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的别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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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合合，本是人生之常态，然而我父、母的分合却是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母亲是小家碧玉，父亲是大家公子，一个长相秀丽，一个气质轩昂，至今七十年过去了，九十岁的老母人见人夸说漂亮。
当初也是媒人介绍，祖父只见了一面，就觉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媳妇——这在日后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母亲的贤惠、孝道，让祖父觉得没看走了眼。
19岁的父亲，年轻气盛，志向高远。边在日本长崎一家纺织厂工作，边攻读日语，而且还是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走读生。当时周围有不少日本女孩，都有可能与父亲配对成双。然而，礼教持家的祖父，明察秋毫，岂容外国女人混淆我家族血统？
祖父本是清末的生员，正当要乡试的时候，民国革命打破了他的秀才梦，只好跟人去了日本，开始在日人饭店做账房，后来参入股份聘为经理。祖父对父亲的婚事极为关心，为防患于未然，趁回国探家的机会，匆匆为父亲定下这门亲事。
父亲受的也是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的教育，孝行为先，只能仅尊父命了，好在看到母亲模样娇好，第二年就大婚告成。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促使我父亲和母亲的姻缘，从此开始了相濡以沫的七十年人生历程。
大婚之后的女人，要随夫君出国。母亲作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子，为适应出国生活，而不至于闹出笑话，必须进行包装。去掉发髻，剪成短发，穿上旗袍，卸掉裹脚布，换上高根皮鞋，鞋里塞上棉花；母亲是第一次穿高根鞋，走路如踩高跷，爬楼梯更是困难，于是就在青岛旅店里进行‘彩排’，直到熟练之后，才登船东渡。
母亲姊妹俩，自小丧父，我姥娘又上无父母、公婆，中没有亲叔伯兄弟、姊妹，也没有姑舅、妯娌，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一个乡村小脚女子，在没有男人支撑的情况下，从地里刨食拉扯着两个女儿成人，姥娘的能为确是不一般。
我姥爷是在韩国做生意去世的，在听到丈夫噩耗之后，姥娘并不天昏地暗嚎哭无门，而是积极争取权力，从没出过远门的她，就敢带着还在少年的女儿走出国门，讨回了应得的遗产一千五百钢洋，更是令人钦佩。在和她相处的日子里，她表现出的刚强的性格，能吃苦耐劳，勇于抗争的精神，至今记忆尤深，始终影响着我。
父亲是十五岁下学学生意，这是祖父的意思。父亲先在大连天成栈学徒，祖父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做经理。学徒可不好玩，头三年是没有工钱的，还要忍受艰苦的生活，沉重的劳动。据祖母说，当年父亲当学徒的时候，学徒们每天要天不亮就起床，清扫卫生，起晚了就抢不到笤帚和清扫工具，就会受到管事的责骂；父亲就想出办法，头天晚上偷偷把笤帚藏床底下，早上就可以从容以对了。
父亲出徒后到日本长崎纺织厂工作，但是父亲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要做大买卖，于是在朋友介绍下，不久就受聘到丹东丝绸厂当了经理。
在丹东那几年，正是日美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搜刮民财、穷兵黩武，残酷的统治使得民不聊生，生活十分艰难，工厂破产，挣钱不易，粮食配给，大米白面是不允许中国人吃的。父亲又试做多个职业，做水泥生意，开服装店，甚至做过大粪生意，均无建树，最终无力支撑一大家人生活（祖母姑叔均无工作），无奈奔走于青岛、上海之间，尽管日军投降，但是国内又起战乱，生意难做，最后到台湾办火柴厂，不成，又做纺织机械生意，后来在做海运渔业生意时，破产吃官司在诸路不通的情况下，便转道去了日本，至此一个轮回，父亲又回到了日本。
而这时我们一大家人还在丹东，战争频仍，音信阻隔，经济难以得到父亲的援助。母亲，只能自己想办法，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儿女，侍奉婆母，累死累活地过生活。早市上卖过面食、出过苦力挣点棒子面，我也卖过烧饼、卖过冰棍，也为人加工过老刀牌烟卷尽管疲于奔命，仍然糊口艰难，母亲和祖母商议全家搬迁回山东老家。就在寒冬腊月，踏着冰雪，一路上忍饥受冻闯关涉险，一直步行到了大连，然后乘木帆船至烟台，回到蓬莱老家。我当时只穿一件小棉袄，卫生裤（绒裤），脚穿单力士鞋，然而并没冻坏。
刚回到在乡间老家那一年，没分到土地，就借住外祖母家，然而又遇台风，土地歉收，外祖母和母亲到野外捋树叶子、地瓜叶子、挖野菜，过年也只能吃高粱面和榆树皮做的水饺后来分到了几亩地，孩子们幼小，又得全靠母亲一人劳作——耕种、浇水、送肥、养护一个做惯了家庭主妇的太太，一下子变成了地里的农妇，一干就是30年，这得有何等的毅力！经济生活上、体力上的苦难还好挺过，政治上的受歧视，却是最不好过的。由于海外关系之故，在村里被划为另类，村长有意的为难，亲戚又怕沾上海外关系的边，尽量的躲避着，精神上的痛苦在折磨着母亲。但是，无论在多么困苦情况下，母亲也要挺起腰杆送我兄弟进学堂，她记住了父亲临走时一句话，再怎么困难也要让孩子上学，就是将来掏大粪，也要有学问。
文化大革命更是波及到母亲，搜家、批斗，政治上受着不公的待遇。一个孱弱的女人经受着人间莫大的痛苦，只是默默地劳作、耕耘，供着四个子女的学业。也幸有外祖母的帮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对于母亲苦苦支撑的一个家，祖父、父亲都没有忘记她。祖父时常来信给与慰藉，经济上给与接济；父亲给我来信说：父在外几十年，家中事全靠你母照应，你母为李家辛勤一辈子，希吾儿们体此心情，多尽孝养，以慰晚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生活好起来了，而且作为华侨家庭，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父亲也在1981年跨海回国探亲，至此，父、母从1947年的别离，到1981年的重聚，算起来整整经历了34年。试想想，人生能有几个34年啊！
叶落归根，又于2001年，父亲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回国定居，父母的团聚总算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奔波、艰难的一生啊，终于在耄耋之年才真正过上了含饴弄孙，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
然而人生几何，祸福难定，父亲于2005年竟突然遭遇车祸，使得分久必合的两夫妻，再一次惨遭别离之苦——这一次可是永久的别离啊！伴着苦难走过七十年的坎坷，相离相合，极是不易，可是老天偏偏不作美，命运捉弄人，好好的一个人间美事，又被打破了。
这正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啊！
2009－10－30
分分合合，本是人生之常态，然而我父、母的分合却是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母亲是小家碧玉，父亲是大家公子，一个长相秀丽，一个气质轩昂，至今七十年过去了，九十岁的老母人见人夸说漂亮。
当初也是媒人介绍，祖父只见了一面，就觉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媳妇——这在日后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母亲的贤惠、孝道，让祖父觉得没看走了眼。
19岁的父亲，年轻气盛，志向高远。边在日本长崎一家纺织厂工作，边攻读日语，而且还是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走读生。当时周围有不少日本女孩，都有可能与父亲配对成双。然而，礼教持家的祖父，明察秋毫，岂容外国女人混淆我家族血统？
祖父本是清末的生员，正当要乡试的时候，民国革命打破了他的秀才梦，只好跟人去了日本，开始在日人饭店做账房，后来参入股份聘为经理。祖父对父亲的婚事极为关心，为防患于未然，趁回国探家的机会，匆匆为父亲定下这门亲事。
父亲受的也是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的教育，孝行为先，只能仅尊父命了，好在看到母亲模样娇好，第二年就大婚告成。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促使我父亲和母亲的姻缘，从此开始了相濡以沫的七十年人生历程。
大婚之后的女人，要随夫君出国。母亲作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子，为适应出国生活，而不至于闹出笑话，必须进行包装。去掉发髻，剪成短发，穿上旗袍，卸掉裹脚布，换上高根皮鞋，鞋里塞上棉花；母亲是第一次穿高根鞋，走路如踩高跷，爬楼梯更是困难，于是就在青岛旅店里进行‘彩排’，直到熟练之后，才登船东渡。
母亲姊妹俩，自小丧父，我姥娘又上无父母、公婆，中没有亲叔伯兄弟、姊妹，也没有姑舅、妯娌，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一个乡村小脚女子，在没有男人支撑的情况下，从地里刨食拉扯着两个女儿成人，姥娘的能为确是不一般。
我姥爷是在韩国做生意去世的，在听到丈夫噩耗之后，姥娘并不天昏地暗嚎哭无门，而是积极争取权力，从没出过远门的她，就敢带着还在少年的女儿走出国门，讨回了应得的遗产一千五百钢洋，更是令人钦佩。在和她相处的日子里，她表现出的刚强的性格，能吃苦耐劳，勇于抗争的精神，至今记忆尤深，始终影响着我。
父亲是十五岁下学学生意，这是祖父的意思。父亲先在大连天成栈学徒，祖父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做经理。学徒可不好玩，头三年是没有工钱的，还要忍受艰苦的生活，沉重的劳动。据祖母说，当年父亲当学徒的时候，学徒们每天要天不亮就起床，清扫卫生，起晚了就抢不到笤帚和清扫工具，就会受到管事的责骂；父亲就想出办法，头天晚上偷偷把笤帚藏床底下，早上就可以从容以对了。
父亲出徒后到日本长崎纺织厂工作，但是父亲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要做大买卖，于是在朋友介绍下，不久就受聘到丹东丝绸厂当了经理。
在丹东那几年，正是日美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搜刮民财、穷兵黩武，残酷的统治使得民不聊生，生活十分艰难，工厂破产，挣钱不易，粮食配给，大米白面是不允许中国人吃的。父亲又试做多个职业，做水泥生意，开服装店，甚至做过大粪生意，均无建树，最终无力支撑一大家人生活（祖母姑叔均无工作），无奈奔走于青岛、上海之间，尽管日军投降，但是国内又起战乱，生意难做，最后到台湾办火柴厂，不成，又做纺织机械生意，后来在做海运渔业生意时，破产吃官司在诸路不通的情况下，便转道去了日本，至此一个轮回，父亲又回到了日本。
而这时我们一大家人还在丹东，战争频仍，音信阻隔，经济难以得到父亲的援助。母亲，只能自己想办法，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儿女，侍奉婆母，累死累活地过生活。早市上卖过面食、出过苦力挣点棒子面，我也卖过烧饼、卖过冰棍，也为人加工过老刀牌烟卷尽管疲于奔命，仍然糊口艰难，母亲和祖母商议全家搬迁回山东老家。就在寒冬腊月，踏着冰雪，一路上忍饥受冻闯关涉险，一直步行到了大连，然后乘木帆船至烟台，回到蓬莱老家。我当时只穿一件小棉袄，卫生裤（绒裤），脚穿单力士鞋，然而并没冻坏。
刚回到在乡间老家那一年，没分到土地，就借住外祖母家，然而又遇台风，土地歉收，外祖母和母亲到野外捋树叶子、地瓜叶子、挖野菜，过年也只能吃高粱面和榆树皮做的水饺后来分到了几亩地，孩子们幼小，又得全靠母亲一人劳作——耕种、浇水、送肥、养护一个做惯了家庭主妇的太太，一下子变成了地里的农妇，一干就是30年，这得有何等的毅力！经济生活上、体力上的苦难还好挺过，政治上的受歧视，却是最不好过的。由于海外关系之故，在村里被划为另类，村长有意的为难，亲戚又怕沾上海外关系的边，尽量的躲避着，精神上的痛苦在折磨着母亲。但是，无论在多么困苦情况下，母亲也要挺起腰杆送我兄弟进学堂，她记住了父亲临走时一句话，再怎么困难也要让孩子上学，就是将来掏大粪，也要有学问。
文化大革命更是波及到母亲，搜家、批斗，政治上受着不公的待遇。一个孱弱的女人经受着人间莫大的痛苦，只是默默地劳作、耕耘，供着四个子女的学业。也幸有外祖母的帮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对于母亲苦苦支撑的一个家，祖父、父亲都没有忘记她。祖父时常来信给与慰藉，经济上给与接济；父亲给我来信说：父在外几十年，家中事全靠你母照应，你母为李家辛勤一辈子，希吾儿们体此心情，多尽孝养，以慰晚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生活好起来了，而且作为华侨家庭，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父亲也在1981年跨海回国探亲，至此，父、母从1947年的别离，到1981年的重聚，算起来整整经历了34年。试想想，人生能有几个34年啊！
叶落归根，又于2001年，父亲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回国定居，父母的团聚总算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奔波、艰难的一生啊，终于在耄耋之年才真正过上了含饴弄孙，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
然而人生几何，祸福难定，父亲于2005年竟突然遭遇车祸，使得分久必合的两夫妻，再一次惨遭别离之苦——这一次可是永久的别离啊！伴着苦难走过七十年的坎坷，相离相合，极是不易，可是老天偏偏不作美，命运捉弄人，好好的一个人间美事，又被打破了。
这正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啊！
2009－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