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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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不是无的放矢，在社会中，文学是对时光中破碎记忆的不断修补与完善。对个人来说，则是对有限生命的无限想象。
一九九二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在写作中，伪细节会毁掉读者与写作者的契约。
而伪感情，则会毁掉写作者与文学既有的默契。
当年没有续写，并不等于说，我永远都不想写了。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三个字，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汶川县一位叫樊晓霞的老师，结婚十四年，一直在高山教学点教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县城与在中学教书的丈夫团聚。两口子经常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县城里的映秀小学，刚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一九九二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
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的某一时刻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那位樊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正好一些读者所说，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为乡村守护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待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认识一个字。正如日日夜夜守护乡村的几百万名民办教师，如果没有这中国最底层的知识分子们勉力践行，中国社会除了多出亿万文盲外，不会再有别的可能。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好小说，应当是公正的写作，应当是温暖的写作。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
文学就是与流行生活辩论。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不能主动放弃关注重大事态的能力。
文学是抵抗死亡，拒绝遗忘的最后防线。
能够抵抗文学被死亡和被遗忘的恰恰不应当是流俗，而是文学精神的清洁与高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于斯泰园
文学创作不是无的放矢，在社会中，文学是对时光中破碎记忆的不断修补与完善。对个人来说，则是对有限生命的无限想象。
一九九二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的续篇。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无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在写作中，伪细节会毁掉读者与写作者的契约。
而伪感情，则会毁掉写作者与文学既有的默契。
当年没有续写，并不等于说，我永远都不想写了。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三个字，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汶川县一位叫樊晓霞的老师，结婚十四年，一直在高山教学点教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县城与在中学教书的丈夫团聚。两口子经常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县城里的映秀小学，刚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一九九二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
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的某一时刻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那位樊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正好一些读者所说，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为乡村守护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待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认识一个字。正如日日夜夜守护乡村的几百万名民办教师，如果没有这中国最底层的知识分子们勉力践行，中国社会除了多出亿万文盲外，不会再有别的可能。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好小说，应当是公正的写作，应当是温暖的写作。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
文学就是与流行生活辩论。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不能主动放弃关注重大事态的能力。
文学是抵抗死亡，拒绝遗忘的最后防线。
能够抵抗文学被死亡和被遗忘的恰恰不应当是流俗，而是文学精神的清洁与高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于斯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