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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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2），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3）（boris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4），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5）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6），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7）。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8）（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9）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and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10）。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11）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12）（alexander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13）（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
可惜我还没有看过他们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七月八日上午，往伊东医士寓去补牙，等在客厅里，有些无聊。四壁只挂着一幅织出的画和两副对，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两颗印，一颗是姓名，一颗是头衔；江的是“迪威将军”王的是“佛门弟子”
（14）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毫无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柿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15）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委实利害，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16）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
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落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
从去年夏天发明了这一种花生政策以后，至今还在继续厉行。
但密斯们却不在此限，她们的胃似乎比他们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个点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来陈列片时，吃去一点，于我的损失是极微的“何必改作”（17）？
密斯高是很少来的客人，有点难于执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没有别的点心，只好献出柿霜糖去了。这是远道携来的名糖，当然可以见得郑重。
我想，这糖不大普通，应该先说明来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柿霜做成。颜色最好是深黄；倘是淡黄，那便不是纯柿霜。这很凉，如果嘴角这些地方生疮的时候，便含着，使它渐渐从嘴角流出，疮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声，而且这时才记起她是河南人。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里有黑点的，我们那里称为灰茭，虽是乡下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论斤论车地卖，一到南边，便根上系着绳，倒挂在水果铺子的门前了，买时论两，或者半株，用处是放在阔气的火锅中，或者给鱼翅垫底。但假如有谁在北京特地请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边时请他吃煮白菜，则即使不至于称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张罢。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许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
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18），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19）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20）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21）（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22）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23）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
虽然夹些“流言”在内，也未必便于“学理和事实”有妨。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世界日报副刊。
（2）素园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北京大学毕业。译有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3）毕力涅克（u..]plmzfo，1894—1941）又译皮涅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同路人”作家。一九二六年夏曾来我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4）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间曾来我国。“竺震旦”是他在中国度六十四岁生日时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我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简称竺国；那时印度一带僧人初入中国，多用“竺”字冠其名。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5）甘地（m.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在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中，屡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监禁，他在狱中便以绝食作为斗争的手段。
（6）伊本纳兹（1867—1928）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共和党的领导人一九二四年春曾随美国的一个世界游历团来我国游历。
（7）据上海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和第十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记载，第十一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通过“今后教育官注意民族主义案”其办法是：“（一）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历史，及说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二）公民教育应以民族自决为对外唯一目的。（三）社会教育，宜对于一般平民提倡民族主义，以养成独立自主之公民。（四）儿童教育多采用国耻图画国耻故事，以引起其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
（8）斯吉泰烈支（c.j.cophrls，1868—1941）俄国小说家。
十月革命时逃亡国外，一九三年回国。著有契尔诺夫一家等。
（9）任国桢（1898—1931）字子卿，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他选译当时苏俄杂志中的不同派别的四篇文艺论文编辑而成；为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0）里培进司基（g.c.bphsfpzgopi，1898—1959）苏联作家。一周间，是他描写苏联内战的中篇小说。
（11）尾濑敬止（1889—1952）日本翻译家。曾任东京朝日新闻和俄罗斯新闻的记者，生平致力于介绍、翻译俄国文学。
（12）勃洛克（a.a.uleo，1880—1921）苏联诗人。早期为俄国象征派诗人；后受一九五年革命影响，开始接触现实。十月革命时倾向革命。著有俄罗斯颂、十二个等。
（13）托罗兹基（b.i.dnefopi，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年死于墨西哥。
（14）江朝宗、王芝祥都是当时的军阀、官僚。江朝宗曾参加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活动；失败后，他在同一年内却得到北洋政府“迪威将军”的头衔。王芝祥曾用佛教慈善团体名义组织世界红卍字会，自任会长。
（15）“密斯”英语miss的音译，意为小姐。“密斯得”英语mister的音译，意为先生。
（16）“向隅”见汉代刘向说苑贵德：“古人于天下，臂一堂之上；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后来用以比喻得不到平等的待遇。
（17）“何必改作”语见论语先进：“仍旧贯，如之何？
何必改作？”
（18）李太白（701—762）李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杨朱，战国时魏国人，思想家。
（19）威尔士（h.g.wells，1866—1946）通泽威尔斯，英国著作家。著有世界史纲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等。
（20）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神曲等。
（21）跋忒莱尔（1844—1910）英国作家，但丁的研究者。著有但丁及其时代等。曾译神曲为英文，并加注释。
（22）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文里，说他和章士钊于一九二一年夏曾在英国访问威尔士和萧伯纳；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里，又将陈西滢的这一段文字改写为文言。此外，陈西滢在其他文章中还常谈到威尔士、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等以自炫。
（23）曼殊斐儿（k.mansfield，1888—1923）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小说幸福、鸽巢等。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又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上一再谈到法朗士，徐志摩也“夸奖”他学法朗士的文章已经“有根”了。
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2），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3）（boris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4），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5）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6），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7）。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8）（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9）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and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10）。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11）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12）（alexander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13）（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
可惜我还没有看过他们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七月八日上午，往伊东医士寓去补牙，等在客厅里，有些无聊。四壁只挂着一幅织出的画和两副对，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两颗印，一颗是姓名，一颗是头衔；江的是“迪威将军”王的是“佛门弟子”
（14）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毫无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柿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15）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委实利害，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16）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
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落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
从去年夏天发明了这一种花生政策以后，至今还在继续厉行。
但密斯们却不在此限，她们的胃似乎比他们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个点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来陈列片时，吃去一点，于我的损失是极微的“何必改作”（17）？
密斯高是很少来的客人，有点难于执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没有别的点心，只好献出柿霜糖去了。这是远道携来的名糖，当然可以见得郑重。
我想，这糖不大普通，应该先说明来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柿霜做成。颜色最好是深黄；倘是淡黄，那便不是纯柿霜。这很凉，如果嘴角这些地方生疮的时候，便含着，使它渐渐从嘴角流出，疮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声，而且这时才记起她是河南人。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里有黑点的，我们那里称为灰茭，虽是乡下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论斤论车地卖，一到南边，便根上系着绳，倒挂在水果铺子的门前了，买时论两，或者半株，用处是放在阔气的火锅中，或者给鱼翅垫底。但假如有谁在北京特地请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边时请他吃煮白菜，则即使不至于称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张罢。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许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
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18），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19）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20）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21）（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22）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23）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
虽然夹些“流言”在内，也未必便于“学理和事实”有妨。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世界日报副刊。
（2）素园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北京大学毕业。译有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3）毕力涅克（u..]plmzfo，1894—1941）又译皮涅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同路人”作家。一九二六年夏曾来我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4）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间曾来我国。“竺震旦”是他在中国度六十四岁生日时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我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简称竺国；那时印度一带僧人初入中国，多用“竺”字冠其名。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5）甘地（m.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在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中，屡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监禁，他在狱中便以绝食作为斗争的手段。
（6）伊本纳兹（1867—1928）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共和党的领导人一九二四年春曾随美国的一个世界游历团来我国游历。
（7）据上海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和第十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记载，第十一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通过“今后教育官注意民族主义案”其办法是：“（一）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历史，及说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二）公民教育应以民族自决为对外唯一目的。（三）社会教育，宜对于一般平民提倡民族主义，以养成独立自主之公民。（四）儿童教育多采用国耻图画国耻故事，以引起其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
（8）斯吉泰烈支（c.j.cophrls，1868—1941）俄国小说家。
十月革命时逃亡国外，一九三年回国。著有契尔诺夫一家等。
（9）任国桢（1898—1931）字子卿，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他选译当时苏俄杂志中的不同派别的四篇文艺论文编辑而成；为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0）里培进司基（g.c.bphsfpzgopi，1898—1959）苏联作家。一周间，是他描写苏联内战的中篇小说。
（11）尾濑敬止（1889—1952）日本翻译家。曾任东京朝日新闻和俄罗斯新闻的记者，生平致力于介绍、翻译俄国文学。
（12）勃洛克（a.a.uleo，1880—1921）苏联诗人。早期为俄国象征派诗人；后受一九五年革命影响，开始接触现实。十月革命时倾向革命。著有俄罗斯颂、十二个等。
（13）托罗兹基（b.i.dnefopi，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年死于墨西哥。
（14）江朝宗、王芝祥都是当时的军阀、官僚。江朝宗曾参加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活动；失败后，他在同一年内却得到北洋政府“迪威将军”的头衔。王芝祥曾用佛教慈善团体名义组织世界红卍字会，自任会长。
（15）“密斯”英语miss的音译，意为小姐。“密斯得”英语mister的音译，意为先生。
（16）“向隅”见汉代刘向说苑贵德：“古人于天下，臂一堂之上；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后来用以比喻得不到平等的待遇。
（17）“何必改作”语见论语先进：“仍旧贯，如之何？
何必改作？”
（18）李太白（701—762）李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杨朱，战国时魏国人，思想家。
（19）威尔士（h.g.wells，1866—1946）通泽威尔斯，英国著作家。著有世界史纲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等。
（20）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神曲等。
（21）跋忒莱尔（1844—1910）英国作家，但丁的研究者。著有但丁及其时代等。曾译神曲为英文，并加注释。
（22）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文里，说他和章士钊于一九二一年夏曾在英国访问威尔士和萧伯纳；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里，又将陈西滢的这一段文字改写为文言。此外，陈西滢在其他文章中还常谈到威尔士、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等以自炫。
（23）曼殊斐儿（k.mansfield，1888—1923）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小说幸福、鸽巢等。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又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上一再谈到法朗士，徐志摩也“夸奖”他学法朗士的文章已经“有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