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的话偶然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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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13日，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正在东京作学术访问，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觉得突然，纷纷抢购大江的作品，以一睹平时没有注目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的文采。
回国后，国内文坛也就大江健三郎获奖一事议论沸腾。大多觉得突然，主要话题自然是大江得此殊荣是偶然还是必然？日本作家为什么两次获此世界大奖？我还听到一种议论，似乎大江乃至1968年度川端康成获此奖，主要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甚至以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对非西方文学的一种恩赐。南京周末报记者袁亦同志特地就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编者。读者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过去我们日本文学工作者努力不够，翻译介绍大江文学作品确实是太少太少，大家不太了解。
但是，在日本文学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批评眼”里，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史的重要人物。最早肯定大江文学成就的川端康成认为：“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权威的战后日本文学史用肯定的文字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出现，在战后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件大事。”“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由此可见，大江早已在当今日本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们不能否认大江乃至其他非西方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获奖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的、内在的文学因素。首先，从诺贝尔文学奖发展的历史来看，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1901年至1965年以来，获此奖的西方作家60人，占获奖者总人数的98.4％，而亚非拉获奖者仅印度诗圣泰戈尔1人，只占1.6％。这固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客观分析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处在上升期，并且日益发达。相反，亚非拉文学，包括有着悠久传统的东方文学，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主要是西方对它们推行殖民主义的原因，致使它们的文化和文学渐渐失去应有的光泽。但是，随着亚非拉民族的觉醒，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们的文化和文学肯定会再度辉煌。正如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预言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中将再领风骚。”文学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从1966年至1994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共30人，其中西方作家20人，占66.7％；亚非拉作家10人，占33.3％。亚非拉作家获奖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亚非拉文学的自觉和提高，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文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这是亚非拉作家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并非诺贝尔文学奖的恩赐。
其次，从亚非拉作家获奖的理由来看，尽管因人而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尊重民族的传统，并兼备现代的文学理念和技法，因而获得了成功。以大江之前的东方获奖者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马哈福兹为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诺贝尔奖对泰戈尔的评价是：“泰戈尔十分尊敬祖先的智慧与探索精神。”对川端康成的评语是：“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川端康成虽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但同时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加以维护和继承。”对马哈福兹的评价是：“马哈福兹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的艺术才能”“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他们的经验证明，文学的发展首先立足于民族的文学传统，这是民族文学美的根源。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确立其价值的取向。然而，一民族、一地域的文学又存在一个与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系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学交流汇合而创造出来的文学，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优秀的文学不仅在一民族、一地域内生成和发展，而且往往还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在两者的互相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异采。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1）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执著传统，其次是热烈憧憬外来文化，有消化外来文化的坚实能力和丰富经验，创造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这样的文化环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东方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现代的。这样的作家获得世界的承认，就不会是偶然的了。（2）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吸收存在主义的技巧多于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文学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文学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并且经常强调他写作是面对日本读者。我们从他经常反映的两个主题——核威胁和残疾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3）大江学习西方文学技巧的同时，非常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他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还提及，他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他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并且，他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种思想。比如，他的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运用了日本传统文学的想象力，以及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它们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尤其是文体和语言都是纯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所使用的文体和语言是最日本式的。总之，大江文学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我与月梅、中忱和徐晓等同志策划主编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为了弥补过去翻译介绍大江文学工作的不足，同时向读者提供一次借鉴和学习外国优秀文学的机会。我们的设想，承蒙光明日报出版社及总编辑张胜友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并且荣幸地获得大江健三郎先生亲授版权和北海学园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家千叶宣一先生担任顾问，倾以巨大的热情，促成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经过编委会全体同仁和译者同仁的共同努力，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上述诸先生和同仁一并鸣谢。
1994年10月13日，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正在东京作学术访问，一般日本市民都普遍觉得突然，纷纷抢购大江的作品，以一睹平时没有注目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的文采。
回国后，国内文坛也就大江健三郎获奖一事议论沸腾。大多觉得突然，主要话题自然是大江得此殊荣是偶然还是必然？日本作家为什么两次获此世界大奖？我还听到一种议论，似乎大江乃至1968年度川端康成获此奖，主要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甚至以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对非西方文学的一种恩赐。南京周末报记者袁亦同志特地就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编者。读者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过去我们日本文学工作者努力不够，翻译介绍大江文学作品确实是太少太少，大家不太了解。
但是，在日本文学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批评眼”里，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史的重要人物。最早肯定大江文学成就的川端康成认为：“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权威的战后日本文学史用肯定的文字指出：“大江健三郎的出现，在战后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件大事。”“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由此可见，大江早已在当今日本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我们不能否认大江乃至其他非西方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获奖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观的、内在的文学因素。首先，从诺贝尔文学奖发展的历史来看，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1901年至1965年以来，获此奖的西方作家60人，占获奖者总人数的98.4％，而亚非拉获奖者仅印度诗圣泰戈尔1人，只占1.6％。这固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客观分析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处在上升期，并且日益发达。相反，亚非拉文学，包括有着悠久传统的东方文学，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主要是西方对它们推行殖民主义的原因，致使它们的文化和文学渐渐失去应有的光泽。但是，随着亚非拉民族的觉醒，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们的文化和文学肯定会再度辉煌。正如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预言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中将再领风骚。”文学发展的历程也是如此。从1966年至1994年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共30人，其中西方作家20人，占66.7％；亚非拉作家10人，占33.3％。亚非拉作家获奖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亚非拉文学的自觉和提高，开始改变长期以来文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这是亚非拉作家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并非诺贝尔文学奖的恩赐。
其次，从亚非拉作家获奖的理由来看，尽管因人而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尊重民族的传统，并兼备现代的文学理念和技法，因而获得了成功。以大江之前的东方获奖者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埃及的马哈福兹为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诺贝尔奖对泰戈尔的评价是：“泰戈尔十分尊敬祖先的智慧与探索精神。”对川端康成的评语是：“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川端康成虽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但同时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加以维护和继承。”对马哈福兹的评价是：“马哈福兹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的艺术才能”“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他们的经验证明，文学的发展首先立足于民族的文学传统，这是民族文学美的根源。离开这一点，就很难确立其价值的取向。然而，一民族、一地域的文学又存在一个与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系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学交流汇合而创造出来的文学，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优秀的文学不仅在一民族、一地域内生成和发展，而且往往还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在两者的互相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异采。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1）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执著传统，其次是热烈憧憬外来文化，有消化外来文化的坚实能力和丰富经验，创造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这样的文化环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东方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现代的。这样的作家获得世界的承认，就不会是偶然的了。（2）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吸收存在主义的技巧多于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文学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文学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并且经常强调他写作是面对日本读者。我们从他经常反映的两个主题——核威胁和残疾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3）大江学习西方文学技巧的同时，非常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他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还提及，他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他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并且，他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种思想。比如，他的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运用了日本传统文学的想象力，以及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它们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尤其是文体和语言都是纯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所使用的文体和语言是最日本式的。总之，大江文学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我与月梅、中忱和徐晓等同志策划主编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为了弥补过去翻译介绍大江文学工作的不足，同时向读者提供一次借鉴和学习外国优秀文学的机会。我们的设想，承蒙光明日报出版社及总编辑张胜友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并且荣幸地获得大江健三郎先生亲授版权和北海学园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家千叶宣一先生担任顾问，倾以巨大的热情，促成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经过编委会全体同仁和译者同仁的共同努力，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上述诸先生和同仁一并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