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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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段祺瑞乞灵于这样的内阁，无异于画饼充饥。当他把两封电报让大家传阅后，四个人表现了不同的反应：吴光新说：“奉军要来让他来好了，既然人家国民军都管不了，咱们干嘛多此一举？”
杨庶堪说：“奉军野心勃勃，到处扩张，不干政是假，专权霸政是真，应下令斥责！”
龚心湛说：“唉，恐怕只有奉军斥责执政府的份儿，没有执政府斥责奉军的份儿了。”
林建章说：“行了，还是请执政便宜行事吧。”
会议无果而散，段祺瑞愁肠百结。
张作霖不给段祺瑞喘息之机，他步步劲逼，志在必得。从5月1日起，不管老段答不答应，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开进关来。同时，奉军在京奉、京津、津浦路上扣留车辆，检查稽留旅客。北京的大部国民军向宣化、张家口、平地泉撤退。搞得朝野上下，京津内外，人心惶惶，一夕三惊。
张作霖透出“进京展觐”的口风，0日由奉天来到天津。段祺瑞慌了手脚，赶忙派吴光新和梁鸿志赴津迎迓，想把张作霖请到北京，当面疏通。张作霖对吴、梁二人不屑一顾，只让下人捎话：“因检阅军队，政务繁忙，暂缓入京”。把他们打发回来。这更使段执政忐忑不安，不知怎样去讨好这位“太上皇”。
张作霖在曹家花园举行军事会议。中心议题是怎样夺取中央政权，怎样向长江流域扩充实力，怎样把卢永祥、郑士琦挤走，把苏、皖地盘儿抠到手，怎样组建以梁士诒为首的新内阁，怎样压迫段政府调卢永祥为陆军总长，保荐郑谦为苏督，姜登选为皖督，韩麟春为苏鲁皖“剿匪”总司令……总之，这位曾以“晚辈”自谦的“老朋友”，扯去一切伪装，赤裸裸露出狰狞面孔，向手无寸铁的元首开刀了！
段祺瑞仍对张作霖抱有幻想。他函电交驰，屡派专使到天津，低声下气地邀请“太上皇”进京一叙。张作霖是个精灵鬼，知道一些话当面不好谈，不如留在天津漫天要价更合算。所以，他百般推托不朝。历史真会捉弄人，当年段祺瑞曾以同样方式胁迫黎元洪、徐世昌、曾几何时，他由“太上皇”变成傀儡，使段祺瑞有“请君入瓮”的滋味。
冯玉祥真的甘心退避三舍吗？不、他之所以一再“退让”，不过是缓兵之计。当他一再向吴佩孚示好遭到拒绝后，于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一个崭露头角的人物——孙传芳身上，他们出于同样的担心，结果一拍即合，达成秘密协议：共同对付咄咄逼人的奉张！
张作霖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不得不放慢“逼宫”步伐，以集中全力对付国民军和孙传芳。于是，摇摇欲坠的执政府方得以苟延残喘。
这里的矛盾刚刚缓和，另一个矛盾又突显起来。
这天，段祺瑞正在批阅公文，梁鸿志拿着一份报纸慌慌张张走进来，风声鹤唳地说：“执政，不好了，‘金法郎真相’在《京报》上发表了，还有邵飘萍的述评！”
段祺瑞一听大惊失色，赶忙推开文件，立马追风地说：“快拿来！”
文章写得太尖锐，太犀利了，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整整一个头版，刊登了同一内客。有翁敬棠披露的事实真相，有主笔邵飘萍的述评，有编辑部的按语。文章说，检查之初，外、财当局自知真相败露，无可掩盖，乃转而泄忿于检举人，横加诬蔑，散布谣言，谓如何受人运动等等；政府则施用种种手段，阴图打消；而高检厅则上下其手，轻描淡写，竟下令不于处分。他叹谓道，吾国财政败坏久矣，而司法机关威信失坠无余，不尤令人扼腕叹息，。他披露，在金法郎案中中国仅向法、意、比三国赔款损失总计高达亿多元！而执政府只得到关余，监余款60万元（这本是中国的，早该归还），这笔款用于支付正在大打内战的奉系，一次就拨给张作霖500多万元，张还不满意，后又给他00万元。其余则用来支付国民军军费和维持政府开支……亿多元现大洋意味着什么？按当时市价，一元钱可买50斤的一袋白面，亿多元可想而知了。这理所当然要引起国人愤怒和谴责。自金法郎案公布之日起，各省民众团体，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没有停止过斗争。他们发表演讲，游行集会、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执政府的卖国罪行。
说起邵飘萍和他主办的《京报》、不管是段祺瑞、张作霖、还是吴佩孚，无不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对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但始终堵不住他的嘴，封不住他的笔……段祺瑞越看越气，越看越怕，三把两把把报纸扯碎，身子往靠背上一仰，生起闷气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问一直站在一旁的梁鸿志：“按照法律他们应判何罪？”
梁鸿志说：“调查报告说，李、沈二人触犯刑律第108条，章总长触犯刑律第条第1款，判0年有期徒到无期徒刑。”
段说：“你快去检查厅和北京高检，设法通融。”“事关重大，怕不好办，法律无情啊！”“不好办也办，一定把事办好！去它妈的，让法律见鬼去吧！”
五卅风云
195年5月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从而引发一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这一伟大运动同6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中国人的斗志，给反动军阀敲响丧钟……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是这样的：194年10月，孙中山平定了广州商团叛乱，使广东国民革命得以巩固发展。为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把革命推向全国，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统一了广东。在北方、以张作霖、冯玉祥、孙传芳、吴佩孚为首的军阀，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大混战。
这时的共产党，已于195年1月0日成功地召开了第四次党代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等重要问题，初步形成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为推动群众运动新高潮，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面临着失去在华利益和代理人的危险。于是，加紧镇压革命势力和争夺代理人的斗争。“五卅”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从月份起，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因日资本家任意打骂、剥削、辞退、开除工人，打死童工等暴行，举行过多次罢工，人数最多时达7万多人。4月份，青岛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因不堪忍受日资本家剥削压迫，也举行罢工。日厂方勾结山东督办张宗昌、舰队司令温树德派兵镇压，打死工人8名，打伤0余名，逮捕7名……5月15日，上海日纱厂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带领工人与厂方交涉补发工资、上班等问题，早已声称“关闭工厂，饿死中国工人”的厂方，竟公然开枪将顾正红杀死，打伤10名工人。
事发后，该厂万多工人举行抗议罢工。上海各大学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宣传募捐，声援受难家属。但租界当局竟以“扰乱社会治安”罪、逮捕6名大学生，扬言5月0日进行“公审”，并以辞退工人相威胁，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把经济斗争转入反帝政治斗争。定于5月0日在租界举行示威大游行。
0日上午，工人、学生000多人来到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发当局罪行。租界当局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大肆拘捕爱国生众100多人。下午时，愤怒生众数千人高呼反帝口号，要求释放被捕生众。英国捕头爱浦生悍然下令开枪，打死1人，重伤8人，轻伤1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和商业联合会，领导这场反帝运动。号召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布。自6月1日起，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接着，工商联成功地主持召开了有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五卅”交涉案17条，中共中央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而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同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宣布“取消中国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惨案发生后，段祺瑞迫于压力，指示外交部于6月日、4日，分别向外交使团提出抗议照会。但外交团强词夺理，推卸责任，说什么巡捕开枪是“自卫行动”，罢工行动“显有**背景”等等。他们提议由各国公使派员组成调查团，赴泸调查事实真相。段执政同意这一建议……这天，段祺瑞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但会场一阵沉默，与会者均感事态严重，怕担责任不敢说话，更没有人站出来担当交涉重任。就这样沉默十来分钟。段祺瑞不得不表态。他说：“我早说过，外国人不好惹，可一些人不知天高地厚，非要惹事生非，结果惹恼了洋人！几天来，光上海一地洋人就9次向中国人开枪，杀死60多人，重伤70余人；轻伤及被捕者不计其数。英、美、日等国军舰纷纷开进黄埔港，大肆煊耀武力，陆战队员遍布上海街头，如临大敌。死几个人不要紧，给政府徒增麻烦，尚有乱及全国及引发国际交涉之虞。真是，令人生厌！”
有人说：“共产党是致乱之源，该杀！”段祺瑞感叹道：“我倒很欣赏他们的活动能量：一夜之间鼓动几十万民民众上街，哪个政党能做得到？真是洪水猛兽啊！有迹像表明，北京正组织几十万人的大游行。这很可怕，这场**将很快蔓延到全国，形成燎原之势。你们警察厅、卫戌部队要早做准备，教育部好好管住学生，别像6年前那样来个措手不及！”他恶狠狠地扫视一眼会场，接着说，“令人不解地是：张作霖、冯玉祥、赵恒惕、杨森、刘文辉、邓锡侯、唐继尧等军政要员，怀着不同动机，纷纷给我发电，对洋人表示抗议。好人都让他们做了，真不可理解！”
段祺瑞重新坐下来，态度严肃地说：“现在，我任命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负责上海地区事务；派江苏省长郑谦，税务督办蔡廷干，外交部次长曾宝鉴到沪查办此案，并筹济难胞。记住：你们务要说服双方，各自作一些让步，不要再激化矛盾，早日率循正轨……”
段祺瑞不敢提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正当要求，不敢提惩治肇事，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实质性问题，反要中国人“让步”，“率循正轨”，充分暴露其媚外卖国的本性。
散会后，段祺瑞把三个赴沪代表留下面授机宜。他说：“我的思想你们应该明白：我不愿看到事态扩大，更不希望祸及全国，我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不伤害洋人，又不得罪国人。这就看你们的策略了。工商联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你们要多做分化、瓦解工作，早日平息这场**。一切拜托了。”
北京政府的软弱和忍让，并未感动外国人。他们继续得寸进尺，疯狂镇压中国人。
6月5日，上海罢工范围继续扩大，公共租界里的华人巡捕拒绝上岗。黄埔港美、法、英、日、意等国军舰增至6艘，各国水兵在闹市区横冲直撞，检查行人，逮捕学生，搜查学校、旅馆、单位等。
6月9日，租界当局非法审讯19名中国公民，引起上海市民极大愤怒。引发更大规模的“三罢”浪潮。自惨案发生以来的10日内，上海英日工厂，洋行，工部局及其所属单位，以及少数中国工厂196个单位，0多万员工举行大罢工，给帝国主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听到这些消息，段祺瑞一筹莫展，一夕数惊。
这天下午，段祺瑞刚刚吃过午饭准备休息。梁鸿志慌里慌张跑来，一进门就说：“芝老，北大学生代表要求见您。”
段祺瑞气极败坏地说：“不见，谁也不见！杀了我算了，省得活受罪。”
梁鸿志对这位反复无常，性情越来越暴躁的上司大感失望。他动不动发火、骂娘、摔东西、扯文件；刚才还是春风满面，转眼间便电闪雷鸣；深更半夜他可能召唤你，当你急冲冲赶去，他又一言不发把你支走……他耐着性子说：“芝老啊，长辛店工人要进京示威，学生、工人要举行全市大游行，北京局势一触即发，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再不敢激化矛盾啦……”
几句话说到段祺瑞的心坎上，他扬着头，闭着眼，沉默许久，才心力交瘁地说：“好，你去安排。”
师生代表9人被请到外客厅，刚刚坐下，段祺瑞就在副官警卫陪同下走了进来，师生们赶忙起来齐声问好。段祺瑞哭丧着脸，敷衍地挥挥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表情呆板而疲惫，嘴上长满水泡，眼睛网着血丝，脸上一副无可奈何神不守舍的冷默。与他们想像中的元首大相径庭，师生们大感失望……大家坐定后，梁鸿志说：“各位代表，执政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诸位长话短说，尽量节省时间，哪位先讲？”
一位血气方刚的男生铿锵地说：“执政，自鸦片战争以来的85年中，帝国主义者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一千多个，割去中国领土00多万平方公里，战争掠夺和其它赔款1000多亿两白银！它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租界区、掌握海关大权；它们的军舰可以自由出入中国领海和港口，军队可以随意驻扎中国领土；它们在中国开银行、商行、工厂、教堂，更有甚者随意奴役、剥削、压榨、杀害中国人，而不受法律制裁！自从民国成立后，中国人以为可以扬眉吐气，谁知，中国处境并无些许改善，依然饱受洋人欺凌肆虐。以此次‘五卅’惨案为例，帝国主义分子随意逮捕、刑讯、枪杀中国人。请问执政大人，你身为一国元首，将如何面对横行无忌的洋人？”
段祺瑞言不由衷地说：“我跟你一样痛恨洋人，同情同胞。我将竭力把事情办好。”
一位伶牙利齿的女生说：“我记得你在施政演说中，有‘外崇国信’一说，请问这怎样解释？”
段祺瑞诡辩道：“这是一种策略，我不能上台伊始，就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凡事得慢慢来。”
另一位青年教师问：“请问在这次事件中，执政有何举措？”
段说：“事发第二天我就指令外交部向外交团提出抗议照会。4日和6日又分别提出抗议，并派得力人手赴沪调查，倜济难胞。”
还是那位教师说：“但你在抗议中，只有释放被捕者并未提惩治肇事者，赔偿损失，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实质性条款。这又作何解释？”
段祺瑞强词夺理：“这……朋友，当我们劝架时，首先让双方脱离接触，然后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这是一种策略。”
一位年过花甲的学者插嘴道：“然而，这不是一般性打架，是强权，是肆虐，是强盗对无辜的平民无端射杀，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段祺瑞反问：“这……你说该怎么办？”老者义正词严地说：“第一，请求政府立即与英、日两国经济绝交；第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三，派兵进驻租界，以期收回租界；第四，立即召回中国驻英、日公使——这就是我们的请求。”
段祺瑞愣忡忡盯视着老者，皱着眉头，似乎看着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许久、才冷笑道：“什么？你是说中国军队进驻外国租界，你是说召回英、日公使，你是说跟英、日绝交？可是，你想过后果吗？你想过它的严重性吗？不不，老兄，这太冒险，太轻率了！对不起我不能擅自决定这么大的事情，不能。”
老者侃侃而谈：“执政，你错了，租界是中国的领土，派兵进驻并不违反条例；而撤回公使只是一种反抗形式，与断然绝交不同，各国也不乏先例。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政府，主权不能保证，尊严不能维护，人民安全不能确保，何以称其政府？”
段祺瑞敷衍道：“好啦，这件事我作不了主，待明日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再作出决定好吗？”
代表们对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元首已不抱任何希望，知道多说无益，于是，相约而去。
段祺瑞仰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许久一动不动。
6月14日，段祺瑞刚刚坐在靠背椅上，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没说好气地说：“我是，说！”（未完待续）
今天段祺瑞乞灵于这样的内阁，无异于画饼充饥。当他把两封电报让大家传阅后，四个人表现了不同的反应：吴光新说：“奉军要来让他来好了，既然人家国民军都管不了，咱们干嘛多此一举？”
杨庶堪说：“奉军野心勃勃，到处扩张，不干政是假，专权霸政是真，应下令斥责！”
龚心湛说：“唉，恐怕只有奉军斥责执政府的份儿，没有执政府斥责奉军的份儿了。”
林建章说：“行了，还是请执政便宜行事吧。”
会议无果而散，段祺瑞愁肠百结。
张作霖不给段祺瑞喘息之机，他步步劲逼，志在必得。从5月1日起，不管老段答不答应，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开进关来。同时，奉军在京奉、京津、津浦路上扣留车辆，检查稽留旅客。北京的大部国民军向宣化、张家口、平地泉撤退。搞得朝野上下，京津内外，人心惶惶，一夕三惊。
张作霖透出“进京展觐”的口风，0日由奉天来到天津。段祺瑞慌了手脚，赶忙派吴光新和梁鸿志赴津迎迓，想把张作霖请到北京，当面疏通。张作霖对吴、梁二人不屑一顾，只让下人捎话：“因检阅军队，政务繁忙，暂缓入京”。把他们打发回来。这更使段执政忐忑不安，不知怎样去讨好这位“太上皇”。
张作霖在曹家花园举行军事会议。中心议题是怎样夺取中央政权，怎样向长江流域扩充实力，怎样把卢永祥、郑士琦挤走，把苏、皖地盘儿抠到手，怎样组建以梁士诒为首的新内阁，怎样压迫段政府调卢永祥为陆军总长，保荐郑谦为苏督，姜登选为皖督，韩麟春为苏鲁皖“剿匪”总司令……总之，这位曾以“晚辈”自谦的“老朋友”，扯去一切伪装，赤裸裸露出狰狞面孔，向手无寸铁的元首开刀了！
段祺瑞仍对张作霖抱有幻想。他函电交驰，屡派专使到天津，低声下气地邀请“太上皇”进京一叙。张作霖是个精灵鬼，知道一些话当面不好谈，不如留在天津漫天要价更合算。所以，他百般推托不朝。历史真会捉弄人，当年段祺瑞曾以同样方式胁迫黎元洪、徐世昌、曾几何时，他由“太上皇”变成傀儡，使段祺瑞有“请君入瓮”的滋味。
冯玉祥真的甘心退避三舍吗？不、他之所以一再“退让”，不过是缓兵之计。当他一再向吴佩孚示好遭到拒绝后，于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一个崭露头角的人物——孙传芳身上，他们出于同样的担心，结果一拍即合，达成秘密协议：共同对付咄咄逼人的奉张！
张作霖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不得不放慢“逼宫”步伐，以集中全力对付国民军和孙传芳。于是，摇摇欲坠的执政府方得以苟延残喘。
这里的矛盾刚刚缓和，另一个矛盾又突显起来。
这天，段祺瑞正在批阅公文，梁鸿志拿着一份报纸慌慌张张走进来，风声鹤唳地说：“执政，不好了，‘金法郎真相’在《京报》上发表了，还有邵飘萍的述评！”
段祺瑞一听大惊失色，赶忙推开文件，立马追风地说：“快拿来！”
文章写得太尖锐，太犀利了，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整整一个头版，刊登了同一内客。有翁敬棠披露的事实真相，有主笔邵飘萍的述评，有编辑部的按语。文章说，检查之初，外、财当局自知真相败露，无可掩盖，乃转而泄忿于检举人，横加诬蔑，散布谣言，谓如何受人运动等等；政府则施用种种手段，阴图打消；而高检厅则上下其手，轻描淡写，竟下令不于处分。他叹谓道，吾国财政败坏久矣，而司法机关威信失坠无余，不尤令人扼腕叹息，。他披露，在金法郎案中中国仅向法、意、比三国赔款损失总计高达亿多元！而执政府只得到关余，监余款60万元（这本是中国的，早该归还），这笔款用于支付正在大打内战的奉系，一次就拨给张作霖500多万元，张还不满意，后又给他00万元。其余则用来支付国民军军费和维持政府开支……亿多元现大洋意味着什么？按当时市价，一元钱可买50斤的一袋白面，亿多元可想而知了。这理所当然要引起国人愤怒和谴责。自金法郎案公布之日起，各省民众团体，民主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没有停止过斗争。他们发表演讲，游行集会、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执政府的卖国罪行。
说起邵飘萍和他主办的《京报》、不管是段祺瑞、张作霖、还是吴佩孚，无不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对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但始终堵不住他的嘴，封不住他的笔……段祺瑞越看越气，越看越怕，三把两把把报纸扯碎，身子往靠背上一仰，生起闷气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问一直站在一旁的梁鸿志：“按照法律他们应判何罪？”
梁鸿志说：“调查报告说，李、沈二人触犯刑律第108条，章总长触犯刑律第条第1款，判0年有期徒到无期徒刑。”
段说：“你快去检查厅和北京高检，设法通融。”“事关重大，怕不好办，法律无情啊！”“不好办也办，一定把事办好！去它妈的，让法律见鬼去吧！”
五卅风云
195年5月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从而引发一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这一伟大运动同6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中国人的斗志，给反动军阀敲响丧钟……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是这样的：194年10月，孙中山平定了广州商团叛乱，使广东国民革命得以巩固发展。为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把革命推向全国，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统一了广东。在北方、以张作霖、冯玉祥、孙传芳、吴佩孚为首的军阀，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大混战。
这时的共产党，已于195年1月0日成功地召开了第四次党代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等重要问题，初步形成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为推动群众运动新高潮，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面临着失去在华利益和代理人的危险。于是，加紧镇压革命势力和争夺代理人的斗争。“五卅”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从月份起，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因日资本家任意打骂、剥削、辞退、开除工人，打死童工等暴行，举行过多次罢工，人数最多时达7万多人。4月份，青岛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因不堪忍受日资本家剥削压迫，也举行罢工。日厂方勾结山东督办张宗昌、舰队司令温树德派兵镇压，打死工人8名，打伤0余名，逮捕7名……5月15日，上海日纱厂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带领工人与厂方交涉补发工资、上班等问题，早已声称“关闭工厂，饿死中国工人”的厂方，竟公然开枪将顾正红杀死，打伤10名工人。
事发后，该厂万多工人举行抗议罢工。上海各大学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宣传募捐，声援受难家属。但租界当局竟以“扰乱社会治安”罪、逮捕6名大学生，扬言5月0日进行“公审”，并以辞退工人相威胁，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把经济斗争转入反帝政治斗争。定于5月0日在租界举行示威大游行。
0日上午，工人、学生000多人来到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发当局罪行。租界当局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大肆拘捕爱国生众100多人。下午时，愤怒生众数千人高呼反帝口号，要求释放被捕生众。英国捕头爱浦生悍然下令开枪，打死1人，重伤8人，轻伤1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和商业联合会，领导这场反帝运动。号召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布。自6月1日起，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接着，工商联成功地主持召开了有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五卅”交涉案17条，中共中央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而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同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宣布“取消中国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惨案发生后，段祺瑞迫于压力，指示外交部于6月日、4日，分别向外交使团提出抗议照会。但外交团强词夺理，推卸责任，说什么巡捕开枪是“自卫行动”，罢工行动“显有**背景”等等。他们提议由各国公使派员组成调查团，赴泸调查事实真相。段执政同意这一建议……这天，段祺瑞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但会场一阵沉默，与会者均感事态严重，怕担责任不敢说话，更没有人站出来担当交涉重任。就这样沉默十来分钟。段祺瑞不得不表态。他说：“我早说过，外国人不好惹，可一些人不知天高地厚，非要惹事生非，结果惹恼了洋人！几天来，光上海一地洋人就9次向中国人开枪，杀死60多人，重伤70余人；轻伤及被捕者不计其数。英、美、日等国军舰纷纷开进黄埔港，大肆煊耀武力，陆战队员遍布上海街头，如临大敌。死几个人不要紧，给政府徒增麻烦，尚有乱及全国及引发国际交涉之虞。真是，令人生厌！”
有人说：“共产党是致乱之源，该杀！”段祺瑞感叹道：“我倒很欣赏他们的活动能量：一夜之间鼓动几十万民民众上街，哪个政党能做得到？真是洪水猛兽啊！有迹像表明，北京正组织几十万人的大游行。这很可怕，这场**将很快蔓延到全国，形成燎原之势。你们警察厅、卫戌部队要早做准备，教育部好好管住学生，别像6年前那样来个措手不及！”他恶狠狠地扫视一眼会场，接着说，“令人不解地是：张作霖、冯玉祥、赵恒惕、杨森、刘文辉、邓锡侯、唐继尧等军政要员，怀着不同动机，纷纷给我发电，对洋人表示抗议。好人都让他们做了，真不可理解！”
段祺瑞重新坐下来，态度严肃地说：“现在，我任命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负责上海地区事务；派江苏省长郑谦，税务督办蔡廷干，外交部次长曾宝鉴到沪查办此案，并筹济难胞。记住：你们务要说服双方，各自作一些让步，不要再激化矛盾，早日率循正轨……”
段祺瑞不敢提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正当要求，不敢提惩治肇事，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实质性问题，反要中国人“让步”，“率循正轨”，充分暴露其媚外卖国的本性。
散会后，段祺瑞把三个赴沪代表留下面授机宜。他说：“我的思想你们应该明白：我不愿看到事态扩大，更不希望祸及全国，我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不伤害洋人，又不得罪国人。这就看你们的策略了。工商联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你们要多做分化、瓦解工作，早日平息这场**。一切拜托了。”
北京政府的软弱和忍让，并未感动外国人。他们继续得寸进尺，疯狂镇压中国人。
6月5日，上海罢工范围继续扩大，公共租界里的华人巡捕拒绝上岗。黄埔港美、法、英、日、意等国军舰增至6艘，各国水兵在闹市区横冲直撞，检查行人，逮捕学生，搜查学校、旅馆、单位等。
6月9日，租界当局非法审讯19名中国公民，引起上海市民极大愤怒。引发更大规模的“三罢”浪潮。自惨案发生以来的10日内，上海英日工厂，洋行，工部局及其所属单位，以及少数中国工厂196个单位，0多万员工举行大罢工，给帝国主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听到这些消息，段祺瑞一筹莫展，一夕数惊。
这天下午，段祺瑞刚刚吃过午饭准备休息。梁鸿志慌里慌张跑来，一进门就说：“芝老，北大学生代表要求见您。”
段祺瑞气极败坏地说：“不见，谁也不见！杀了我算了，省得活受罪。”
梁鸿志对这位反复无常，性情越来越暴躁的上司大感失望。他动不动发火、骂娘、摔东西、扯文件；刚才还是春风满面，转眼间便电闪雷鸣；深更半夜他可能召唤你，当你急冲冲赶去，他又一言不发把你支走……他耐着性子说：“芝老啊，长辛店工人要进京示威，学生、工人要举行全市大游行，北京局势一触即发，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再不敢激化矛盾啦……”
几句话说到段祺瑞的心坎上，他扬着头，闭着眼，沉默许久，才心力交瘁地说：“好，你去安排。”
师生代表9人被请到外客厅，刚刚坐下，段祺瑞就在副官警卫陪同下走了进来，师生们赶忙起来齐声问好。段祺瑞哭丧着脸，敷衍地挥挥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表情呆板而疲惫，嘴上长满水泡，眼睛网着血丝，脸上一副无可奈何神不守舍的冷默。与他们想像中的元首大相径庭，师生们大感失望……大家坐定后，梁鸿志说：“各位代表，执政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诸位长话短说，尽量节省时间，哪位先讲？”
一位血气方刚的男生铿锵地说：“执政，自鸦片战争以来的85年中，帝国主义者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一千多个，割去中国领土00多万平方公里，战争掠夺和其它赔款1000多亿两白银！它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租界区、掌握海关大权；它们的军舰可以自由出入中国领海和港口，军队可以随意驻扎中国领土；它们在中国开银行、商行、工厂、教堂，更有甚者随意奴役、剥削、压榨、杀害中国人，而不受法律制裁！自从民国成立后，中国人以为可以扬眉吐气，谁知，中国处境并无些许改善，依然饱受洋人欺凌肆虐。以此次‘五卅’惨案为例，帝国主义分子随意逮捕、刑讯、枪杀中国人。请问执政大人，你身为一国元首，将如何面对横行无忌的洋人？”
段祺瑞言不由衷地说：“我跟你一样痛恨洋人，同情同胞。我将竭力把事情办好。”
一位伶牙利齿的女生说：“我记得你在施政演说中，有‘外崇国信’一说，请问这怎样解释？”
段祺瑞诡辩道：“这是一种策略，我不能上台伊始，就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凡事得慢慢来。”
另一位青年教师问：“请问在这次事件中，执政有何举措？”
段说：“事发第二天我就指令外交部向外交团提出抗议照会。4日和6日又分别提出抗议，并派得力人手赴沪调查，倜济难胞。”
还是那位教师说：“但你在抗议中，只有释放被捕者并未提惩治肇事者，赔偿损失，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实质性条款。这又作何解释？”
段祺瑞强词夺理：“这……朋友，当我们劝架时，首先让双方脱离接触，然后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这是一种策略。”
一位年过花甲的学者插嘴道：“然而，这不是一般性打架，是强权，是肆虐，是强盗对无辜的平民无端射杀，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段祺瑞反问：“这……你说该怎么办？”老者义正词严地说：“第一，请求政府立即与英、日两国经济绝交；第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三，派兵进驻租界，以期收回租界；第四，立即召回中国驻英、日公使——这就是我们的请求。”
段祺瑞愣忡忡盯视着老者，皱着眉头，似乎看着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许久、才冷笑道：“什么？你是说中国军队进驻外国租界，你是说召回英、日公使，你是说跟英、日绝交？可是，你想过后果吗？你想过它的严重性吗？不不，老兄，这太冒险，太轻率了！对不起我不能擅自决定这么大的事情，不能。”
老者侃侃而谈：“执政，你错了，租界是中国的领土，派兵进驻并不违反条例；而撤回公使只是一种反抗形式，与断然绝交不同，各国也不乏先例。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政府，主权不能保证，尊严不能维护，人民安全不能确保，何以称其政府？”
段祺瑞敷衍道：“好啦，这件事我作不了主，待明日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再作出决定好吗？”
代表们对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元首已不抱任何希望，知道多说无益，于是，相约而去。
段祺瑞仰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许久一动不动。
6月14日，段祺瑞刚刚坐在靠背椅上，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没说好气地说：“我是，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