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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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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husband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husband。”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欲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十八
和思文的感情一旦开始走下坡，就以加速度下滑。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我和她都无意出于理智的考虑作出妥协，把发展引向另一个方向。对事情的危险前景我有了模糊的意识，却没有情绪去补救，倒象自己是个听之任之的旁观者。我并没有在内心精心计算过利弊得失，只是凭着直感去行事，这种直感是理智不能驾驭的强大心理力量，连自己也无法解释。后来想起来，当时我潜意识中有一种破坏性的恶意，它裹挟着任性、固执和些许残忍向前滚动。不知思文对事情的前景有怎样的认识，她并不是缺乏想象的人。
于是很小的冲突也有了很强的破坏性。这一天思文说，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思华弄到圣约翰斯读语言学校。我说：“自己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再背上几十几百斤。思华外语不懂几句，体力又没有，娇娇的弱不禁风，来了干什么。”她说：“思华是做工人的，没有你这么多麻烦，只要能赚钱就行。她端盘子总端得起吧。”我说：“你想清楚，林思文！我工作还找不到她找得到？读语言学校工作许可证也申请不到。”她说：“打黑工，总比中国赚得多。”我说：“来了还不是天天闲在这里，起码房子你要给她租一间。”她说：“这你别怕，不要你养她，不要你拔一根毫毛，不要你去找工作，都归我包圆。”我说：“你能负责包圆，你能负责我还会落到这一步！你只能负责一个屁！”她马上说：“我就能负责你这个屁，不是我你这个屁能放到北美历史系来？”我一次次鞠躬说：“感恩戴德，感恩戴德。”又说：“那我的弟弟也要来。”她说：“那也可以，等思华来了再说。”我说：“他是男的先来。”她说：“我先来思华先来。”争了半天她不再理我，到楼下去做饭，我心里静不下来，又追到楼下去说，她把饭锅往电炉上一顿，水溅起来在烧红的电热盘上“滋滋”地响，腾起一股白气，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商量了，你再说我也懒得听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一踏糊涂，哪里有精神来听这些闲空话。跟你我口水都讲枯了。”说着吐了舌子给我看，我气得腿直抖，一恨一恨地咬了嘴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害了我们自己还要害思华。”她冲过来说：“我害了你是吗，我害了你！你良心都喂给狗猫吃去了！”又瞪了我咬牙切齿说：“固执的人，固执的人！你这个人真的不是人！”我说：“那你找了我这个不是人的人！”她嚷道：“是我自己瞎了眼！做个男人就这么狭隘，你什么时候才会象个男人！”我浑身的血燃烧着，把冰箱踢了一脚说：“放屁！”冰箱的门开了，她把它关上，笑一笑说：“踩着了你的痛脚是吧！”我说：“放屁，放狗屁！”她说：“你再骂，你敢再骂一句，我拳头都捏得叫了。”我笑起来说：“嘿嘿，你还想打人！放──”话没说完她一掌打在我脸上，我痛得一叫说：“真的你打了，你打了！被你打了脸我还是个男人！”我用手挡了第二掌，她又朝我身上打。我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手，她弓着身子挣不开，就踩我的脚。我松开她说：“你打，让你打！”她不再打我的脸，使劲打我的身上。我闭了眼站在那里不动。她又打了几下说““没有劲了，手打痛了。”我的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象一尊木偶，无法理解身外的一切。她喘息着，坐在椅子上呆望着我。我一时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痴呆着不知多久，时间似乎也停止了。突然一滴泪从眼角沁出来，缓缓流过面颊带来一点微痒。这痒痒的感觉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回到了现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鼻子一阵酸痛，抿了嘴眼泪默默地流，一颗颗挂在下巴处，再滴下去。思文开始木然地望着我，象是看一个陌生人。这时看到我流泪，她似乎省悟到了什么，低了头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用力去擦手背那碰破了皮出血的地方。她的动作中带着一种自虐的残忍，象是要平衡一下刚才对我的粗暴。我装作不理解她这动作的意义，麻木地望了她不做声。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站得有点累了，才长长地叹息一声，颓然地倒在肮脏的地毯上。我听到她开始轻轻地啜泣，又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这也没有引起我心里的那种爱怜的感情。
平生第一次，我拒绝了女人的眼泪。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深心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为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在这次事情之后，我忽然感到思文脸上说不清楚的一点什么是那样难以忍受，潜意识中那种生理性排拒忽然明确化了。四年多前，我和思文认识的时候，这一点使我有一点犹豫，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人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好多次我下决心想咬紧牙关冲过去，心想结了婚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但又怀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怕结婚以后那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人人都说思文长得漂亮，连我那些挑剔的朋友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使我想与他们交流一下感受也难于启齿。我在心里叹息着，自己这么敏感可怎么得了。有一次我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这一点，朋友马上反驳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真的十全十美又轮不到你了。他的话马上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这话真是太对了真是无法反驳。思文的柔顺消除了我最后一点心理抗拒，我告诉自己这种弥补已经足够。她对我那样爱那样痴心，我不忍也舍不得叫她失望。何况我周围也没有几个姑娘经得起那样近距离的仔细审视。结婚以后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偶然有点感觉也没有觉得那就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这种排拒的感觉又强烈起来，它阻挡着我从内心去接受思文暗示性的和解信号。对思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再在内心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对自己长时间的装聋作哑。“离婚”这样一个念头一旦在心里闪过，就再也不能抹去，它在内心看不清的什么地方发出诱人的遥遥召唤。
思文对那天情绪的失控显然很后悔。她也许没有料到我根本就不回手，也不遮挡，这样使她的冲动找不到合理性的借口，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还手，她心里反而会舒服一些。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木然的态度比粗暴的反抗更加可怕。我对那天的事并没有特别计较，没有提及一句，只是用一种淡漠来回答她表示悔意的暗示。那几天我无心看书，上课也集中不起精力，整天的神思恍惚。我知道思文需要一个台阶，使她得到我的谅解而又不至于太突兀羞于出口。我在一种阴暗的心理支配下，以一种刻意的冷漠来阻挡她和解的意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还是说还是做，可是语气和神态中却渗透着一种拒绝。晚上睡觉时我说一声“瞌睡了”就熄灯背对了她，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嘴角那一丝冰冷的笑。
思文对我有意的拒绝已经理解，这使她羞于再做出和解的姿态。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那天晚上她吃饭只吃了几分钟，一碗饭还剩下一大半，就推了饭碗，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推开饭碗的时候调羹掉在桌子上“当”地一响，这响声使我领悟了这一举动的特别用意。我想问一声，犹豫着还是装着没注意到，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使我非常痛苦，我已经完全体会不到自己的冷漠带来的报复的快意。整个晚上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种冷漠。好几次我几乎就要换一种口气去问她，为什么只吃这一点饭，是不是病了，但总是在心里害羞着鼓不起勇气。又想到前几天的事对自己来说甚至是一次机会，它使我有被良心允许的充分理由保持这种冷漠。于是我装作没有意识到她的自虐，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大多数时候用漫不经心的阅读来掩饰沉默中包含的残忍。睡觉之前我几乎要崩溃了，不经意似地问她：“我肚子又饿了，煮了牛奶你也吃一杯好不？”她淡然地说：“算了。”得不到回应我马上退了回来，默然的睡了。
半夜我突然醒来，象心里有什么在提醒着自己。我伸了脚慢慢的朝身后探过去，空空的使我吃了一惊，睡意顿消。装着翻身侧了身子我发现思文裹了什么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偷偷移了胳膊看着夜光表，是凌晨三点。我在黑暗中等了约有十分钟，她还是一动不动象一尊塑像。我眯着眼仔细观察了一下，她只裹了一件单衣。我缩在毯子里顿时感到一阵凉意，心里震颤着，再也没有力量坚持，再也无法装作无动于衷。我咳嗽几声，轻轻翻了几次身，又睡意蒙蒙地呻吟几声，她还是一动不动。我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睡觉了，半夜了。”说了几遍她还是象塑像一样在黑暗中沉默。我支起身子，用力把她按下去，说：“有点蠢吧！”她说：“睡不着。”还想坐起来。我伸了胳膊搂了她说：“有什么心事睡下来想，要感冒了发烧了好些罢！你是最爱惜身体的人呢。”她呜呜地哭起来，哭着就气喘吁吁身体抖动。我说：“你还在想那天的事情呀？算了，连我都忘记了。”她缩在我怀中说：“你没有忘记，你记仇，你心里记仇。”我说：“我真的没放在心上，谁老放在心上呢，不就是打了几下吗，这点小事。”她说：“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我知道那些空空泛泛的话再也含混不过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在异国他乡天涯海角，好难好难的啊！同心协力还应付不了，还要互相折磨。我们心里苦了在流泪滴血有谁会知道呢？加拿大好是好，但不是对我们的好，特别是我，人都是个废人了。我们还是按原来想的。赚点钱，生个儿子是加拿大公民，给他多留一条路，你再拿了学位，回去算了，好不？”她止了哭说：“好。”又说“那你不记我的仇了？”我说：“不记。”她说：“要是你得健忘症还好些。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多心，我只是没有耐心。外面压力这么大，几千几万斤压在身上，我都觉得腰要折了神经要断了。我没有耐心你原谅我一点，心里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别跟我计较，你是男子汉心怀宽广。在这茫茫的世界你再不理解我还有谁理解我呢。我抱了好大的希望，苦苦等一年把你等来，谁知又是这样，我有什么想头？”说着又哭起来，肩在我胳膊中一耸一耸抖动。我感动着，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摸了她的头说：“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上她情绪很好，去学校之前说：“高力伟，那天是我不对，是我犯了错误，你真的不记我的仇好不？我保证下次再不这样了。”又羞涩地笑起来。我说：“好好，我忘都忘了你还老是提起！”她说：“知道你是男子汉胸怀海一样辽阔，怎么会跟我这样的人计较呢。”我说：“别拍我的马屁，拍也没有用，我不要你说好听的，下次别这样就没事了。”她说：“不会了，哪里还会呢，我又不是疯子。”她去了，我心里惆然若失。这种感觉如此明显地在心中凸出来一块，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原因，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把所有的事都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这种感觉的来由。我干脆抛开了去，拿起教科书一句一句的读下去，但那种感觉依然在意识的边缘飘荡，让人感到它的阴影。我放下书，下楼从冰箱里取了一听可乐来喝。在嘴唇触到冰凉的可乐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我明白了自己。原来我在深心已经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机会，一个通向解脱的起点，而现在这个机会却失去了。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了一种懊恼，怨恨着自己没有足够硬的心肠把冷漠坚持下去。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产生了分手这样可怕的想法，而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唯一明确的是，我现在本能地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牵挂的人，这想法连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惧。
在寂寞的时候，我常常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觉得在深心自己也看不清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他把我当作另一个人来审视。我想了好久，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可怕的想法。有些男人在结婚以后，会因为生活的平淡缺乏预期的浪漫而对妻子失望，这也许并不因为妻子有什么不好，而只是对平淡感到厌倦。他们在深心渴望着奇迹，有时单独赶赴舞会，想有意料不到的艳遇使乏味的日子富于新鲜的刺激。在思文出国以后，当舒明明以稚气的崇拜昏头昏脑地闯入我的生活时，我没有拒绝这种热情。在惶惑中我安慰自己，想着这并没有超出人性允许的胡度。对舒明明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最后的距离，这不是因为有多么道德，而是没有勇气承担那么沉重的良心责任。好多次我在激动中想做那种我渴望着而又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这时那种畏惧就提醒着我就此止步。我还不至于为了追求刺激的渴念去凿沉家这条小船。舒明明好几次对我说：“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我坦白地告诉她，我不能那样做，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勇气。我心里喜欢着她，又觉得自己虚伪透顶。到加拿大之后，我想着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可近来我又开始了有意识的回忆。在自己的想象中，我已经把和舒明明在一起的情景温习过许多遍了，那些平平淡淡琐琐细细的事情，忽然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每次与思文发生冲突之后，对过去的回想就特别活跃，舒明明的幻象就更生动地浮现在眼前。那怯生生的羞涩，那迷迷惘惘的询问眼神，使我的心感到快意的安慰。这样的安慰我从思文那里也曾得到过，但现在已经很遥远，出国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我需要这种感觉，当我在现实中得不到，就到回忆中去寻找。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舒明明那小鸟依人般的身影就显得更加珍贵，更加执着地在我心中闪现。犹豫着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非常平淡，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字不提，这时我明白了自己对她的真实感情，明白之后更加小心谨慎。我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我怕她造成幻觉而作前途渺茫的等待，那样会害了她对她太不公平。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想念一个人就越是不敢表达。人真的是很怪，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珍贵，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到了那一点，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把它看成了幸福的全部。在这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面，我想起舒明明那信赖的轻轻一点头，那求助的微微一笑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多么领当不起的生活恩泽。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连我自己也看不透也说不清楚，难道因为这些我竟动了离婚的念头？在这种种回想的映衬下，思文的种种优越都失去了色彩。在国内时，听见别人说思文是女性中的出类拔萃者，我心里还很得意，觉得她真的是无可挑剔。而在这里，当其它留学生，还有她的老板等人众口一辞这样说的时候，我却感到了沮丧。我总觉得这些话的后面的意思就是，你高力伟配不上她。那天去化学系一个博士家里玩，他太太对我说：“高力伟你真是幸运，有了这样的太太还有什么可complain的呢？”我当时点头微笑称是，心里却是一声苦笑。人有时对自己就是不理解也看不透。为什么离婚的念头一旦产生，就这么强烈，我说不出充分的理由。这是一种直感，我相信这种直感一定有着充分的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
十九
纽芬兰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几乎还没有感觉到秋天，冬天就来了。
（以下略去3000字）
二十
我要思文从化学系搞来一个温度计，用桶在水房里接了冷水热水兑在一起，测了水温，把上次买的绿豆分一半泡了，又把房子里的电暖气开大一些。过一天绿豆吐出一点小小的白芽。我把绿豆倒入那只塑料大桶中，用湿毛巾压好，每天从水房提了温水浇几次。水流到底下一个大桶里，快满了就舀出来提到水房倒了，一天几次。晚上把水准备好，半夜也起来浇一次，怕烧坏了。豆芽一天天长上来，四天后竟长满了一桶。我抽了几根看了，长长的一根根，白嫩嫩脆生生的惹人爱。我说：“好了。”便和思文把塑料桶抬到水房里，闩上门，在浴池放了半池水，把豆芽倒进去，再一把一把捞起来，这样洗掉绿豆壳儿。洗了两遍洗干净了，有一大桶，称了有四十多磅。我心里高兴着，多搞几桶就来钱了。
我给顾老板打了电话，问他要不要。（以下略去250字）
回去我把钱掏出来给思文看，她也很高兴，又耽心我误了学习。我说：“学习学不学都行，钱可不是赚不赚都行。”她又说，赵教授已经通知了她，到明年一月助教工作就没有做了。我说：“刚可以多赚几块钱，又一个洞，豆芽的钱也填不满。不过也好，舍了那点钱你论文就快马加鞭了。早点到多伦多去赚是一样的。”她说：“不做了也好，做了我心里好紧张的，生怕一点没做好。”我说：“下个星期豆芽再多发一桶，什么地方有那种大桶呢？”她说：“学校教学楼有，有些都空在那里。”我说：“那今晚去拿一两个来。”她说：“还是买吧。”我说：“拿一个算了，买一个也要到超级市场跑一趟，还远些。今晚没有机会拿到，买也要买一两个。”她犹豫一下同意了。说：“十点钟你到赵教授实验室来找我，十点钟以后教室里就没有人了。”
晚上我骑了车到赵教授实验室找她，她说：“我有点怕。”我说：“怕什么呢，我真的当这是偷，我又不去拿了。我只当家里没有垃圾桶，顺手拿一个。”她说：“如果碰了人问你，你就说，ithinkituseless。”她要我复述一遍，我又复述了。她说：“有人了我就唱歌。”我说：“干什么呢这么紧张，自已吓自己吧。有人来了又怎么样，我当他的面也拿了。”她说：“小心，去吧。”
上了楼我查看了教室都空着，便熄了走廓里的灯，教室里的灯射到走廓来，静静的反而有了一种紧张气氛。我轻声自言自语壮胆说：“自己吓自己呀。”又把灯开了，心里反而坦然起来。我提了两只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倒到另一只桶里去，又把两只桶叠起来拎着。
快走到转弯的地方思文忽然站在那里唱起了歌，背对着我一只手在后面摇着。我马上把桶靠墙放了，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踱着步。一对男女学生牵着手下楼，望也没望这边一眼。下了楼我拎了桶在前面走，她推着单车远远跟在后面。到了马路上她跟上来了，我说：“进了安全地带了。赵洁为了八块钱上了法庭，这两只桶要三十块钱呢。”她说：“那不一样。”我也笑了说：“那不一样。”我要她上车，她说：“风这么大，又拿这么大两个桶，会吹倒的。”我说：“我骑车你还怕，你搭我的车也有几年了，出过事没有？”她说：“出事还用两次！”却一边在车后坐了，一只手拎了两只桶。我骑起来，她说：“小心啊，两条命！”我说：“死也不是你自个去死。”后面来的小车经过我们的时候都放慢了速度，鸣着喇叭小心地开过。有辆小车开得很慢经过，一个妇女摇下车窗说：“toodange肉s，becareful！”思文说：“我还是下来。”我踩得更快说：“外国人命要紧，没有事也说危险。他们又没有骑过单车，知道什么。”
这一次发出来的豆芽有七十多磅。我和思文在水房里洗了半个上午。听见三楼有人下来，脚步声在水房门口徘徊，知道有人等着解手，我急得汗都出来。外面的人等不及了敲了，我们又不敢开门怕他进来看见这种场面。
匆匆洗完一遍，听听外面人走了，开了门赶快把豆芽抬到自己房里。等啤酒老倌解了手，再抬进去洗一遍，俩人累得直喘，怕水房占得太久，别人不高兴了报告了房东。洗完后思文翻着电话簿打了十几个电话，有两家超级市场要我们一袋袋装好，拿去试试。我又临时去买了塑料袋，一磅一袋装好。下午我送过去，有的说包装还不行，有的说质量差点，总还是接受了。最后剩下十几磅，我说：“算了，留着自己吃，这个星期不要买小菜了。”思文不肯，又抓起电话去联系，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餐馆要十磅。我说：“我送去了，你在家做饭。”她说：“反正今天是没心看书了，一起去吧，当它是散步。”在地图上找到位置，俩人一起送过去。谁知走起来比想象的远得多，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拿了八块钱又往回走，思文说：“脚又走痛了。”我说：“这八块钱坐出租车回去不知够不够？”她说：“来得这么苦的钱，真的舍不得用。”走到半路她说：“肚子饿痛了。”我说：“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她说：“我饿不得，饿了头就发晕。”花一块钱买了一包炸土豆片。我说：“俩人跑这一趟赚了七块钱。”她说：“肚子饿痛了那没办法。”
回到家一算，得了六十多块钱，除了成本赚了五十块钱。思文拿着钱呆呆地看了一会，忽然哭了起来。我说：“哭什么呢，你买土豆片我又没有说你。”她只是哭不说话。我说：“怎么我又得罪你了？”她用衣袖擦着泪说：“下次别发豆芽了好不？”我说：“好不容易找一条缝能赚几块钱，又不搞了！”她说：“两个人忙这一整天，那几天天天要浇水还不算，半夜还要起来，算起来两块钱一个小时也没有。我想起我们自己，真的好可怜啊。国内的亲戚朋友，只以为这里有钱捡，我妈妈知道我们这样，真的会哭的。我们有苦也说不出来。”我说：“有办法谁愿这样？没有办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天有好办法了我们按那个办法去做，现在没有办法还是按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做。”她说：“我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你，没有办法。”我说：“一大袋绿豆还剩几十磅呢，吃得完不？扔了它不？你不想搞你就不搞，我反正要搞。”她说：“你反正不会听我的，我也没抱希望说服了你。没有办法。”
二十一
这天思文告诉我说，她大概是怀孕了。我的心一跳，身上紧张着感到了燥热，一时不知是惊是喜。我马上镇定下来说：“到医院验了没呢？”她说：“还没呢，我想就是的。”我说：“怕又是情绪波动作怪了，要不我明天陪你去医院。”她说：“也可以吧。这次感觉不一样。”我说：“也好，也好，既来之，则安之。”她马上说：“什么叫也好也好，生个加籍公民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吗？”说着眼睛直望着我。我避开她的目光说：“很好，很好””她说：“你心里不太高兴？”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情绪体验明白，被她这一问，倒真象心里不高兴被她发现了，便昂了头迎了她的目光说：“怎么不高兴，怎么会不高兴？怎么会呢？”她冷冷地说：“我倒真的看不出你有多么高兴。”她这一说我倒象在商店行窃被现场抓获，已经无可抵赖非得找一个说明的借口了。我机械地说着：“很好，很好，很好。”我说得很慢，拖延着时间，自己也感到很虚假在掩饰什么。当说到最后一个“很好”时，我忽然想到了便有了勇气，说：“只是我们现在太难太大压力了，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再有个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轻松了，又想起赵洁在法庭上说手里拿了一把伞。可是我并没有做贼的心态怎么神态却象个贼！思文听了这句话，脸上却柔和了，说：“怕什么呢，这么多人都生了，也没见有谁就过不去。没想到他会来，可来了就来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快三十岁了，难道不成去把这孩子做了他！苦也要熬，难也要熬，都是熬过来的。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没个容易那么一说。”听她说“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泛起一阵温柔，仿佛一个赤裸的胖大小子的影子在眼前一闪。
晚上我感到心神不定，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怕思文看出我有心事的样子。我拿了教科书说：“我到楼下客厅里去看。”把书翻了几下，就那样打开了捧着下楼去了。下了楼我把一张沙发移动一下，背对了楼梯坐了，又把书摊了放在膝上。我坐在那里心里乱七八糟，一会想会有个孩子了，加拿大公民，又完成一件事；一会又想这一来跟思文的关系就板上钉钉再也无法改变，要她改变现在的性格几乎不可能，一辈子感情生活就这样没希望了，怎么甘心！我心里还萌发着一种新的期望呢。想过来想过去总想不清楚，在心里对自己发狠说：“想什么想呢，想！想也罢不想也罢，你想他生下来他会生，不想也会生，想不想都是一样，想也是空想了，干脆别想！”这样想了心中一阵轻松，用力合上书站起来准备上楼去。书合上时“叭”地一响，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一种沮丧，脚再不敢迈动，仿佛跨一步就是作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我站在那里呼吸紧张，胸口感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渐渐的沮丧变成了恐慌和绝望。我喉咙里哼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声音含糊，只有我自己能懂得那声音的意义。这样哼着我又颓丧地坐下去，这时心里已经明白，这件事对自己是一个确定的打击。
第二天我骑单车搭了思文去了医院。我对自己心中的阴冷感到害怕，可又没有办法很自然地做出兴奋的样子。我那愁苦的心情一定被她看出来了，她说：“难道你真的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个女人还不怕呢！孕是我怀，生是我生，你实在要怕还有几个月呢。”我放宽了心，象是被她说中了心事，做出愁苦的脸说：“我真的怕，真的生下来怎么办，自己也顾不过来呢。”我不会扮演一个假面的角色，内心的高傲也使我不屑于这样去做。现在勉强做着，自己也觉得不自然，心里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抗。幸好思文转了身去问护士小姐什么问题，没有注意我的表情。
在服务台我们交了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卡，领一张卡片填了。护士叫我们等着。为了掩饰自己不安的神态，我拿了桌上的times来看。上面报道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对戈尔巴乔夫民主化进程是个巨大考验。又有麦当娜在多伦多演出，全城轰动。我想着现在在多伦多的话，说不定有机会一睹麦当娜的风采，但还没想得太明白又否定了，门票起码几百元一张，我进得去吗？正胡思乱想，护士叫她，思文就进去了。我想跟进去，护士微笑着扬手挡住了我。我不断地来回踱着，脚根本停不下来。心里祈祷着，希望此事非真，又是一场虚惊。又想着当年母亲怀了我去看医生，父亲的心情不知如何？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看得特别清楚，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事实，自己和思文的分手已成定局。这样想着我更加感到了这个事实对我的残酷性。在内心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我很怕伤害了别人，哪怕无意中给了别人轻微的伤害，我会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别人的意愿。
但是这一次，天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这个念头对思文是残忍的，那么也请上帝原谅我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在走道里来回地走着，心被撕成了碎片。这一刻与思文分手的愿望是这样强烈，简直在这一瞬间成为了铁一样的决心。我这时觉得痛苦绝对不只是一种精神感受，也一定是一种肉体的感受，不然它为什么这样具体到可以触摸，使我的心如此沉重？我不能解释这时自己这种愿望为什么会这样强烈，以至对于钱的愿望也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我感到了害怕，我想在心里向自己证明，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是由于要接受一个新的事实而激发出来的过分恐惧，由于人的那种难以实现的意愿就更加强烈的可悲天性。但这种证明不幸却是乏力的，内心的呼声是那样清晰强烈无可回避。我觉得过一会如果这个事实得到最后的证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这时思文从诊室里出来说：“医生叫你。”我从她脸上看出，怀孕的事已经确证。我心往下一沉，马上又恢复了冷静，反而有了一种痛苦的顶点已经度过的轻松。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笑容满面向我祝贺，我也微笑着点头回应。他的话我听不明白，知道是在吩咐做丈夫的要注意什么。出了门思文问：“医生说的你都听懂没有？”我说：“半懂不懂。”她又把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听，我都应了。单车搭了她往回走，走不多远我停了说：“不知单车能搭不？有震动。”她说：“没有事，医生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平时一样。”继续骑了车走。思文在后面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加拿大分什么男的女的，又不是中国，中国城里人也不分了。加拿大女人权利还大些。”她说：“是个男的呢，幸福操在自己手里，女的呢，幸福操在别人手里。还是男的好。”她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出来，我真没想到。看起来她已经领悟了男女之间的另一种奥秘，想起来也是我伤了她的心。
我敷衍着说：“有出息呢，幸福都在自己手里，没出息呢，幸福都在别人手里。你看我不是个男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都操在别人手里。”她说：“你是特殊情况，不算。我说的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你别打岔。毕竟三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就不一回事，老天爷设计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我说：“那我们生个男的。”她说：“已经都定了，你这都不懂。”又说：“如果生了就把我妈妈接过来带，满一岁了让她带回国去，我们再好好干几年。”我说：“连怀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又说了很多，我心里正痛苦着，没听清她说什么，她说一句，我“嗯”一声。她忽然提高声音说：“高力伟！”我吓一跳，回头望她一下说：“怎么，又犯错误了？”她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啊，就是想起有点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说：“问你什么都是一个‘嗯’，‘嗯’什么呢？”我说：“我想着总有点怕。”她说：“谁知道你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我永远不懂。”
那几天我心事重重，总想着“怎么办”这几个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有时候人在某种处境中想挣扎一下，可就是用不上力，眼看了自己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时才明白了人也只能如此，他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么一点，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规定好了，并不因为这个人是自己，老天爷就作出一种特别的安排。
这样想着我试图豁达起来，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活动，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总是越注意就越不自然，内心的清高也在反抗着这种矫作，反而显出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神态。思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处境太艰难”这样的理由开始被她怀疑。有时她以审视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在我做着什么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悠闲地交叠着放在小肚前，以冷冷的目光追随着我的行动。这种沉默使我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想说几句轻松的话使气氛不要这么凝重，可思维特别的迟顿，勉强笑着说几句，思文也不象平时那样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反问一句：“是吗？”这简直就是在表示说，你的表演蹩脚透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这更加强了我那种心虚的感觉。有几次我真的差不多就下了决心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免得这样相互折磨，但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事到如今，谈一次除了彻底打破幻想之外，又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几天的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想到这里我打一个冷颤，拼命摇一摇头似乎想把烦恼甩开。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要勉力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有时候拿起书来看，在书的掩护下尽情地沉思默想。虽然书上写了些什么却全然不知，但我还是过一会把书翻动一下书页，翻得很响似乎证明着一种事实，并不时地悄悄转悠了眼去观察思文，看她是否已经相信我沉浸在书中了。
终于我彻底意识到这种挣扎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面对现实，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缓和与思文的关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当“别无选择”几个字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感到了一阵痉孪性的痛楚，想着人生这唯一的过程竟如此可怜，在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上受到如此的制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我把“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含在口中啧啧有声反复品味，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处境在某一天竟会轮到了自己。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不必多想，不必任性地放纵了内心的痛苦，徒然增添自己的烦恼。正如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事实又何等残酷，但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必焦虑，真的，人不能为别无选择的事情焦虑。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力量反抗。这样想了我在内心推卸了责任，心境也开朗了一点。
沿着这个方向想到了极限之后，我又回过头来想。毕竟，思文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变了这不是她的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要她在外面应付裕如而在家中温柔谦顺，这种要求也太不现实，她不可能随时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毕竟女人不是上帝为了谁的需要造就出来的。我能够理解她但却仍然难以接受她。在这里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想不清楚这种家庭角色随着环境变化而转换是不是必然的。别人都羡慕她，称赞她，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别的意味，一种判断，一种嘲讽，这使我的心更加敏感。我心里伏着一只反抗的兽，等待着，窥视着，渴望着一切反击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给自己一种力量的证明。世界上也许真的就有那种强干而温顺的理想女性，这是奇迹，奇迹培养了人们的幻想。但谁去设想奇迹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这个人将是注定了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承认了我们关系眼下的格局，我总还是个男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我在心里设计着，要软硬兼施想办法改变了她，回到从前。不然我不能想象以后几十年该怎么度过。
我平静下来再也不愁眉苦脸，也能够看一点书了。“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试卷发下来逊克利尔在上面批道：“yourenglishisbetterthaniexpected。”他不会知道，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重要的地方硬背下来，考试时机械地抄上去的。要我临场去组织文字，我恐怕写不出成句的话来。通过期中考试并没有增强我对学习的兴趣，我的心象散沙一样收也收不拢。我还在想着有机会了还是去找份工作，而不能想象这样再过两年直到毕业，那样我在精神上会拖得精疲力尽。圣约翰斯，这个天涯海角的城市，曾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想象，我现在对它却已经完全失望了。
十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husband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husband。”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欲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十八
和思文的感情一旦开始走下坡，就以加速度下滑。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我和她都无意出于理智的考虑作出妥协，把发展引向另一个方向。对事情的危险前景我有了模糊的意识，却没有情绪去补救，倒象自己是个听之任之的旁观者。我并没有在内心精心计算过利弊得失，只是凭着直感去行事，这种直感是理智不能驾驭的强大心理力量，连自己也无法解释。后来想起来，当时我潜意识中有一种破坏性的恶意，它裹挟着任性、固执和些许残忍向前滚动。不知思文对事情的前景有怎样的认识，她并不是缺乏想象的人。
于是很小的冲突也有了很强的破坏性。这一天思文说，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思华弄到圣约翰斯读语言学校。我说：“自己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再背上几十几百斤。思华外语不懂几句，体力又没有，娇娇的弱不禁风，来了干什么。”她说：“思华是做工人的，没有你这么多麻烦，只要能赚钱就行。她端盘子总端得起吧。”我说：“你想清楚，林思文！我工作还找不到她找得到？读语言学校工作许可证也申请不到。”她说：“打黑工，总比中国赚得多。”我说：“来了还不是天天闲在这里，起码房子你要给她租一间。”她说：“这你别怕，不要你养她，不要你拔一根毫毛，不要你去找工作，都归我包圆。”我说：“你能负责包圆，你能负责我还会落到这一步！你只能负责一个屁！”她马上说：“我就能负责你这个屁，不是我你这个屁能放到北美历史系来？”我一次次鞠躬说：“感恩戴德，感恩戴德。”又说：“那我的弟弟也要来。”她说：“那也可以，等思华来了再说。”我说：“他是男的先来。”她说：“我先来思华先来。”争了半天她不再理我，到楼下去做饭，我心里静不下来，又追到楼下去说，她把饭锅往电炉上一顿，水溅起来在烧红的电热盘上“滋滋”地响，腾起一股白气，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商量了，你再说我也懒得听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一踏糊涂，哪里有精神来听这些闲空话。跟你我口水都讲枯了。”说着吐了舌子给我看，我气得腿直抖，一恨一恨地咬了嘴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害了我们自己还要害思华。”她冲过来说：“我害了你是吗，我害了你！你良心都喂给狗猫吃去了！”又瞪了我咬牙切齿说：“固执的人，固执的人！你这个人真的不是人！”我说：“那你找了我这个不是人的人！”她嚷道：“是我自己瞎了眼！做个男人就这么狭隘，你什么时候才会象个男人！”我浑身的血燃烧着，把冰箱踢了一脚说：“放屁！”冰箱的门开了，她把它关上，笑一笑说：“踩着了你的痛脚是吧！”我说：“放屁，放狗屁！”她说：“你再骂，你敢再骂一句，我拳头都捏得叫了。”我笑起来说：“嘿嘿，你还想打人！放──”话没说完她一掌打在我脸上，我痛得一叫说：“真的你打了，你打了！被你打了脸我还是个男人！”我用手挡了第二掌，她又朝我身上打。我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手，她弓着身子挣不开，就踩我的脚。我松开她说：“你打，让你打！”她不再打我的脸，使劲打我的身上。我闭了眼站在那里不动。她又打了几下说““没有劲了，手打痛了。”我的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象一尊木偶，无法理解身外的一切。她喘息着，坐在椅子上呆望着我。我一时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痴呆着不知多久，时间似乎也停止了。突然一滴泪从眼角沁出来，缓缓流过面颊带来一点微痒。这痒痒的感觉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回到了现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鼻子一阵酸痛，抿了嘴眼泪默默地流，一颗颗挂在下巴处，再滴下去。思文开始木然地望着我，象是看一个陌生人。这时看到我流泪，她似乎省悟到了什么，低了头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用力去擦手背那碰破了皮出血的地方。她的动作中带着一种自虐的残忍，象是要平衡一下刚才对我的粗暴。我装作不理解她这动作的意义，麻木地望了她不做声。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站得有点累了，才长长地叹息一声，颓然地倒在肮脏的地毯上。我听到她开始轻轻地啜泣，又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这也没有引起我心里的那种爱怜的感情。
平生第一次，我拒绝了女人的眼泪。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深心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为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在这次事情之后，我忽然感到思文脸上说不清楚的一点什么是那样难以忍受，潜意识中那种生理性排拒忽然明确化了。四年多前，我和思文认识的时候，这一点使我有一点犹豫，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人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好多次我下决心想咬紧牙关冲过去，心想结了婚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但又怀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怕结婚以后那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人人都说思文长得漂亮，连我那些挑剔的朋友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使我想与他们交流一下感受也难于启齿。我在心里叹息着，自己这么敏感可怎么得了。有一次我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这一点，朋友马上反驳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真的十全十美又轮不到你了。他的话马上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这话真是太对了真是无法反驳。思文的柔顺消除了我最后一点心理抗拒，我告诉自己这种弥补已经足够。她对我那样爱那样痴心，我不忍也舍不得叫她失望。何况我周围也没有几个姑娘经得起那样近距离的仔细审视。结婚以后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偶然有点感觉也没有觉得那就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这种排拒的感觉又强烈起来，它阻挡着我从内心去接受思文暗示性的和解信号。对思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再在内心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对自己长时间的装聋作哑。“离婚”这样一个念头一旦在心里闪过，就再也不能抹去，它在内心看不清的什么地方发出诱人的遥遥召唤。
思文对那天情绪的失控显然很后悔。她也许没有料到我根本就不回手，也不遮挡，这样使她的冲动找不到合理性的借口，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还手，她心里反而会舒服一些。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木然的态度比粗暴的反抗更加可怕。我对那天的事并没有特别计较，没有提及一句，只是用一种淡漠来回答她表示悔意的暗示。那几天我无心看书，上课也集中不起精力，整天的神思恍惚。我知道思文需要一个台阶，使她得到我的谅解而又不至于太突兀羞于出口。我在一种阴暗的心理支配下，以一种刻意的冷漠来阻挡她和解的意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还是说还是做，可是语气和神态中却渗透着一种拒绝。晚上睡觉时我说一声“瞌睡了”就熄灯背对了她，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嘴角那一丝冰冷的笑。
思文对我有意的拒绝已经理解，这使她羞于再做出和解的姿态。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那天晚上她吃饭只吃了几分钟，一碗饭还剩下一大半，就推了饭碗，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推开饭碗的时候调羹掉在桌子上“当”地一响，这响声使我领悟了这一举动的特别用意。我想问一声，犹豫着还是装着没注意到，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使我非常痛苦，我已经完全体会不到自己的冷漠带来的报复的快意。整个晚上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种冷漠。好几次我几乎就要换一种口气去问她，为什么只吃这一点饭，是不是病了，但总是在心里害羞着鼓不起勇气。又想到前几天的事对自己来说甚至是一次机会，它使我有被良心允许的充分理由保持这种冷漠。于是我装作没有意识到她的自虐，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大多数时候用漫不经心的阅读来掩饰沉默中包含的残忍。睡觉之前我几乎要崩溃了，不经意似地问她：“我肚子又饿了，煮了牛奶你也吃一杯好不？”她淡然地说：“算了。”得不到回应我马上退了回来，默然的睡了。
半夜我突然醒来，象心里有什么在提醒着自己。我伸了脚慢慢的朝身后探过去，空空的使我吃了一惊，睡意顿消。装着翻身侧了身子我发现思文裹了什么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偷偷移了胳膊看着夜光表，是凌晨三点。我在黑暗中等了约有十分钟，她还是一动不动象一尊塑像。我眯着眼仔细观察了一下，她只裹了一件单衣。我缩在毯子里顿时感到一阵凉意，心里震颤着，再也没有力量坚持，再也无法装作无动于衷。我咳嗽几声，轻轻翻了几次身，又睡意蒙蒙地呻吟几声，她还是一动不动。我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睡觉了，半夜了。”说了几遍她还是象塑像一样在黑暗中沉默。我支起身子，用力把她按下去，说：“有点蠢吧！”她说：“睡不着。”还想坐起来。我伸了胳膊搂了她说：“有什么心事睡下来想，要感冒了发烧了好些罢！你是最爱惜身体的人呢。”她呜呜地哭起来，哭着就气喘吁吁身体抖动。我说：“你还在想那天的事情呀？算了，连我都忘记了。”她缩在我怀中说：“你没有忘记，你记仇，你心里记仇。”我说：“我真的没放在心上，谁老放在心上呢，不就是打了几下吗，这点小事。”她说：“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我知道那些空空泛泛的话再也含混不过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在异国他乡天涯海角，好难好难的啊！同心协力还应付不了，还要互相折磨。我们心里苦了在流泪滴血有谁会知道呢？加拿大好是好，但不是对我们的好，特别是我，人都是个废人了。我们还是按原来想的。赚点钱，生个儿子是加拿大公民，给他多留一条路，你再拿了学位，回去算了，好不？”她止了哭说：“好。”又说“那你不记我的仇了？”我说：“不记。”她说：“要是你得健忘症还好些。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多心，我只是没有耐心。外面压力这么大，几千几万斤压在身上，我都觉得腰要折了神经要断了。我没有耐心你原谅我一点，心里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别跟我计较，你是男子汉心怀宽广。在这茫茫的世界你再不理解我还有谁理解我呢。我抱了好大的希望，苦苦等一年把你等来，谁知又是这样，我有什么想头？”说着又哭起来，肩在我胳膊中一耸一耸抖动。我感动着，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摸了她的头说：“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上她情绪很好，去学校之前说：“高力伟，那天是我不对，是我犯了错误，你真的不记我的仇好不？我保证下次再不这样了。”又羞涩地笑起来。我说：“好好，我忘都忘了你还老是提起！”她说：“知道你是男子汉胸怀海一样辽阔，怎么会跟我这样的人计较呢。”我说：“别拍我的马屁，拍也没有用，我不要你说好听的，下次别这样就没事了。”她说：“不会了，哪里还会呢，我又不是疯子。”她去了，我心里惆然若失。这种感觉如此明显地在心中凸出来一块，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原因，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把所有的事都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这种感觉的来由。我干脆抛开了去，拿起教科书一句一句的读下去，但那种感觉依然在意识的边缘飘荡，让人感到它的阴影。我放下书，下楼从冰箱里取了一听可乐来喝。在嘴唇触到冰凉的可乐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我明白了自己。原来我在深心已经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机会，一个通向解脱的起点，而现在这个机会却失去了。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了一种懊恼，怨恨着自己没有足够硬的心肠把冷漠坚持下去。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产生了分手这样可怕的想法，而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唯一明确的是，我现在本能地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牵挂的人，这想法连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惧。
在寂寞的时候，我常常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觉得在深心自己也看不清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他把我当作另一个人来审视。我想了好久，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可怕的想法。有些男人在结婚以后，会因为生活的平淡缺乏预期的浪漫而对妻子失望，这也许并不因为妻子有什么不好，而只是对平淡感到厌倦。他们在深心渴望着奇迹，有时单独赶赴舞会，想有意料不到的艳遇使乏味的日子富于新鲜的刺激。在思文出国以后，当舒明明以稚气的崇拜昏头昏脑地闯入我的生活时，我没有拒绝这种热情。在惶惑中我安慰自己，想着这并没有超出人性允许的胡度。对舒明明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最后的距离，这不是因为有多么道德，而是没有勇气承担那么沉重的良心责任。好多次我在激动中想做那种我渴望着而又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这时那种畏惧就提醒着我就此止步。我还不至于为了追求刺激的渴念去凿沉家这条小船。舒明明好几次对我说：“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我坦白地告诉她，我不能那样做，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勇气。我心里喜欢着她，又觉得自己虚伪透顶。到加拿大之后，我想着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可近来我又开始了有意识的回忆。在自己的想象中，我已经把和舒明明在一起的情景温习过许多遍了，那些平平淡淡琐琐细细的事情，忽然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每次与思文发生冲突之后，对过去的回想就特别活跃，舒明明的幻象就更生动地浮现在眼前。那怯生生的羞涩，那迷迷惘惘的询问眼神，使我的心感到快意的安慰。这样的安慰我从思文那里也曾得到过，但现在已经很遥远，出国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我需要这种感觉，当我在现实中得不到，就到回忆中去寻找。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舒明明那小鸟依人般的身影就显得更加珍贵，更加执着地在我心中闪现。犹豫着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非常平淡，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字不提，这时我明白了自己对她的真实感情，明白之后更加小心谨慎。我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我怕她造成幻觉而作前途渺茫的等待，那样会害了她对她太不公平。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想念一个人就越是不敢表达。人真的是很怪，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珍贵，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到了那一点，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把它看成了幸福的全部。在这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面，我想起舒明明那信赖的轻轻一点头，那求助的微微一笑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多么领当不起的生活恩泽。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连我自己也看不透也说不清楚，难道因为这些我竟动了离婚的念头？在这种种回想的映衬下，思文的种种优越都失去了色彩。在国内时，听见别人说思文是女性中的出类拔萃者，我心里还很得意，觉得她真的是无可挑剔。而在这里，当其它留学生，还有她的老板等人众口一辞这样说的时候，我却感到了沮丧。我总觉得这些话的后面的意思就是，你高力伟配不上她。那天去化学系一个博士家里玩，他太太对我说：“高力伟你真是幸运，有了这样的太太还有什么可complain的呢？”我当时点头微笑称是，心里却是一声苦笑。人有时对自己就是不理解也看不透。为什么离婚的念头一旦产生，就这么强烈，我说不出充分的理由。这是一种直感，我相信这种直感一定有着充分的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
十九
纽芬兰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几乎还没有感觉到秋天，冬天就来了。
（以下略去3000字）
二十
我要思文从化学系搞来一个温度计，用桶在水房里接了冷水热水兑在一起，测了水温，把上次买的绿豆分一半泡了，又把房子里的电暖气开大一些。过一天绿豆吐出一点小小的白芽。我把绿豆倒入那只塑料大桶中，用湿毛巾压好，每天从水房提了温水浇几次。水流到底下一个大桶里，快满了就舀出来提到水房倒了，一天几次。晚上把水准备好，半夜也起来浇一次，怕烧坏了。豆芽一天天长上来，四天后竟长满了一桶。我抽了几根看了，长长的一根根，白嫩嫩脆生生的惹人爱。我说：“好了。”便和思文把塑料桶抬到水房里，闩上门，在浴池放了半池水，把豆芽倒进去，再一把一把捞起来，这样洗掉绿豆壳儿。洗了两遍洗干净了，有一大桶，称了有四十多磅。我心里高兴着，多搞几桶就来钱了。
我给顾老板打了电话，问他要不要。（以下略去250字）
回去我把钱掏出来给思文看，她也很高兴，又耽心我误了学习。我说：“学习学不学都行，钱可不是赚不赚都行。”她又说，赵教授已经通知了她，到明年一月助教工作就没有做了。我说：“刚可以多赚几块钱，又一个洞，豆芽的钱也填不满。不过也好，舍了那点钱你论文就快马加鞭了。早点到多伦多去赚是一样的。”她说：“不做了也好，做了我心里好紧张的，生怕一点没做好。”我说：“下个星期豆芽再多发一桶，什么地方有那种大桶呢？”她说：“学校教学楼有，有些都空在那里。”我说：“那今晚去拿一两个来。”她说：“还是买吧。”我说：“拿一个算了，买一个也要到超级市场跑一趟，还远些。今晚没有机会拿到，买也要买一两个。”她犹豫一下同意了。说：“十点钟你到赵教授实验室来找我，十点钟以后教室里就没有人了。”
晚上我骑了车到赵教授实验室找她，她说：“我有点怕。”我说：“怕什么呢，我真的当这是偷，我又不去拿了。我只当家里没有垃圾桶，顺手拿一个。”她说：“如果碰了人问你，你就说，ithinkituseless。”她要我复述一遍，我又复述了。她说：“有人了我就唱歌。”我说：“干什么呢这么紧张，自已吓自己吧。有人来了又怎么样，我当他的面也拿了。”她说：“小心，去吧。”
上了楼我查看了教室都空着，便熄了走廓里的灯，教室里的灯射到走廓来，静静的反而有了一种紧张气氛。我轻声自言自语壮胆说：“自己吓自己呀。”又把灯开了，心里反而坦然起来。我提了两只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倒到另一只桶里去，又把两只桶叠起来拎着。
快走到转弯的地方思文忽然站在那里唱起了歌，背对着我一只手在后面摇着。我马上把桶靠墙放了，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踱着步。一对男女学生牵着手下楼，望也没望这边一眼。下了楼我拎了桶在前面走，她推着单车远远跟在后面。到了马路上她跟上来了，我说：“进了安全地带了。赵洁为了八块钱上了法庭，这两只桶要三十块钱呢。”她说：“那不一样。”我也笑了说：“那不一样。”我要她上车，她说：“风这么大，又拿这么大两个桶，会吹倒的。”我说：“我骑车你还怕，你搭我的车也有几年了，出过事没有？”她说：“出事还用两次！”却一边在车后坐了，一只手拎了两只桶。我骑起来，她说：“小心啊，两条命！”我说：“死也不是你自个去死。”后面来的小车经过我们的时候都放慢了速度，鸣着喇叭小心地开过。有辆小车开得很慢经过，一个妇女摇下车窗说：“toodange肉s，becareful！”思文说：“我还是下来。”我踩得更快说：“外国人命要紧，没有事也说危险。他们又没有骑过单车，知道什么。”
这一次发出来的豆芽有七十多磅。我和思文在水房里洗了半个上午。听见三楼有人下来，脚步声在水房门口徘徊，知道有人等着解手，我急得汗都出来。外面的人等不及了敲了，我们又不敢开门怕他进来看见这种场面。
匆匆洗完一遍，听听外面人走了，开了门赶快把豆芽抬到自己房里。等啤酒老倌解了手，再抬进去洗一遍，俩人累得直喘，怕水房占得太久，别人不高兴了报告了房东。洗完后思文翻着电话簿打了十几个电话，有两家超级市场要我们一袋袋装好，拿去试试。我又临时去买了塑料袋，一磅一袋装好。下午我送过去，有的说包装还不行，有的说质量差点，总还是接受了。最后剩下十几磅，我说：“算了，留着自己吃，这个星期不要买小菜了。”思文不肯，又抓起电话去联系，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餐馆要十磅。我说：“我送去了，你在家做饭。”她说：“反正今天是没心看书了，一起去吧，当它是散步。”在地图上找到位置，俩人一起送过去。谁知走起来比想象的远得多，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拿了八块钱又往回走，思文说：“脚又走痛了。”我说：“这八块钱坐出租车回去不知够不够？”她说：“来得这么苦的钱，真的舍不得用。”走到半路她说：“肚子饿痛了。”我说：“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她说：“我饿不得，饿了头就发晕。”花一块钱买了一包炸土豆片。我说：“俩人跑这一趟赚了七块钱。”她说：“肚子饿痛了那没办法。”
回到家一算，得了六十多块钱，除了成本赚了五十块钱。思文拿着钱呆呆地看了一会，忽然哭了起来。我说：“哭什么呢，你买土豆片我又没有说你。”她只是哭不说话。我说：“怎么我又得罪你了？”她用衣袖擦着泪说：“下次别发豆芽了好不？”我说：“好不容易找一条缝能赚几块钱，又不搞了！”她说：“两个人忙这一整天，那几天天天要浇水还不算，半夜还要起来，算起来两块钱一个小时也没有。我想起我们自己，真的好可怜啊。国内的亲戚朋友，只以为这里有钱捡，我妈妈知道我们这样，真的会哭的。我们有苦也说不出来。”我说：“有办法谁愿这样？没有办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天有好办法了我们按那个办法去做，现在没有办法还是按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做。”她说：“我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你，没有办法。”我说：“一大袋绿豆还剩几十磅呢，吃得完不？扔了它不？你不想搞你就不搞，我反正要搞。”她说：“你反正不会听我的，我也没抱希望说服了你。没有办法。”
二十一
这天思文告诉我说，她大概是怀孕了。我的心一跳，身上紧张着感到了燥热，一时不知是惊是喜。我马上镇定下来说：“到医院验了没呢？”她说：“还没呢，我想就是的。”我说：“怕又是情绪波动作怪了，要不我明天陪你去医院。”她说：“也可以吧。这次感觉不一样。”我说：“也好，也好，既来之，则安之。”她马上说：“什么叫也好也好，生个加籍公民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吗？”说着眼睛直望着我。我避开她的目光说：“很好，很好””她说：“你心里不太高兴？”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情绪体验明白，被她这一问，倒真象心里不高兴被她发现了，便昂了头迎了她的目光说：“怎么不高兴，怎么会不高兴？怎么会呢？”她冷冷地说：“我倒真的看不出你有多么高兴。”她这一说我倒象在商店行窃被现场抓获，已经无可抵赖非得找一个说明的借口了。我机械地说着：“很好，很好，很好。”我说得很慢，拖延着时间，自己也感到很虚假在掩饰什么。当说到最后一个“很好”时，我忽然想到了便有了勇气，说：“只是我们现在太难太大压力了，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再有个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轻松了，又想起赵洁在法庭上说手里拿了一把伞。可是我并没有做贼的心态怎么神态却象个贼！思文听了这句话，脸上却柔和了，说：“怕什么呢，这么多人都生了，也没见有谁就过不去。没想到他会来，可来了就来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快三十岁了，难道不成去把这孩子做了他！苦也要熬，难也要熬，都是熬过来的。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没个容易那么一说。”听她说“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泛起一阵温柔，仿佛一个赤裸的胖大小子的影子在眼前一闪。
晚上我感到心神不定，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怕思文看出我有心事的样子。我拿了教科书说：“我到楼下客厅里去看。”把书翻了几下，就那样打开了捧着下楼去了。下了楼我把一张沙发移动一下，背对了楼梯坐了，又把书摊了放在膝上。我坐在那里心里乱七八糟，一会想会有个孩子了，加拿大公民，又完成一件事；一会又想这一来跟思文的关系就板上钉钉再也无法改变，要她改变现在的性格几乎不可能，一辈子感情生活就这样没希望了，怎么甘心！我心里还萌发着一种新的期望呢。想过来想过去总想不清楚，在心里对自己发狠说：“想什么想呢，想！想也罢不想也罢，你想他生下来他会生，不想也会生，想不想都是一样，想也是空想了，干脆别想！”这样想了心中一阵轻松，用力合上书站起来准备上楼去。书合上时“叭”地一响，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一种沮丧，脚再不敢迈动，仿佛跨一步就是作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我站在那里呼吸紧张，胸口感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渐渐的沮丧变成了恐慌和绝望。我喉咙里哼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声音含糊，只有我自己能懂得那声音的意义。这样哼着我又颓丧地坐下去，这时心里已经明白，这件事对自己是一个确定的打击。
第二天我骑单车搭了思文去了医院。我对自己心中的阴冷感到害怕，可又没有办法很自然地做出兴奋的样子。我那愁苦的心情一定被她看出来了，她说：“难道你真的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个女人还不怕呢！孕是我怀，生是我生，你实在要怕还有几个月呢。”我放宽了心，象是被她说中了心事，做出愁苦的脸说：“我真的怕，真的生下来怎么办，自己也顾不过来呢。”我不会扮演一个假面的角色，内心的高傲也使我不屑于这样去做。现在勉强做着，自己也觉得不自然，心里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抗。幸好思文转了身去问护士小姐什么问题，没有注意我的表情。
在服务台我们交了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卡，领一张卡片填了。护士叫我们等着。为了掩饰自己不安的神态，我拿了桌上的times来看。上面报道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对戈尔巴乔夫民主化进程是个巨大考验。又有麦当娜在多伦多演出，全城轰动。我想着现在在多伦多的话，说不定有机会一睹麦当娜的风采，但还没想得太明白又否定了，门票起码几百元一张，我进得去吗？正胡思乱想，护士叫她，思文就进去了。我想跟进去，护士微笑着扬手挡住了我。我不断地来回踱着，脚根本停不下来。心里祈祷着，希望此事非真，又是一场虚惊。又想着当年母亲怀了我去看医生，父亲的心情不知如何？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看得特别清楚，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事实，自己和思文的分手已成定局。这样想着我更加感到了这个事实对我的残酷性。在内心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我很怕伤害了别人，哪怕无意中给了别人轻微的伤害，我会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别人的意愿。
但是这一次，天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这个念头对思文是残忍的，那么也请上帝原谅我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在走道里来回地走着，心被撕成了碎片。这一刻与思文分手的愿望是这样强烈，简直在这一瞬间成为了铁一样的决心。我这时觉得痛苦绝对不只是一种精神感受，也一定是一种肉体的感受，不然它为什么这样具体到可以触摸，使我的心如此沉重？我不能解释这时自己这种愿望为什么会这样强烈，以至对于钱的愿望也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我感到了害怕，我想在心里向自己证明，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是由于要接受一个新的事实而激发出来的过分恐惧，由于人的那种难以实现的意愿就更加强烈的可悲天性。但这种证明不幸却是乏力的，内心的呼声是那样清晰强烈无可回避。我觉得过一会如果这个事实得到最后的证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这时思文从诊室里出来说：“医生叫你。”我从她脸上看出，怀孕的事已经确证。我心往下一沉，马上又恢复了冷静，反而有了一种痛苦的顶点已经度过的轻松。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笑容满面向我祝贺，我也微笑着点头回应。他的话我听不明白，知道是在吩咐做丈夫的要注意什么。出了门思文问：“医生说的你都听懂没有？”我说：“半懂不懂。”她又把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听，我都应了。单车搭了她往回走，走不多远我停了说：“不知单车能搭不？有震动。”她说：“没有事，医生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平时一样。”继续骑了车走。思文在后面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加拿大分什么男的女的，又不是中国，中国城里人也不分了。加拿大女人权利还大些。”她说：“是个男的呢，幸福操在自己手里，女的呢，幸福操在别人手里。还是男的好。”她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出来，我真没想到。看起来她已经领悟了男女之间的另一种奥秘，想起来也是我伤了她的心。
我敷衍着说：“有出息呢，幸福都在自己手里，没出息呢，幸福都在别人手里。你看我不是个男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都操在别人手里。”她说：“你是特殊情况，不算。我说的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你别打岔。毕竟三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就不一回事，老天爷设计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我说：“那我们生个男的。”她说：“已经都定了，你这都不懂。”又说：“如果生了就把我妈妈接过来带，满一岁了让她带回国去，我们再好好干几年。”我说：“连怀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又说了很多，我心里正痛苦着，没听清她说什么，她说一句，我“嗯”一声。她忽然提高声音说：“高力伟！”我吓一跳，回头望她一下说：“怎么，又犯错误了？”她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啊，就是想起有点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说：“问你什么都是一个‘嗯’，‘嗯’什么呢？”我说：“我想着总有点怕。”她说：“谁知道你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我永远不懂。”
那几天我心事重重，总想着“怎么办”这几个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有时候人在某种处境中想挣扎一下，可就是用不上力，眼看了自己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时才明白了人也只能如此，他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么一点，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规定好了，并不因为这个人是自己，老天爷就作出一种特别的安排。
这样想着我试图豁达起来，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活动，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总是越注意就越不自然，内心的清高也在反抗着这种矫作，反而显出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神态。思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处境太艰难”这样的理由开始被她怀疑。有时她以审视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在我做着什么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悠闲地交叠着放在小肚前，以冷冷的目光追随着我的行动。这种沉默使我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想说几句轻松的话使气氛不要这么凝重，可思维特别的迟顿，勉强笑着说几句，思文也不象平时那样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反问一句：“是吗？”这简直就是在表示说，你的表演蹩脚透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这更加强了我那种心虚的感觉。有几次我真的差不多就下了决心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免得这样相互折磨，但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事到如今，谈一次除了彻底打破幻想之外，又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几天的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想到这里我打一个冷颤，拼命摇一摇头似乎想把烦恼甩开。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要勉力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有时候拿起书来看，在书的掩护下尽情地沉思默想。虽然书上写了些什么却全然不知，但我还是过一会把书翻动一下书页，翻得很响似乎证明着一种事实，并不时地悄悄转悠了眼去观察思文，看她是否已经相信我沉浸在书中了。
终于我彻底意识到这种挣扎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面对现实，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缓和与思文的关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当“别无选择”几个字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感到了一阵痉孪性的痛楚，想着人生这唯一的过程竟如此可怜，在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上受到如此的制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我把“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含在口中啧啧有声反复品味，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处境在某一天竟会轮到了自己。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不必多想，不必任性地放纵了内心的痛苦，徒然增添自己的烦恼。正如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事实又何等残酷，但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必焦虑，真的，人不能为别无选择的事情焦虑。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力量反抗。这样想了我在内心推卸了责任，心境也开朗了一点。
沿着这个方向想到了极限之后，我又回过头来想。毕竟，思文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变了这不是她的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要她在外面应付裕如而在家中温柔谦顺，这种要求也太不现实，她不可能随时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毕竟女人不是上帝为了谁的需要造就出来的。我能够理解她但却仍然难以接受她。在这里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想不清楚这种家庭角色随着环境变化而转换是不是必然的。别人都羡慕她，称赞她，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别的意味，一种判断，一种嘲讽，这使我的心更加敏感。我心里伏着一只反抗的兽，等待着，窥视着，渴望着一切反击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给自己一种力量的证明。世界上也许真的就有那种强干而温顺的理想女性，这是奇迹，奇迹培养了人们的幻想。但谁去设想奇迹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这个人将是注定了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承认了我们关系眼下的格局，我总还是个男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我在心里设计着，要软硬兼施想办法改变了她，回到从前。不然我不能想象以后几十年该怎么度过。
我平静下来再也不愁眉苦脸，也能够看一点书了。“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试卷发下来逊克利尔在上面批道：“yourenglishisbetterthaniexpected。”他不会知道，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重要的地方硬背下来，考试时机械地抄上去的。要我临场去组织文字，我恐怕写不出成句的话来。通过期中考试并没有增强我对学习的兴趣，我的心象散沙一样收也收不拢。我还在想着有机会了还是去找份工作，而不能想象这样再过两年直到毕业，那样我在精神上会拖得精疲力尽。圣约翰斯，这个天涯海角的城市，曾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想象，我现在对它却已经完全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