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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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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说，周二我要发个全版的你的专题。你要多写点，不然字数不够。
我说，写什么呢？我没什么可写的啊？我不是电影明星，只是个写故事的。不会有谁去关心我的真实姓名，不会有人关心我的样貌，不会有谁关心我的生活。只要故事好看，别人就记得我了。否则即便我绯闻满天，即便我整容瘦身，也不会有人在意。
记者说，谁说的呀，读者会想知道写这样故事的那个人到底有多八卦。你可以写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比如带小孩，在家写稿，等等。还有，你对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还有，你说现在“有子万事足”宝宝的诞生对你的思想和生活甚至价值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想，说，好，那我就补个生产日记吧！
生偶得的那个早上，窗外蒙蒙亮，似乎飘着细密的雨花。细节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下雨，倾盆大雨哗啦啦，我紧张得已经忘记一切。
躺在出租车里往医院奔的路上，第一次觉得过去九个月经常川行的路如此漫长。不时袭来的阵痛让我不停问丈夫：“到了吗？”丈夫总是很敷衍很笼统地回答：“就快了就快了。”并不停擦着比我冒得还多的汗。
被第一时间推进产房，因为我已经破水有一会了。
那一刻理解了“女人是水做的”难以想象，一个人的肚皮里除了装一个大头儿子以外，还装着可以淹司马光的同伴那么多的水，自己象个大水缸。
产房里很热。我感觉。象个大蒸笼，我已经浑身湿透。“开空调啊！”宫缩间隙，我吩咐丈夫。丈夫回答说：“室内只有15度。”宫缩一次比一次强烈地逼近我，两只手紧紧掰住产床的铁扶手，先咬着嘴唇硬挺，很快下巴上就多了一排青紫的牙印。然后就不顾廉耻地开始放声嚎叫，完全不符合平日那个以“铁娘子”著称的我的头衔。
曾经很不屑那些在产房里杀猪般嚎叫的行为，觉得夸张，而且形象很差。我以为自己会象那些英勇就义的革命先烈那样，嘴角带着微笑，眼神透射出坚定，轻松完成生产过程。轮到自己了，才知道，当年的英烈之所以到今天都被纪念和传唱，那是因为平常人做不到。
丈夫还很不厚道地拍下我当时在产床上挣扎的照片，过后供我羞愧。在看过那组照片以后，我罹患产后忧郁症了——原来被千古歌颂的生产，其实并不美丽。我披头散发，汗水湿透全部衣衫，面部狰狞。原本就已经被十个月的营养催肥的面庞，因为吊水而更加浮肿，一个曾经美丽的女孩，至少自以为美丽的女孩，转眼之间就成了黄脸肥婆了。
我威胁丈夫说，如果胆敢将此照片公布出去，我将追杀他至天涯。
他于是手握记忆卡，狂笑三声说：“从此将六六拿下。若有二心，定将公布于众。”
我两手紧握铁床的把手，随着宫缩的起伏，来回摇动产床。丈夫在我片刻的休息的当儿，兴奋地告诉我：“你看！这么坚固的铁栅栏，都能给你们摇到松散！力气真大！”那个铁把手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临盆妇女的摧残，床身还是崭新的，但把手都快断了。我都没力气笑一下。
医生来了，送我一句非常安慰的话：“让她吸麻醉。”哦！天哪！我终于可以被麻醉了。幸福之感从脚底升到头顶。
后来知道上当了。医生说的吸麻醉，是一种叫笑气的气体。据说对50%的人有效。很不幸，我属于另50%。阵痛袭来，护士赶紧给我戴上面罩。我在面罩下呻吟，而外人只看见我的嘴一张一合。丈夫说，笑气的唯一作用是堵住哀嚎得声音比较大的人的嘴巴。
在生产前，我已经把所有的有可能用到的医用英语都背下来了，其中有一个值得我狂吻三百下的单词：epidural，中文名称叫脊柱麻醉。不过当时我已经完全忘记自己还会第二门语言，我在几近晕厥的疼痛中，只会用家乡土话，合肥方言大喊：“麻醉啊！”据说，判断一个人的母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他打昏，在他昏迷中说的语言就是他的第一语言。
我于是知道，无论我的普通话学得多么标准，无论我的英语说得多么接近英国伦敦腔，我的母语还是合肥话。虽然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淡忘。
医生，带着亲切的微笑出现在我的床头。我对医生的情感，在那一刻升华到顶点。在我眼中，那个拥有阳光微笑的大男孩，也许年纪还没我大，也许才刚刚毕业，做实习医生而已，在站在我床头的那一刻，就如圣母玛利亚一般，头顶光环，怀揣解救我的十字架。
医生说，那就脊柱麻醉吧！
丈夫害怕地别过脸去。后来，丈夫跟我说，那个戳进脊椎的大针头，长到让他不敢相信是给人用的，就那么直直戳进我的背后，而我居然全然不感觉到痛。对我而言，这世界，再不会有任何疼痛超过孩子用头拱我的肚皮。那种痛，就好象是某人生生扯住我的胳膊咬下一块肉来。而可怕的是，每两分钟就咬一块。生完孩子，我就等于被凌迟过了。
脊椎麻醉过后的一分钟之内，我就沉沉睡去。
睡梦中，我很愉快地向敌人投降了，虽然知道马上就被拖出去枪毙。我想，我一定不是革命的义士，在危难时刻，我已经自我考验过了，没及格。在测试过自己的耐受力以后，我决定做一只缩头乌龟。
我把由茧变蛾的痛苦交给我的儿子独自承担。原本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但我作为一个成人，却首先放弃了，儿子将用他嫩嫩的头皮自己钻墙打洞。我在毫无痛楚的平静中流泪，空洞地替儿子喊加油的口号。
幸好儿子也不傻，他是天生享受型的。既然妈妈不努力，他也放弃了。
我们在静止中僵持了14个钟头以后，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剖腹产”
麻醉师告诉我，麻醉的后果可能引起寒冷和颤抖。
在手术中，我知道，麻醉不会引起颤抖，颤抖来自于两名医生戴着口罩，你看不见他们的面容，却清晰听见他们的谈笑风生。你可以清晰听见刀剪划破肚皮的声音：“吱拉”然后听另一个医生说：“割大点，割深点，再割大点”然后就是他们在说昨天的电影和下周去打高尔夫，那厢，吸血器滋滋地将你肚皮上的血吸干净。每一分钟都很漫长，漫长到你的牙齿总忍不住去咬你的舌尖，这部分因为没被麻醉，而很疼痛。
“推！”医生猛一用力，儿子的哭声清晰而响亮，甚至无需护士倒提脚根拍一把屁股。
眼泪开始哗哗流下来，那一刻觉得，即使此刻死去，也不担心什么了。
护士抱着一个小肉蛋蛋来到我的眼前：“儿子，看看小鸡鸡。他的左手上有一块青色胎记。”
儿子闭着眼睛，皮肤雪白，浑身都是胎脂，我吻了吻他的小脸蛋，带着母体的香。他是我孕育出来的，是我身上的一块肉。
我比较胖，手术历经1小时45分钟还没缝合完。手术的结尾阶段，我疑惑地问麻醉师：“为什么我感觉到肚子上痛？而且感觉到针在戳我的肚皮？”麻醉师抬眼一看钟，说，哦！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麻醉期了。通常手术只一个小时就够了。我给你加点麻醉好了。
忍住痛窃笑，赚到了！同样的手术，人家只做一个小时，我要两个小时，也不多收我钞票。带着占了大便宜的高兴被推出了手术房。
为帮助子宫的淤血排出，医生很残酷地在我伤口上绑了块小石头压重。（当然大家都一样）
手术结束后一小时，疼痛回来了。而护士给我的止疼药居然是班纳杜！那个连牙疼都止不了的假冒伪劣产品！过后的三个整夜，我都无法合眼。丈夫说我白天有他陪伴的时候不时鼾声震天，我不得不质疑：“你确定那不是昏迷？”
医生要求手术后尽快下地走路，恢复肠胃功能。
我在两次尝试失败后，愤愤地想，想出这个馊主意的医生，一定自己没实践过，而且一定是男医生。反正在第三次被医生强行要求下床行走的时候，我被导尿管戳到疼昏过去了。两眼冒着金星，眼前一片白茫茫，耳朵也听不见了，然后被搬回床上。
病房里住了四个人，其中三个都是第二次剖腹做母亲。也许是被痛苦折磨习惯了，大家都很勇敢，显得比我顽强地早早下地走路。我很诧异她们的勇气，以我本人的此次经历来看，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了。不得不赞叹中国政府的英明，为了解放大多数妇女的痛苦，推广了一胎化。
三天后，我出院了，带着我血肉筑成的宝贝儿子。
两周后，我一切如常了，腹部的刀疤不甚明显。用丈夫的话说，原本腹部肉肉较多，因此，很容易将刀疤误看成腹部的一个皱褶，与大局无甚影响。
三周后，看着身边熟睡的儿子嘴角漾出的似笑非笑，我的心便融化了，全然忘记了不久前才经历的苦痛。对每个前来探视我们母子的人，谈论的是孩子每天不同的变化，而当被问及：“疼吗？”
仔细想想，说，疼的。
怎么个疼法？
忘记了。
或者说，被那个屎尿孩子带给我的幸福感冲淡了。
宝贝，妈妈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
为了你，一切都是值得的。
记者说，周二我要发个全版的你的专题。你要多写点，不然字数不够。
我说，写什么呢？我没什么可写的啊？我不是电影明星，只是个写故事的。不会有谁去关心我的真实姓名，不会有人关心我的样貌，不会有谁关心我的生活。只要故事好看，别人就记得我了。否则即便我绯闻满天，即便我整容瘦身，也不会有人在意。
记者说，谁说的呀，读者会想知道写这样故事的那个人到底有多八卦。你可以写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比如带小孩，在家写稿，等等。还有，你对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还有，你说现在“有子万事足”宝宝的诞生对你的思想和生活甚至价值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想，说，好，那我就补个生产日记吧！
生偶得的那个早上，窗外蒙蒙亮，似乎飘着细密的雨花。细节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下雨，倾盆大雨哗啦啦，我紧张得已经忘记一切。
躺在出租车里往医院奔的路上，第一次觉得过去九个月经常川行的路如此漫长。不时袭来的阵痛让我不停问丈夫：“到了吗？”丈夫总是很敷衍很笼统地回答：“就快了就快了。”并不停擦着比我冒得还多的汗。
被第一时间推进产房，因为我已经破水有一会了。
那一刻理解了“女人是水做的”难以想象，一个人的肚皮里除了装一个大头儿子以外，还装着可以淹司马光的同伴那么多的水，自己象个大水缸。
产房里很热。我感觉。象个大蒸笼，我已经浑身湿透。“开空调啊！”宫缩间隙，我吩咐丈夫。丈夫回答说：“室内只有15度。”宫缩一次比一次强烈地逼近我，两只手紧紧掰住产床的铁扶手，先咬着嘴唇硬挺，很快下巴上就多了一排青紫的牙印。然后就不顾廉耻地开始放声嚎叫，完全不符合平日那个以“铁娘子”著称的我的头衔。
曾经很不屑那些在产房里杀猪般嚎叫的行为，觉得夸张，而且形象很差。我以为自己会象那些英勇就义的革命先烈那样，嘴角带着微笑，眼神透射出坚定，轻松完成生产过程。轮到自己了，才知道，当年的英烈之所以到今天都被纪念和传唱，那是因为平常人做不到。
丈夫还很不厚道地拍下我当时在产床上挣扎的照片，过后供我羞愧。在看过那组照片以后，我罹患产后忧郁症了——原来被千古歌颂的生产，其实并不美丽。我披头散发，汗水湿透全部衣衫，面部狰狞。原本就已经被十个月的营养催肥的面庞，因为吊水而更加浮肿，一个曾经美丽的女孩，至少自以为美丽的女孩，转眼之间就成了黄脸肥婆了。
我威胁丈夫说，如果胆敢将此照片公布出去，我将追杀他至天涯。
他于是手握记忆卡，狂笑三声说：“从此将六六拿下。若有二心，定将公布于众。”
我两手紧握铁床的把手，随着宫缩的起伏，来回摇动产床。丈夫在我片刻的休息的当儿，兴奋地告诉我：“你看！这么坚固的铁栅栏，都能给你们摇到松散！力气真大！”那个铁把手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临盆妇女的摧残，床身还是崭新的，但把手都快断了。我都没力气笑一下。
医生来了，送我一句非常安慰的话：“让她吸麻醉。”哦！天哪！我终于可以被麻醉了。幸福之感从脚底升到头顶。
后来知道上当了。医生说的吸麻醉，是一种叫笑气的气体。据说对50%的人有效。很不幸，我属于另50%。阵痛袭来，护士赶紧给我戴上面罩。我在面罩下呻吟，而外人只看见我的嘴一张一合。丈夫说，笑气的唯一作用是堵住哀嚎得声音比较大的人的嘴巴。
在生产前，我已经把所有的有可能用到的医用英语都背下来了，其中有一个值得我狂吻三百下的单词：epidural，中文名称叫脊柱麻醉。不过当时我已经完全忘记自己还会第二门语言，我在几近晕厥的疼痛中，只会用家乡土话，合肥方言大喊：“麻醉啊！”据说，判断一个人的母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他打昏，在他昏迷中说的语言就是他的第一语言。
我于是知道，无论我的普通话学得多么标准，无论我的英语说得多么接近英国伦敦腔，我的母语还是合肥话。虽然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淡忘。
医生，带着亲切的微笑出现在我的床头。我对医生的情感，在那一刻升华到顶点。在我眼中，那个拥有阳光微笑的大男孩，也许年纪还没我大，也许才刚刚毕业，做实习医生而已，在站在我床头的那一刻，就如圣母玛利亚一般，头顶光环，怀揣解救我的十字架。
医生说，那就脊柱麻醉吧！
丈夫害怕地别过脸去。后来，丈夫跟我说，那个戳进脊椎的大针头，长到让他不敢相信是给人用的，就那么直直戳进我的背后，而我居然全然不感觉到痛。对我而言，这世界，再不会有任何疼痛超过孩子用头拱我的肚皮。那种痛，就好象是某人生生扯住我的胳膊咬下一块肉来。而可怕的是，每两分钟就咬一块。生完孩子，我就等于被凌迟过了。
脊椎麻醉过后的一分钟之内，我就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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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闭着眼睛，皮肤雪白，浑身都是胎脂，我吻了吻他的小脸蛋，带着母体的香。他是我孕育出来的，是我身上的一块肉。
我比较胖，手术历经1小时45分钟还没缝合完。手术的结尾阶段，我疑惑地问麻醉师：“为什么我感觉到肚子上痛？而且感觉到针在戳我的肚皮？”麻醉师抬眼一看钟，说，哦！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麻醉期了。通常手术只一个小时就够了。我给你加点麻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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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结束后一小时，疼痛回来了。而护士给我的止疼药居然是班纳杜！那个连牙疼都止不了的假冒伪劣产品！过后的三个整夜，我都无法合眼。丈夫说我白天有他陪伴的时候不时鼾声震天，我不得不质疑：“你确定那不是昏迷？”
医生要求手术后尽快下地走路，恢复肠胃功能。
我在两次尝试失败后，愤愤地想，想出这个馊主意的医生，一定自己没实践过，而且一定是男医生。反正在第三次被医生强行要求下床行走的时候，我被导尿管戳到疼昏过去了。两眼冒着金星，眼前一片白茫茫，耳朵也听不见了，然后被搬回床上。
病房里住了四个人，其中三个都是第二次剖腹做母亲。也许是被痛苦折磨习惯了，大家都很勇敢，显得比我顽强地早早下地走路。我很诧异她们的勇气，以我本人的此次经历来看，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了。不得不赞叹中国政府的英明，为了解放大多数妇女的痛苦，推广了一胎化。
三天后，我出院了，带着我血肉筑成的宝贝儿子。
两周后，我一切如常了，腹部的刀疤不甚明显。用丈夫的话说，原本腹部肉肉较多，因此，很容易将刀疤误看成腹部的一个皱褶，与大局无甚影响。
三周后，看着身边熟睡的儿子嘴角漾出的似笑非笑，我的心便融化了，全然忘记了不久前才经历的苦痛。对每个前来探视我们母子的人，谈论的是孩子每天不同的变化，而当被问及：“疼吗？”
仔细想想，说，疼的。
怎么个疼法？
忘记了。
或者说，被那个屎尿孩子带给我的幸福感冲淡了。
宝贝，妈妈爱你，就象老鼠爱大米。
为了你，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