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边的队在苏北平原上的上海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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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北平原。我已经开始上小学，妈妈在农村供销社工作，我们的家也经常随她工作的调整而到处搬迁。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搬到了一个名叫唐屯的村子，距离县城30公里。
我们习惯了这种搬迁，觉得新奇而有趣，但每次妈妈都觉得不开心，在一个地方呆上几年，和周围的同事们邻居们成了好朋友，却又要分别，这滋味远不是我们小孩子所能体会了的。
我对这个新村子充满了好奇，我们所居住的供销社大院也比我们原来的住的地方大多了，人也多了许多。这点对喜欢热闹的我来说是最开心的。尤其在供销社大院里，可以看到好几个穿着讲究，操着南方口音的漂亮的姑娘们经常走来走去，在这较为偏僻的北方农村，她们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都是妈妈的同事，我们也渐渐混熟了。
妈妈告诉我，她们来自上海，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我不太明白，估计就是广播里经常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吧。妈妈说她们都是高中毕业，有文化，领导并没有安排她们到农村下地干活，而是让她们在供销社、学校工作。有的做会计，有的做采购，有的做售货员，或在学校当老师。
在唐屯供销社工作的上海姑娘们，总能吸引别人的眼球，当然对于我也如此，她们身上的气质吸引着我，我很愿意跟她们接触，再加上小时候的我比较乖巧活泼，聪明伶俐，她们也喜欢带我玩。最先接触到的是和我们住在一排的叫朱丽谨阿姨，我一直觉得她的名字很好听，曾在心里埋怨我的父母亲没有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朱姨个头不高，不胖不瘦，脸盘不大，皮肤较白，眼睛很有神，却时常抑郁和落寞，我便觉得这眼睛里经常有许多我读不懂的东西。她扎着二条细细的麻花辫，她一直为她比较少的头发而苦恼，说是血热造成的。她并不善言谈，给人感觉不远不近，显得比较有城府。但由于妈妈善良宽厚，朴实大方，她却愿意到我家来坐坐，和妈妈聊天。我也爱坐在她旁边听大人们讲话，时不时插上一句嘴，问这问那。印象里，上海好大，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和我隔得好远好远。我感觉得到她希望回故乡的渴望，也同样感觉得到她心底的那份无奈。
朱姨每次回上海，都要给我们带上海糖果，各种各样的，裹着花花绿绿的糖纸，令人眼花缭乱，别说吃了，光看一眼，都觉得很幸福了，要知道，我们那里卖的糖只有一分钱一块的黑糖块啊。这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了，通常把糖珍藏起来，好几天不舍得吃上一块，或者给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
朱姨1980年才离开唐屯，那时她30岁，没有结婚。她的弟弟也从上海赶来和他一起整理东西，临走时他们姐弟俩到我家来告别，妈妈眼睛湿润了，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玩，我感觉心里是空落落的，朱姨摸着我的脑袋说：“好好上学，将来考到上海的大学，去找朱姨。”她依旧带了一包糖果，她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不知她结婚了没有，头发长多了没有。
住在我家前排的还有一个刘姨，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个子高高的，是搞采购的，很喜欢带我出去，她性格比朱姨活泼多了，特别喜欢花。那时候她经常到各村子里去收蒲苇编制成的辫花的垫子，我便同她一起去。那是晚春不冷不热的日子，玫瑰花开得很盛，她每次收完活，总能让我抱一束火红的香喷喷的玫瑰回家。那时村子里长着许多杏树，茂密的叶子之中，一个个青杏已经象蚕豆一样大了，树枝很低，伸手就可以够着，我看着很眼馋，真想偷偷地摘几个啊。刘姨看出我的心思，故意说：“这棵杏树结了这么多果实啊，可惜还没有熟不能吃，摘了就浪费了。我先给这棵树的主人说好，等成熟了，我带你来，让他给我们留着好不好啊。”没有一点说教，充分给足了我面子，我体会到被尊重的快乐，这委婉的语气，我一直铭记在心。
刘姨工作很能干，一点也没有城市人的那种娇气。后来我们家也离开了唐屯，再次提起她是好多年后，妈妈说，她没能回到上海，是在老乡家收购农产品时，倒在收购现场，再也没有醒来，据说是心脏病，但之前并没有听说她有心脏病！这消息让我着实惋惜难过了一阵子。
离唐屯十多里地，有个地方叫文寨，那里有个会计叫刘双花，也是上海人，人长得很漂亮，白白的皮肤，一看就是城里的大家闺秀，她完全没有上海人的精明，相反却非常老实。她时常到唐屯报帐，估计那时候供销社的会计核算都在一起，我便经常能看见她。因为她漂亮，所以很引人注意。听其他人说，她嫁给了文寨供销社一个姓陈的男人，那个男人比她大七岁，婆婆很厉害，平时管得很严，去串串门都不行。据说婆婆一家人在她刚到文寨的时候就看上了她，没结婚前，对她千好万好，孤单一人的她似乎找到家的感觉，但结了婚却没有了自由。从她那胆怯的眼神和落寞的神情看，她生活真的不幸福，很是可怜。她是为数不多的嫁给本地人的上海女人。
学校里还有位上海知青老师，上三年级的时候，她曾经教过我们几堂课数学课，老师叫王荻凯，很瘦，印象中是那种冷艳的女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酷的，带着眼睛，很认真地讲课，声音很好听。有一次正上课，外面有人把她喊了出去，回来时声音哽咽说：“对不起，同学们接下来自修，老师有点事要出去！”我们都很诧异，事后才知道她同来插队的同乡好友跳井自杀。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自杀，问大人们，他们总是说小孩子不要乱打听，至今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一个异乡女人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而选择客死在异乡？
王老师没过多久，便回了上海，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
五年级没有上完，我们又随着妈妈搬了家，来到一个叫李楼的地方，巧的是妈妈的同事里也有一个上海知青，她叫徐国英，皮肤很白，（才发现上海人都很白，也许我们自己太黑了，呵呵！）她带着眼睛，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为人热情善良，爱看书，很有修养。手很巧，好多衣服都是她自己裁剪，穿在身上既时髦又实惠。不久她和妈妈成了好朋友，我们亲切地叫她徐姨，她非常喜欢孩子，经常到我们家来，我们就缠着她讲故事，于是我们重温了童话故事“为什么十二属相中没有大象却有老鼠？”、“为什么猫见到老鼠就要逮老鼠？”等。有些童话故事至今还在脑海里浮现。仍记得，老鼠给孩子起的名字是随着他偷吃猪油的进度来起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叫“去了层皮”第二个孩子叫“去了一半”第三个孩子叫“一扫光”！。这些童话故事在徐姨甜美的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描述中，变得更加妙趣横生。
上了初中，我非常喜欢英语，她没事便教我学习，让我多听多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人重视英语，但徐姨却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将来会有大用处。果然英语越来越被重视，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许多学英语的方法是得益于徐姨的指点的。
那个年代里，男女似乎不能成为朋友，要么就是处对象的情人，要么就是夫妻。但徐姨却有个结过婚的男朋友，也是同事，他们以兄妹相称，男人的孩子称她为姑姑。尽管外人们指指点点，徐姨却我行我素，坦坦荡荡。我们家人非常理解她，我始终如一地认为徐姨和那位叔叔绝对是宽厚的友谊。
徐姨在苏北一直没有结婚，直到快四十岁才回到上海，经人介绍找了一个中年丧妻的海员，海员有个儿子叫晨晨，喜欢孩子的她，并没有再要孩子，而是把晨晨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和睦相处。喜欢讲故事的她肯定能俘虏孩子的心的！
回上海后，徐姨又几次回苏北看我们，她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乐观向上、敢于面对过去生活的上海女人，在我上大学之后，她来我家看望我们，妈妈告诉她我已经上了北京的大学，她非常遗憾地说：“怎么不去上海上呢？我家就在徐汇区，旁边就有个上海交大，离我家近得很呢！”
这次父母来北京，闲谈之中，又讲起了当年几个上海知青，又讲起徐姨。我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想法。父母和徐姨不见已有二十多年，我们家也从北方搬到了南方。旧的信件地址早已隔断了联系。假如她能看到我这篇文章该多好，说不定能联系上我，现在交通如此发达，有时间我一定带父母去上海看望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北平原。我已经开始上小学，妈妈在农村供销社工作，我们的家也经常随她工作的调整而到处搬迁。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搬到了一个名叫唐屯的村子，距离县城30公里。
我们习惯了这种搬迁，觉得新奇而有趣，但每次妈妈都觉得不开心，在一个地方呆上几年，和周围的同事们邻居们成了好朋友，却又要分别，这滋味远不是我们小孩子所能体会了的。
我对这个新村子充满了好奇，我们所居住的供销社大院也比我们原来的住的地方大多了，人也多了许多。这点对喜欢热闹的我来说是最开心的。尤其在供销社大院里，可以看到好几个穿着讲究，操着南方口音的漂亮的姑娘们经常走来走去，在这较为偏僻的北方农村，她们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都是妈妈的同事，我们也渐渐混熟了。
妈妈告诉我，她们来自上海，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我不太明白，估计就是广播里经常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吧。妈妈说她们都是高中毕业，有文化，领导并没有安排她们到农村下地干活，而是让她们在供销社、学校工作。有的做会计，有的做采购，有的做售货员，或在学校当老师。
在唐屯供销社工作的上海姑娘们，总能吸引别人的眼球，当然对于我也如此，她们身上的气质吸引着我，我很愿意跟她们接触，再加上小时候的我比较乖巧活泼，聪明伶俐，她们也喜欢带我玩。最先接触到的是和我们住在一排的叫朱丽谨阿姨，我一直觉得她的名字很好听，曾在心里埋怨我的父母亲没有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朱姨个头不高，不胖不瘦，脸盘不大，皮肤较白，眼睛很有神，却时常抑郁和落寞，我便觉得这眼睛里经常有许多我读不懂的东西。她扎着二条细细的麻花辫，她一直为她比较少的头发而苦恼，说是血热造成的。她并不善言谈，给人感觉不远不近，显得比较有城府。但由于妈妈善良宽厚，朴实大方，她却愿意到我家来坐坐，和妈妈聊天。我也爱坐在她旁边听大人们讲话，时不时插上一句嘴，问这问那。印象里，上海好大，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和我隔得好远好远。我感觉得到她希望回故乡的渴望，也同样感觉得到她心底的那份无奈。
朱姨每次回上海，都要给我们带上海糖果，各种各样的，裹着花花绿绿的糖纸，令人眼花缭乱，别说吃了，光看一眼，都觉得很幸福了，要知道，我们那里卖的糖只有一分钱一块的黑糖块啊。这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了，通常把糖珍藏起来，好几天不舍得吃上一块，或者给最好的朋友一起分享。
朱姨1980年才离开唐屯，那时她30岁，没有结婚。她的弟弟也从上海赶来和他一起整理东西，临走时他们姐弟俩到我家来告别，妈妈眼睛湿润了，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玩，我感觉心里是空落落的，朱姨摸着我的脑袋说：“好好上学，将来考到上海的大学，去找朱姨。”她依旧带了一包糖果，她知道这是我最爱吃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不知她结婚了没有，头发长多了没有。
住在我家前排的还有一个刘姨，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个子高高的，是搞采购的，很喜欢带我出去，她性格比朱姨活泼多了，特别喜欢花。那时候她经常到各村子里去收蒲苇编制成的辫花的垫子，我便同她一起去。那是晚春不冷不热的日子，玫瑰花开得很盛，她每次收完活，总能让我抱一束火红的香喷喷的玫瑰回家。那时村子里长着许多杏树，茂密的叶子之中，一个个青杏已经象蚕豆一样大了，树枝很低，伸手就可以够着，我看着很眼馋，真想偷偷地摘几个啊。刘姨看出我的心思，故意说：“这棵杏树结了这么多果实啊，可惜还没有熟不能吃，摘了就浪费了。我先给这棵树的主人说好，等成熟了，我带你来，让他给我们留着好不好啊。”没有一点说教，充分给足了我面子，我体会到被尊重的快乐，这委婉的语气，我一直铭记在心。
刘姨工作很能干，一点也没有城市人的那种娇气。后来我们家也离开了唐屯，再次提起她是好多年后，妈妈说，她没能回到上海，是在老乡家收购农产品时，倒在收购现场，再也没有醒来，据说是心脏病，但之前并没有听说她有心脏病！这消息让我着实惋惜难过了一阵子。
离唐屯十多里地，有个地方叫文寨，那里有个会计叫刘双花，也是上海人，人长得很漂亮，白白的皮肤，一看就是城里的大家闺秀，她完全没有上海人的精明，相反却非常老实。她时常到唐屯报帐，估计那时候供销社的会计核算都在一起，我便经常能看见她。因为她漂亮，所以很引人注意。听其他人说，她嫁给了文寨供销社一个姓陈的男人，那个男人比她大七岁，婆婆很厉害，平时管得很严，去串串门都不行。据说婆婆一家人在她刚到文寨的时候就看上了她，没结婚前，对她千好万好，孤单一人的她似乎找到家的感觉，但结了婚却没有了自由。从她那胆怯的眼神和落寞的神情看，她生活真的不幸福，很是可怜。她是为数不多的嫁给本地人的上海女人。
学校里还有位上海知青老师，上三年级的时候，她曾经教过我们几堂课数学课，老师叫王荻凯，很瘦，印象中是那种冷艳的女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酷的，带着眼睛，很认真地讲课，声音很好听。有一次正上课，外面有人把她喊了出去，回来时声音哽咽说：“对不起，同学们接下来自修，老师有点事要出去！”我们都很诧异，事后才知道她同来插队的同乡好友跳井自杀。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自杀，问大人们，他们总是说小孩子不要乱打听，至今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一个异乡女人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而选择客死在异乡？
王老师没过多久，便回了上海，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
五年级没有上完，我们又随着妈妈搬了家，来到一个叫李楼的地方，巧的是妈妈的同事里也有一个上海知青，她叫徐国英，皮肤很白，（才发现上海人都很白，也许我们自己太黑了，呵呵！）她带着眼睛，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为人热情善良，爱看书，很有修养。手很巧，好多衣服都是她自己裁剪，穿在身上既时髦又实惠。不久她和妈妈成了好朋友，我们亲切地叫她徐姨，她非常喜欢孩子，经常到我们家来，我们就缠着她讲故事，于是我们重温了童话故事“为什么十二属相中没有大象却有老鼠？”、“为什么猫见到老鼠就要逮老鼠？”等。有些童话故事至今还在脑海里浮现。仍记得，老鼠给孩子起的名字是随着他偷吃猪油的进度来起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叫“去了层皮”第二个孩子叫“去了一半”第三个孩子叫“一扫光”！。这些童话故事在徐姨甜美的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描述中，变得更加妙趣横生。
上了初中，我非常喜欢英语，她没事便教我学习，让我多听多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人重视英语，但徐姨却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将来会有大用处。果然英语越来越被重视，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许多学英语的方法是得益于徐姨的指点的。
那个年代里，男女似乎不能成为朋友，要么就是处对象的情人，要么就是夫妻。但徐姨却有个结过婚的男朋友，也是同事，他们以兄妹相称，男人的孩子称她为姑姑。尽管外人们指指点点，徐姨却我行我素，坦坦荡荡。我们家人非常理解她，我始终如一地认为徐姨和那位叔叔绝对是宽厚的友谊。
徐姨在苏北一直没有结婚，直到快四十岁才回到上海，经人介绍找了一个中年丧妻的海员，海员有个儿子叫晨晨，喜欢孩子的她，并没有再要孩子，而是把晨晨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和睦相处。喜欢讲故事的她肯定能俘虏孩子的心的！
回上海后，徐姨又几次回苏北看我们，她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乐观向上、敢于面对过去生活的上海女人，在我上大学之后，她来我家看望我们，妈妈告诉她我已经上了北京的大学，她非常遗憾地说：“怎么不去上海上呢？我家就在徐汇区，旁边就有个上海交大，离我家近得很呢！”
这次父母来北京，闲谈之中，又讲起了当年几个上海知青，又讲起徐姨。我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想法。父母和徐姨不见已有二十多年，我们家也从北方搬到了南方。旧的信件地址早已隔断了联系。假如她能看到我这篇文章该多好，说不定能联系上我，现在交通如此发达，有时间我一定带父母去上海看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