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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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早晨过后，天空还一直在飘着朦胧细雨，所以直到天空完全变亮，生产队出工的铃声才迟迟敲响。
跟每次出工前一样，生产队长打完铃以后还得扯起他那副破嗓子，高声叫唤几声，好让大家知道今天要到哪块地里干活，干什么活，需要携带什么家什。尽管昨日下晌时已经安排过了。可是二队这位好心的队长，因为一贯吐词不清，再加上他性格暴躁，每次都像打急的狗一样叫唤两声，还没让人摸清头脑，就没有下文了（其实你就是聚精会神地听，也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喊什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喊话也只能起一种吃过饭清理一下嗓子的作用。他似乎也看透了这一点，每次高声喊完话，还免不了挨家挨户地通知一遍。这期间，如果有哪一家没有承蒙他的“光顾”或者没有听到他喊叫的具体名字，还可能以“没有听到”为理由，向他发难。仅此而已，他还不能达到目的。他还要进行第二次、第三次通知。第三次通知完毕，才会有个别觉悟高的社员悠闲地踱出家门。队长只得点着一只卷烟，再耐心地等一会儿。等把卷烟抽完了，还看不见有大批的人马出动，队长才使出他最后的绝招：骂娘。直到这时候，社员同志们才像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走出家门并不意味着已经踏上了出工的征程，他们还会翘首张望良久，看看其他生产队的社员现在下地没有。
当然，这种麻烦事儿也不可能成年累月地由一个人来承担。如果那样，即使所得回报能超过一个八级工老工人的经济收入，也没人甘心去当这个破队长。通常情况下，上述那一系列的程序是由队里的一二三把手共同配合来完成的。但不管怎么讲，上述程序是不能减少的，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惯例。一旦形成了惯例，就意味不能再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进行革命。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不过，今天的情况却很特殊。雨还没有停下来，街上就有不少的人影在晃动了；雨一停止，街上便是仨一堆，俩一团地议论开了。有的还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不用走近细听，仅从他们喜笑颜开的情态上就能断定议论的话题跟这场喜雨有关。
看来队长今天的工作一定会很顺利。尽管如此，他还得履行程序。
他沿着村子最西头的一条南北胡同分别通知，从北往南，快到尽头的时候，他才停下来。这里便是二队跟三四队的分界线。
二队这家最南边的门户，坐落在胡同东侧，大门跟别处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门口旁边两棵高耸入云的大椿树特别引人注目，每棵大椿树都约有一搂多粗。
现在北边的那棵椿树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议论声嘈杂鼎拂。南边的树上拴着一只大绵羊，这只大绵羊毛色浅黄，长势威猛，粗大的羊角绕短小的耳朵旋转一周后向后自然弯曲，两只角呈对称状态。这只羊刚刚吃完筐子里的干草，看来还不足幸，它非常不老实地拧拽着那条用牛皮筋作成的缰绳，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现在它没有交配任务，因此显得无所事事，它没趣似的低下头，闻闻自己刚刚撒下的一片尿液，然后仰面呲牙，似乎在向人们炫耀什么。内行人会由此判断出它的年龄。
这种羊是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品种，后来经过内蒙古牧民的重新配制，才最后形成目前的样子。由于它的前身生长在苏联，因此当地人仍然称它为“苏联羊”苏联羊与当地羊相比，除了毛色的不同，还有两大不同：第一，毛质不同，本地羊的毛质粗而松散；苏联羊的毛质则细而坚实。第二，形态不同，本地羊全身平坦；苏联羊全身凸凹不平。后来，这一点成了人们鉴别羊品质优劣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哪只羊身上的皱疤越多、越大、越分明，它的价位就越高。据说在当时，价位高的能值到一千元以上。
队长知道，鲍福是昨天夜里冒雨赶到家的，激动的情绪一时难以平静。他站在人丛外围连叫数声，都被嘈杂的议论声覆盖住了。没办法，他只好让人逐个地往里传话。好久，才看到一位年轻人从人丛里走出来。看长相，这年轻人不足三十岁，个头中等偏上，英俊，留分发，眼睛大而亮。
“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吗？”鲍福尽可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昭谦身上。
“今天儿午队里到南边地里揽化肥，你就不用去了，你到公社里办个手续吧，那头老黑子是不行了。”当说到“老黑子”三个字时，昭谦的神色有些儿黯淡。
“知道了大哥，还有事吗？”
“没了，我走了。”
昭谦刚要走，又想起一件事儿来，连忙从上衣布兜掏出一张纸：“这是大队那边的手续。”
鲍福接过来，装在上衣兜里。
围观的人全都是三四队的社员。他们觉得待的会子不小了，一个个像喝足了酒，或者听了个满场戏，余兴未尽离开大椿树。
就在这时，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汉牵着一只绵羊从胡同南端走来。陆续离开了的人们纷纷又转了回来。
鲍福赶忙上前打招呼。几句寒暄的话语过后，两人就转入了正题。价钱那是不用商议的，一块钱，这是惯例。但在种羊的选择上，两人发生了争执，老汉坚持选用北边的那只羊，鲍福坚持选用南边的那只羊。两人争执不下，互不理睬。
沉默了一阵子，鲍福才有条件地做出让步：“这样吧，您大老远地来一趟也不易，羊还是使用南边的这只，钱我只收你半价。就算咱们初次共事儿，我先送你个人情。”
谁知老汉并不买帐：“我本来就是奔着好种羊来的嘛，我宁可多付出一半的钱。早知道你这样，真不如不来。”
很显然，商谈又陷入了僵局。鲍福本人并不抽烟，为了应付场面，经常在兜里揣着一包香烟。他掏出香烟，抽出一支，递给老农民。老农民仍然“吧嗒吧嗒”地抽自己的人工卷烟，眼皮都懒得翻一下，看来，他真的生气了。
围观的人自然理解鲍福的背后原因，但同时又同情老农民。另外，他们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只花了高达三百二十五元的公羊的交配本领。可是谁都插不上一句话，空气显得异常紧张，大家同时觉得此时站在这里有点儿多余，但马上离开又不太合适。
过了一会，老农民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亲戚朋友的一说一大串，你说你这么让我没面子！这合适吗？别的先不提，就说前街上三鸭子他奶奶还是我不远的姑姑呢！”
话音刚落，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一位年轻人的身上。
这位叫三鸭子的小伙子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光景。他红着脸忸怩地从人群里蹭出来，走到老汉面前，像是在辨认，又像是恍然大悟似的说：“啊，是大舅啊，到、到家里坐坐吧，喝口水。”
“不啦，你奶奶还好吗？”老汉一看半路上杀出个外甥来，自然很高兴。
“好着哩，还是到家里去坐会吧。”三鸭子说着，就要动手去拉。
“不啦，大伙儿都很忙，你回去只要给我捎个好就行了。”老农民连连拒绝。
这下，全乱套了。
三鸭子不得不走到鲍福跟前，左一个“大叔”右一个“大叔”地去叫，并且口口声声地说：“看在咱叔侄的份上您就行个方便吧。来日您叫我干什么我都听。”
鲍福真想踢他一脚，这大忙的天你小子站在这儿干什么？但生气归生气，谁让咱们是街坊了？鲍福思来想去，不得不妥协。
于是，人们再一次围拢过去，要亲眼目睹一下这只昂贵的公羊是怎样爬到三鸭子大舅的母羊身上去疯狂干事儿的。
羊是不会说话的，咱无法得知它们的感受。三鸭子大舅也不在说话，但他却分享了他的心爱之物此时此刻的无穷快感。仿佛那一炮是打在他的体内似的，一股融融之快从腿根直至传遍全身，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在膨胀。
其他人跟三鸭子大舅有着同样的目光和表情，仿佛他们的身上同时都挨了一下。
只有鲍福铁青着脸，比自己大伤元气都痛苦。等公羊发泄完毕，他二话不说，赶快把它牵回家里。
田产的划分格局是：芦花村的田地主要集中在村子以西。另外，以河流为分界线，河流以南归第三、四、七、八生产队；河流以北归第一、二、五、六生产队。由于历史原因，河流以南靠村庄的地方，有一块薄田也归第二生产队。今天二队社员就在这块地里干活。
河流的名字叫“断肠河”它往东流经学校前面的池塘，绕村东旋转一个大弧形后，折而向北，在很远的地方与田地里的壕沟连通，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自然消失；往西十华里与梁玉河连接。梁玉河北通黄河，是黄河下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据载，梁玉是南宋时期一位分管水利官员，由于治水有功，深受黎民百姓的爱戴。
断肠河向西，出村口不远有一片比较宽阔的水域，这片水域像天然湖一样从来都没有干涸过，人们叫它鸳鸯湾。鸳鸯湾往西便是绵绵数里的芦苇荡。
关于鸳鸯湾的名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财主，一辈子只养了一个姑娘。这姑娘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善良。老财主一生爱财如命，当然想给女儿配一位富家子弟。而姑娘却暗暗恋上了她家的长工。老财主得知后，把小伙子赶出家门。姑娘情急之下也离家出走。她跟小伙子盟下誓愿：要死同死，要生同生。两人商定，要跑到一个没有财主、没有恶人的地方去生活。谁知天下居然有如此不顺心的事儿：他们前脚走，老财主随后就派人去追。他们跑啊跑，忽然被一条河流挡住了。这不是天意要我们死吗？两人二话没说，一咬牙，同时投河而死。也许是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就在他们死亡的地方，河流不久向外扩展了许多。有人说，这对恋人死后化成了精灵，在天界又成了夫妻。他们因为不肯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奏明玉帝：愿回到断肠河，永远为百姓造福。那女的怀孕后肚子自然会变大，于是河道便向外扩张，就变成了现在的摸样。
当然，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但是关于鸳鸯湾的神奇传说远不止这些，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就颇有市场：如果女子患了不孕不育症，百药医治无效，不妨这么做：在农历的七月初七日这一天，从头到脚都着以红色，斋戒一日，关在房里，任何人都不见，于深夜子时到鸳鸯湾里沐浴片刻，上岸后对着水中央祷告数语，回家后即行房事，病症即刻消除，而且想男生男，求女得女。据很多人说，这个法子是很灵验的。
如果说鸳鸯湾在传奇色彩的表层里潜藏的更多的是神秘色彩的话，那么由此往西的那片连绵不绝的芦苇荡除了前者之外，更多的则是浪漫色彩了。几百年来，这片似乎深不可及的芦苇荡不知成就了多少风流佳话，也不知包容了多少丑闻秘事。反正芦花村的群众在骂人的时候，总少不了那句经典名句，说某某某是“芦苇荡里生出来的野种”然而，芦花是璀璨的，芦苇是质朴的。历来功德与罪恶是互转的，就跟阳极阴生，阴盛阳衰的道理一样，芦苇荡也不例外。芦花村因芦苇而含蓄、深沉、静幽。芦花村因芦花而得名。
不过现在倒还好，芦苇才刚刚冒出一点细嫩的尖角，莫说不能掩盖跌荡激烈的浪漫行动，就连河底残存的一些枯枝烂叶都暴露得一览无余。
断肠河南北两侧二百米处分别有一条道路。不过这两条道路在档次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面的道路宽阔而平坦，属县级公路；南面的道路崎岖而狭窄，属乡间小路。河流与道路中间的两条狭长地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面地带土质肥沃，接村庄处是茂密的榆树林，再往西便是长势茂盛的蔬菜和庄稼；南面地带土质贫瘠，接村庄处是杂树林，杂树林绵延很长，与此相连的便是大面积的芳草地，芳草地以西才是稀稀疏疏的禾苗儿。
芳草地虽然看似平淡无奇，但其中却有一番佳话。
自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有三个姓氏在这个村子里繁衍生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他们是：鲍、冯、文。据芦花村在世的最老的老人讲，他从记事的那天起，就听他的老爷爷讲，在很早的时候这片芳草地就是村里的救命地。清朝咸丰年间以及1990年的县志都有着同样的记载：“某年，天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芦花村人依蒲公英维系生命，无一人饥饿而死。”斗转星移，风云变换，时光漫延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又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把这个古老民族推向无底的深渊。伴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历经了一场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饥饿这个人类生命的最大克星，仅仅在三年之中就夺去了全国近三千万人口的生命。然而芦花村人依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秉承着天地的特殊厚爱，又一次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二队的社员开始中间休息了。大家只要一坐下来，自然少不了斗斗嘴，唠唠嗑，或者寻找些有刺激性的话题，活跃活跃气氛。这时候，只要不涉及到极严肃的政治话题，随你日爹操娘地胡咧咧，工作组的同志决不会干涉。
在一般人的眼里，四春是最会卖乖弄俏的家伙了。他也不知跟谁学来的那么多的笑话，只要一出口，不是让你捧腹也得叫你忍俊，你不笑都由不得你。还有，他那酸溜溜的故事要是讲出来，会把你整得好几天展转反侧。不信咱让他来一段
其实，有几个年轻人一看妇女同志跑到断肠河那边办私事儿去了，他们早坐不住了，一股脑儿地撺缀着：“四春，来一段酸的。”“越酸越好。”有一个打岔道：“酸溜溜的，你想当醋吃啊？”另一个则嗔怪道：“不愿意听，你到沟里趴着去。”前一个当然不服：“嗬，我又没听，到那儿去干吗？只怕你听了受不了，才干那种不要鼻子的事儿的。”“你要是真正经，现在就把耳朵捂上。”
四春不说话，只是坏笑着像看公鸡斗架似的看他们相斗。他们当然不傻，很快就刹住那些没必要的摩擦，共同对向四春。四春听他们说得好笑，忽然想起了一个，于是，清了清嗓子，开始讲道：“从前，有一个人很不会说话。”
刚讲了这一句，几个小伙子互相挤眉弄眼起来，言外之意：“那个不会说话的人肯定是你。”因为四春的故事一半是瞎编出来的。
有几个上点岁数的人只管低着头抽烟，故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可是那种“吧嗒吧嗒”的抽烟声明显比刚才减弱了。
工作组的王同志虽然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其实他什么也没写，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
四春接下来讲道：“这个人不管到了哪里，他只要说上一句话，非把在场的人全得罪不可。于是家人给他立了一条规矩：‘从今往后不管到了哪里，都不准讲话；就算别人问你，也不准回答。记住了吗？’‘记住了。’
“过了几天，他们一家人在磨面，磨到中间，笤帚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都没找到。一家人十分着急。这时候，那个不会说话的人实在憋不住了，就说：‘我知道笤帚在哪儿。’家人忙问：‘在哪儿？’他说：‘你们不是不让我说话吗？还交代过我，就是有人问也不能回答。’家人非常生气：‘是这么说过，可这是在自己家里啊！再说啦，那也得分啥事儿啊，像这么火烧眉毛的事儿你不说行吗？’‘如此说来，你们是允许我说了？’‘你这人咋这么婆婆妈妈！既然知道了，还不快点儿说？’那人瞪大着眼睛，憋足了力气，就说了一句话，虽然告诉了家人笤帚在哪儿，可是家人还是埋怨他太不会说话。”
讲到这里，他慢腾腾地点着一只烟，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后悠闲自得地吹着烟圈，两眼望着天空，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很显然，他也在学故事中那个“不会说话的人”了。
众人正听到关键时刻，忽然没戏了，谁能憋得住？谁不想听听那个“不会说话的人”究竟说了一句什么可笑的话？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催促起来。四春说：“你们猜猜不好吗？让我说出来多没意思！”
这小子，真他妈的欠揍。二愣急了，干脆威胁道：“你要是不说出来，老子非揍你不可。”说着，拿拳头在他眼前晃了晃。
四春倒是没留心他眼前的拳头，他看到的是大伙儿都在直眉瞪眼地望着自己，连工作组的王同志也收起了手里的纸和笔，正等待着下文，看来大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再说妇女们也已经办完了事儿，正从河边方向迤俪走来。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如果再等下去了，太没意思就是他自己了。于是，他接着讲道：“那人说呀：‘外甥女腚底下那不是个笤帚，那是个鸟？’”
众人听了，一个个笑得在地上乱滚乱爬。老头儿笑起来把嘴里的纸烟都吐出了来。
这时，在场的只有一个人没笑，他就是西伸老汉。此时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头小黑牛。看样子小黑牛上套还不很久，它正隔着一副用簸箕柳编制的笼头非常艰难地啃着路边的杂草。西伸老汉恨不得一把将笼头扯下来，让它跑到大田地里吃个过瘾。路边的青草才只露出一点青芽儿，而且也还稀少，这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节。干枯的杂草像铁丝一样牢牢盘踞在路边。小黑牛啃了半天，也没能啃到多少东西，还没有浪费的唾液多呢。于是它不再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了，它抬起头来“咩”地叫了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哭嚎，听来真让人感到凄凉。
西伸老汉动情地眨眨他那双几乎被两片松皮全部覆盖住的眼睛，从眼角里滚落下一滴浑浊的液体。是啊，他能不为之动情吗？可怜的牛娃马上就要跟自己的亲娘永别了，等不到天黑它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了。
他不由得又想起了老黑子，那可是把干活的好手啊！屈指算来，它跟了他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不管是风里雨里，它从来都没有惜过力。西伸老汉从心里疼爱它，就跟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西伸老汉一生没有什么爱好，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抽烟。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他几乎每时每刻都跟老黑子呆在一起。夏日蚊蝇很多，西伸老汉宁可自己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也要尽可能地使老黑子少受点儿罪。果然他的感情一点都没有浪费，老黑子用自己的体力加倍地偿还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年来他和它是在一种极端默契的状态下劳作的，而这种默契程度似乎超越了异类。他时常想，如果不是因为它投错了胎，他会经常跟它坐在一起抽烟、喝酒，或者说说知心话。可是今天它就要上路了，他却不能挽留它一下，这其中的苦楚向谁诉说呢？现在它的孩子又来到他的身边了，他望着这头可怜的小黑牛，心里酸一阵，痛一阵。
“鲍福哥怎么还没回来？”西伸老汉的儿子昭良望着通往成漳集的路口，焦急地问。
“你急什么呀？没回来，那张掉头证也肯定拿到手了。”二愣说。
一听见“掉头证”三个字，西伸老汉仿佛被一根钢针扎在了心口，他强忍着悲伤与愤怒，仍然保持沉闷。
“只要掉头证一到手，晚上的牛肉算是吃定了。”昭良高兴得几乎手舞足蹈起来。
“吃，吃，吃你爹的鸟。”西伸老汉实在沉闷不下去了，他手提鞭杆，准备狠狠地教训儿子一顿。
“大叔，您这是干啥？”四春一步冲上去，用力抓住西伸老汉手里的鞭杆，调侃道：“他爹的鸟怎么一下子跑到您老人家的嘴里去了？”
大家忽然想起了四春刚讲过的故事，正要笑，但一看老汉那双将要喷出火焰的小眼睛，都忍了。
“嘿”二英姑娘没有忍住，刚开始笑出一点声音，就被她姐姐一顿白眼给噎了过去，她吓得捂着嘴，两眼只管上下乱翻。
“你们就知道吃，吃，你们知道”西伸老汉因为过于激动，连连咳嗽起来，他稍微平静下来，就声泪俱下道：“你们知道那头老黑牛一辈子为咱队里出过多大的力吗？队里的大活咱不说，它还有一样好处，你们谁都不知道，我牵着它打场，他从没在场里拉过一次屎，每次都是卸套以后，在场外头拉。”他说得老泪纵横，唾沫星儿和鼻滴也跟着一块出来了，乱蓬蓬的胡查子上被崩得湿乎乎的。他下意识地用那只干枯的手从上到下撸了一把，继续往下说“那天队里晒麦子，眼看就要下雨了，可身边没有车子，我把布袋扛起来，可我只能扛上一袋子呀。没办法，我就把剩下的五袋子放在它的身上，五袋子，是啊，五袋子呀！啊嗨嗨”他哭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心软的妇女也跟着落起泪来。
西伸老汉止住哭，还想说什么，他牵着牲口的手猛地一抖动，黑子以为他发出了上工的信号，就低着头顺着麦茬向前赶去，他很自然地跟着往前走，他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随即扶起搂把跟着走。众人看了，也分别摸起绳套动作起来。
就这样，这队人马缓缓地、默默无语地向前蠕动着，就像举行一次无声的葬礼
因为早晨过后，天空还一直在飘着朦胧细雨，所以直到天空完全变亮，生产队出工的铃声才迟迟敲响。
跟每次出工前一样，生产队长打完铃以后还得扯起他那副破嗓子，高声叫唤几声，好让大家知道今天要到哪块地里干活，干什么活，需要携带什么家什。尽管昨日下晌时已经安排过了。可是二队这位好心的队长，因为一贯吐词不清，再加上他性格暴躁，每次都像打急的狗一样叫唤两声，还没让人摸清头脑，就没有下文了（其实你就是聚精会神地听，也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喊什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喊话也只能起一种吃过饭清理一下嗓子的作用。他似乎也看透了这一点，每次高声喊完话，还免不了挨家挨户地通知一遍。这期间，如果有哪一家没有承蒙他的“光顾”或者没有听到他喊叫的具体名字，还可能以“没有听到”为理由，向他发难。仅此而已，他还不能达到目的。他还要进行第二次、第三次通知。第三次通知完毕，才会有个别觉悟高的社员悠闲地踱出家门。队长只得点着一只卷烟，再耐心地等一会儿。等把卷烟抽完了，还看不见有大批的人马出动，队长才使出他最后的绝招：骂娘。直到这时候，社员同志们才像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走出家门并不意味着已经踏上了出工的征程，他们还会翘首张望良久，看看其他生产队的社员现在下地没有。
当然，这种麻烦事儿也不可能成年累月地由一个人来承担。如果那样，即使所得回报能超过一个八级工老工人的经济收入，也没人甘心去当这个破队长。通常情况下，上述那一系列的程序是由队里的一二三把手共同配合来完成的。但不管怎么讲，上述程序是不能减少的，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惯例。一旦形成了惯例，就意味不能再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进行革命。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不过，今天的情况却很特殊。雨还没有停下来，街上就有不少的人影在晃动了；雨一停止，街上便是仨一堆，俩一团地议论开了。有的还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不用走近细听，仅从他们喜笑颜开的情态上就能断定议论的话题跟这场喜雨有关。
看来队长今天的工作一定会很顺利。尽管如此，他还得履行程序。
他沿着村子最西头的一条南北胡同分别通知，从北往南，快到尽头的时候，他才停下来。这里便是二队跟三四队的分界线。
二队这家最南边的门户，坐落在胡同东侧，大门跟别处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门口旁边两棵高耸入云的大椿树特别引人注目，每棵大椿树都约有一搂多粗。
现在北边的那棵椿树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议论声嘈杂鼎拂。南边的树上拴着一只大绵羊，这只大绵羊毛色浅黄，长势威猛，粗大的羊角绕短小的耳朵旋转一周后向后自然弯曲，两只角呈对称状态。这只羊刚刚吃完筐子里的干草，看来还不足幸，它非常不老实地拧拽着那条用牛皮筋作成的缰绳，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现在它没有交配任务，因此显得无所事事，它没趣似的低下头，闻闻自己刚刚撒下的一片尿液，然后仰面呲牙，似乎在向人们炫耀什么。内行人会由此判断出它的年龄。
这种羊是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品种，后来经过内蒙古牧民的重新配制，才最后形成目前的样子。由于它的前身生长在苏联，因此当地人仍然称它为“苏联羊”苏联羊与当地羊相比，除了毛色的不同，还有两大不同：第一，毛质不同，本地羊的毛质粗而松散；苏联羊的毛质则细而坚实。第二，形态不同，本地羊全身平坦；苏联羊全身凸凹不平。后来，这一点成了人们鉴别羊品质优劣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哪只羊身上的皱疤越多、越大、越分明，它的价位就越高。据说在当时，价位高的能值到一千元以上。
队长知道，鲍福是昨天夜里冒雨赶到家的，激动的情绪一时难以平静。他站在人丛外围连叫数声，都被嘈杂的议论声覆盖住了。没办法，他只好让人逐个地往里传话。好久，才看到一位年轻人从人丛里走出来。看长相，这年轻人不足三十岁，个头中等偏上，英俊，留分发，眼睛大而亮。
“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吗？”鲍福尽可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昭谦身上。
“今天儿午队里到南边地里揽化肥，你就不用去了，你到公社里办个手续吧，那头老黑子是不行了。”当说到“老黑子”三个字时，昭谦的神色有些儿黯淡。
“知道了大哥，还有事吗？”
“没了，我走了。”
昭谦刚要走，又想起一件事儿来，连忙从上衣布兜掏出一张纸：“这是大队那边的手续。”
鲍福接过来，装在上衣兜里。
围观的人全都是三四队的社员。他们觉得待的会子不小了，一个个像喝足了酒，或者听了个满场戏，余兴未尽离开大椿树。
就在这时，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汉牵着一只绵羊从胡同南端走来。陆续离开了的人们纷纷又转了回来。
鲍福赶忙上前打招呼。几句寒暄的话语过后，两人就转入了正题。价钱那是不用商议的，一块钱，这是惯例。但在种羊的选择上，两人发生了争执，老汉坚持选用北边的那只羊，鲍福坚持选用南边的那只羊。两人争执不下，互不理睬。
沉默了一阵子，鲍福才有条件地做出让步：“这样吧，您大老远地来一趟也不易，羊还是使用南边的这只，钱我只收你半价。就算咱们初次共事儿，我先送你个人情。”
谁知老汉并不买帐：“我本来就是奔着好种羊来的嘛，我宁可多付出一半的钱。早知道你这样，真不如不来。”
很显然，商谈又陷入了僵局。鲍福本人并不抽烟，为了应付场面，经常在兜里揣着一包香烟。他掏出香烟，抽出一支，递给老农民。老农民仍然“吧嗒吧嗒”地抽自己的人工卷烟，眼皮都懒得翻一下，看来，他真的生气了。
围观的人自然理解鲍福的背后原因，但同时又同情老农民。另外，他们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只花了高达三百二十五元的公羊的交配本领。可是谁都插不上一句话，空气显得异常紧张，大家同时觉得此时站在这里有点儿多余，但马上离开又不太合适。
过了一会，老农民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亲戚朋友的一说一大串，你说你这么让我没面子！这合适吗？别的先不提，就说前街上三鸭子他奶奶还是我不远的姑姑呢！”
话音刚落，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一位年轻人的身上。
这位叫三鸭子的小伙子不过二十四五岁的光景。他红着脸忸怩地从人群里蹭出来，走到老汉面前，像是在辨认，又像是恍然大悟似的说：“啊，是大舅啊，到、到家里坐坐吧，喝口水。”
“不啦，你奶奶还好吗？”老汉一看半路上杀出个外甥来，自然很高兴。
“好着哩，还是到家里去坐会吧。”三鸭子说着，就要动手去拉。
“不啦，大伙儿都很忙，你回去只要给我捎个好就行了。”老农民连连拒绝。
这下，全乱套了。
三鸭子不得不走到鲍福跟前，左一个“大叔”右一个“大叔”地去叫，并且口口声声地说：“看在咱叔侄的份上您就行个方便吧。来日您叫我干什么我都听。”
鲍福真想踢他一脚，这大忙的天你小子站在这儿干什么？但生气归生气，谁让咱们是街坊了？鲍福思来想去，不得不妥协。
于是，人们再一次围拢过去，要亲眼目睹一下这只昂贵的公羊是怎样爬到三鸭子大舅的母羊身上去疯狂干事儿的。
羊是不会说话的，咱无法得知它们的感受。三鸭子大舅也不在说话，但他却分享了他的心爱之物此时此刻的无穷快感。仿佛那一炮是打在他的体内似的，一股融融之快从腿根直至传遍全身，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在膨胀。
其他人跟三鸭子大舅有着同样的目光和表情，仿佛他们的身上同时都挨了一下。
只有鲍福铁青着脸，比自己大伤元气都痛苦。等公羊发泄完毕，他二话不说，赶快把它牵回家里。
田产的划分格局是：芦花村的田地主要集中在村子以西。另外，以河流为分界线，河流以南归第三、四、七、八生产队；河流以北归第一、二、五、六生产队。由于历史原因，河流以南靠村庄的地方，有一块薄田也归第二生产队。今天二队社员就在这块地里干活。
河流的名字叫“断肠河”它往东流经学校前面的池塘，绕村东旋转一个大弧形后，折而向北，在很远的地方与田地里的壕沟连通，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自然消失；往西十华里与梁玉河连接。梁玉河北通黄河，是黄河下游的一条重要支流。据载，梁玉是南宋时期一位分管水利官员，由于治水有功，深受黎民百姓的爱戴。
断肠河向西，出村口不远有一片比较宽阔的水域，这片水域像天然湖一样从来都没有干涸过，人们叫它鸳鸯湾。鸳鸯湾往西便是绵绵数里的芦苇荡。
关于鸳鸯湾的名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财主，一辈子只养了一个姑娘。这姑娘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善良。老财主一生爱财如命，当然想给女儿配一位富家子弟。而姑娘却暗暗恋上了她家的长工。老财主得知后，把小伙子赶出家门。姑娘情急之下也离家出走。她跟小伙子盟下誓愿：要死同死，要生同生。两人商定，要跑到一个没有财主、没有恶人的地方去生活。谁知天下居然有如此不顺心的事儿：他们前脚走，老财主随后就派人去追。他们跑啊跑，忽然被一条河流挡住了。这不是天意要我们死吗？两人二话没说，一咬牙，同时投河而死。也许是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就在他们死亡的地方，河流不久向外扩展了许多。有人说，这对恋人死后化成了精灵，在天界又成了夫妻。他们因为不肯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奏明玉帝：愿回到断肠河，永远为百姓造福。那女的怀孕后肚子自然会变大，于是河道便向外扩张，就变成了现在的摸样。
当然，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但是关于鸳鸯湾的神奇传说远不止这些，其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就颇有市场：如果女子患了不孕不育症，百药医治无效，不妨这么做：在农历的七月初七日这一天，从头到脚都着以红色，斋戒一日，关在房里，任何人都不见，于深夜子时到鸳鸯湾里沐浴片刻，上岸后对着水中央祷告数语，回家后即行房事，病症即刻消除，而且想男生男，求女得女。据很多人说，这个法子是很灵验的。
如果说鸳鸯湾在传奇色彩的表层里潜藏的更多的是神秘色彩的话，那么由此往西的那片连绵不绝的芦苇荡除了前者之外，更多的则是浪漫色彩了。几百年来，这片似乎深不可及的芦苇荡不知成就了多少风流佳话，也不知包容了多少丑闻秘事。反正芦花村的群众在骂人的时候，总少不了那句经典名句，说某某某是“芦苇荡里生出来的野种”然而，芦花是璀璨的，芦苇是质朴的。历来功德与罪恶是互转的，就跟阳极阴生，阴盛阳衰的道理一样，芦苇荡也不例外。芦花村因芦苇而含蓄、深沉、静幽。芦花村因芦花而得名。
不过现在倒还好，芦苇才刚刚冒出一点细嫩的尖角，莫说不能掩盖跌荡激烈的浪漫行动，就连河底残存的一些枯枝烂叶都暴露得一览无余。
断肠河南北两侧二百米处分别有一条道路。不过这两条道路在档次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面的道路宽阔而平坦，属县级公路；南面的道路崎岖而狭窄，属乡间小路。河流与道路中间的两条狭长地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面地带土质肥沃，接村庄处是茂密的榆树林，再往西便是长势茂盛的蔬菜和庄稼；南面地带土质贫瘠，接村庄处是杂树林，杂树林绵延很长，与此相连的便是大面积的芳草地，芳草地以西才是稀稀疏疏的禾苗儿。
芳草地虽然看似平淡无奇，但其中却有一番佳话。
自明朝永乐年间，开始有三个姓氏在这个村子里繁衍生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他们是：鲍、冯、文。据芦花村在世的最老的老人讲，他从记事的那天起，就听他的老爷爷讲，在很早的时候这片芳草地就是村里的救命地。清朝咸丰年间以及1990年的县志都有着同样的记载：“某年，天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芦花村人依蒲公英维系生命，无一人饥饿而死。”斗转星移，风云变换，时光漫延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又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把这个古老民族推向无底的深渊。伴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历经了一场千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饥饿这个人类生命的最大克星，仅仅在三年之中就夺去了全国近三千万人口的生命。然而芦花村人依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秉承着天地的特殊厚爱，又一次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二队的社员开始中间休息了。大家只要一坐下来，自然少不了斗斗嘴，唠唠嗑，或者寻找些有刺激性的话题，活跃活跃气氛。这时候，只要不涉及到极严肃的政治话题，随你日爹操娘地胡咧咧，工作组的同志决不会干涉。
在一般人的眼里，四春是最会卖乖弄俏的家伙了。他也不知跟谁学来的那么多的笑话，只要一出口，不是让你捧腹也得叫你忍俊，你不笑都由不得你。还有，他那酸溜溜的故事要是讲出来，会把你整得好几天展转反侧。不信咱让他来一段
其实，有几个年轻人一看妇女同志跑到断肠河那边办私事儿去了，他们早坐不住了，一股脑儿地撺缀着：“四春，来一段酸的。”“越酸越好。”有一个打岔道：“酸溜溜的，你想当醋吃啊？”另一个则嗔怪道：“不愿意听，你到沟里趴着去。”前一个当然不服：“嗬，我又没听，到那儿去干吗？只怕你听了受不了，才干那种不要鼻子的事儿的。”“你要是真正经，现在就把耳朵捂上。”
四春不说话，只是坏笑着像看公鸡斗架似的看他们相斗。他们当然不傻，很快就刹住那些没必要的摩擦，共同对向四春。四春听他们说得好笑，忽然想起了一个，于是，清了清嗓子，开始讲道：“从前，有一个人很不会说话。”
刚讲了这一句，几个小伙子互相挤眉弄眼起来，言外之意：“那个不会说话的人肯定是你。”因为四春的故事一半是瞎编出来的。
有几个上点岁数的人只管低着头抽烟，故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可是那种“吧嗒吧嗒”的抽烟声明显比刚才减弱了。
工作组的王同志虽然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其实他什么也没写，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
四春接下来讲道：“这个人不管到了哪里，他只要说上一句话，非把在场的人全得罪不可。于是家人给他立了一条规矩：‘从今往后不管到了哪里，都不准讲话；就算别人问你，也不准回答。记住了吗？’‘记住了。’
“过了几天，他们一家人在磨面，磨到中间，笤帚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都没找到。一家人十分着急。这时候，那个不会说话的人实在憋不住了，就说：‘我知道笤帚在哪儿。’家人忙问：‘在哪儿？’他说：‘你们不是不让我说话吗？还交代过我，就是有人问也不能回答。’家人非常生气：‘是这么说过，可这是在自己家里啊！再说啦，那也得分啥事儿啊，像这么火烧眉毛的事儿你不说行吗？’‘如此说来，你们是允许我说了？’‘你这人咋这么婆婆妈妈！既然知道了，还不快点儿说？’那人瞪大着眼睛，憋足了力气，就说了一句话，虽然告诉了家人笤帚在哪儿，可是家人还是埋怨他太不会说话。”
讲到这里，他慢腾腾地点着一只烟，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后悠闲自得地吹着烟圈，两眼望着天空，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很显然，他也在学故事中那个“不会说话的人”了。
众人正听到关键时刻，忽然没戏了，谁能憋得住？谁不想听听那个“不会说话的人”究竟说了一句什么可笑的话？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催促起来。四春说：“你们猜猜不好吗？让我说出来多没意思！”
这小子，真他妈的欠揍。二愣急了，干脆威胁道：“你要是不说出来，老子非揍你不可。”说着，拿拳头在他眼前晃了晃。
四春倒是没留心他眼前的拳头，他看到的是大伙儿都在直眉瞪眼地望着自己，连工作组的王同志也收起了手里的纸和笔，正等待着下文，看来大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再说妇女们也已经办完了事儿，正从河边方向迤俪走来。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如果再等下去了，太没意思就是他自己了。于是，他接着讲道：“那人说呀：‘外甥女腚底下那不是个笤帚，那是个鸟？’”
众人听了，一个个笑得在地上乱滚乱爬。老头儿笑起来把嘴里的纸烟都吐出了来。
这时，在场的只有一个人没笑，他就是西伸老汉。此时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头小黑牛。看样子小黑牛上套还不很久，它正隔着一副用簸箕柳编制的笼头非常艰难地啃着路边的杂草。西伸老汉恨不得一把将笼头扯下来，让它跑到大田地里吃个过瘾。路边的青草才只露出一点青芽儿，而且也还稀少，这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节。干枯的杂草像铁丝一样牢牢盘踞在路边。小黑牛啃了半天，也没能啃到多少东西，还没有浪费的唾液多呢。于是它不再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了，它抬起头来“咩”地叫了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哭嚎，听来真让人感到凄凉。
西伸老汉动情地眨眨他那双几乎被两片松皮全部覆盖住的眼睛，从眼角里滚落下一滴浑浊的液体。是啊，他能不为之动情吗？可怜的牛娃马上就要跟自己的亲娘永别了，等不到天黑它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了。
他不由得又想起了老黑子，那可是把干活的好手啊！屈指算来，它跟了他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不管是风里雨里，它从来都没有惜过力。西伸老汉从心里疼爱它，就跟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西伸老汉一生没有什么爱好，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抽烟。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他几乎每时每刻都跟老黑子呆在一起。夏日蚊蝇很多，西伸老汉宁可自己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也要尽可能地使老黑子少受点儿罪。果然他的感情一点都没有浪费，老黑子用自己的体力加倍地偿还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年来他和它是在一种极端默契的状态下劳作的，而这种默契程度似乎超越了异类。他时常想，如果不是因为它投错了胎，他会经常跟它坐在一起抽烟、喝酒，或者说说知心话。可是今天它就要上路了，他却不能挽留它一下，这其中的苦楚向谁诉说呢？现在它的孩子又来到他的身边了，他望着这头可怜的小黑牛，心里酸一阵，痛一阵。
“鲍福哥怎么还没回来？”西伸老汉的儿子昭良望着通往成漳集的路口，焦急地问。
“你急什么呀？没回来，那张掉头证也肯定拿到手了。”二愣说。
一听见“掉头证”三个字，西伸老汉仿佛被一根钢针扎在了心口，他强忍着悲伤与愤怒，仍然保持沉闷。
“只要掉头证一到手，晚上的牛肉算是吃定了。”昭良高兴得几乎手舞足蹈起来。
“吃，吃，吃你爹的鸟。”西伸老汉实在沉闷不下去了，他手提鞭杆，准备狠狠地教训儿子一顿。
“大叔，您这是干啥？”四春一步冲上去，用力抓住西伸老汉手里的鞭杆，调侃道：“他爹的鸟怎么一下子跑到您老人家的嘴里去了？”
大家忽然想起了四春刚讲过的故事，正要笑，但一看老汉那双将要喷出火焰的小眼睛，都忍了。
“嘿”二英姑娘没有忍住，刚开始笑出一点声音，就被她姐姐一顿白眼给噎了过去，她吓得捂着嘴，两眼只管上下乱翻。
“你们就知道吃，吃，你们知道”西伸老汉因为过于激动，连连咳嗽起来，他稍微平静下来，就声泪俱下道：“你们知道那头老黑牛一辈子为咱队里出过多大的力吗？队里的大活咱不说，它还有一样好处，你们谁都不知道，我牵着它打场，他从没在场里拉过一次屎，每次都是卸套以后，在场外头拉。”他说得老泪纵横，唾沫星儿和鼻滴也跟着一块出来了，乱蓬蓬的胡查子上被崩得湿乎乎的。他下意识地用那只干枯的手从上到下撸了一把，继续往下说“那天队里晒麦子，眼看就要下雨了，可身边没有车子，我把布袋扛起来，可我只能扛上一袋子呀。没办法，我就把剩下的五袋子放在它的身上，五袋子，是啊，五袋子呀！啊嗨嗨”他哭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心软的妇女也跟着落起泪来。
西伸老汉止住哭，还想说什么，他牵着牲口的手猛地一抖动，黑子以为他发出了上工的信号，就低着头顺着麦茬向前赶去，他很自然地跟着往前走，他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随即扶起搂把跟着走。众人看了，也分别摸起绳套动作起来。
就这样，这队人马缓缓地、默默无语地向前蠕动着，就像举行一次无声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