋友，结婚生孩子，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啊。谈恋爱还有痛苦，还会失恋，爱情是不能当饭吃的。有了爱情是应该高兴，还是伤心？
在教室里我为这件事（有关爱情的事）和那位撒谎捉国民党特务的同学开展争论。同学说不过人，便跟我安排了一个对象，她便是与我邻座的扎辫子的小女生。我当时气的把书包往同学身上一摔，你把她带回家做你的老婆去。小女生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俩人争吵，等她弄明白怎么一回事，便哭哭啼啼地跑到父亲那儿去告状：“徐老师，他在班上说下流话，欺负人。”父亲严厉地把我从教室里拽出来，生气地训斥了我两句。以后我便沉默了，不爱和同学讲话，看见女生隔老远就低下头弯着走到一边去。我不想给父亲添麻烦，也不想再出现同学跑到父亲那里告状的事发生。
童年，一个透明单纯的如同水晶般的年龄。我没有丝毫的不健康和思想意识，女老师要我检讨对女同学的不尊重，我觉得真是莫大的委屈，可她还说要我深刻认识，真是伤感情。
离开城关小学，我从三年级到初中毕业，一直担任班长，上了初中还是学生会干部，我的学习成绩也很拨尖，深得老师的赞赏和喜爱。但自从发生了城关小学争论爱情的事情，父亲听了女同学的话不分青红皂白教训我，我就不喜欢听他的课了。父亲上课时我在下面做小动作，看别的书，放学回家后也不理姐姐和妹妹，只顾自己看书复习，每次考试都是班上最优秀的，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对得起父亲，更是对得起自己。我用行动证明我不比别人差，讲学习我是最好的。每当我拿出成绩单和奖状时，爷爷总是把它们仔细地一张一张贴在板壁墙上，贴了一屋，经常夸奖我两句，说我是最用功的孙儿，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不懂爱情，只是因为我太小。可是爷爷还没有等到我考取一中就去世了，我在爷爷去世的那年突然长大了，更加努力地学习。每年春节前和清明时节，我都去给爷爷上坟。直到现在，我还带着女儿逢年过节便去后山，为她的太公扫墓。我的爷爷离开我们太早了，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就离去了，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我一直没有停止对爷爷的怀念。
爱情的概念是广义的，爱的对象是过去的县城和现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清江河畔的山城，她是我的家啊，这里有我的根。
县城旧事
这组短文先应在时间上有个界定。从我出生到知事时，大半时间在乡下。虽然母亲单位所在地离县城仅八里地，但那毕竟是乡下，是农村，不是真正的县城。而我小学启蒙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直到24岁从外地调回来，这中间是18年的时间。回到县城在机关上班时，我的女儿才一岁多，现在她已是高中生了。稍微安静地回顾一下，这组记事短文记叙事情的时间概念应该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时的我还是刚刚上学的儿童。
一、小东门的老屋
小东门就在人武部转头，是后街（它注册的地名是沿江路）的起点。而后街作为县城的主街，并不太长，它的终点是桂花园，再上去是老车站，往上走就到了水文站（一般叫五0五）。小东门的老屋与县委会大院隔条街，左邻右舍都是老门老户，相处得关系融洽，既便有点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闹点纠纷和矛盾一调解也就过去了。那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远亲不如近邻，一条街上的，没有什么紧要事，忍让一下天不会塌下来。
老屋是在经过六九年的大水冲洗后彻底衰败了。爷爷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一副慈容。他是早已退休了，随着上个世纪清江最大的一场洪水的冲击，随着他的第三房夫人徐梁氏的去世，他的长发药号连同他的老中医的名声一起退休了。而老屋却急剧地衰败。现在他由三个儿子轮流赡养，每个儿子一个月，轮流换班。
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位传统的旧式男人。他经常穿的是一件蓝布对襟褂子，一条俗称“二马拘”的收腰裤子，一双圆口布鞋，有时还随意地穿双编耳草鞋，一双布袜子卷在绑腿里，戴着老花眼镜，翻着书和与人闲谈。他经常称上两斤叶子烟，然后找父亲要一些过时的旧书报，用剪子细细地剪成细条，然后用制药的铡刀将叶子烟切成粉末，将烟末子放在纸条上，卷成一支支香烟卷。我觉得看爷爷自制烟卷是件很有趣的事儿，有时帮帮他，把卷好的烟卷放进一个纸盒子里，他闷了想抽烟时就拿出一支，我帮他点燃，看他笑眯眯地抽着烟，很满足的样子，时不时还表扬我两句。真是应了一句俗话：皇上爱长子，百姓喜幺儿。爷爷的后人算起来总有四、五十人，可以摆上几大桌，他的孙子里有当了官的，当秘书长、主任、行长和在宜昌三峡证券公司当总经理的，可我觉得他心里还是最疼爱父亲，我是他最疼爱的孙儿，连辞世他都是死在永和坪母亲的工作单位里。
伴随着老屋的衰落以及老屋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后街，小东门，洋房子，石板街，县委会大院，石榴树，人武部坎下的岩洞，大柳树，南门巷，新码头，这是一幅童年生活的图画。爷爷和老屋的故事，一种化不开的情结，就那么时而迷糊时而清晰地留住了童年的印迹。岁月有痕，而当这一切逝去、物是人非和面目全非时，才发现童年的生活那么珍贵又是那样脚步匆匆。爷爷的去世标志着我童年的生活已经结束，而成长为少年。
二、学校
男服学堂女服嫁。城关小学在新码头，简陋的校门，门口甚至连校牌都没有，只是在传达室的木窗栏上，挂着黑板大小的一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着“长阳县东方红小学”几个字，有限的院墙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体象是父亲的笔迹，很工整，也很规范。
因为父亲是学校的老师，我和姐姐在城关小学上一、二年级。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千遍一律地印着伟大领袖**的头像，课文内容是“**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第4课的内容是“我爱北京**”因为一年级的课程太简单，我时常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有时下课后从学校后门溜出去，跑到新华书店里，把爷爷和妈给的零花钱掏出来，买些连环画册和课外读物，回家后一个人躲进阁楼里仔细品尝，还有一个乐趣便是偷看爷爷的线装医书，常常看的忘了吃饭，饭熟了到处找不着人，引得父亲和姐姐满街找。
学校的条件很差，老师们却很尽职，除了主课还上音乐和体育课。全校就一台脚踏风琴，那个班上音乐课就安排几个男生将风琴抬到那个班。上音乐课我们还是有兴趣，学简谱，唱歌时都亮开嗓门，比谁的声音大。那时还搞唱歌比赛，一年级的学生唱“我们的祖国似花园”、“学习雷锋好榜样”还有“没有**就没有新中国”
我结识了一些好同学，都是儿时的伙伴。因为父亲的缘故，我还认识高我一级的“敢子”他那时其实很聪明，那么小就在学校有了名气，他很有些小男子汉的味道，讲义气，爱结交朋友。有次写作文敢子拖交作业，父亲收作业时发现敢子整遍写着“白狗子”的“黑狗子”好象是抄的那篇打仗的小说，就是解放军打蒋匪军，把国民党的蒋匪军（即白狗子和黑狗子）打的一塌糊涂，丢盔去甲。父亲看后，脸都气歪了，把敢子带回家，责令他重写作文。敢子受罚后，有次找个机会想报复一下，就在放学后堵在我回家的路上，唬着脸说：“你爸爸要我写作文，罚我的作业，我提醒你注意点，以后徐老师罚我了我就揍你。”我一看敢子来真的，一溜烟跑了，一个人躲到人武部坎下，靠着大柳树看连环画，直到天黑才回家。
学校上体育课，先是队列训练，再是跑步，掷铅球，打乒乓球。体育老师卞正科是个严肃的人，上课喜欢板着脸。他给我们上课时，先是喊口令：“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前三步走。”他说话很快，说向左转时左脚尖落地右脚跟抬起向右转时右脚尖落地左脚跟抬起然后转，结果很多人都转反了。因为我个头小，卞老师就让我站在前面做示范，结果我一紧张也转反了。卞老师很生气，让我站在一边看别人转。体育课下课后，卞老师就到我父亲那里去告状，说我连左右转都不会。我气极了，大哭起来，从城关跑到永和坪，说再也不想上学了。那时觉得卞老师在同学面前出我的丑，又到父亲那里告我的状，很丢面子，自尊心受了伤害。结果父母亲两人做我的工作，我第二天又到城关小学读书去了。
读了一年后，父亲工作调动，我和姐姐转学到了永和坪。城关小学搬迁了，那里成了文工团，就是现在的县歌舞剧团。
在父亲七十岁生日前夕，我从他工作过的地方了解一些情况。父亲的简历为：1933年6月生于长阳县龙舟坪镇，1951年毕业于长阳县立中学，自愿报考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3年至1964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历任学员、班长、机电排长、作训参谋。在部队任营职军需助理员、参谋、军事教练员等。1964年10月服从组织安排退伍回地方，先后在城关小学、城关中学、永和坪学校担任教师，职称是小教高级1992年退休。
我发现父亲的档案中有意回避了“福建前线战斗负伤”和“*期间回长阳”等字眼，这是中年人都可以理解的政治的历史的原因，它标志中国上个世纪一个时代的终结。
三、石榴树-桂花树
在我的脑海里保存着这样一幅旧照片，随着时间流逝它慢慢褪色，有点儿发黄了。那毕竟是我的童年，一群半大的孩子在石榴树和桂花树丛间嬉戏、游玩，充满童趣，一种化不开的馥郁清香味儿的情结。
1966年的县城，父亲从部队转业，从北国冰城哈尔滨回到宜昌，结束了他长达16年的军旅生涯。小东门的老屋经过1969年清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冲洗后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可谓“家道中落”徐家长发药铺公私合营后变成集体财产。祖父徐明煌在城关卫生所当医生。县城城关镇的老家，就是用这种别开生面而具有嘲讽意味的场面欢迎父亲。他是一位退役的海军战士，曾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当学员时参加过有名的一江山岛战役。现在他站在长阳县人民武装部门口的柳树下，面容保持平静和克制，满身疲惫。他还没有来得及褪下军装，放下手中的行李。那是一个背包，一口皮箱。老屋的巷道迎面送来一股股凉风，吊脚楼里年迈的老父亲和年长的兄嫂忙活的声音和忙碌的身影，让他倏然有了回家的感觉。他想看看他的女儿和儿子了。仅仅过了一个月，退伍的父亲到县教育局报到，局里的领导通知他在城关小学上班。
1971年的夏天，鄂西山区的长阳县城。
老屋对面是县委会，典型的四合院，清一色的两层土砌瓦盖的红砖房。
县委会院子中间是一个高出两三米的平台。平台是用青石板铺成的一整块，台阶的石料是本地的石匠敲打镌刻出来的各式图案的大理石模块。平台是平时用来召*议和遇到紧急情况进行演习排练的。平台的后面是小礼堂和食堂的开水房。院子里有两棵最大的树，一棵是石榴树，另一棵是桂花树。
一棵石榴树。
一棵桂花树。
后来就变成了一排石榴树，另一排是桂花树。
石榴开花不结果，桂花香飘桂花园。男生和女生围在一起，开始学习，做作业，完成作业后就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放学了，同学们相约在院子里，捉迷藏、玩游戏，女生在一起跳橡皮筋，唱着儿童歌曲，有的是民间的童谣。比如拍手歌：
我们都是木偶人，
不许说话不兴笑。
只打一十一
拍手歌后来改了词，是大家熟悉的丢手绢：
丢手绢，丢手绢，
丢到小朋友的后面
请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在没有想到的游戏里，还有男娃子爱玩的打扑克、翻硬币、打弹弓、玩弹子珠、交换连环画册，以及当时常用的儿童玩具。一支铅笔、半块橡皮
不知不觉中，天色暗下来，家属楼里冒出好闻的香味。孩子们一会儿都纷纷被大人们喊回家吃饭。姐姐也到院子里找我，说饭熟了。望着院子里的石榴树和桂花树，竟有点寂寞和冷清，有点儿恋恋不舍，想着明天还要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只好早点回家。
上桌前先把手洗干净，爷爷总是最后一个吃饭的。他一落座，别人都不敢说话。只有当他问话时，我们才敢出声。父亲说这是规矩，从小就得养成尊敬老人的习惯。爷爷吃饭很慢，他牙齿不行了，对饭食也很讲究。但爷爷每顿都吃得很少，还不让我们撒饭粒，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为69年的大水冲毁了清江流域的农田和房屋，没有饭吃。供应的救济粮凭粮油户口发票，吃平价粮，一顿每人一个馒头外带一丝咸菜和萝卜干，还有一碟榨菜。大米是救灾粮，每户都只有一小袋，拌成包谷饭蒸出香喷喷的“金包银”打一碗鸡蛋汤，生活水平维持在生存底线。后来我们就明白爷爷为什么吃得那样少，他是老了，牙齿不好，他节省的口粮是想让孙儿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在学校好好读书。
姐姐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了桂花枝。她嚷嚷起来，让爷爷晓得，爷爷变得不高兴起来。他找到父亲，跟他说以后放学了，让兵儿少进县委会院子，就在家里温习功课。父亲听了爷爷的话，向我转达了爷爷的意见，我一声不吭地走出大门，把石榴树叶和桂花枝摔到大街上，转身躲进阁楼里生闷气。爷爷找到我，把一些好吃的东西，板栗、核桃和糖果副食递给我，我晓得那是别人从汉口带回来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吃，我也舍不得吃，睡在床上抽抽嗒嗒地掉眼泪，姐姐看我泪流满面，问我想什么，我说想妈，想到永和坪去了。
戴上红领巾的那年，我六岁，姐姐八岁。
我们姐弟是在东方红小学加入中国少先队的。
四、捉特务
从小东门到新码头，大约是1000米的直线距离。从老屋出来，经过幼儿园，走两步是粮食局，粮食局院子里有个天井，涨了大水后冲成了池塘，放学后几个伙伴就在池塘边玩耍，叠纸船和用小竹竿做成鱼钩钓青蛙。有一次在池塘边玩耍，一位小同学推了我一把，我跌进池塘把衣服全部弄湿了。不敢回家，就从副食旁边的南门巷下了清江河，跟一个要好的同学*了躺在河坝上晒太阳，等湿透的衣服干了再穿上回家。那位同学很会讲故事，他看的小儿书里有许多捉特务的故事。我说书上看的不算，要讲你讲点别的。他说副食楼上有个台湾的国民党的特务，一个人在顶楼上收听敌台，被别人发现了，最后让公安局抓了去，判了刑在坐牢。我说这个捉特务的故事不真实，肯定是他瞎编的。他打赌说是真的，赌资是一套小儿书外带一叠打板（用纸烟盒做的三角板，儿童游戏工具）。我说算了，管你的故事是真是假。我讲的是一个真事，是我爷爷讲的。有一个人跑到新码头河坝里架火，结果把屁股烧糊了，因为风大，把火从新码头吹到了桂花园，那个人要保证集体财产不受损害，就去扑火，火就把他的屁股烧糊了。同学说这肯定不是你爷爷讲的，也不是真的。他和我争吵起来，说我日白（方言，即撒谎），日白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那你讲的捉特务先日白，还跟我打赌，你不诚实。同学气恼地一甩手，我不跟你玩了，我要告诉全班同学你是个日白佬。我一下揪住同学的膀子，就准备跟他干仗。在揪他的膀子时我还十分有理地教训他，你再不跟同学讲什么捉特务了，我先跟同学们讲清楚你是个喜爱撒谎的坏同学，叫同学们都不理你，有意见你到厕所里去提。
同学最后还是同我和好了。弄湿的衣裳都晒干了，我们穿上后各自回家。没几天，学校突然搞了一次紧急集合，说红卫山发现了特务，现在流窜到城墙坡广播站后面的茶叶坡里。老师说红卫山是知识青年响应**的号召，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试点，现在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我们的任务就是捉特务，抓住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解散后分班级按少先队中队分头行动，到广播站和气象站后面的茶叶坡里搜索，忙了大半天连个特务影儿都没有。
捉特务这么不了了之地草草收场，毫无结果。同学们都很失望，气馁当时没有抓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后来老师交底，捉特务本来就是学校组织的一次少先队活动，目的是培养同学们团结战斗的精神和提高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在和平年代搞破坏。
五、看戏
大礼堂平时放电影，一般是传统教育片，打仗的，好过瘾。有时放的电影是样板戏，收学生票，五分钱一张的连票，两天时间可以看八场样板戏。学校组织活动搞文艺汇演，学生们自编自演，一点都没劲儿。那时好象没有正规的文工团，还是县文艺宣传队。等到我们戴着红领巾由老师带队组织到大礼堂看戏时，我才发觉原来电影上放的内容也是由人演出来的，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演戏的人（后来知道叫演员）都特别会演戏，女演员都长的特别好看。
有一场戏叫不准出生的人，讲述的是西藏农奴制下一个备受欺凌的藏族少女悲惨曲折的命运。看到农奴主手举皮鞭抽打怀孕的央金时，央金苦苦哀求，希望给她一条生路，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可是农奴主逼死了央金的丈夫，夺走了她的房产，逼着央金给他干活，还不准央金生孩子，我发现邻座的女同学都泪光闪闪，有的哭出了声。这种情形在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时也出现过，许多人都流了泪，有的把手绢都打湿了。但卖花姑娘是看电影，出了电影院就不悲痛了，而现在是演员用他们娴熟的演技和丰富的感情演活了受欺压的农奴，看着就象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可我们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那里见过西藏这么黑暗的社会，一下子都接受不了。看完戏后，老师布置了作文题，我写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记得有位女生写的作文特好，语文老师当时在班上作了范文，进行讲评，我们都好羡慕那位女生，真令人嫉妒。
不准出生的人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里面有个女演员是县文工团的，真是有缘，在我回到家乡工作时，她正好和我一个办公室，我们同事了十多年，我一直很尊敬这位大姐，当我讲起这件往事时，她只是淡然一笑，都好多年了，难得你还记得。我说你当时演西藏农奴时骗了我们小同学好多眼泪，你自己却无所谓。大姐说，那本来就是演戏，那能当真的。大姐现在退休了，在宜昌胜利路买了一套商品房，一家人住在宜昌。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听说快要出国留学去了。
六、打老婆
打老婆是男人最无能的表现。
小东门的老屋里住着一姓人，却是两房三家。有天放学，听到天池后面有女人的哭声，原来是堂兄的妹妹被丈夫打了，跑回娘家哭诉。堂姐嫁到了武汉附近的黄陂，丈夫是一个工厂的工人，他脾气暴躁，喜爱喝酒赌博，堂姐嫁过去后因文化水平低，一直呆在家里。堂姐夫嗜酒爱打牌，家底也不厚实，加上堂姐爱唠叨，两个人就发生了矛盾，开始争吵，后来就大动干戈，堂姐夫对堂姐动了手。
听说堂姐在夫家受了气，老屋的亲人们就很有些为堂姐抱不平。有的劝她忍让一下，和为贵。有的说这样把人不当人，今天想打就打，明天想杀还真的把人弄的不在了，怎么行，应该教训他一下，干脆离婚算了。爷爷听说了，虽然隔了房，还是长辈，爷爷护孙女倒有一套办法。他问明情况后，请民政局的同志打电话请来了堂姐夫，当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让他给堂姐赔礼道歉。碍着爷爷的面，堂姐夫认错了，表示把堂姐接回去两人好好过日子。爷爷说，你先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了，打老婆是男人最无能的表现。
新码头有个姓刘的男人，在*时跟着红卫兵造反，走到大街上喊口号，不知怎么就把“**万岁”和“打倒国民党。”喊反了，结果让红卫兵抓住，开他的批斗会，后来姓刘的被整成了精神病。姓刘的男人一犯病，就在家打老婆，出门满街疯跑。上隔壁的赵大妈看不过眼，踱着小脚找到居委会，说政府应当想点办法，把刘邪子送到医院去治疗。居委会费了一番周折，政府民政部门出钱把姓刘的男人送到沙市精神病院治疗，好象万事大吉，称心如愿了。可姓刘的男人去住院了，他的老婆又疯了，天天在屋里发高音，唱洋歌，冬天光着膀子从上街头跑到下街尾，夏天就披着一床被棉絮躺在春水茶楼底下的桥洞里，捡臭鱼和烂白菜叶子充饥。刘邪子治好了，回到家里安静了一段时间，看见老婆疯了，家也不象个家了，他便打了个铺盖卷，在春水茶楼下找到疯老婆，高兴时两人又说又唱，不高兴了两人就打架，打完架后一起上街，满世界疯跑。夜晚街上家家都关门闭户，学生在家做作业，也不敢上街去玩，怕碰上打老婆的刘邪子。
转学到了乡下，发现离县城仅八华里的永和坪比县城安静多了。在那里虽然物质和文化生活比不上县城，却有了一个安心学习的好环境。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人从小的时候就开始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了。
七、体委楼和**像
体委是一栋七十年代初的两层楼。新建的二层的体委楼真是漂亮。红砖青瓦，用石灰水泥刷了墙。大门前的墙上做着**的题辞：“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县委会开水房里钻进去，有一长溜青石台阶，台阶旁立着石狮，院子里种满了石榴树和桂花树。体委有个侧门，几个要好的同学一放学就带上乒乓球拍，跑到体委一楼活动室打乒乓球。一说是体委活动室，就两张乒乓球桌，去迟了就没有桌位了，只能站在旁边看别人打。一有时间同学就约好了，先下手为强，占了桌子再说。开始学发球，抽球，拿横拍，年龄大些的同学不屑于和低年级的同学打，上了桌子就把嘴巴一呶，要练球到操场去练吧，那里有石板子，放条板凳在中间可以做界。真是欺人太甚，但我们敢怒不敢言。算了，到灯光球场看别人打篮球去。
县委会是座大四合院，清一色的两层瓦盖的房子。大门口矗立着一尊二米来高的**主席塑像。一般有什么活动，人们还保留着六十年代的做法，手拿红宝书，成群结队地坐在**像前，先是三鞠躬，再是背诵**语录。我们在体委打乒乓球让别人占了位，跑到灯光球场去，哪里有打篮球的身影哩。直到七十年代开头两年，红卫兵揪着县里几个走资派开批斗会，还在喊着“打倒”、“横扫”、“批倒批臭”的口号，司空见惯的“死不改悔”、“正在走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等，十分刺耳也让人生厌。尽管不再砸烂公检法，不搞秋风扫落叶，县委会院子里一些很有价值的收藏品和艺术品都当作封资修砸光了，连老屋前祖辈留下的一对大石狮也砸得粉身碎骨，惟一的装饰留下县委会大门前的一尊**像，很亲切，很慈祥，背着一只手，挥着一只手领导人民向前进，日日夜夜为县城站岗放哨，经受风吹雨淋，日晒雨露。走资派也都学的乖巧了，只要红卫兵不架土飞机，不戴高帽子，说喊打倒谁就打倒谁，批斗起来自己先低头认罪，免受皮肉之苦。我们也不觉得有多么新奇，有多么不正常。那个年代见的多了，没有这种怪现象反倒不正常了。拥护**，**发了指示的还会有错。**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不造反不批走资派就是不拥护**，那就是坚决和他斗到底。
有一个外科医生，医术很高明，号称“清江一把刀”他每次到我们家总爱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跟爷爷拉家常，谈起合作医疗，讲了乐园的覃祥官，说覃祥官是合作医疗之父，到北京出席会议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科医生姓李，我叫他李伯伯。李伯伯对人很和善，医术的确高明，就是为人太随便，爱开玩笑。李伯伯看见父亲回家，就跟父亲说：“徐老师，学校的工作很忙吧，当教师是种崇高又辛苦的职业。”父亲跟李伯伯谈得来，他们的谈话有时漫不经心，有时幽默机智，充满睿智。我记得父亲跟李伯伯谈到职业的选择，说到高兴时引用了**的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而李伯伯很快接上来，说了**的“五七”指示，又讲了教育的三个结合。我说李伯伯恐怕要挨批了，高年级的同学早商量将要到县人民医院组织一次批斗会，专斗反动学术权威“清江一把刀”李伯伯一笑，拍着我的脑袋说：“好啊。你先给我报个信，到时候红卫兵在街上喊打倒我时，我就爬到县医院的三楼上，他们打不倒我。”一席话，说得满屋子的人都哈哈大笑。
在城关小学读书时“*”已近尾声。我幼小的心灵没有玷染上十年浩劫的灰尘，那个年龄无法理解现实社会发生的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后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在我身上打下烙印，倒是体委办公楼和县委会门前的**像，作为事物的感性认识形象地留在记忆里，三十多年过去了影像竟还这么清晰。
同桌的你扎辫子的女生及半块橡皮，连同县城旧事任时光流逝已去久远，望着美丽的清江母亲河，我真的感到回到故乡是人生多么美妙的事情，我会好好地珍惜每一天。
八、什么是爱情
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男人不生孩子，女人生孩子。错。男人是太阳，女人是月亮。女人是最大的，男人是大字下面多了一点。没有男女界限的低年级儿童谈不上性教育，高年级的同学便开始启蒙，一个说你放屁，回家问你妈去，男人和女人是这么解释的吗？另一个说，不这样解释，那同你玩玩文字游戏。
老屋的大哥从知青点回城，经人撮合谈了一个对象，是县城某单位的服务员。大哥的对象跟在大哥后面回到老屋，仔细一看，长得好漂亮啊！真的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会笑，嘴巴也甜，进门就叫大爹大妈。大哥陪对象在屋里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话，送她去单位上班。那段时间大哥的高兴劲没法提，平时口吃的他现在说话十分流利，坐在老屋里就听得到他在小东门唱歌，歌声嘹亮，音乐的旋律把握得恰到好处。他唱的是“朋友来相聚”歌词是“亚洲的健儿聚北京，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莺歌燕舞迎宾客，老友新朋喜相逢”父亲说大哥的歌唱得很好，不需要请人配乐曲拉过门，他谈了个好对象现在真的很高兴。大哥人是个好人，很忠诚，也蛮实在。就是容易激动，人一激动就口吃。他把对象的一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戴着白帽子围着红围巾，每天冲着他甜甜地笑，大哥就护着宝贝似地冲着照片扮鬼脸。后来大哥和照片上的姑娘结了婚，对象成了大嫂。很有一段时间听不见大哥的歌声了，大哥是最先在老屋里添置沙发和电风扇的，房间布置的很温馨，后来有了两个婴儿的哭声，洗尿布换尿片子的声音和大哥哄两个宝贝儿子睡觉的声音取代了他的歌声，有时他也和大嫂争吵，一激动便口吃。但大哥终究还是个好人，是个好男人，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父母的孝心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二哥在宜昌工作，没过多久也带回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人更漂亮，听说还是长航一位党委书记的女儿。
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二哥照片上的人，二哥和照片上的姑娘的爱情最后夭折了。我不懂爱情，却有些为二哥抱不平，党委书记的姑娘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嫌二哥的老家是山区县城，家里姊妹多，负担重，我就听大嫂和大哥在安慰二哥，天涯何处无芳草，想开些，她嫌你穷你还看不起她哩，哪里找不到一位合适的对象。二哥很痛苦了一段时间，一副失恋后漫不经心的表情。父亲知道了这件事，笑着劝二哥：你现在条件这么好，在宜昌工作，人年青，振作些，说不定以后还有上海、武汉的姑娘来找你。大嫂说小爹会说话，只要人好，老二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我觉得人最好不要长大，长大了就要谈朋友，结婚生孩子，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啊。谈恋爱还有痛苦，还会失恋，爱情是不能当饭吃的。有了爱情是应该高兴，还是伤心？
在教室里我为这件事（有关爱情的事）和那位撒谎捉国民党特务的同学开展争论。同学说不过人，便跟我安排了一个对象，她便是与我邻座的扎辫子的小女生。我当时气的把书包往同学身上一摔，你把她带回家做你的老婆去。小女生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俩人争吵，等她弄明白怎么一回事，便哭哭啼啼地跑到父亲那儿去告状：“徐老师，他在班上说下流话，欺负人。”父亲严厉地把我从教室里拽出来，生气地训斥了我两句。以后我便沉默了，不爱和同学讲话，看见女生隔老远就低下头弯着走到一边去。我不想给父亲添麻烦，也不想再出现同学跑到父亲那里告状的事发生。
童年，一个透明单纯的如同水晶般的年龄。我没有丝毫的不健康和思想意识，女老师要我检讨对女同学的不尊重，我觉得真是莫大的委屈，可她还说要我深刻认识，真是伤感情。
离开城关小学，我从三年级到初中毕业，一直担任班长，上了初中还是学生会干部，我的学习成绩也很拨尖，深得老师的赞赏和喜爱。但自从发生了城关小学争论爱情的事情，父亲听了女同学的话不分青红皂白教训我，我就不喜欢听他的课了。父亲上课时我在下面做小动作，看别的书，放学回家后也不理姐姐和妹妹，只顾自己看书复习，每次考试都是班上最优秀的，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对得起父亲，更是对得起自己。我用行动证明我不比别人差，讲学习我是最好的。每当我拿出成绩单和奖状时，爷爷总是把它们仔细地一张一张贴在板壁墙上，贴了一屋，经常夸奖我两句，说我是最用功的孙儿，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不懂爱情，只是因为我太小。可是爷爷还没有等到我考取一中就去世了，我在爷爷去世的那年突然长大了，更加努力地学习。每年春节前和清明时节，我都去给爷爷上坟。直到现在，我还带着女儿逢年过节便去后山，为她的太公扫墓。我的爷爷离开我们太早了，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就离去了，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我一直没有停止对爷爷的怀念。
爱情的概念是广义的，爱的对象是过去的县城和现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清江河畔的山城，她是我的家啊，这里有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