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安保批判之会和年轻的本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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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九六〇年，您加入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批判之会”还参与创建“年轻的日本之会”在严肃地走钢丝和持续的志向这两部随笔集里，您反复表明自己反对安保条约的决心，例如在“政治想象力和杀人者的想象力”这篇文章里的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说里，无论展开多么荒唐无稽的空想，正处于该创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识，是扎根于作家那进退两难的现实生活中而进行的sedépasser1的作业。也就是说，作为作家，所谓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个梦幻。相反，这种想象力根植于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关乎日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乎重重包围着这一切并不容分说地侵蚀而入的那个世界的所有现实，而作家自身则在不断掘进，并如此这般地超越现实中的自我。”
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文体（笑），似乎在说非常确信的事情。如果让刚才说到的“战后派”那些文学者看到，他们或许会觉得这是充满孩子气的文章。在东京大学的法国文学专业，我写了以萨特的想象力和创见之思考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并毕了业，然而，同时也感到萨特的想象力与自己写小说时所考虑的想象力却是大相径庭。临近毕业时，我阅读了加斯东巴什拉2的作品，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所谓想象力，就是对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事物进行改变和变形的能力，此即为想象力，文学以及现实中的一切活动皆由此而肇始。”我读了始于上述基本构图的巴什拉，便考虑将想象力的模仿对象由萨特转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虑所谓“转向”并在笔记以及卡片上开始作相关记录。与此同时，也在一直思考萨特长期以来从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观念性的学者——是被如何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去的。我想观察并学习之，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里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一九六〇年，当时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坚持重新制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府之意向与号召将其废弃的反对运动发生了对立，哎呀，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战后派”的野间宏等文学者以及理论家丸山真男1那样的学者，都早已不是每天参加实际示威游行的年龄了。“第三新人”他们对此原本就没有兴趣。于是，作为其下一代人，便打算只要有示威游行就前去参加。具有如此想法的那些从事文学、戏剧和音乐工作的年轻人非常之多。不久，有人创建了“安保批判之会”在这个组织里，比我年长五六岁且可以信赖的那些人拥有很大力量。从那里传来召唤之后，尽管不想参加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却需要参与政治性的现实，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顺水推舟地与自己身边的那些年轻人参加了反对运动。于是，我就丢开手边的文学工作，出门参加示威游行去了。而且，为了使得自己理解这样的举动，便写下了你刚才引用的那些文章。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1前去参加示威游行，也算是自己所从事的想象力工作；2得以改变此前从现实中感受到的印象；3由于这种改变而写作小说，并因此而使得自己本身也得到改变；4整合在现实中使自己得以改变的条件。
由于此前我只是凭依理论，以孩童游戏般的感觉写作小说，因而当时怀有一种期盼——或许可以转变为能够更加深入地接触现实的那种人。
——当然，您也受到了来自“大人”们的批判。尽管如此，您借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投掷而出的您自己和针对社会的质问，却也是普通青年们的质问，即便现在读起来，我也只能作如此结论。如果与同时期的小说结合起来阅读，其中的意义就更大了。
当年，我总是试图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与现实社会的动向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便发现一些与我的想法大致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说到成为朋友契机的作曲家武满彻。他是一个极为纤细的人，就连我这种人的情感之线也随之细了起来，只是与他仍然不可比拟。那时，示威游行的队伍需要通过已被机动警察封锁了的路段，还有一些女性也参加了游行。当时警察经常用高压水龙头对着游行队伍喷水，武满便挤过我的肩头来遮挡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压水柱冲得飞了起来。他可是一个非常纤细，其肉体如同孩子一般的人。然而，面对正在喷水的机动警察，却能够发出像是要刺入对方肺腑、对手不受伤他就不肯罢休的喊叫声，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就和这么一个人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并遭到那高压软管里水柱的冲击。然后，为了寻找擦干身体的地方我四处乱转，最后疲惫至极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最终借助读书而恢复了自我——就是这种程度的参与现实。
结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过那种完全参与到政治里去的日日夜夜。当时创建了“年轻的日本之会”这个组织，可我并不关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今后之走向进行学习，总之，当那些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年轻人前来要求发言的时候，便一同参与他们的计划，以这种形式发出社会性呼吁。作为其延长线，我和开高健被从参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中遴选出来，随第三次日本访华文学代表团去了中国。可是，等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一方已经失败了。不过“年轻的日本之会”有着与艺术相关的一面，其后也曾聚会交流。
——关于“年轻的日本之会”的成员，比如说，江藤淳1、浅利庆太2、石原慎太郎3等人也都参加了，时至今日，这样的成员组合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那之后，大家全都非常活跃。
是呀，在同一个年代，略微提前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凭借“知道那家伙，也听说过那名字”的感觉聚集到了一起。虽说当时都是聚在一起的伙伴，却也清楚地分为两类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满那样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的伙伴，较之于成为推动现实的中心力量，我们作为边缘式的、由中心漾溢而出的人在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则是与这些伙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
“安保批判之会”创立三十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后，对于保守党派那些领导人来说非常合适且足可依赖的理论家，比如说江藤淳这位评论家，便获得了坚实的立足之地。在商业戏剧领域，则有同样深受日本领导阶层喜爱的浅利庆太的活动。此人不仅在戏剧方面，还曾在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总统的会见场所进行演出。自不待言，石原慎太郎后来成了政治家，作为承担日本这个国家之中心的团队成员，他实现了自我。对于他们，我和武满等人并未向着中心前进，而是从边缘的场所，在被既成权力机构的社会视为异端的场所，以批判性立场的想象力为原动力而从事工作。当然，在音乐的世界里，武满是中心人物，而我这样的人，则作为写作所谓纯文学的人而被赋予进行工作的空间，并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但是，面向中心的人与身处边缘之地进行批判的人这之间的差异，却存在于我的一生之中。我觉得，从刚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
现在，我之所以对爱德华萨义德那样热衷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有亲近感，是因为他将自己规定为“流亡者1”作为巴勒斯坦人，他沦为失去故乡并被从故乡放逐出来的流亡者这样的境地。“失去了故乡的流亡者，将永远无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他极为明了地如此说道，并如此从事着他的工作。我们同样作为无法返回故乡的流亡者，希望在对中心进行批判的场所从事自己的工作。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时开始，我的这个态度越发清晰并巩固起来了。
——刚才您说到了所谓“中心”指的是政治权力吧？另外，由流亡者＝丧失故乡者的感觉这个问题，我所联想到的，是您从一九六一年秋天开始动笔，完成之际在文库版的解说文中回顾为“超越了最初的难关”的叫喊声这部长篇小说。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那起朝鲜少年在高中的楼顶上将女高中生掐死的“小松川事件”被您收到了该作品之中。大冈升平后来也写了题为事件的小说。就整体而言，叫喊声是一部从政治、性、暴力问题等各个角度掘进的郁暗的青春小说。不过，现在阅读这部作品，还是可以感受到在一九六〇年年初那个时期，流亡者的痛苦和悲哀以及这个问题的厚重，就已经在叫喊声中的十八岁少年吴鹰男身上显现出来了。
在叙述这种事时，鹰男这样说道：“咱觉得呀，自己所从属的并不是名为朝鲜的那个存在于地图之上的国家，而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另一个世界，说起来，就是这个世界反面的那个世界。说到这个世界，咱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咱原来居住的地方。即便眼前，即便现在，咱也是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深夜，用别人的语言在说着话。明天早上，咱或许会行走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早晨。有时咱也以为，这种感觉仅仅是欲求没得到满足而已，不过，如果就实际感受而言，咱可真的没有正常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实际感受呀。”在邂逅萨义德氏很久以前，大江先生您本身就已经有了流亡者的感觉。对于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
是的，十八岁的鹰男的想法，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从四国的森林里来到大都市，作为迷失于东京的流亡者而开始了自己的青春。在我生活过来的漫长人生中，让我觉得颇有趣味的，是自己仿佛偶然般接受的人生里的那些事件。当然，也并不是全部，不过作为相当重要的梗概，却在我的生涯中描绘出了一根线条。
与爱德华萨义德一同工作，是在我六十来岁的时候，而与其邂逅相遇，则是在我五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那时我就在想“啊，我一直认为并知道，或许将会与此人相遇。”在交谈过程中，他好像也曾数度新奇地对我说道：“我在想，或许会与你相遇。”我们还是同一年出生的呢。
儿时，我生活在森林里，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不过，我为自己是森林里的孩子而怀有一种幸福感。假如战争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小孩子也将被杀死吧。在我这么想着的同时，还怀有另一种感情——我们是天皇的孩子这种“宏大的共生感”战争结束之后，村子里建立了中学，相邻的镇子则建了高中，如果想要学习的话，也可以外出求学了。于是，我就来到东京继续学习。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我的心情比较低沉，认为“只要走出这个峡谷，自己就不再拥有可供安居的场所”即便将来回到乡下，由于我家里不是农家，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在那里生活。而且，来到东京的最初那两年里，前往商店里购买什么时，也由于我的语言不很清晰而使得店家难以听明白
落第后经过一年复习准备，也就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时，从那一年起，东大开始接受来自台湾的考生。考试最紧张的时候，我的一张答案用卷掉到地板上被旁边的学生给踩住了，于是我举起了手，告诉监考的老师“由于事故，我的答案用卷被弄脏了，可以给我换一张吗？”老师——事后细想起来，这位老师是法语语法专家朝仓季雄先生——便缓慢地问道：“你—是—台—湾—来—的—学—生—吗？”我只回应了一句“是的”（笑），就像来自于外国的那些语言不通的青年一样，软弱无力地微笑着。于是，老师便给了我一份新的答案用卷。
刚入学那会儿，这位朝仓老师负责法语未修班，总是对我说：“早上好。饭菜，合口味吗？”我因此而非常尴尬（笑）。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体验到了逃亡者的感觉。为了使得这样的自己获得勇气，我决心凭借想象力，破坏并改变现实中即有的东西，我将来的生活要面向这个方向（笑）。总之，我决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与落户于中心性场所，具有权利的那些人联手合作。想要如此生活下去的凭依，在我来说，便是文学，而在武满来说，则是音乐。
——写作叫喊声的念头，据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您在从西欧至东欧和苏联的那次旅行归来的飞机里萌发的。
是这样的。我二十六岁时所作的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圈的漫长旅行，是我遇上的一次机会，倘若我不写小说便不会遇上的机会。为了获得前往海外旅行所需携带外汇的许可，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旅行途中，我经过法国，那时伊丹十三已经结婚并住在巴黎，妻子是进口法国电影的那家叫做“东和电影”公司老板的女儿。伊丹十三曾在美国电影北京五十五日1里扮演救助艾娃嘉纳的角色，他用那笔演出费的全额买了一辆捷豹，我就坐上了那车子（笑）。这次旅行，是依靠从保加利亚政府和波兰政府处得到的机票以及些微费用勉强度日的旅行。尽管如此，由于我在东京作为新人作家而略微为人所识，因此而成了我那神经症状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无人相识的欧洲，我或在旅馆里读书，或在街头漫步，那是一种感觉极好的体验。接受我采访的萨特以及他周围那些人所显现出来的亲切，也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碰巧与开高健2旅居巴黎的时间重合，曾被他劝说“不去找个妓女买春吗？”我便答道：“与其做那种事，读书该多好呀！”于是，就被他在随笔和其他文章里大加逗弄了（笑）。这可是一次实在难得的旅行，成为我日后再度出发之契机的旅行。
我因走上文坛而受到追捧，可在那背后，也有一些公然的轻视和轻辱。细说起来，就是认为这个只靠表面才能一直在写小说的青年，很快就要走到尽头。另外，还发生了十七岁事件1，仅有的那几个结识不久的文坛朋友与我断绝了关系，我陷入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之中。感觉到这一切之后，我便与前一年刚刚和我结婚的妻子，一同过着孤独的生活。
——是这样啊？总之，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九五九年，您还出席了江藤淳主持的研讨会并“发言”将论文“现实的停滞与文学”交给了三田文学杂志。
在那个研讨会上，江藤淳打算从反对安保条约的组织中脱身出来的意愿越发坚定了。原本他就是具有成为中心人物的那种资质，在他此前发表反对安保条约言论的那个时期，简直就是一个例外。江藤淳以往曾强烈支持我的小说，那是在我登上文坛大约六个月的时候。那一时期，我对他写出的所有文章都非常理解，却也预感到，这种良好的关系很快就将结束。
后来的发展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在他去世前几年，我出席了野间文学奖的评选会，其间与酒量奇怪下降了的江藤淳说了几句话，同在一张席面上，对我们俩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川村二郎1便说“好像是和好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与江藤淳确实只在最初那六个月里保持着理解关系。
——另外，一九六〇年，您加入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批判之会”还参与创建“年轻的日本之会”在严肃地走钢丝和持续的志向这两部随笔集里，您反复表明自己反对安保条约的决心，例如在“政治想象力和杀人者的想象力”这篇文章里的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说里，无论展开多么荒唐无稽的空想，正处于该创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识，是扎根于作家那进退两难的现实生活中而进行的sedépasser1的作业。也就是说，作为作家，所谓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个梦幻。相反，这种想象力根植于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关乎日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乎重重包围着这一切并不容分说地侵蚀而入的那个世界的所有现实，而作家自身则在不断掘进，并如此这般地超越现实中的自我。”
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文体（笑），似乎在说非常确信的事情。如果让刚才说到的“战后派”那些文学者看到，他们或许会觉得这是充满孩子气的文章。在东京大学的法国文学专业，我写了以萨特的想象力和创见之思考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并毕了业，然而，同时也感到萨特的想象力与自己写小说时所考虑的想象力却是大相径庭。临近毕业时，我阅读了加斯东巴什拉2的作品，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所谓想象力，就是对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事物进行改变和变形的能力，此即为想象力，文学以及现实中的一切活动皆由此而肇始。”我读了始于上述基本构图的巴什拉，便考虑将想象力的模仿对象由萨特转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虑所谓“转向”并在笔记以及卡片上开始作相关记录。与此同时，也在一直思考萨特长期以来从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观念性的学者——是被如何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去的。我想观察并学习之，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里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一九六〇年，当时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坚持重新制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府之意向与号召将其废弃的反对运动发生了对立，哎呀，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战后派”的野间宏等文学者以及理论家丸山真男1那样的学者，都早已不是每天参加实际示威游行的年龄了。“第三新人”他们对此原本就没有兴趣。于是，作为其下一代人，便打算只要有示威游行就前去参加。具有如此想法的那些从事文学、戏剧和音乐工作的年轻人非常之多。不久，有人创建了“安保批判之会”在这个组织里，比我年长五六岁且可以信赖的那些人拥有很大力量。从那里传来召唤之后，尽管不想参加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却需要参与政治性的现实，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顺水推舟地与自己身边的那些年轻人参加了反对运动。于是，我就丢开手边的文学工作，出门参加示威游行去了。而且，为了使得自己理解这样的举动，便写下了你刚才引用的那些文章。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1前去参加示威游行，也算是自己所从事的想象力工作；2得以改变此前从现实中感受到的印象；3由于这种改变而写作小说，并因此而使得自己本身也得到改变；4整合在现实中使自己得以改变的条件。
由于此前我只是凭依理论，以孩童游戏般的感觉写作小说，因而当时怀有一种期盼——或许可以转变为能够更加深入地接触现实的那种人。
——当然，您也受到了来自“大人”们的批判。尽管如此，您借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投掷而出的您自己和针对社会的质问，却也是普通青年们的质问，即便现在读起来，我也只能作如此结论。如果与同时期的小说结合起来阅读，其中的意义就更大了。
当年，我总是试图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与现实社会的动向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便发现一些与我的想法大致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说到成为朋友契机的作曲家武满彻。他是一个极为纤细的人，就连我这种人的情感之线也随之细了起来，只是与他仍然不可比拟。那时，示威游行的队伍需要通过已被机动警察封锁了的路段，还有一些女性也参加了游行。当时警察经常用高压水龙头对着游行队伍喷水，武满便挤过我的肩头来遮挡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压水柱冲得飞了起来。他可是一个非常纤细，其肉体如同孩子一般的人。然而，面对正在喷水的机动警察，却能够发出像是要刺入对方肺腑、对手不受伤他就不肯罢休的喊叫声，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就和这么一个人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并遭到那高压软管里水柱的冲击。然后，为了寻找擦干身体的地方我四处乱转，最后疲惫至极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最终借助读书而恢复了自我——就是这种程度的参与现实。
结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过那种完全参与到政治里去的日日夜夜。当时创建了“年轻的日本之会”这个组织，可我并不关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今后之走向进行学习，总之，当那些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年轻人前来要求发言的时候，便一同参与他们的计划，以这种形式发出社会性呼吁。作为其延长线，我和开高健被从参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中遴选出来，随第三次日本访华文学代表团去了中国。可是，等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一方已经失败了。不过“年轻的日本之会”有着与艺术相关的一面，其后也曾聚会交流。
——关于“年轻的日本之会”的成员，比如说，江藤淳1、浅利庆太2、石原慎太郎3等人也都参加了，时至今日，这样的成员组合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那之后，大家全都非常活跃。
是呀，在同一个年代，略微提前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凭借“知道那家伙，也听说过那名字”的感觉聚集到了一起。虽说当时都是聚在一起的伙伴，却也清楚地分为两类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满那样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的伙伴，较之于成为推动现实的中心力量，我们作为边缘式的、由中心漾溢而出的人在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则是与这些伙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
“安保批判之会”创立三十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后，对于保守党派那些领导人来说非常合适且足可依赖的理论家，比如说江藤淳这位评论家，便获得了坚实的立足之地。在商业戏剧领域，则有同样深受日本领导阶层喜爱的浅利庆太的活动。此人不仅在戏剧方面，还曾在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总统的会见场所进行演出。自不待言，石原慎太郎后来成了政治家，作为承担日本这个国家之中心的团队成员，他实现了自我。对于他们，我和武满等人并未向着中心前进，而是从边缘的场所，在被既成权力机构的社会视为异端的场所，以批判性立场的想象力为原动力而从事工作。当然，在音乐的世界里，武满是中心人物，而我这样的人，则作为写作所谓纯文学的人而被赋予进行工作的空间，并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但是，面向中心的人与身处边缘之地进行批判的人这之间的差异，却存在于我的一生之中。我觉得，从刚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
现在，我之所以对爱德华萨义德那样热衷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有亲近感，是因为他将自己规定为“流亡者1”作为巴勒斯坦人，他沦为失去故乡并被从故乡放逐出来的流亡者这样的境地。“失去了故乡的流亡者，将永远无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他极为明了地如此说道，并如此从事着他的工作。我们同样作为无法返回故乡的流亡者，希望在对中心进行批判的场所从事自己的工作。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时开始，我的这个态度越发清晰并巩固起来了。
——刚才您说到了所谓“中心”指的是政治权力吧？另外，由流亡者＝丧失故乡者的感觉这个问题，我所联想到的，是您从一九六一年秋天开始动笔，完成之际在文库版的解说文中回顾为“超越了最初的难关”的叫喊声这部长篇小说。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那起朝鲜少年在高中的楼顶上将女高中生掐死的“小松川事件”被您收到了该作品之中。大冈升平后来也写了题为事件的小说。就整体而言，叫喊声是一部从政治、性、暴力问题等各个角度掘进的郁暗的青春小说。不过，现在阅读这部作品，还是可以感受到在一九六〇年年初那个时期，流亡者的痛苦和悲哀以及这个问题的厚重，就已经在叫喊声中的十八岁少年吴鹰男身上显现出来了。
在叙述这种事时，鹰男这样说道：“咱觉得呀，自己所从属的并不是名为朝鲜的那个存在于地图之上的国家，而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另一个世界，说起来，就是这个世界反面的那个世界。说到这个世界，咱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咱原来居住的地方。即便眼前，即便现在，咱也是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深夜，用别人的语言在说着话。明天早上，咱或许会行走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早晨。有时咱也以为，这种感觉仅仅是欲求没得到满足而已，不过，如果就实际感受而言，咱可真的没有正常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实际感受呀。”在邂逅萨义德氏很久以前，大江先生您本身就已经有了流亡者的感觉。对于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
是的，十八岁的鹰男的想法，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从四国的森林里来到大都市，作为迷失于东京的流亡者而开始了自己的青春。在我生活过来的漫长人生中，让我觉得颇有趣味的，是自己仿佛偶然般接受的人生里的那些事件。当然，也并不是全部，不过作为相当重要的梗概，却在我的生涯中描绘出了一根线条。
与爱德华萨义德一同工作，是在我六十来岁的时候，而与其邂逅相遇，则是在我五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那时我就在想“啊，我一直认为并知道，或许将会与此人相遇。”在交谈过程中，他好像也曾数度新奇地对我说道：“我在想，或许会与你相遇。”我们还是同一年出生的呢。
儿时，我生活在森林里，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不过，我为自己是森林里的孩子而怀有一种幸福感。假如战争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小孩子也将被杀死吧。在我这么想着的同时，还怀有另一种感情——我们是天皇的孩子这种“宏大的共生感”战争结束之后，村子里建立了中学，相邻的镇子则建了高中，如果想要学习的话，也可以外出求学了。于是，我就来到东京继续学习。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我的心情比较低沉，认为“只要走出这个峡谷，自己就不再拥有可供安居的场所”即便将来回到乡下，由于我家里不是农家，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在那里生活。而且，来到东京的最初那两年里，前往商店里购买什么时，也由于我的语言不很清晰而使得店家难以听明白
落第后经过一年复习准备，也就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时，从那一年起，东大开始接受来自台湾的考生。考试最紧张的时候，我的一张答案用卷掉到地板上被旁边的学生给踩住了，于是我举起了手，告诉监考的老师“由于事故，我的答案用卷被弄脏了，可以给我换一张吗？”老师——事后细想起来，这位老师是法语语法专家朝仓季雄先生——便缓慢地问道：“你—是—台—湾—来—的—学—生—吗？”我只回应了一句“是的”（笑），就像来自于外国的那些语言不通的青年一样，软弱无力地微笑着。于是，老师便给了我一份新的答案用卷。
刚入学那会儿，这位朝仓老师负责法语未修班，总是对我说：“早上好。饭菜，合口味吗？”我因此而非常尴尬（笑）。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体验到了逃亡者的感觉。为了使得这样的自己获得勇气，我决心凭借想象力，破坏并改变现实中即有的东西，我将来的生活要面向这个方向（笑）。总之，我决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与落户于中心性场所，具有权利的那些人联手合作。想要如此生活下去的凭依，在我来说，便是文学，而在武满来说，则是音乐。
——写作叫喊声的念头，据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您在从西欧至东欧和苏联的那次旅行归来的飞机里萌发的。
是这样的。我二十六岁时所作的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圈的漫长旅行，是我遇上的一次机会，倘若我不写小说便不会遇上的机会。为了获得前往海外旅行所需携带外汇的许可，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旅行途中，我经过法国，那时伊丹十三已经结婚并住在巴黎，妻子是进口法国电影的那家叫做“东和电影”公司老板的女儿。伊丹十三曾在美国电影北京五十五日1里扮演救助艾娃嘉纳的角色，他用那笔演出费的全额买了一辆捷豹，我就坐上了那车子（笑）。这次旅行，是依靠从保加利亚政府和波兰政府处得到的机票以及些微费用勉强度日的旅行。尽管如此，由于我在东京作为新人作家而略微为人所识，因此而成了我那神经症状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无人相识的欧洲，我或在旅馆里读书，或在街头漫步，那是一种感觉极好的体验。接受我采访的萨特以及他周围那些人所显现出来的亲切，也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碰巧与开高健2旅居巴黎的时间重合，曾被他劝说“不去找个妓女买春吗？”我便答道：“与其做那种事，读书该多好呀！”于是，就被他在随笔和其他文章里大加逗弄了（笑）。这可是一次实在难得的旅行，成为我日后再度出发之契机的旅行。
我因走上文坛而受到追捧，可在那背后，也有一些公然的轻视和轻辱。细说起来，就是认为这个只靠表面才能一直在写小说的青年，很快就要走到尽头。另外，还发生了十七岁事件1，仅有的那几个结识不久的文坛朋友与我断绝了关系，我陷入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之中。感觉到这一切之后，我便与前一年刚刚和我结婚的妻子，一同过着孤独的生活。
——是这样啊？总之，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九五九年，您还出席了江藤淳主持的研讨会并“发言”将论文“现实的停滞与文学”交给了三田文学杂志。
在那个研讨会上，江藤淳打算从反对安保条约的组织中脱身出来的意愿越发坚定了。原本他就是具有成为中心人物的那种资质，在他此前发表反对安保条约言论的那个时期，简直就是一个例外。江藤淳以往曾强烈支持我的小说，那是在我登上文坛大约六个月的时候。那一时期，我对他写出的所有文章都非常理解，却也预感到，这种良好的关系很快就将结束。
后来的发展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在他去世前几年，我出席了野间文学奖的评选会，其间与酒量奇怪下降了的江藤淳说了几句话，同在一张席面上，对我们俩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川村二郎1便说“好像是和好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与江藤淳确实只在最初那六个月里保持着理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