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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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年表：
一九五年出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住在矿院，是一名中学生，目睹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guī头血肿。
一九六八年，和许由在地下室造炸药玩，出了事故，大倒其霉。先被专政，后被捕，挨了很多揍。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到云南插队。认识陈清杨。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插队。与小转铃交好。与刘先生结识，刘老先生死。后来上调回城，在街道厂当工人。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上大学。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毕业，三十而立。与二妞子结婚。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与旧情人线条重逢，很惊讶地发现她己嫁了李先生。出国读学位。丧父。离婚。回国。
一九九年，四十岁。
一
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
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从海外回大陆，第一个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还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直到现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国外的情况，反正在中国，能说说心事的，也就是一个线条，一个王二。这实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话说，别人和他没有缘。我也把李先生当个朋友。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贯作风。由这一点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少。
我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了。许由找了个出国劳务的话，到中东去修公路。陈清扬见不着。小转铃说，我对线条旧情不断，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简直是个醋葫芦。我爱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那时我是十七岁一个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去嫖妓，想赖嫖资；某教授三年困难下矿山，吃招待饭时偷了馒头藏在怀里；某书记当年贪污了党的经费，给自己打了一个银烟盒等，颇为有趣。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坏蛋。假如再有“文化大革命”这种东西我绝不看了。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追。矿院很大，大字报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有些我只看看标题，有些览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细看。就是这样，还得起旱贪黑。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场上，而大操场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宫八卦之型。我在八卦之中走动，起得早了，没碰见人。转了几个圈后遇上了第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像条死鱼。这就是李先生。
把时间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刚从香港回内地，过冬的衣服都是临时置办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带风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种东西，又小又旧，也不知是谁给他的。李先生个子小，那棉猴比他还小。可见是小孩子穿过的东西。棉猴下是粗呢裤管，这是他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粗呢裤下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这是他在北京买的。李先生胡子拉碴，戴一副瓶子底也似的眼镜。我见时他就是这副样子倒在地上，半闭着眼睛，不见黑眼珠，浑身打着哆嗦，很像前几天跳楼的贺先生刚着地时的样子。但是仔细看时颇有不同，贺先生的脑子当时是洒出来的，而李先生的脑子还在脑壳里面，这是最主要的不同之点。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时，我不在现场，是后来得到消息赶去的。虽然去得很快，也错过了不少场面。据说贺先生刚落地时，还在满地打滚，这场面我就没看见。据说贺先生的手还抓了两把，我也没看见。贺先生死时的景象，我几乎都没看见，只看见他最后抽抽了两下。这使我很没有面子。所以看见李先生倒在地下，我大为兴奋。虽然我拿不准他死了没有。
假如我知道李先生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过去，那么我肯定会去救他。虽然我当时很瘦，但是“文革”前的孩子重视体育，所以都有一把力气，李先生又不重，我把他扛走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我以为他有可能已经没救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该保护现场，等待警察。既然我拿不准他死没死，还有第三种办法：我去喊几个人来，看看他死没死。这个办法我最不乐意。设想李先生已死，我又离开了现场，别人再撞上了，那时我再说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之人，谁还肯信？就算信了，对我更不好，他们会说，王二叫死人吓跑了。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不怕人家说我胆小了。经过了插队，当工人，数十年的时间，所到之处人都说我胆子非常大，胆大心黑，色胆包天，胆大妄为等等。偶尔有人说一句王二胆小，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是在当时，我就怕人说我这个。因此我采取了第四个办法，站在当地不动，看李先生是越抽越厉害还是越抽越硬邦。假如是后者，我就嚷嚷起来。假如是前者，我就过去扛他。谁知他很快就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这叫我大失所望。我转过身去，准备走了。
在李先生看来，那天早上的事就没这么轻松。当时他从香港赶来参加“文化革命”（后来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头天晚上刚到矿院，早上就来贴大字报。谁知和别人起了争执，遭人一脚踢成了重伤，晕倒在地。醒来一看，大出意料：原来没躺在医院里，也没人围着他。踢他的人也不见了。只有一个半桩孩子在一边看着，而且那孩子有姗姗离去之势。所以他急忙叫我回去搀他一把。李先生说，当时他伤处极疼，没人架一把一步也走不动。而我却摇头晃脑，好半天才走过去，可把他急坏了。所以等他能够上，就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再也不敢放，生伯我也跑了。结果到了医院，我脖子上被箍出了一溜紫印。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肯再搀他回去，抽个冷子就跑掉了。这下又苦了李先生，他根本不认识回去的路，花了几倍的工夫才回到了矿院。
对于这件事我还有些补充。当时我不认识李先生，不知他是矿院的人。假如认识，抢救的态度会积极一点。我也不知他是被人摆平的，还以为他是在抽羊角疯。假如知道，抢救的态度也会积极一点。做了这两点辩护之后我也承认，当时我对死人特别有兴趣，对活人不感兴趣。李先生说，他对我当时的心情能够理解。有件事他不能理解，就是那一脚踢得委实利害。只要再踢重一点，他就会变成我感兴趣的人。
李先生挨那一脚的事是这样的：六七年大家都想写些大字报贴出去，然后看见别人在自己写的东西面前交头按耳，议论纷纷，这和我今天想发表作品的心情是一样的。顶叫人愤怒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写了一夜，才贴出去就被人盖掉。所以都在大字报上写着：保留五日，保留十日，无奈根本没人给你保留。那年头为这种事吵嘴、动手的事也不知有多少。李先生的大宇报正贴在司机班一伙冒失鬼好不容易诌出的大字报上，而且被本主当场逮到。叉住了脖子和他理论，和他又理论不清。因此照他档下踢了一脚，人家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让人踢个正着。当时我们院谁不知道司机班那伙人？只有李先生不知道。所以连挨揍的准备都没有。这一脚踢出麻烦来了，眼见得李先生脸色也变了，眼珠子也翻了，软软地挂在人家手上。人家也怕吃人命官司，赶紧把他放在地上跑掉了。谁又能想到他还有救呢？假如送他上医院，万一他又没救了呢？
现在我们院的人都在背后叫李先生guī头血肿，包括那些没结婚的小姑娘。她们说，李先生原是日本人，姓guī头，名血肿。这是不对的。李先生从未到过日本。他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挨了一脚后，十分气愤，就把医院的诊断书抄出来寻求公道，那诊断中有这样的字句：“阴囊挫伤，guī头血肿”他寻到的公道就是从此被叫作guī头血肿，一肿二十三年，至今还没消。
王二年表：
一九五年出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住在矿院，是一名中学生，目睹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guī头血肿。
一九六八年，和许由在地下室造炸药玩，出了事故，大倒其霉。先被专政，后被捕，挨了很多揍。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到云南插队。认识陈清杨。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插队。与小转铃交好。与刘先生结识，刘老先生死。后来上调回城，在街道厂当工人。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上大学。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毕业，三十而立。与二妞子结婚。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与旧情人线条重逢，很惊讶地发现她己嫁了李先生。出国读学位。丧父。离婚。回国。
一九九年，四十岁。
一
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
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从海外回大陆，第一个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还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直到现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国外的情况，反正在中国，能说说心事的，也就是一个线条，一个王二。这实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话说，别人和他没有缘。我也把李先生当个朋友。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贯作风。由这一点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少。
我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了。许由找了个出国劳务的话，到中东去修公路。陈清扬见不着。小转铃说，我对线条旧情不断，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简直是个醋葫芦。我爱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那时我是十七岁一个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去嫖妓，想赖嫖资；某教授三年困难下矿山，吃招待饭时偷了馒头藏在怀里；某书记当年贪污了党的经费，给自己打了一个银烟盒等，颇为有趣。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坏蛋。假如再有“文化大革命”这种东西我绝不看了。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追。矿院很大，大字报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有些我只看看标题，有些览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细看。就是这样，还得起旱贪黑。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场上，而大操场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宫八卦之型。我在八卦之中走动，起得早了，没碰见人。转了几个圈后遇上了第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像条死鱼。这就是李先生。
把时间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刚从香港回内地，过冬的衣服都是临时置办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带风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种东西，又小又旧，也不知是谁给他的。李先生个子小，那棉猴比他还小。可见是小孩子穿过的东西。棉猴下是粗呢裤管，这是他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粗呢裤下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这是他在北京买的。李先生胡子拉碴，戴一副瓶子底也似的眼镜。我见时他就是这副样子倒在地上，半闭着眼睛，不见黑眼珠，浑身打着哆嗦，很像前几天跳楼的贺先生刚着地时的样子。但是仔细看时颇有不同，贺先生的脑子当时是洒出来的，而李先生的脑子还在脑壳里面，这是最主要的不同之点。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时，我不在现场，是后来得到消息赶去的。虽然去得很快，也错过了不少场面。据说贺先生刚落地时，还在满地打滚，这场面我就没看见。据说贺先生的手还抓了两把，我也没看见。贺先生死时的景象，我几乎都没看见，只看见他最后抽抽了两下。这使我很没有面子。所以看见李先生倒在地下，我大为兴奋。虽然我拿不准他死了没有。
假如我知道李先生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过去，那么我肯定会去救他。虽然我当时很瘦，但是“文革”前的孩子重视体育，所以都有一把力气，李先生又不重，我把他扛走没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我以为他有可能已经没救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该保护现场，等待警察。既然我拿不准他死没死，还有第三种办法：我去喊几个人来，看看他死没死。这个办法我最不乐意。设想李先生已死，我又离开了现场，别人再撞上了，那时我再说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之人，谁还肯信？就算信了，对我更不好，他们会说，王二叫死人吓跑了。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不怕人家说我胆小了。经过了插队，当工人，数十年的时间，所到之处人都说我胆子非常大，胆大心黑，色胆包天，胆大妄为等等。偶尔有人说一句王二胆小，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是在当时，我就怕人说我这个。因此我采取了第四个办法，站在当地不动，看李先生是越抽越厉害还是越抽越硬邦。假如是后者，我就嚷嚷起来。假如是前者，我就过去扛他。谁知他很快就睁开了眼睛，坐起身来，这叫我大失所望。我转过身去，准备走了。
在李先生看来，那天早上的事就没这么轻松。当时他从香港赶来参加“文化革命”（后来他说，这是他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头天晚上刚到矿院，早上就来贴大字报。谁知和别人起了争执，遭人一脚踢成了重伤，晕倒在地。醒来一看，大出意料：原来没躺在医院里，也没人围着他。踢他的人也不见了。只有一个半桩孩子在一边看着，而且那孩子有姗姗离去之势。所以他急忙叫我回去搀他一把。李先生说，当时他伤处极疼，没人架一把一步也走不动。而我却摇头晃脑，好半天才走过去，可把他急坏了。所以等他能够上，就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再也不敢放，生伯我也跑了。结果到了医院，我脖子上被箍出了一溜紫印。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肯再搀他回去，抽个冷子就跑掉了。这下又苦了李先生，他根本不认识回去的路，花了几倍的工夫才回到了矿院。
对于这件事我还有些补充。当时我不认识李先生，不知他是矿院的人。假如认识，抢救的态度会积极一点。我也不知他是被人摆平的，还以为他是在抽羊角疯。假如知道，抢救的态度也会积极一点。做了这两点辩护之后我也承认，当时我对死人特别有兴趣，对活人不感兴趣。李先生说，他对我当时的心情能够理解。有件事他不能理解，就是那一脚踢得委实利害。只要再踢重一点，他就会变成我感兴趣的人。
李先生挨那一脚的事是这样的：六七年大家都想写些大字报贴出去，然后看见别人在自己写的东西面前交头按耳，议论纷纷，这和我今天想发表作品的心情是一样的。顶叫人愤怒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写了一夜，才贴出去就被人盖掉。所以都在大字报上写着：保留五日，保留十日，无奈根本没人给你保留。那年头为这种事吵嘴、动手的事也不知有多少。李先生的大宇报正贴在司机班一伙冒失鬼好不容易诌出的大字报上，而且被本主当场逮到。叉住了脖子和他理论，和他又理论不清。因此照他档下踢了一脚，人家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让人踢个正着。当时我们院谁不知道司机班那伙人？只有李先生不知道。所以连挨揍的准备都没有。这一脚踢出麻烦来了，眼见得李先生脸色也变了，眼珠子也翻了，软软地挂在人家手上。人家也怕吃人命官司，赶紧把他放在地上跑掉了。谁又能想到他还有救呢？假如送他上医院，万一他又没救了呢？
现在我们院的人都在背后叫李先生guī头血肿，包括那些没结婚的小姑娘。她们说，李先生原是日本人，姓guī头，名血肿。这是不对的。李先生从未到过日本。他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挨了一脚后，十分气愤，就把医院的诊断书抄出来寻求公道，那诊断中有这样的字句：“阴囊挫伤，guī头血肿”他寻到的公道就是从此被叫作guī头血肿，一肿二十三年，至今还没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