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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8章 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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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文对自己并不喜欢，张丹青倒也不放在心上。左右这就是个福薄命短的皇帝。实在不值得他操太多的心。
因此脸上也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任由便宜岳父周慎在自己耳旁唠唠叨叨半天，而自己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大概是说的累了，也大概是察觉出对方的满不在乎，周慎气呼呼的叹了口气，一脸无奈的看着眼前这个年轻后生，有些无可奈何的一脸感慨：“看你今日的言行，怕是要和陈如海锣对锣鼓对鼓了，还希望你们俩动静闹得小一些，可千万别把刑部给折腾个底朝天！”
握着手中茶杯，张丹青呵呵一笑，笑容之中满是不屑的样子：“区区一个陈如海罢了，被我剥了职权，又能翻起多大的风浪？太孙殿下事务繁忙，即便有这个心，也不大可能一天想着怎么琢磨对付我。毕竟太孙殿下只是讨厌我，但谈不上怨恨我而已！他陈如海想抱大腿，只怕是找错了人。”
眼见劝不了这位年轻后生，周慎也只能无奈的翻了个白眼，象征性的和他客套了几句，便送他离开……
刚走出周慎房门口的张丹青，倒也没有多想，立刻左手边安排官差前去通知应天府和五军都督府，希望能够帮忙打听张小六的去向。也好圆了张五伯的一藩心愿。
作为掌管天下刑狱的一个重要衙门，刑部的事物也一点都不轻松。尤其是张丹青打算剥夺陈如海权柄的情况下！所有的事务一分摊下来，便更加繁忙了起来！
毕竟刑部掌全国的刑罚政令，据史书记载，其职掌是：“掌天下刑罚之政令，以赞上正万民。凡律例轻重之适，听断出入之孚，决宥缓速之宜，赃罚追贷之数，各司以达于部。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肃邦犯。”这说明刑部受理全国刑事桉件，主管刑罚及监狱等政令。但若死刑桉件，还须与大理寺、都察院共同审核。每年于八月间审办各省所报桉件，名为“秋审”。于霜降后审办京内桉件，名为“朝审”。“秋审”、“朝审”均会同“九卿”（六部尚书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为“九卿”），詹事、科、道（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各官共同审理。
刚把手上的事情忙完一小半，赫然已是太阳偏西的时分，张丹青也不由得感叹时间过得好快，正收拾收拾准备散衙的时候，冷不丁的便听到了门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大人，陈侍郎陈大人身边的小吏求见！您看是否要接见？”
张丹青一抬头，眼见是在自己身边伺候的书吏廖忠，便有些狐疑的说道：“是不是早上那个受伤的小吏？不是让人送他去治病了吗？怎么又这么快跑来！？也不在家，好好养病……”
廖忠很是为难的摇了摇头，无奈的摊开双手：“小的也劝过他，可这小子说什么也要亲自来向尚书大人道歉！说是太医院的大夫讲，幸亏大人用蛋清和冷水，给他冲服咽喉，要不然他这副嗓子可就废了！为此他心里过意不去，说什么也要来亲自道谢！小的刚刚看了看，他手里好像还提着些许礼品！”
伸手不打笑脸人，张丹青略微思索之后，还是决定让他进来，这受伤的小吏，一进门便扑通地拜倒在地，哽咽的哭着，用他那发哑的嗓子说道：“小人马三皮，特来向尚书大人谢过救命之恩，若非早上尚书大人施救得当，小人的这一副嗓子恐怕就要毁了，啊，对了，小人还特地买了些许礼品，特地来向尚书大人道谢！”
一听到有礼品，张丹青顿时脸黑的拉了下来，满是不悦的嗔怒说道：“有这个道歉的心意就好了，好端端的送什么礼？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换了钱，好好给自己养伤吧！”
马三皮连忙摇头，恐慌的连忙解释说道：“尚书大人为官清廉，小人是无比佩服的！不过小人带的这些礼，也不过是市井之间的俗物，也就是一些冰糖罢了，左右也值不了几个钱！听闻尚书大人膝下有侄儿侄女，正是垂髫年纪，想来定是喜欢，所以回衙门的时候，我顺手就买了些，还请尚书大人不要介意！”
原来如此，倒是自己有些太过谨慎小心了，张丹青心中不由暗想，毕竟在自己的潜意识之中，京城六部的小吏，各种部费和敲诈勒索的钱可一点都没少赚！下意识之中，对这些小吏可没什么好印象！
便试探着问道：“你们这些小吏，尤其是在六部衙门的，平日里肯定没少向地方官以及前来办事的百姓索要好处吧？！”
马三皮吓得连忙跪在地上，像是被戳中了心事一样，恐慌的哆嗦起来：“大人恕罪，自古官场都是这样子的，在京衙门的小吏，这些个小吏都是没有俸禄的，也都靠这些陋规存活，但凡来衙门办事的百姓和地方官，都会给上些许陋规孝敬！但是大头都是归长官所有，我们拿的只不过是一些湖口的小钱，每个月也总共只有几百钱而已，还请大人明察……”
才几百文，张丹青顿时大失所望，顿时也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情况，自己印象中索要陋规成风的应该是在清朝，而明朝尤其是明朝初期，小吏索要漏规的情况，应该还只是萌芽阶段，并不像清朝那般普遍。
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刚刚从前线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而凯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按规定往户部递交了军费账册，以便能够早日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要知道，福康安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皇帝待他如亲生子，这时候的他更是圣卷正隆，是朝廷的大红人。不入官品的户部书吏竟然刮钱刮到他的头上，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福康安哪里受得了这种气这种勒索?!他气得暴跳如雷，怒道：“幺么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论级别，小小书吏与他这个爵爷相差十万八千里。别说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们一眼，他们也应该激动好几天。
就在福康安愤愤难平之际，书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索要“部费”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福康安一听，顿时傻眼，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乖乖照办……
那么，小小的户部书吏怎么敢与皇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门的书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些小小的户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奥秘就在于官员的隐性利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官员的隐性利益。
官员的隐性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隐性特权。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规范的缺失，当时的大小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谋求诸多显着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以及依靠权力延伸出来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门供职的书吏，虽然不能与那些地方官员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可也有获取隐性利益的巨大空间。既然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砸不到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就因地制宜，通过自己的部门特权向各地方官员直接索贿。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从不含湖。在这六部当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因为户部是管各种费用报销的部门，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过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谙规则的人，往往就没有办法办成事。就拿这眼下的军费报销人福康安来说，朝中谁人不晓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可书吏照样不买他的账，照样要他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这时候书吏的衍生权力，就形成了上自户部大员下到普通书吏的一条“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是相互贯通的。书吏向福康安索要的“部费”，就是他们的隐性利益，是他们自肥的肥沃土壤。
那么，什么是“部费”呢?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是严格的，军费报销有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是“投文”，即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然后是户部对报销清册进行审计，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等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奏折，交皇上审批，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
在这个过程中，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在于“批驳”。为了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所谓“部费”，说白了其实就是清政府某部门吃的回扣，据说就是皇帝也拿这个“回扣”没办法。
按一般人的想法，这些巨额的“部费”一定是进了户部大员的腰包里，其实不然。大清帝国有个官职叫“书吏”，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有意思、并且吊诡的是，款额巨大的“部费”大多是落入了这些底层文员的腰包。按照常理，书吏的上面还有司官、员外郎、郎中、侍郎和尚书，但是，这些人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更叫他们头疼，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这样书吏就有了权力，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报销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何止是福康安，后世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曾国藩也照样都在书吏面前“吃瘪。当年，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一厘三毫的回扣，即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也托人，他托的人是李宗羲。李当时是江宁布政使，与户部的人不熟，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面子了。事儿办成了，但是，曾国藩对“部费”一事很恼火，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同意了此要求。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书吏索取“部费”，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不会自掏腰包，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
乱摊派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清代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其中以雍正最认真，所采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现代财政制度。雍正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署这样的机构，取名为“会考府”，规格很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外在干扰。但是，这种做法也是换汤不换药，并无实效，只是换了另一批书吏而已。
“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书吏，这就形成了书吏比官富的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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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吏们到底有多少钱?晚清学者冯桂芬曾经做过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的也多，当然更不止一千万两。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按照冯桂芬的估计，道光咸丰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两千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四千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
……
清朝的情况，可以说得上是糜烂，但明朝估计也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张丹青心中如是想着，待自己明察暗访一番，看看这个情况究竟有多严重，陈如海不是有些不甘心，权柄被剥夺的一干二净吗？不如就把这个查处陋规的任务交给他，即可以纠正衙门的不良风气，在朱元章面前留个好印象，又可以让这个陈如海，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嗯嗯，真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定了……
朱允文对自己并不喜欢，张丹青倒也不放在心上。左右这就是个福薄命短的皇帝。实在不值得他操太多的心。
因此脸上也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任由便宜岳父周慎在自己耳旁唠唠叨叨半天，而自己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大概是说的累了，也大概是察觉出对方的满不在乎，周慎气呼呼的叹了口气，一脸无奈的看着眼前这个年轻后生，有些无可奈何的一脸感慨：“看你今日的言行，怕是要和陈如海锣对锣鼓对鼓了，还希望你们俩动静闹得小一些，可千万别把刑部给折腾个底朝天！”
握着手中茶杯，张丹青呵呵一笑，笑容之中满是不屑的样子：“区区一个陈如海罢了，被我剥了职权，又能翻起多大的风浪？太孙殿下事务繁忙，即便有这个心，也不大可能一天想着怎么琢磨对付我。毕竟太孙殿下只是讨厌我，但谈不上怨恨我而已！他陈如海想抱大腿，只怕是找错了人。”
眼见劝不了这位年轻后生，周慎也只能无奈的翻了个白眼，象征性的和他客套了几句，便送他离开……
刚走出周慎房门口的张丹青，倒也没有多想，立刻左手边安排官差前去通知应天府和五军都督府，希望能够帮忙打听张小六的去向。也好圆了张五伯的一藩心愿。
作为掌管天下刑狱的一个重要衙门，刑部的事物也一点都不轻松。尤其是张丹青打算剥夺陈如海权柄的情况下！所有的事务一分摊下来，便更加繁忙了起来！
毕竟刑部掌全国的刑罚政令，据史书记载，其职掌是：“掌天下刑罚之政令，以赞上正万民。凡律例轻重之适，听断出入之孚，决宥缓速之宜，赃罚追贷之数，各司以达于部。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则行，以肃邦犯。”这说明刑部受理全国刑事桉件，主管刑罚及监狱等政令。但若死刑桉件，还须与大理寺、都察院共同审核。每年于八月间审办各省所报桉件，名为“秋审”。于霜降后审办京内桉件，名为“朝审”。“秋审”、“朝审”均会同“九卿”（六部尚书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为“九卿”），詹事、科、道（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各官共同审理。
刚把手上的事情忙完一小半，赫然已是太阳偏西的时分，张丹青也不由得感叹时间过得好快，正收拾收拾准备散衙的时候，冷不丁的便听到了门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大人，陈侍郎陈大人身边的小吏求见！您看是否要接见？”
张丹青一抬头，眼见是在自己身边伺候的书吏廖忠，便有些狐疑的说道：“是不是早上那个受伤的小吏？不是让人送他去治病了吗？怎么又这么快跑来！？也不在家，好好养病……”
廖忠很是为难的摇了摇头，无奈的摊开双手：“小的也劝过他，可这小子说什么也要亲自来向尚书大人道歉！说是太医院的大夫讲，幸亏大人用蛋清和冷水，给他冲服咽喉，要不然他这副嗓子可就废了！为此他心里过意不去，说什么也要来亲自道谢！小的刚刚看了看，他手里好像还提着些许礼品！”
伸手不打笑脸人，张丹青略微思索之后，还是决定让他进来，这受伤的小吏，一进门便扑通地拜倒在地，哽咽的哭着，用他那发哑的嗓子说道：“小人马三皮，特来向尚书大人谢过救命之恩，若非早上尚书大人施救得当，小人的这一副嗓子恐怕就要毁了，啊，对了，小人还特地买了些许礼品，特地来向尚书大人道谢！”
一听到有礼品，张丹青顿时脸黑的拉了下来，满是不悦的嗔怒说道：“有这个道歉的心意就好了，好端端的送什么礼？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换了钱，好好给自己养伤吧！”
马三皮连忙摇头，恐慌的连忙解释说道：“尚书大人为官清廉，小人是无比佩服的！不过小人带的这些礼，也不过是市井之间的俗物，也就是一些冰糖罢了，左右也值不了几个钱！听闻尚书大人膝下有侄儿侄女，正是垂髫年纪，想来定是喜欢，所以回衙门的时候，我顺手就买了些，还请尚书大人不要介意！”
原来如此，倒是自己有些太过谨慎小心了，张丹青心中不由暗想，毕竟在自己的潜意识之中，京城六部的小吏，各种部费和敲诈勒索的钱可一点都没少赚！下意识之中，对这些小吏可没什么好印象！
便试探着问道：“你们这些小吏，尤其是在六部衙门的，平日里肯定没少向地方官以及前来办事的百姓索要好处吧？！”
马三皮吓得连忙跪在地上，像是被戳中了心事一样，恐慌的哆嗦起来：“大人恕罪，自古官场都是这样子的，在京衙门的小吏，这些个小吏都是没有俸禄的，也都靠这些陋规存活，但凡来衙门办事的百姓和地方官，都会给上些许陋规孝敬！但是大头都是归长官所有，我们拿的只不过是一些湖口的小钱，每个月也总共只有几百钱而已，还请大人明察……”
才几百文，张丹青顿时大失所望，顿时也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情况，自己印象中索要陋规成风的应该是在清朝，而明朝尤其是明朝初期，小吏索要漏规的情况，应该还只是萌芽阶段，并不像清朝那般普遍。
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刚刚从前线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而凯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按规定往户部递交了军费账册，以便能够早日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要知道，福康安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皇帝待他如亲生子，这时候的他更是圣卷正隆，是朝廷的大红人。不入官品的户部书吏竟然刮钱刮到他的头上，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福康安哪里受得了这种气这种勒索?!他气得暴跳如雷，怒道：“幺么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论级别，小小书吏与他这个爵爷相差十万八千里。别说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们一眼，他们也应该激动好几天。
就在福康安愤愤难平之际，书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索要“部费”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福康安一听，顿时傻眼，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乖乖照办……
那么，小小的户部书吏怎么敢与皇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门的书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些小小的户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奥秘就在于官员的隐性利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官员的隐性利益。
官员的隐性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隐性特权。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规范的缺失，当时的大小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谋求诸多显着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以及依靠权力延伸出来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门供职的书吏，虽然不能与那些地方官员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可也有获取隐性利益的巨大空间。既然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砸不到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就因地制宜，通过自己的部门特权向各地方官员直接索贿。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从不含湖。在这六部当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因为户部是管各种费用报销的部门，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过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谙规则的人，往往就没有办法办成事。就拿这眼下的军费报销人福康安来说，朝中谁人不晓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可书吏照样不买他的账，照样要他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这时候书吏的衍生权力，就形成了上自户部大员下到普通书吏的一条“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是相互贯通的。书吏向福康安索要的“部费”，就是他们的隐性利益，是他们自肥的肥沃土壤。
那么，什么是“部费”呢?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是严格的，军费报销有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是“投文”，即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然后是户部对报销清册进行审计，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等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奏折，交皇上审批，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
在这个过程中，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在于“批驳”。为了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所谓“部费”，说白了其实就是清政府某部门吃的回扣，据说就是皇帝也拿这个“回扣”没办法。
按一般人的想法，这些巨额的“部费”一定是进了户部大员的腰包里，其实不然。大清帝国有个官职叫“书吏”，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有意思、并且吊诡的是，款额巨大的“部费”大多是落入了这些底层文员的腰包。按照常理，书吏的上面还有司官、员外郎、郎中、侍郎和尚书，但是，这些人很少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更叫他们头疼，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这样书吏就有了权力，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报销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何止是福康安，后世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曾国藩也照样都在书吏面前“吃瘪。当年，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一厘三毫的回扣，即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也托人，他托的人是李宗羲。李当时是江宁布政使，与户部的人不熟，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面子了。事儿办成了，但是，曾国藩对“部费”一事很恼火，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同意了此要求。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书吏索取“部费”，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不会自掏腰包，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
乱摊派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清代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其中以雍正最认真，所采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现代财政制度。雍正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署这样的机构，取名为“会考府”，规格很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外在干扰。但是，这种做法也是换汤不换药，并无实效，只是换了另一批书吏而已。
“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书吏，这就形成了书吏比官富的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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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吏们到底有多少钱?晚清学者冯桂芬曾经做过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的也多，当然更不止一千万两。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按照冯桂芬的估计，道光咸丰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两千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四千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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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情况，可以说得上是糜烂，但明朝估计也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张丹青心中如是想着，待自己明察暗访一番，看看这个情况究竟有多严重，陈如海不是有些不甘心，权柄被剥夺的一干二净吗？不如就把这个查处陋规的任务交给他，即可以纠正衙门的不良风气，在朱元章面前留个好印象，又可以让这个陈如海，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嗯嗯，真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