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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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吃粉笔灰的。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得了肺病，就退职了。其实，生病只是表面的理由，深处还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原因。那就是，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的情景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有人拿来一叠表格，你一张，我一张地填写了起来，他也填写了一张。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头脑，没有政治主见，喜欢热闹，有许多人做的事情，他也就不拒绝做一做，否则就觉得自己很孤立。四九年以后，渐渐地，这却成了他的心病。这心病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每一次运动来临，他就要自我斗争一次：是去向领导交代，还是不交代？他想，当年在一起填表的人都已离散，有的少年夭折，还有的出洋后再没回来。当时有许多人在，未必能记得有一个唐亦生也填了这表（唐亦生是他的名字）。可是万一呢？他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情是万一也不会发生的。这些年来，他为人做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夜深人静时，他无数次地憧憬着那一日的情景能够重演一遍：当表格送来的时候，他恰恰走开了，去上厕所，或者去洗一块手绢。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阿康的母亲。在那胆战心惊的白昼或是黑夜，他们压低了喉咙，反复讨论着：是不是要去领导处交代。他们一会儿说去，一会儿又说不去；有时他说去，她说不去；有时则她说去，他说不去。有几次，他们实在捱不过漫漫长夜，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向领导坦白。可是天亮的时候，他们心里稍稍豁朗了一些，心想：也许这些并没有什么，就打消了念头。还有几次，是白天里同事们的言谈举止使他们起了疑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像过街的老鼠。然而到了夜晚，他们躲在他们小小的三层阁上，黑暗隐匿了他们，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有时候，她鼓励他不要害怕，有时候是他鼓励她不要害怕，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相比较而言，她的神经稍稍比他坚强，而他的精神几临崩溃，上班于他渐渐成为不可推卸的苦役，尤其是经过了星期天的休息而来临的星期一早晨，他甚至会出现心跳气短的病状。他变得疑神疑鬼，对谁也不相信。他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节日还是平时，都没有客人上门。他们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深深地蜗居在这日益朽烂的三层阁上，时刻都会觉得灾难就要临头。到了六年，他终于得病，提出退职休养，完全从社会上退身出来。他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带回来油条和豆浆，打发女人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自己在家读几页“史记”之类的古书，再练几笔大字，写过的字纸都很认真地烧掉，然后就烧午饭。午饭后，他睡一个小时的午觉，再去马路对面弄堂口报栏看报。他看报看得很仔细，连电影广告也不漏过，看报总是要花去他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看完报后，太阳都有些偏西，烧晚饭的时间到了。晚上，孩子在灯下做功课，女人在灯下批作业，他在一边喝茶抽烟，心里充满了安谧的情感。隔壁隐隐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有时是歌唱，有时是新闻，听得不太真切。可是有了这点声音，他也满足了。他们家里没有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容易使人联想起“短波”和“敌台”这一类事情。为了防止人们对他们所能生出的一切怀疑，他们甚至连房门都敞开着，直到晚上睡觉才关上。他们对左邻右舍总是客气而恭敬，担任一些琐碎而麻烦的义务，比如收交水电费，参加每星期四的里弄大扫除。然而对于那些和文字有关的工作，比如出黑板报或者读报，他总是婉言拒绝。他表现得不积极却也不消极，样样事情做到正好使别人不太能够想起他。
在他最初的退职的日子里，他还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教导他的孩子。以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只要是一个智力中等的孩子，就可在他的辅导下顺利考上一个较好的中学，再考上一个说得过去的高中，以至考上大学。他既具有教育的学问，又颇懂得考试的窍门。在学校里，他以他做人第一的准则，将这一切才能藏而不露，只做到中庸为止。而对自己的孩子，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到了此时，他似乎才第一次认真地注意起自己的孩子，孩子已经十三岁了。
阿康从小长得格外清秀，白皙的瓜子脸，黑漆漆修长的眉毛，眼睛的形状像女孩子，大家都叫他“小姑娘”这时候，人们都不会想到，日后“小姑娘”这个名字将会是很响亮的。他不仅长相清秀，还有一种特别整洁的习惯。在那个年代里，许多孩子都还需要穿有补丁的衣服，在长个子的年龄里，裤脚管常常是接了一截甚至几截。即使穿了这样的衣服，阿康依然是整整齐齐的。脖子上的红领巾也绝不和所有的男孩甚至女孩那样，皱皱巴巴，咸菜似的一根，尖角则被他们在沈思默想时咬噬得破烂不堪。他的领巾就好像熨过一样的平整，书包和课本也是乾乾净净的，很博得老师的喜爱。曾经有一度，老师想将他培养成班级里的干部，由他负责一些纪律的管理。可是逐渐的，老师开始放弃这个想法了。她感觉到，这个孩子远不是像他表面上那么听话的。有一次，她临时有事须走开一下，就让阿康领导一下晨读。当她回来的时候，孩子们正在朗朗读书。而她却感觉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激动的情绪。她是一个有着二十年教龄的小学教师，熟知学生们的每一点心理。她觉得他们读书读得过份的响亮和起劲，连最最捣蛋的学生也像一个三好生一样在勤奋地朗读。这读书声中含有一种阴谋得逞的兴高采烈的意味，这一切均逃不过她的眼睛。下课后，她将阿康叫到办公室里，问他，在老师走开后，教室里的秩序怎样。阿康说，很好。老师又问了一遍，并且流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阿康依然说，很好。他坦然而天真地看着老师，却令她觉得这眼光中有一种不诚实的东西。她想要揭穿他，就说：老师其实并没有走远；他却说：老师既然知道了什么，为什么要问我。老师不防备会有这一答，不由一怔，心里缓缓地想：这个孩子真不简单啊。她最终也不知道在这个早晨，教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对于这孩子的好感和信任，却在这个早晨消失殆尽。后来她很多次发现，在每一种捣蛋事件中，其实都有着他的幕后，而她又总是捉不住他。他显得老实和诚恳，并且保护同学，不肯做一点卑鄙的事情。如去问他什么，他总是说：我不知道。而老师明明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却没有一点办法好叫他承认。当老师发现自己原来是在和一个孩子斗法，心里很不是味道。为了纠正这样的想法，她曾经去做过一次认真的家访，她想：她是一名教育者啊！
她是在晚饭以后大约七点锺的时候去的，他已经上床睡觉了。父亲在喝茶，母亲则批改着一摞学生的作文，这时就放下作业，去小房间把他叫起来。他穿了毛衣走出来，站在老师面前。老师说：怎么这样早就睡了？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睡了。老师就说：没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看看书，读读报纸，预习一下明日的功课，或者帮助爸爸妈妈做做家务。他回答说，好的，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微微垂着头，眼睛无神，又不像是困倦。他坐在一张方凳上，手搭着膝盖。一盏二十五支光的电灯在他头顶昏暗地照耀，他清秀的脸上布了一些阴影。他趁人不意的时候，就转动着眼珠去看老师，又看自己的父母，显得惶惑而不安。老师暗暗惊讶道：这孩子怎么变了？她觉得孩子父母倒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因同是搞教育的，谈得就很契合。他们先是谈了些别的，然后才将话题转到孩子身上。他们共同地肯定了这个孩子的优点，接着，父母们就主动提及了他的缺点。他们认为，孩子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懒散，对什么都缺乏积极的态度。他们简直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他最感兴趣的，他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说到这里，他们就转过脸，很温和地问孩子：“你说说看，什么是你最喜爱的？”他不回答，只是微笑。这一霎那，他十分像一个美丽的痴呆儿。老师很遗憾他们父母没有提到“诚实”这个问题，于是她旁敲侧击地问道：平时下午他几点锺回家。父母回答说，一放学就回了家。回了家做什么呢？老师又问。回家总是做作业，父母说，他倒是不出去闯祸的，可就是太疏懒了。老师最终也无法提出“诚实”的问题，因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事情，仅是她的感觉。当她走出他家时，心想：这一对父母都是好人，可是却不够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们父母的了解是比她更深刻了一层的。
当父亲准备对阿康进行课外的辅导时，他才发现，在完成学校作业以后，是没有一点时间再做别的了。阿康将学校布置的功课做得很仔细很缓慢，用去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假如催迫过急，他便会生病，脸蛋烧得红红的，以至连学校的功课也无法完成还要缺课一天。这一天，他就一直躺在床上，吃着父亲调好的糖开水和面条，让母亲把洗脸水端到床前漱洗。他躺在床上，也不睡着，脑子里想着一些谁也不知道的念头。假日的时候，父亲想教他练练大字，他很顺从地提起笔，由了父亲的指点，一笔一划地写，没有一点错，却全无塑造的可能。父亲首先失去了信心，孩子便趁机搁下了笔。他或者教他读几首诗词，而他也永远弄不懂其中的意思，答非所问。父亲隐隐感觉到，其中似有一些小小的险恶的用心，却又捉不住把柄，只得随他去。在儿子躺着生病，不知想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这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和孩子相隔得很远，他们谁也不了解谁。他默默地想着这些，直到黄昏。这样的黄昏是最最令他哀伤的了，他觉得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都已经枯竭了，已是夕阳西下。
孩子躺在床上，心里却是快乐的，他想：他把他们这些大人全都骗了，他觉得大人们是多么蠢啊！他想他是一个孩子，这其实是很好的掩护。人们都不会注意到他，更不会怀疑他，他尽可以做一切把戏。可是，他得小心点儿，他实在是有点兴奋过头了。他想装一天病就足够他乐的了，明天他就得好好地上学去，继续玩他的做个乖孩子的把戏。想到新的一幕即将开始，他几乎心潮激荡。其实他并不喜欢呆在家里，在家里他时时觉着烦闷。似乎家里的天地太小，不足以让他的把戏充分展开。他没有兄弟姐妹，跟父母玩这把戏，他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觉得天底下再没比他的父母更没劲的人了，他一看见他们就意气消沈，所有的聪敏才智都不见了。他觉得他们总是扫兴，心里渐渐地起了恨意，有时候他就故意地也要叫他们扫兴。譬如考试，他其实是可以考一个更好的，能使父母，尤其使父亲快乐的成绩，可就为了不让他们快乐，他便决定不考得更好。他还喜欢偷偷的将他们的东西藏起来，看着他们着急，并且和他们一起找，找来找去找不着，心里就无比的喜悦。过了很多日子，他们会在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看见这样东西，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他藏起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总是互相埋怨，或者埋怨自己，说自己又老又糊涂，他们黯然神伤，灰心丧气。终于有一天，他们竟发现钱少了。
钱的事情，他们相信他们是不会记错的。一分一角的支出都仔细地记录在一个自制的帐本上，每一天都要计算支出的总数和馀额。钱是放在一个钱盒里，铁盒放在五斗橱第一个抽屉里，抽屉上有锁，钥匙则放在书桌的最后一个抽屉里。在他们确信自己没有拿钱也没有忘了上账之后，他们开始盘查阿康了。阿康先是说他不知道钱的事情，他的表情是那样愕然，使两个大人觉得十分内疚，心想他们不应当去怀疑一个孩子。但束手无策的情形使他们稍稍坚持了一会儿，问道：自你回家以后有谁来过这里？阿康说没有，说过之后就沈默了，自知露出了破绽。此后再怎么问也不作声了，只是以委屈的目光不时看父亲或母亲一眼。无奈之下，便搜查了他的书包，在课本里找到一张压得很平整的完整的一元钱钞票，正是所缺的数位。这时候，他们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他们这才明白这个孩子其实是他们两个大人的唯一的希望。而从前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他们竟将他们的希望忽略了这么长久。如今他们终于注意到了，可是却已经破碎了。他们几乎说不出声来，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要这钱做什么？阿康惭愧似的一笑。然后他们又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拿了钱又不用掉？阿康就更无话可答了。这天夜里，他们商量了很久：要不要将此事向孩子的学校反映。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大事，不仅不应当瞒着学校，还应当依靠学校。可是事情一旦传开，孩子的处境将会如何？他们反复权衡利弊，一会儿倾向于去，一会儿倾向于不去；或者是他倾向于去。她倾向于不去；或者是倒过来，她倾向于去，他倾向于不去。有几次终于决定了去，可是面对了老师却又说起了关于考试和复习的事情。还有几次说好了不去，却不知不觉绕到了学校，在门口徘徊。他们昼夜忧心忡忡，心里压抑得要命。后来，他们实在抵御不了这种忧虑的折磨，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面临了家破人亡的灾难，而他们从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不做什么，他们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他们只有去学校了。
后来，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假如不去学校，事情会是怎样发展。或许是他们没有勇气去设想这些，因为他们不愿意背上自责的包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想，这是唯一的做法，是事情发展的唯一道路，他们想：这都是命中注定。他们就是这个命。他们演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三层阁上做一个宿命论者，出了阁楼，他们还必须继续扮演一个积极的唯物主义者。
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老师办公室里。他们战战兢兢地，语无伦次地，吞吞吐吐地，对老师说，他们发现孩子有偷窃行为。以他们贫乏的想象力，无法对孩子这一行为作出别种解释。他们再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说出“偷窃”这两个字的时候，孩子几乎是一生的命运便被决定了。老师听见这个情况时的心情极为复杂，应该说她是相当震惊的，同时她心里很奇怪的还有一种满足。她长期以来对这学生隐约的仇视和怀疑忽然间有了一个例证，这个例证也许和她的感觉并不十分相符，可她却来不及去分析和研究了。在此机会，她向家长反映了她对这学生种种不诚实的考察，使他们更加惶惑不安。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的忧虑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这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家中愁云密布。他们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为他们排解。他们无处求援，极其孤独地抵御着这不幸的袭击。这一个三层阁多么像一个孤岛啊！
“阿康偷东西”的消息不胫而走。开始只是几个同学在教室里或走廊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后来，越传越盛，终于广为人知了。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阿康，待他迎向那目光时，又匆匆躲过，转移了方向。同学们明显地和阿康疏远了，再没有人同他游戏玩耍。阿康放学后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家，脚下踢着一粒石子，心里有一种很奇异的挫败感。他想：所有的人都合夥对付他，使他陷于绝境。那时候，他还不懂得绝望，只是觉得深刻的无聊。什么都没有意思：读书，生活，老师，父母，没有一桩事情是有意思的。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读完了最后一年小学，上了中学。
中学离家较远，坐电车两站路，有时候他走着上学或者下学，有时候他也乘车。有一回乘车的时候，他从身边一个女人敞开着的皮包里拿了一个皮夹。这是他第一次的偷窃，虽然他已背了很久偷窃的名声。他从那开口很大的皮包里捡出这个皮夹，从容而坦然，就好像是在拿自己的皮夹。那女人毫无察觉地下了车，车子又动了，人们表情漠然地看着窗外，摇晃着身体。然后车又停站，他下了车。这时候，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他偷了一个皮夹。他浑身打起了寒战，牙齿轻轻撞击着，手心里出了冷汗。夜晚，父母都入睡了，他从被窝里爬出来，不敢开灯，凑着窗外路灯的光亮，打开了这个皮夹。皮夹里有八元三角钱，几斤粮票，几尺布票，还有一张月票，照片上是一个梳了一对长辫微笑的姑娘，大约是那女人年轻的时候。他将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用刀片在她脸上切了一个对角。望了这张破裂的笑脸，他心想：这个女人带了这些钱将要去买什么呢？他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双手托腮，心里非常平静。这些陌生的东西好像把他带去了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是不为他所了解的。他将布票和月票撕了，这个普通的陈旧的皮夹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扔了，如果处理那笔钱，他动了很久的脑筋。那时，他还不懂得怎样花钱。后来，他一个人去老城隍庙玩了一趟，吃了点心，买了一些香烟牌子，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把香烟牌子撕了，塞进了废纸箱。总共只花了六毛钱，剩下的，他最终塞进床底下一个旧日的老鼠洞里，用半块砖头堵上了，这才了却了一件心事。然而，再偷一个钱包的念头却升起在心间，昼夜搅扰着他，使他不得安宁。于是，他又偷了第二个钱包，也是一个女人的钱包。这一个钱包是当时最为女孩们喜爱的那种娃娃钱包，色彩鲜丽的娃娃脸形上，有一对有机玻璃的眼睛一张一合，里边只有一块多钱，钱包却是崭新的。他不敢将这只钱包在身边留得太久，两天之后就扔进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垃圾箱。钱花得很顺利，都是吃掉的。吃，是最安全又最受惠的方法。以后，他基本都是以这方式处理钱的问题的。当他偷到第五个钱包的时候，被人抓住了。他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的样子使人吃了一惊，以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打他。人们将他送进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问他是什么学校的学生，多少年级，家住哪里，父母工作单位和姓名。他一一作了回答，不敢有半句谎话，他几乎吓破了胆，浑身哆嗦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脸色发青，然后又浮起红晕。民警便认定他是个初犯，不再与他多话，将他关进一个小间。这派出所坐落在一条新式里弄房子里，他所关进的小间正临了后弄。初夏的日子，窗户开着，有小孩趴着窗上的铁栅栏往里看“小偷，小偷”地叫他。他蜷缩在角落里，心里恍恍惚惚的，发起了高烧。他不晓得时间是怎样过去的，天黑的时候，老师和父亲来了，将他从派出所领了出去。大约是晚饭的时间，小孩子们回家了，弄堂里静悄悄的，开满花朵的夹竹桃在风中沙沙地响，灯光柔和地映着家家户户的花布窗。他一边走着老师，另一边走着父亲，在两个大人的挟持下走出了弄堂。他昏昏沈沈地想到：这是往什么地方去呢？最后他们站在了马路边一盏路灯底下，他听见老师说：其实在他小学的品德评语里，就记录有他偷窃的行为，可是老师们希望他能痛改前非，所以才不提旧事，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是他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叫老师说什么好呢？他还听见父亲对老师说：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并督促他向老师作了保证。父亲哀求的口吻是那么清清楚楚地显现在他模糊的意识里，使了忽然间觉得非常可笑。后来，他得了一个警告的处分。
阿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偷窃，这一次经历使他骇怕得很。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眼睛。可是，偷窃的诱惑却是那样不可抵御，假如他遇到了一个合时合适的机会，哪一个女人漫不经心地将钱包放在最易得手的地方，他竟会痛苦得不能自已，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男人的钱包通常不会吸引他，而去偷窃一个女人的钱包就好像要去占有一个女人那样，使他心潮澎湃，欲念熊熊。这种强烈的欲望是以生理周期形式回圈出现，在那高潮的时候，他简直不敢上街，不敢乘车，避免去一切人多的地方，然而他很难敌过诱惑。而他毕竟有过人的聪敏，在他心情和平的时候，还有冷静的头脑可作出精确的判断。他重新有过几次得手而没有失足，这渐渐滋长了他的自信。那种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作出决断的激动和紧张，使他很陶醉，敌过了他所面临的危险。为了寻找或者躲避这种行窃的机会，他离群索居，独自在街上游荡。之后，直到他读完初中，考上一所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为止，他已成了一名熟练的惯偷。
在他中专二年级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他没有兴趣参加运动，过着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家里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他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个外号叫大炮的同学，与他有些来往。那大炮是个贪小又好吃的角色，与阿康来往并不排除从阿康处揩点油水这样的目的，他从不去考虑阿康怎么会有这些油水，但日久天长，在大炮心里便也油然生起对阿康的真诚的感恩之情。阿康所以不反对和大炮往来，仅仅因为挥霍有时需要有个同伴或者观众，同时，大炮对他的巴结也使他寂寞的心得到了安慰。有时候，他自己并不吃什么，只是坐在一边看大炮吃，大炮贪婪的吃相和诌媚的眼色使他心里暖融融的。他还知道大炮老实而忠厚，就算被他看出一点破绽，也决不会坏事，况且他是什么破绽也看不出来的。在文革第三年的时候，一次清扫流氓阿飞的十二级台风中，阿康终于被拘留了。据说，这次台风将所有在派出所里有记录的人都刮了进来。可是，在拘留所的那些寂寞难耐的日日夜夜里，阿康将事情前后翻来覆去地想了几遍，就觉得有些蹊跷。他想在他多年前的那次小小失足算不上是什么前科，决不至于被台风刮进。他觉得，有人一直在注意他并告发了他，是谁呢？如是警察，便衣，就不会等至今日，早早就落了网。他又想，能够注意到他的人，一定也是精于此道的，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由地一惊，打了个冷战。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轻轻地对他说：小姑娘，这碗饭好吃不好吃？他转脸一看，见是一个剃平头的男人，高鼻梁，长眉毛，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心里一动，却不露声色，咽下口中的饭，慢慢地回答道：马马虎虎，譬如没有饭吃呢，也就凑合吃吃了。那男人笑了，又说：大家一同吃，就好吃多了。他沈吟了一会，说：我一个人吃惯了。停了一会，又说，我只吃自己嘴边的一口饭，吃不到人家的。那男人就伸过一只手，与他握了握。这时他心里便有些明白，这一个晚上，他没有睡着，在彻夜明亮的灯光里闭着眼睛，他隐约觉得，这个平头的影子从此将跟随了他，他想这是凶多吉少。他看出这是一个杀人都敢的角色。他的心彭彭跳着，说不出的害怕。有一霎那，他已经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这时候，他才觉着了悲哀，他想，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有意思的呢！以后的几日里，他发现虽然他不认识这里的人，可是这里的有些人却似乎对他不陌生“小姑娘”、“小姑娘”地喊他。他心里极度的紧张，表面上却很平和，常常说一些笑话，逗得大家很乐。而在夜晚，他却一个恶梦接着一个恶梦，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湿透了衬衣，然后再焐干。他发疟疾似的一阵冷一阵热，以为自己得了重病。可是天亮以后，他又没事人一样，与人平静地说笑着。
三个月之后，父亲将他接了出去，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分配去了安徽。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心情几乎是愉快的了。
阿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吃粉笔灰的。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得了肺病，就退职了。其实，生病只是表面的理由，深处还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原因。那就是，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的情景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有人拿来一叠表格，你一张，我一张地填写了起来，他也填写了一张。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头脑，没有政治主见，喜欢热闹，有许多人做的事情，他也就不拒绝做一做，否则就觉得自己很孤立。四九年以后，渐渐地，这却成了他的心病。这心病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每一次运动来临，他就要自我斗争一次：是去向领导交代，还是不交代？他想，当年在一起填表的人都已离散，有的少年夭折，还有的出洋后再没回来。当时有许多人在，未必能记得有一个唐亦生也填了这表（唐亦生是他的名字）。可是万一呢？他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情是万一也不会发生的。这些年来，他为人做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夜深人静时，他无数次地憧憬着那一日的情景能够重演一遍：当表格送来的时候，他恰恰走开了，去上厕所，或者去洗一块手绢。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阿康的母亲。在那胆战心惊的白昼或是黑夜，他们压低了喉咙，反复讨论着：是不是要去领导处交代。他们一会儿说去，一会儿又说不去；有时他说去，她说不去；有时则她说去，他说不去。有几次，他们实在捱不过漫漫长夜，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向领导坦白。可是天亮的时候，他们心里稍稍豁朗了一些，心想：也许这些并没有什么，就打消了念头。还有几次，是白天里同事们的言谈举止使他们起了疑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像过街的老鼠。然而到了夜晚，他们躲在他们小小的三层阁上，黑暗隐匿了他们，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有时候，她鼓励他不要害怕，有时候是他鼓励她不要害怕，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相比较而言，她的神经稍稍比他坚强，而他的精神几临崩溃，上班于他渐渐成为不可推卸的苦役，尤其是经过了星期天的休息而来临的星期一早晨，他甚至会出现心跳气短的病状。他变得疑神疑鬼，对谁也不相信。他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节日还是平时，都没有客人上门。他们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深深地蜗居在这日益朽烂的三层阁上，时刻都会觉得灾难就要临头。到了六年，他终于得病，提出退职休养，完全从社会上退身出来。他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带回来油条和豆浆，打发女人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自己在家读几页“史记”之类的古书，再练几笔大字，写过的字纸都很认真地烧掉，然后就烧午饭。午饭后，他睡一个小时的午觉，再去马路对面弄堂口报栏看报。他看报看得很仔细，连电影广告也不漏过，看报总是要花去他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看完报后，太阳都有些偏西，烧晚饭的时间到了。晚上，孩子在灯下做功课，女人在灯下批作业，他在一边喝茶抽烟，心里充满了安谧的情感。隔壁隐隐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有时是歌唱，有时是新闻，听得不太真切。可是有了这点声音，他也满足了。他们家里没有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容易使人联想起“短波”和“敌台”这一类事情。为了防止人们对他们所能生出的一切怀疑，他们甚至连房门都敞开着，直到晚上睡觉才关上。他们对左邻右舍总是客气而恭敬，担任一些琐碎而麻烦的义务，比如收交水电费，参加每星期四的里弄大扫除。然而对于那些和文字有关的工作，比如出黑板报或者读报，他总是婉言拒绝。他表现得不积极却也不消极，样样事情做到正好使别人不太能够想起他。
在他最初的退职的日子里，他还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教导他的孩子。以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只要是一个智力中等的孩子，就可在他的辅导下顺利考上一个较好的中学，再考上一个说得过去的高中，以至考上大学。他既具有教育的学问，又颇懂得考试的窍门。在学校里，他以他做人第一的准则，将这一切才能藏而不露，只做到中庸为止。而对自己的孩子，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到了此时，他似乎才第一次认真地注意起自己的孩子，孩子已经十三岁了。
阿康从小长得格外清秀，白皙的瓜子脸，黑漆漆修长的眉毛，眼睛的形状像女孩子，大家都叫他“小姑娘”这时候，人们都不会想到，日后“小姑娘”这个名字将会是很响亮的。他不仅长相清秀，还有一种特别整洁的习惯。在那个年代里，许多孩子都还需要穿有补丁的衣服，在长个子的年龄里，裤脚管常常是接了一截甚至几截。即使穿了这样的衣服，阿康依然是整整齐齐的。脖子上的红领巾也绝不和所有的男孩甚至女孩那样，皱皱巴巴，咸菜似的一根，尖角则被他们在沈思默想时咬噬得破烂不堪。他的领巾就好像熨过一样的平整，书包和课本也是乾乾净净的，很博得老师的喜爱。曾经有一度，老师想将他培养成班级里的干部，由他负责一些纪律的管理。可是逐渐的，老师开始放弃这个想法了。她感觉到，这个孩子远不是像他表面上那么听话的。有一次，她临时有事须走开一下，就让阿康领导一下晨读。当她回来的时候，孩子们正在朗朗读书。而她却感觉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激动的情绪。她是一个有着二十年教龄的小学教师，熟知学生们的每一点心理。她觉得他们读书读得过份的响亮和起劲，连最最捣蛋的学生也像一个三好生一样在勤奋地朗读。这读书声中含有一种阴谋得逞的兴高采烈的意味，这一切均逃不过她的眼睛。下课后，她将阿康叫到办公室里，问他，在老师走开后，教室里的秩序怎样。阿康说，很好。老师又问了一遍，并且流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阿康依然说，很好。他坦然而天真地看着老师，却令她觉得这眼光中有一种不诚实的东西。她想要揭穿他，就说：老师其实并没有走远；他却说：老师既然知道了什么，为什么要问我。老师不防备会有这一答，不由一怔，心里缓缓地想：这个孩子真不简单啊。她最终也不知道在这个早晨，教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对于这孩子的好感和信任，却在这个早晨消失殆尽。后来她很多次发现，在每一种捣蛋事件中，其实都有着他的幕后，而她又总是捉不住他。他显得老实和诚恳，并且保护同学，不肯做一点卑鄙的事情。如去问他什么，他总是说：我不知道。而老师明明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却没有一点办法好叫他承认。当老师发现自己原来是在和一个孩子斗法，心里很不是味道。为了纠正这样的想法，她曾经去做过一次认真的家访，她想：她是一名教育者啊！
她是在晚饭以后大约七点锺的时候去的，他已经上床睡觉了。父亲在喝茶，母亲则批改着一摞学生的作文，这时就放下作业，去小房间把他叫起来。他穿了毛衣走出来，站在老师面前。老师说：怎么这样早就睡了？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睡了。老师就说：没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看看书，读读报纸，预习一下明日的功课，或者帮助爸爸妈妈做做家务。他回答说，好的，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微微垂着头，眼睛无神，又不像是困倦。他坐在一张方凳上，手搭着膝盖。一盏二十五支光的电灯在他头顶昏暗地照耀，他清秀的脸上布了一些阴影。他趁人不意的时候，就转动着眼珠去看老师，又看自己的父母，显得惶惑而不安。老师暗暗惊讶道：这孩子怎么变了？她觉得孩子父母倒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因同是搞教育的，谈得就很契合。他们先是谈了些别的，然后才将话题转到孩子身上。他们共同地肯定了这个孩子的优点，接着，父母们就主动提及了他的缺点。他们认为，孩子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懒散，对什么都缺乏积极的态度。他们简直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他最感兴趣的，他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说到这里，他们就转过脸，很温和地问孩子：“你说说看，什么是你最喜爱的？”他不回答，只是微笑。这一霎那，他十分像一个美丽的痴呆儿。老师很遗憾他们父母没有提到“诚实”这个问题，于是她旁敲侧击地问道：平时下午他几点锺回家。父母回答说，一放学就回了家。回了家做什么呢？老师又问。回家总是做作业，父母说，他倒是不出去闯祸的，可就是太疏懒了。老师最终也无法提出“诚实”的问题，因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事情，仅是她的感觉。当她走出他家时，心想：这一对父母都是好人，可是却不够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们父母的了解是比她更深刻了一层的。
当父亲准备对阿康进行课外的辅导时，他才发现，在完成学校作业以后，是没有一点时间再做别的了。阿康将学校布置的功课做得很仔细很缓慢，用去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假如催迫过急，他便会生病，脸蛋烧得红红的，以至连学校的功课也无法完成还要缺课一天。这一天，他就一直躺在床上，吃着父亲调好的糖开水和面条，让母亲把洗脸水端到床前漱洗。他躺在床上，也不睡着，脑子里想着一些谁也不知道的念头。假日的时候，父亲想教他练练大字，他很顺从地提起笔，由了父亲的指点，一笔一划地写，没有一点错，却全无塑造的可能。父亲首先失去了信心，孩子便趁机搁下了笔。他或者教他读几首诗词，而他也永远弄不懂其中的意思，答非所问。父亲隐隐感觉到，其中似有一些小小的险恶的用心，却又捉不住把柄，只得随他去。在儿子躺着生病，不知想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这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和孩子相隔得很远，他们谁也不了解谁。他默默地想着这些，直到黄昏。这样的黄昏是最最令他哀伤的了，他觉得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都已经枯竭了，已是夕阳西下。
孩子躺在床上，心里却是快乐的，他想：他把他们这些大人全都骗了，他觉得大人们是多么蠢啊！他想他是一个孩子，这其实是很好的掩护。人们都不会注意到他，更不会怀疑他，他尽可以做一切把戏。可是，他得小心点儿，他实在是有点兴奋过头了。他想装一天病就足够他乐的了，明天他就得好好地上学去，继续玩他的做个乖孩子的把戏。想到新的一幕即将开始，他几乎心潮激荡。其实他并不喜欢呆在家里，在家里他时时觉着烦闷。似乎家里的天地太小，不足以让他的把戏充分展开。他没有兄弟姐妹，跟父母玩这把戏，他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觉得天底下再没比他的父母更没劲的人了，他一看见他们就意气消沈，所有的聪敏才智都不见了。他觉得他们总是扫兴，心里渐渐地起了恨意，有时候他就故意地也要叫他们扫兴。譬如考试，他其实是可以考一个更好的，能使父母，尤其使父亲快乐的成绩，可就为了不让他们快乐，他便决定不考得更好。他还喜欢偷偷的将他们的东西藏起来，看着他们着急，并且和他们一起找，找来找去找不着，心里就无比的喜悦。过了很多日子，他们会在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看见这样东西，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他藏起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总是互相埋怨，或者埋怨自己，说自己又老又糊涂，他们黯然神伤，灰心丧气。终于有一天，他们竟发现钱少了。
钱的事情，他们相信他们是不会记错的。一分一角的支出都仔细地记录在一个自制的帐本上，每一天都要计算支出的总数和馀额。钱是放在一个钱盒里，铁盒放在五斗橱第一个抽屉里，抽屉上有锁，钥匙则放在书桌的最后一个抽屉里。在他们确信自己没有拿钱也没有忘了上账之后，他们开始盘查阿康了。阿康先是说他不知道钱的事情，他的表情是那样愕然，使两个大人觉得十分内疚，心想他们不应当去怀疑一个孩子。但束手无策的情形使他们稍稍坚持了一会儿，问道：自你回家以后有谁来过这里？阿康说没有，说过之后就沈默了，自知露出了破绽。此后再怎么问也不作声了，只是以委屈的目光不时看父亲或母亲一眼。无奈之下，便搜查了他的书包，在课本里找到一张压得很平整的完整的一元钱钞票，正是所缺的数位。这时候，他们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他们这才明白这个孩子其实是他们两个大人的唯一的希望。而从前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他们竟将他们的希望忽略了这么长久。如今他们终于注意到了，可是却已经破碎了。他们几乎说不出声来，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要这钱做什么？阿康惭愧似的一笑。然后他们又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拿了钱又不用掉？阿康就更无话可答了。这天夜里，他们商量了很久：要不要将此事向孩子的学校反映。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大事，不仅不应当瞒着学校，还应当依靠学校。可是事情一旦传开，孩子的处境将会如何？他们反复权衡利弊，一会儿倾向于去，一会儿倾向于不去；或者是他倾向于去。她倾向于不去；或者是倒过来，她倾向于去，他倾向于不去。有几次终于决定了去，可是面对了老师却又说起了关于考试和复习的事情。还有几次说好了不去，却不知不觉绕到了学校，在门口徘徊。他们昼夜忧心忡忡，心里压抑得要命。后来，他们实在抵御不了这种忧虑的折磨，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面临了家破人亡的灾难，而他们从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不做什么，他们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他们只有去学校了。
后来，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假如不去学校，事情会是怎样发展。或许是他们没有勇气去设想这些，因为他们不愿意背上自责的包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想，这是唯一的做法，是事情发展的唯一道路，他们想：这都是命中注定。他们就是这个命。他们演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三层阁上做一个宿命论者，出了阁楼，他们还必须继续扮演一个积极的唯物主义者。
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老师办公室里。他们战战兢兢地，语无伦次地，吞吞吐吐地，对老师说，他们发现孩子有偷窃行为。以他们贫乏的想象力，无法对孩子这一行为作出别种解释。他们再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说出“偷窃”这两个字的时候，孩子几乎是一生的命运便被决定了。老师听见这个情况时的心情极为复杂，应该说她是相当震惊的，同时她心里很奇怪的还有一种满足。她长期以来对这学生隐约的仇视和怀疑忽然间有了一个例证，这个例证也许和她的感觉并不十分相符，可她却来不及去分析和研究了。在此机会，她向家长反映了她对这学生种种不诚实的考察，使他们更加惶惑不安。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的忧虑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这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家中愁云密布。他们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为他们排解。他们无处求援，极其孤独地抵御着这不幸的袭击。这一个三层阁多么像一个孤岛啊！
“阿康偷东西”的消息不胫而走。开始只是几个同学在教室里或走廊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后来，越传越盛，终于广为人知了。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阿康，待他迎向那目光时，又匆匆躲过，转移了方向。同学们明显地和阿康疏远了，再没有人同他游戏玩耍。阿康放学后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家，脚下踢着一粒石子，心里有一种很奇异的挫败感。他想：所有的人都合夥对付他，使他陷于绝境。那时候，他还不懂得绝望，只是觉得深刻的无聊。什么都没有意思：读书，生活，老师，父母，没有一桩事情是有意思的。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读完了最后一年小学，上了中学。
中学离家较远，坐电车两站路，有时候他走着上学或者下学，有时候他也乘车。有一回乘车的时候，他从身边一个女人敞开着的皮包里拿了一个皮夹。这是他第一次的偷窃，虽然他已背了很久偷窃的名声。他从那开口很大的皮包里捡出这个皮夹，从容而坦然，就好像是在拿自己的皮夹。那女人毫无察觉地下了车，车子又动了，人们表情漠然地看着窗外，摇晃着身体。然后车又停站，他下了车。这时候，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他偷了一个皮夹。他浑身打起了寒战，牙齿轻轻撞击着，手心里出了冷汗。夜晚，父母都入睡了，他从被窝里爬出来，不敢开灯，凑着窗外路灯的光亮，打开了这个皮夹。皮夹里有八元三角钱，几斤粮票，几尺布票，还有一张月票，照片上是一个梳了一对长辫微笑的姑娘，大约是那女人年轻的时候。他将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用刀片在她脸上切了一个对角。望了这张破裂的笑脸，他心想：这个女人带了这些钱将要去买什么呢？他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双手托腮，心里非常平静。这些陌生的东西好像把他带去了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是不为他所了解的。他将布票和月票撕了，这个普通的陈旧的皮夹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扔了，如果处理那笔钱，他动了很久的脑筋。那时，他还不懂得怎样花钱。后来，他一个人去老城隍庙玩了一趟，吃了点心，买了一些香烟牌子，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把香烟牌子撕了，塞进了废纸箱。总共只花了六毛钱，剩下的，他最终塞进床底下一个旧日的老鼠洞里，用半块砖头堵上了，这才了却了一件心事。然而，再偷一个钱包的念头却升起在心间，昼夜搅扰着他，使他不得安宁。于是，他又偷了第二个钱包，也是一个女人的钱包。这一个钱包是当时最为女孩们喜爱的那种娃娃钱包，色彩鲜丽的娃娃脸形上，有一对有机玻璃的眼睛一张一合，里边只有一块多钱，钱包却是崭新的。他不敢将这只钱包在身边留得太久，两天之后就扔进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垃圾箱。钱花得很顺利，都是吃掉的。吃，是最安全又最受惠的方法。以后，他基本都是以这方式处理钱的问题的。当他偷到第五个钱包的时候，被人抓住了。他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的样子使人吃了一惊，以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打他。人们将他送进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问他是什么学校的学生，多少年级，家住哪里，父母工作单位和姓名。他一一作了回答，不敢有半句谎话，他几乎吓破了胆，浑身哆嗦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脸色发青，然后又浮起红晕。民警便认定他是个初犯，不再与他多话，将他关进一个小间。这派出所坐落在一条新式里弄房子里，他所关进的小间正临了后弄。初夏的日子，窗户开着，有小孩趴着窗上的铁栅栏往里看“小偷，小偷”地叫他。他蜷缩在角落里，心里恍恍惚惚的，发起了高烧。他不晓得时间是怎样过去的，天黑的时候，老师和父亲来了，将他从派出所领了出去。大约是晚饭的时间，小孩子们回家了，弄堂里静悄悄的，开满花朵的夹竹桃在风中沙沙地响，灯光柔和地映着家家户户的花布窗。他一边走着老师，另一边走着父亲，在两个大人的挟持下走出了弄堂。他昏昏沈沈地想到：这是往什么地方去呢？最后他们站在了马路边一盏路灯底下，他听见老师说：其实在他小学的品德评语里，就记录有他偷窃的行为，可是老师们希望他能痛改前非，所以才不提旧事，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是他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叫老师说什么好呢？他还听见父亲对老师说：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并督促他向老师作了保证。父亲哀求的口吻是那么清清楚楚地显现在他模糊的意识里，使了忽然间觉得非常可笑。后来，他得了一个警告的处分。
阿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偷窃，这一次经历使他骇怕得很。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眼睛。可是，偷窃的诱惑却是那样不可抵御，假如他遇到了一个合时合适的机会，哪一个女人漫不经心地将钱包放在最易得手的地方，他竟会痛苦得不能自已，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男人的钱包通常不会吸引他，而去偷窃一个女人的钱包就好像要去占有一个女人那样，使他心潮澎湃，欲念熊熊。这种强烈的欲望是以生理周期形式回圈出现，在那高潮的时候，他简直不敢上街，不敢乘车，避免去一切人多的地方，然而他很难敌过诱惑。而他毕竟有过人的聪敏，在他心情和平的时候，还有冷静的头脑可作出精确的判断。他重新有过几次得手而没有失足，这渐渐滋长了他的自信。那种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作出决断的激动和紧张，使他很陶醉，敌过了他所面临的危险。为了寻找或者躲避这种行窃的机会，他离群索居，独自在街上游荡。之后，直到他读完初中，考上一所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为止，他已成了一名熟练的惯偷。
在他中专二年级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他没有兴趣参加运动，过着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家里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他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个外号叫大炮的同学，与他有些来往。那大炮是个贪小又好吃的角色，与阿康来往并不排除从阿康处揩点油水这样的目的，他从不去考虑阿康怎么会有这些油水，但日久天长，在大炮心里便也油然生起对阿康的真诚的感恩之情。阿康所以不反对和大炮往来，仅仅因为挥霍有时需要有个同伴或者观众，同时，大炮对他的巴结也使他寂寞的心得到了安慰。有时候，他自己并不吃什么，只是坐在一边看大炮吃，大炮贪婪的吃相和诌媚的眼色使他心里暖融融的。他还知道大炮老实而忠厚，就算被他看出一点破绽，也决不会坏事，况且他是什么破绽也看不出来的。在文革第三年的时候，一次清扫流氓阿飞的十二级台风中，阿康终于被拘留了。据说，这次台风将所有在派出所里有记录的人都刮了进来。可是，在拘留所的那些寂寞难耐的日日夜夜里，阿康将事情前后翻来覆去地想了几遍，就觉得有些蹊跷。他想在他多年前的那次小小失足算不上是什么前科，决不至于被台风刮进。他觉得，有人一直在注意他并告发了他，是谁呢？如是警察，便衣，就不会等至今日，早早就落了网。他又想，能够注意到他的人，一定也是精于此道的，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由地一惊，打了个冷战。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轻轻地对他说：小姑娘，这碗饭好吃不好吃？他转脸一看，见是一个剃平头的男人，高鼻梁，长眉毛，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心里一动，却不露声色，咽下口中的饭，慢慢地回答道：马马虎虎，譬如没有饭吃呢，也就凑合吃吃了。那男人笑了，又说：大家一同吃，就好吃多了。他沈吟了一会，说：我一个人吃惯了。停了一会，又说，我只吃自己嘴边的一口饭，吃不到人家的。那男人就伸过一只手，与他握了握。这时他心里便有些明白，这一个晚上，他没有睡着，在彻夜明亮的灯光里闭着眼睛，他隐约觉得，这个平头的影子从此将跟随了他，他想这是凶多吉少。他看出这是一个杀人都敢的角色。他的心彭彭跳着，说不出的害怕。有一霎那，他已经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这时候，他才觉着了悲哀，他想，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有意思的呢！以后的几日里，他发现虽然他不认识这里的人，可是这里的有些人却似乎对他不陌生“小姑娘”、“小姑娘”地喊他。他心里极度的紧张，表面上却很平和，常常说一些笑话，逗得大家很乐。而在夜晚，他却一个恶梦接着一个恶梦，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湿透了衬衣，然后再焐干。他发疟疾似的一阵冷一阵热，以为自己得了重病。可是天亮以后，他又没事人一样，与人平静地说笑着。
三个月之后，父亲将他接了出去，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分配去了安徽。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心情几乎是愉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