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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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尼的爸爸妈妈在六年困难时期去了香港，那时米尼才八岁，在小学读两年级。有一天下午，放了学后，米尼和小朋友一起下楼，见楼梯口站着阿婆。她很奇怪，说：“阿婆，你怎么来了？”阿婆说：“我等你一道去看电影。”她便又惊又喜地拉了阿婆的手走了。电影是越剧情探，剧中鬼怪的出场使她很兴奋，而那鬼怪却又咿咿呀呀唱了起来，就有些扫兴。走出电影院时，天已经傍晚。如同所有孩子在兴奋之后，都会出现情绪消沈，米尼忽然提不起劲了。她被阿婆牵着手，低头走在黄昏时分陡然拥挤起来的街道上。她穿了一条背带裤和一件粉红格子的衬衫，短发上斜挑了头路，用红毛线扎了一个小辫。她拖拖拉拉的，不肯迈开脚步似的。阿婆回头说：“走快点啊，你这个小孩！”她觉得阿婆的态度不够好，就更拖拉了脚步。阿婆将她的手往前一拽，她则把手往后一拽，阿婆就把她的手一摔，自己在前边走了，脚步急急的。她气坏了，可见阿婆动了怒，就不敢发作，也不敢被阿婆拉下得太远。
这时，路灯已经亮了，她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她垂着头，翻起眼睛瞪着几步前面的阿婆，心里骂道：“死阿婆，臭阿婆。”将进弄堂的时候，她忽然一昂头，气鼓鼓地走到阿婆前面去了，率先进了弄堂，把阿婆甩在后边。她走进后门，穿过厨房。正是烧晚饭的时候，她感觉到邻居们停下了手里的事情在看她。“看什么看！”她在心里说，然后，走上了楼梯。她放重脚步，把楼梯踩得咯吱咯吱响，她想：妈妈就要出来骂她了，这才好呢！她心里有一股很痛苦的快感，使她振作了一点。可是并没有人出来骂她。她扫兴地进了二楼前客堂，见房间里没开灯，黑洞洞地坐了两个人影：哥哥和姐姐。这时候她才觉得，今天一整天的事情都有些异常。哥哥坐在靠窗的方桌前看书，鼻子快碰到书页了，姐姐坐在沙发上嘤嘤叽叽地哭。
这一年，哥哥十五岁，刚刚入团。爸爸妈妈是最早把去香港的决定告诉他的，这使他感到奇耻大辱。在他思想里，在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地方，父母一旦进去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成了人民的敌人。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在这一夜之间遭到了灭顶之灾。开始他哭，以他那套幼稚而教条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去说服父母，甚至还向学校团支部汇报并取得支持，以加强自己的信心。当这一切都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时，他开始了绝食。母亲不得不将饭送到校长跟前。校长将学生找到办公室，令他吃饭，他只得吃了。他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坐在他对面哭，他不由也落下了泪来。窗台上爬满了下课的孩子，默默地看着他们母子。他又羞又恼又绝望又伤心，心里恨死了母亲，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流，和了饭菜，一起咽下肚子。他在心里和父母划清了界限，他说：我再不做你们的孩子了，我横竖都是的孩子了。可是，他也知道，他们是靠父母从香港寄来的钱生活。虽然阿婆不告诉他，汇款来的时候，就悄悄地拿了图章收下，再一个人跑到邮局兑钱。她想：你不肯吃父母的，就算吃我的，这总可以了吧！有一回，汇款来的时候，只他一个在家，邮递员在楼下一叠声地叫，把左邻右舍都叫了出来，告诉邮递员说，他们家似乎是有人的，大概睡着了。邮递员请邻居们代替签收，可他们说钱的东西是不大好代收的，假如是一封信的话，倒是可以的。邮递员只得又叫了一气，最终走了。他一个人躲在客堂里，紧张得牙齿打战。他从此变得非常自卑，觉得自己满身都是污点。是团组织挽救了他，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做，学期终时，还被当选为班上的团小组长。他以赎罪的心情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十九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本市一所重点大学。他不晓得他的父母从阿婆信中知道这一消息时，高兴得涕泪交流，深觉得这一世为牛做马的受苦都有了报偿。他们初来香港时，是投靠母亲的弟弟，弟弟在北角开了一个杂货店。到这时，他们自己才有了一点生意，搬到了九龙。
哥哥上大学的那一年，米尼十二岁，姐姐十六岁。姐姐是一个性情极其平淡的人，平淡到了几乎使人怀疑其中必有什么深奥之处，其实什么也没有。在学校里，她的成绩没什么特别好的，也没什么特别糟的。同学之间，既没有要好的，也没有反目的。从没有一个专门的同学上门找她来玩，但在四个或五个人的游戏之中，总有她参加在其间。在家里，她并不讨大人喜欢，也不讨大人嫌。不像有的孩子，能使大人爱得要命，又能使大人恨得要命。三个孩子中间，哥哥是最被父母器重和喜爱的，米尼是受父母喝斥最多最烈的，她恰恰是处在中间。她长得也很平淡，叫人记不住，又常常会和别人混淆。可是，在文化革命开始，也就是她十七岁的时候，却突然地焕发起来。谁也没有料到，二楼客堂间里会成长出这样一个美人。她的单眼皮原来是丹凤眼，她的长脸型原来是鹅蛋脸，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样样都恰到好处。学校停课了，她就在家里，替代阿婆烧饭。阿婆老了，患有高血压和关节炎，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会将一个空的铜铫坐上煤气炉，开了大火烧水。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九点时分，人们总会看见一个秀美的少女，坐在后门口摘菜。她漠然的表情使人感受到一股温馨的气氛，这是和弄堂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气象很不相符的。
性情活泼的米尼，在这个家里，是得不到什么快乐的。她敬畏哥哥，不敢与他有什么争执；若和姐姐有争执，姐姐总是会让她。唯一能与她纠缠的，只有阿婆。阿婆自从爸爸妈妈走后，脾气越来越坏，没有耐心，喜怒无常。有时候，明明是她自己找米尼玩笑：说：“米尼，阿婆带你去城隍庙吧！”米尼当然很兴奋，她却又说：“算了，不去了。”米尼就说：“阿婆赖皮，阿婆赖皮！”不曾想阿婆陡地一沈脸，厉声道：“谁赖皮？什么赖皮不赖皮？哪里学来的下作话？”然后就有很长时间不给米尼好脸看。而假如米尼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当阿婆又一次来邀她看戏的时候，回答说：“不去不去。”阿婆先是好言好语地诱惑她，她略坚持一会，阿婆就火了，说道：“不识抬举，倒反过来我要求你了？原来我是这样下贱呀！”说着就哭了起来。弄得米尼无所适从，最终她得出的结论是：阿婆是个精神病。她当然无法了解到阿婆孤独又苦闷，想找个人发泄发泄，甚至于撒撒娇，可是找不到人，就找到了米尼。从此，米尼不再与阿婆罗嗦。她的天性是那么快乐，又很自私，本能地抗拒别人干扰她的心情。因此，一天当中，她最讨厌的就是晚上。这时候，一家人不得不坐在一起，有什么话呢？什么话也没有。哥哥埋头看书；姐姐随了时下流行的风气，或者绣枕头套，或者织线袜，米尼脚上穿的全是这种袜跟往下滑的一张线票四团线织成的袜子；阿婆在方桌上算钱。她先将剩馀的钱点一遍，再把剩馀的数位除以剩馀的天数，就是即日起至下次寄钱的日子，除法的结果便是以下天数里开销的标准。然后，再将自上次寄钱来至今日为止的用度计算一下，得出过去的时间内平均每日的花费。将以后的预算和以前的消费作一个减法，则可得出答案：今后的日子是要松于以前，还是紧于以前。这个答案将决定第二天的财政方针。这是每天都要进行的计算，因此这财政方针也就应形势而不断变化改进。有时候，米尼主动要帮阿婆计算却遭到了拒绝，因为这于阿婆是一项有趣的工作，就如智力游戏一般，不许别人剥夺。而有时候，当阿婆陷入一片糊涂无法自拔，反过来要求米尼的援助，又恰恰正是米尼最不耐烦计算的时候。于是，她们祖孙俩的关系便日益恶化。到了最后，阿婆觉得米尼是她最大的敌人，米尼也认定阿婆是她最大的敌人。
楼下东西两厢房内，住了一家四口。男人是方言话剧团的一名跑龙套角色，女人是家庭妇女，家里有一对女儿，大的叫小芳，小的叫小芬。姐妹俩特别喜欢吵嘴，吵起来不怎么激烈，也没有什么精采的言辞，只是一人一句，一人一句地来回拉锯。比如：“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或者：“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谁说最后一句，谁就是胜利，因此便无穷尽地反复下去了。米尼无聊的时候，就去依在姐妹俩住的西厢房门口看她们吵架，直看得昏昏欲睡。有一次，正无休无止时，只见她们的父亲，那一个经常在舞台上演演宁波裁缝，苏北剃头匠，或者山东籍巡捕的角色，忽然怒冲冲地从东厢房朝西厢房跑去。米尼急忙从门口跳开，踏上两级楼梯，心想：小芳爸爸光火了。姐妹俩不由得也放低了声音，她们的爸爸冲进西厢房。朝方凳上一坐，米尼心里一跳，姐妹俩静默了足有三秒钟。不料她们爸爸只是把一条腿往另一条腿上一搁，又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很感兴趣地看着她们，好像看戏一般，那姐妹俩只得又一句去一句来的进行了下去。米尼掩着嘴转身奔上楼梯，伏在扶手上笑得直不起腰。她天性里还有一种特别能领会幽默的本领，什么事情是有趣的，什么事情是不大有趣的，她能分辨得清清楚楚。这使得小芳的爸爸很欣赏她，说她聪敏。在夏天的晚上，大家在后门口乘凉，这位滑稽角色有时会说一些故事，吸引了大人和孩子，笑声总是此起彼落。最终，他常常摸着米尼的头，说米尼笑得最在门槛。这位滑稽演员，在江湖上走了多年，运气一直平平。他的幽默才能，始终不能受到赏识，总是被派演一些小角色。而他并不费力地就将这些小角色演得惟妙惟肖，赢得意外的效果，于是就被认定是一块天生的小角色材料。渐渐地，他就将他在舞台上得不到使用的才能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成了一个老少皆宜的滑稽角色，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谁家婆媳生气，谁家夫妻吵嘴，人们就说：去叫小芳爸爸来。而小芳爸爸果然来了，只在门口一站，吵嘴和生气的人就眉开眼笑了。他有时候会说一句很奥妙的话：“不是我有趣，是大家要我有趣。”他曾经带米尼和小芳小芬一起去看他们剧团的戏，看完戏后，米尼的感想是：这一台戏都不如小芳爸爸这一个人有趣。她将这话对他说了，他听了竟有些激动，眼睛都湿了似的。他久久没有说话，用手抚摸着米尼的头，米尼也没有说话。从这以后，米尼在心里就和他很亲。
米尼给她的同学们讲的笑话，大多是从小芳爸爸那里批发得来的。小芳爸爸就像是她的快乐的源泉似的，任何愁惨的事情到了小芳爸爸面前，便全化为快乐了。有时候她在心里暗暗地想道：如果小芳爸爸是她的爸爸就好了。她自己的爸爸，还有妈妈，是什么模样的，却已经被她忘记得一乾二净。只是他们所在的香港，使她感到神秘，小心里隐隐地还有些虚荣。当她为自己家庭不够完美以及不够富有而感到自卑的时候，她就以这个来安慰自己。她想：我的爸爸妈妈在香港！香港，你们去过吗？可是，哥哥却绝不允许家里任何人提起香港。她心里笑话哥哥：难道你不是吃香港的吗？嘴上却不敢露半点。哥哥是唯一使她敬畏的人，这一辈子里，她不记得她还敬畏过别的什么人了。于是，她只得将这点虚荣埋藏在心里，当有人问及她的父母时，她就大有深意地沈默着，然后略略有些悲戚地说：“不知道。”同时，她还找了一个时机，与全班嘴巴最快的女生海誓山盟，将这秘密告诉了她，并说她是这世界上唯一知道秘密的人。仅仅到这一天的下午，这秘密已经人所周知。于是，她便对那女生说：你做了泄密的叛徒，我从此再不能相信你了。就此和这个她并不喜欢的女生绝了交。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米尼的爸爸妈妈在香港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有同学站出来，要米尼和父母划清界限。米尼回答道：“可以的。不过，请人民政府付给我生活费。”后来，有同学大约去做了一番调查，查明米尼的父母在香港是城市贫民这一档的人物，也是劳动大众，不属革命的对象，就不再找米尼的麻烦。而米尼却隐隐好像受了一个打击，自尊心受了挫伤，见了同学反有些躲避了。自此，同学们提起米尼的父母，也换了口气，先是说：“米尼的爸爸妈妈在香港，”然后说：“但是，”“但是”后面是省略号。米尼听到了，就在心里冷笑：无产阶级要不要翻身了？也有多事的没有眼色的人跑来邀她参加革命组织，她笑地谢绝了。她说她觉悟不高，生怕站错了队，听说现在革命队伍有好几支呢！人们听出她话里的骨头，又不好说什么，只好走开了。
七年，米尼要去安徽插队落户了。走之前，她对阿婆说，她不在家里吃饭，应当把她的那份生活费交给她。阿婆恨恨地望着她，心想自己千辛万苦，竟喂大了一只虎，停了停才慢慢地答道：人家都是吃自己的呀！这时候，哥哥在江苏溧阳的农场劳动锻炼，每月已开始拿工资；姐姐早一年就分在了工厂，也有了铁饭碗。米尼当然听出了这话里的潜台词，不由恼羞成怒，涨红了脸，而她立即压下了火气，反笑了起来，说：假如爸爸妈妈愿意给我饭吃呢？阿婆说不出话，脸皱成了一团。这些年来，儿子媳妇按期地寄钱来，她总是扣一些钱存着，以防不测。开始这钱是为了孙儿孙女，怕他们生病。慢慢地，孩子长大了，这钱就有些是为了自己的了。她渐渐地很怕自己生病，又怕自己会老，她觉得自己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年月。在这茫茫人世上，唯一可使她感到安全的就是这些燕子衔泥一样积蓄起来的钱了。钱一点点积多了。她却反而觉得不够了，她积钱的热情日益高涨。孙子在农场，自己的工资足够养活自己了；大孙女一月十八元时，她并不说什么，待到第二年拿到二十三元了，她便让她每月交五元作饭钱。哥哥本来就忌讳香港来的钱，盼望自食其力；姐姐由于麻木，对什么都浑然不觉；米尼却将端倪看得很清，经常生出一些小诡计，迫使阿婆用钱。阿婆越是肉痛，她越是想方设法去挖阿婆的钱。看见阿婆脸皱成一团，她心里高兴得要命，脸上却十分认真，殷殷地等待阿婆的答复。阿婆说：“给你一个月十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十五块，出口时却成了十块。米尼以这样的逻辑推断出了十五块这个数位，又加上五块：“每月二十块。”她说。阿婆就笑了：“你不要吓唬我啊，二十块一个月？到乡下是去劳动，又不是去吃酒。”米尼就说：“那也不是命该你们吃肉，我吃菜的。”她的话总比阿婆狠一着，最后阿婆只得让了半步，答应每月十七元。米尼心想不能把人逼得太紧，就勉强答应了，心里却乐得不行，因为她原本的希望，仅仅是十元就足够了。从此以后，爸爸妈妈从香港给阿婆寄钱，阿婆从上海给米尼寄钱，插队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米尼的爸爸妈妈在六年困难时期去了香港，那时米尼才八岁，在小学读两年级。有一天下午，放了学后，米尼和小朋友一起下楼，见楼梯口站着阿婆。她很奇怪，说：“阿婆，你怎么来了？”阿婆说：“我等你一道去看电影。”她便又惊又喜地拉了阿婆的手走了。电影是越剧情探，剧中鬼怪的出场使她很兴奋，而那鬼怪却又咿咿呀呀唱了起来，就有些扫兴。走出电影院时，天已经傍晚。如同所有孩子在兴奋之后，都会出现情绪消沈，米尼忽然提不起劲了。她被阿婆牵着手，低头走在黄昏时分陡然拥挤起来的街道上。她穿了一条背带裤和一件粉红格子的衬衫，短发上斜挑了头路，用红毛线扎了一个小辫。她拖拖拉拉的，不肯迈开脚步似的。阿婆回头说：“走快点啊，你这个小孩！”她觉得阿婆的态度不够好，就更拖拉了脚步。阿婆将她的手往前一拽，她则把手往后一拽，阿婆就把她的手一摔，自己在前边走了，脚步急急的。她气坏了，可见阿婆动了怒，就不敢发作，也不敢被阿婆拉下得太远。
这时，路灯已经亮了，她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她垂着头，翻起眼睛瞪着几步前面的阿婆，心里骂道：“死阿婆，臭阿婆。”将进弄堂的时候，她忽然一昂头，气鼓鼓地走到阿婆前面去了，率先进了弄堂，把阿婆甩在后边。她走进后门，穿过厨房。正是烧晚饭的时候，她感觉到邻居们停下了手里的事情在看她。“看什么看！”她在心里说，然后，走上了楼梯。她放重脚步，把楼梯踩得咯吱咯吱响，她想：妈妈就要出来骂她了，这才好呢！她心里有一股很痛苦的快感，使她振作了一点。可是并没有人出来骂她。她扫兴地进了二楼前客堂，见房间里没开灯，黑洞洞地坐了两个人影：哥哥和姐姐。这时候她才觉得，今天一整天的事情都有些异常。哥哥坐在靠窗的方桌前看书，鼻子快碰到书页了，姐姐坐在沙发上嘤嘤叽叽地哭。
这一年，哥哥十五岁，刚刚入团。爸爸妈妈是最早把去香港的决定告诉他的，这使他感到奇耻大辱。在他思想里，在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地方，父母一旦进去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成了人民的敌人。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在这一夜之间遭到了灭顶之灾。开始他哭，以他那套幼稚而教条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去说服父母，甚至还向学校团支部汇报并取得支持，以加强自己的信心。当这一切都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时，他开始了绝食。母亲不得不将饭送到校长跟前。校长将学生找到办公室，令他吃饭，他只得吃了。他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坐在他对面哭，他不由也落下了泪来。窗台上爬满了下课的孩子，默默地看着他们母子。他又羞又恼又绝望又伤心，心里恨死了母亲，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流，和了饭菜，一起咽下肚子。他在心里和父母划清了界限，他说：我再不做你们的孩子了，我横竖都是的孩子了。可是，他也知道，他们是靠父母从香港寄来的钱生活。虽然阿婆不告诉他，汇款来的时候，就悄悄地拿了图章收下，再一个人跑到邮局兑钱。她想：你不肯吃父母的，就算吃我的，这总可以了吧！有一回，汇款来的时候，只他一个在家，邮递员在楼下一叠声地叫，把左邻右舍都叫了出来，告诉邮递员说，他们家似乎是有人的，大概睡着了。邮递员请邻居们代替签收，可他们说钱的东西是不大好代收的，假如是一封信的话，倒是可以的。邮递员只得又叫了一气，最终走了。他一个人躲在客堂里，紧张得牙齿打战。他从此变得非常自卑，觉得自己满身都是污点。是团组织挽救了他，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做，学期终时，还被当选为班上的团小组长。他以赎罪的心情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十九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本市一所重点大学。他不晓得他的父母从阿婆信中知道这一消息时，高兴得涕泪交流，深觉得这一世为牛做马的受苦都有了报偿。他们初来香港时，是投靠母亲的弟弟，弟弟在北角开了一个杂货店。到这时，他们自己才有了一点生意，搬到了九龙。
哥哥上大学的那一年，米尼十二岁，姐姐十六岁。姐姐是一个性情极其平淡的人，平淡到了几乎使人怀疑其中必有什么深奥之处，其实什么也没有。在学校里，她的成绩没什么特别好的，也没什么特别糟的。同学之间，既没有要好的，也没有反目的。从没有一个专门的同学上门找她来玩，但在四个或五个人的游戏之中，总有她参加在其间。在家里，她并不讨大人喜欢，也不讨大人嫌。不像有的孩子，能使大人爱得要命，又能使大人恨得要命。三个孩子中间，哥哥是最被父母器重和喜爱的，米尼是受父母喝斥最多最烈的，她恰恰是处在中间。她长得也很平淡，叫人记不住，又常常会和别人混淆。可是，在文化革命开始，也就是她十七岁的时候，却突然地焕发起来。谁也没有料到，二楼客堂间里会成长出这样一个美人。她的单眼皮原来是丹凤眼，她的长脸型原来是鹅蛋脸，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样样都恰到好处。学校停课了，她就在家里，替代阿婆烧饭。阿婆老了，患有高血压和关节炎，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会将一个空的铜铫坐上煤气炉，开了大火烧水。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九点时分，人们总会看见一个秀美的少女，坐在后门口摘菜。她漠然的表情使人感受到一股温馨的气氛，这是和弄堂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气象很不相符的。
性情活泼的米尼，在这个家里，是得不到什么快乐的。她敬畏哥哥，不敢与他有什么争执；若和姐姐有争执，姐姐总是会让她。唯一能与她纠缠的，只有阿婆。阿婆自从爸爸妈妈走后，脾气越来越坏，没有耐心，喜怒无常。有时候，明明是她自己找米尼玩笑：说：“米尼，阿婆带你去城隍庙吧！”米尼当然很兴奋，她却又说：“算了，不去了。”米尼就说：“阿婆赖皮，阿婆赖皮！”不曾想阿婆陡地一沈脸，厉声道：“谁赖皮？什么赖皮不赖皮？哪里学来的下作话？”然后就有很长时间不给米尼好脸看。而假如米尼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当阿婆又一次来邀她看戏的时候，回答说：“不去不去。”阿婆先是好言好语地诱惑她，她略坚持一会，阿婆就火了，说道：“不识抬举，倒反过来我要求你了？原来我是这样下贱呀！”说着就哭了起来。弄得米尼无所适从，最终她得出的结论是：阿婆是个精神病。她当然无法了解到阿婆孤独又苦闷，想找个人发泄发泄，甚至于撒撒娇，可是找不到人，就找到了米尼。从此，米尼不再与阿婆罗嗦。她的天性是那么快乐，又很自私，本能地抗拒别人干扰她的心情。因此，一天当中，她最讨厌的就是晚上。这时候，一家人不得不坐在一起，有什么话呢？什么话也没有。哥哥埋头看书；姐姐随了时下流行的风气，或者绣枕头套，或者织线袜，米尼脚上穿的全是这种袜跟往下滑的一张线票四团线织成的袜子；阿婆在方桌上算钱。她先将剩馀的钱点一遍，再把剩馀的数位除以剩馀的天数，就是即日起至下次寄钱的日子，除法的结果便是以下天数里开销的标准。然后，再将自上次寄钱来至今日为止的用度计算一下，得出过去的时间内平均每日的花费。将以后的预算和以前的消费作一个减法，则可得出答案：今后的日子是要松于以前，还是紧于以前。这个答案将决定第二天的财政方针。这是每天都要进行的计算，因此这财政方针也就应形势而不断变化改进。有时候，米尼主动要帮阿婆计算却遭到了拒绝，因为这于阿婆是一项有趣的工作，就如智力游戏一般，不许别人剥夺。而有时候，当阿婆陷入一片糊涂无法自拔，反过来要求米尼的援助，又恰恰正是米尼最不耐烦计算的时候。于是，她们祖孙俩的关系便日益恶化。到了最后，阿婆觉得米尼是她最大的敌人，米尼也认定阿婆是她最大的敌人。
楼下东西两厢房内，住了一家四口。男人是方言话剧团的一名跑龙套角色，女人是家庭妇女，家里有一对女儿，大的叫小芳，小的叫小芬。姐妹俩特别喜欢吵嘴，吵起来不怎么激烈，也没有什么精采的言辞，只是一人一句，一人一句地来回拉锯。比如：“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或者：“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谁说最后一句，谁就是胜利，因此便无穷尽地反复下去了。米尼无聊的时候，就去依在姐妹俩住的西厢房门口看她们吵架，直看得昏昏欲睡。有一次，正无休无止时，只见她们的父亲，那一个经常在舞台上演演宁波裁缝，苏北剃头匠，或者山东籍巡捕的角色，忽然怒冲冲地从东厢房朝西厢房跑去。米尼急忙从门口跳开，踏上两级楼梯，心想：小芳爸爸光火了。姐妹俩不由得也放低了声音，她们的爸爸冲进西厢房。朝方凳上一坐，米尼心里一跳，姐妹俩静默了足有三秒钟。不料她们爸爸只是把一条腿往另一条腿上一搁，又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很感兴趣地看着她们，好像看戏一般，那姐妹俩只得又一句去一句来的进行了下去。米尼掩着嘴转身奔上楼梯，伏在扶手上笑得直不起腰。她天性里还有一种特别能领会幽默的本领，什么事情是有趣的，什么事情是不大有趣的，她能分辨得清清楚楚。这使得小芳的爸爸很欣赏她，说她聪敏。在夏天的晚上，大家在后门口乘凉，这位滑稽角色有时会说一些故事，吸引了大人和孩子，笑声总是此起彼落。最终，他常常摸着米尼的头，说米尼笑得最在门槛。这位滑稽演员，在江湖上走了多年，运气一直平平。他的幽默才能，始终不能受到赏识，总是被派演一些小角色。而他并不费力地就将这些小角色演得惟妙惟肖，赢得意外的效果，于是就被认定是一块天生的小角色材料。渐渐地，他就将他在舞台上得不到使用的才能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成了一个老少皆宜的滑稽角色，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谁家婆媳生气，谁家夫妻吵嘴，人们就说：去叫小芳爸爸来。而小芳爸爸果然来了，只在门口一站，吵嘴和生气的人就眉开眼笑了。他有时候会说一句很奥妙的话：“不是我有趣，是大家要我有趣。”他曾经带米尼和小芳小芬一起去看他们剧团的戏，看完戏后，米尼的感想是：这一台戏都不如小芳爸爸这一个人有趣。她将这话对他说了，他听了竟有些激动，眼睛都湿了似的。他久久没有说话，用手抚摸着米尼的头，米尼也没有说话。从这以后，米尼在心里就和他很亲。
米尼给她的同学们讲的笑话，大多是从小芳爸爸那里批发得来的。小芳爸爸就像是她的快乐的源泉似的，任何愁惨的事情到了小芳爸爸面前，便全化为快乐了。有时候她在心里暗暗地想道：如果小芳爸爸是她的爸爸就好了。她自己的爸爸，还有妈妈，是什么模样的，却已经被她忘记得一乾二净。只是他们所在的香港，使她感到神秘，小心里隐隐地还有些虚荣。当她为自己家庭不够完美以及不够富有而感到自卑的时候，她就以这个来安慰自己。她想：我的爸爸妈妈在香港！香港，你们去过吗？可是，哥哥却绝不允许家里任何人提起香港。她心里笑话哥哥：难道你不是吃香港的吗？嘴上却不敢露半点。哥哥是唯一使她敬畏的人，这一辈子里，她不记得她还敬畏过别的什么人了。于是，她只得将这点虚荣埋藏在心里，当有人问及她的父母时，她就大有深意地沈默着，然后略略有些悲戚地说：“不知道。”同时，她还找了一个时机，与全班嘴巴最快的女生海誓山盟，将这秘密告诉了她，并说她是这世界上唯一知道秘密的人。仅仅到这一天的下午，这秘密已经人所周知。于是，她便对那女生说：你做了泄密的叛徒，我从此再不能相信你了。就此和这个她并不喜欢的女生绝了交。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米尼的爸爸妈妈在香港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有同学站出来，要米尼和父母划清界限。米尼回答道：“可以的。不过，请人民政府付给我生活费。”后来，有同学大约去做了一番调查，查明米尼的父母在香港是城市贫民这一档的人物，也是劳动大众，不属革命的对象，就不再找米尼的麻烦。而米尼却隐隐好像受了一个打击，自尊心受了挫伤，见了同学反有些躲避了。自此，同学们提起米尼的父母，也换了口气，先是说：“米尼的爸爸妈妈在香港，”然后说：“但是，”“但是”后面是省略号。米尼听到了，就在心里冷笑：无产阶级要不要翻身了？也有多事的没有眼色的人跑来邀她参加革命组织，她笑地谢绝了。她说她觉悟不高，生怕站错了队，听说现在革命队伍有好几支呢！人们听出她话里的骨头，又不好说什么，只好走开了。
七年，米尼要去安徽插队落户了。走之前，她对阿婆说，她不在家里吃饭，应当把她的那份生活费交给她。阿婆恨恨地望着她，心想自己千辛万苦，竟喂大了一只虎，停了停才慢慢地答道：人家都是吃自己的呀！这时候，哥哥在江苏溧阳的农场劳动锻炼，每月已开始拿工资；姐姐早一年就分在了工厂，也有了铁饭碗。米尼当然听出了这话里的潜台词，不由恼羞成怒，涨红了脸，而她立即压下了火气，反笑了起来，说：假如爸爸妈妈愿意给我饭吃呢？阿婆说不出话，脸皱成了一团。这些年来，儿子媳妇按期地寄钱来，她总是扣一些钱存着，以防不测。开始这钱是为了孙儿孙女，怕他们生病。慢慢地，孩子长大了，这钱就有些是为了自己的了。她渐渐地很怕自己生病，又怕自己会老，她觉得自己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年月。在这茫茫人世上，唯一可使她感到安全的就是这些燕子衔泥一样积蓄起来的钱了。钱一点点积多了。她却反而觉得不够了，她积钱的热情日益高涨。孙子在农场，自己的工资足够养活自己了；大孙女一月十八元时，她并不说什么，待到第二年拿到二十三元了，她便让她每月交五元作饭钱。哥哥本来就忌讳香港来的钱，盼望自食其力；姐姐由于麻木，对什么都浑然不觉；米尼却将端倪看得很清，经常生出一些小诡计，迫使阿婆用钱。阿婆越是肉痛，她越是想方设法去挖阿婆的钱。看见阿婆脸皱成一团，她心里高兴得要命，脸上却十分认真，殷殷地等待阿婆的答复。阿婆说：“给你一个月十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十五块，出口时却成了十块。米尼以这样的逻辑推断出了十五块这个数位，又加上五块：“每月二十块。”她说。阿婆就笑了：“你不要吓唬我啊，二十块一个月？到乡下是去劳动，又不是去吃酒。”米尼就说：“那也不是命该你们吃肉，我吃菜的。”她的话总比阿婆狠一着，最后阿婆只得让了半步，答应每月十七元。米尼心想不能把人逼得太紧，就勉强答应了，心里却乐得不行，因为她原本的希望，仅仅是十元就足够了。从此以后，爸爸妈妈从香港给阿婆寄钱，阿婆从上海给米尼寄钱，插队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