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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章 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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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和尚出身的朱元章,内心处那一点及其自卑的心态彻底爆发,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这个帝国设置下了一系列的制度,最为明显的就是户籍方面的。
毕竟一个从平民这种社会底层爬上来的草根皇帝,从内心深处来讲,朱元章极其害怕有人会复制且重新走上他的造反称帝道路,有鉴于此,当做上了皇帝宝座的时候,朱元章第一时间便想出了一个,严格限制和禁锢百姓流动的办法。
那就是路引制度!
即便是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依旧能够感受到朱元章的影响深远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各种证了,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公民身份的证明工具,办理手续、住店、入学等多种场合都要用到它,若是丢失,我们将会丢掉唯一能证明“我”就是“我”的凭证,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种烦恼,并不为现代人“独享”,古人甚至比我们还惆怅,这不是简单的补办问题,而是掉脑袋、连累亲朋邻里的大事。
吴中四大才子祝枝山的老祖宗祝焕文就深刻体会过身份证丢失支配的恐惧。这位祝焕文生活在朱元章时代,他曾前往南京参与燕脂河服徭役,参与开凿工程。劳役繁重,许多人都倒在岗位上和家人天人永隔了。祝焕文幸运地活了下来,在他准备要回家时,他发现他的身份证“路引”不见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偶失去路引,分该死,莫为谋。”也就说,身份证特别的重要,千万得保管好,哪怕是无意中弄丢的,也是杀头的大罪。怎么办呢?好心的监工就给他出主意:“当今圣上是英明的,你应该当面跟他说明情况,兴许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朱元章听了后:“既然已经丢了,那就算了吧!”就在他转身走人时,朱元章大发善心,觉得这个小伙子老实,赏了他二十贯钞,风风光光回家,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祝枝山的好运。朱元章亲自制定的路引政策,自然是要严格执行的。路引,相当现代的身份证明。从小饱受饥饿流离的朱元章,他向往道德经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谧社会,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他的国家保持静止不变。为此,他确立了里甲制度、鱼鳞黄册制度,以保障农村能够自给自足,人口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实现统治秩序的和谐有序。对于有外出需求的人口,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拥有“路引”才能出门。明初规定,离家100公里以上就需要路引了
明代的路引,写在一张纸上,上面详细记录着持有者的姓名、体貌特征、籍贯、去向、原由、去期、归期、所带物品等等信息。路引的获取,需向政府交一笔钱,获得批准,方才领取,在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规定的期限内回来撤销。路引采用堪合的方式验明真伪,也就是路引上面的官府盖章只有一半,另一半在官府手中,两者合二为一才是真的。
明代在各府州县的关津要害之处建立了无数个巡检司,机构内部设有巡检、副巡检,巡检司的级别不高,但是责任重大,他们带领着当地服徭役的老百姓严守关卡,负责缉拿盗贼、盘问路人、侦查犯罪、辨别奸邪,保障社会秩序,避免意外发生。越是动乱不安的地方,巡检司的机构设置越多,检查也就越严密。所以有学者认为,巡检司最早应该设立在广西靖江、平乐、南宁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巡检司渗透到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哪怕是穷乡僻壤。每个经过关卡要道的人都会接受检查、盘问。没有路引、路引过期、神情慌张、言语支吾、目光闪烁的人将会视为来历不明的危险分子,成为重点排查对象,一旦发现不对劲,官府就会进行缉拿。《明律》规定,凡是没有引文私自偷渡关津的,杖八十;不按照引文规定范围活动的,杖九十;偷渡边塞地区的关卡,杖一百,流放三年;偷渡出国,情节最严重,直接绞刑。《大诰续编》里规定,凡是被缉拿归桉,经过一番盘查后,视情节严重程度,或流放或身死,甚至牵连家人。对于勇于揭发检举高密的人,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朱元章制定的路引制度在明代被严格地执行。商人常年走南闯北,流动性大,他们是最需要路引的群体。明朝中后期,商品贸易发展更加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大,但管理丝毫没有因此放松。在商人必经之处,相关工作人员会对商人的体貌特征、资本数目、货物轻重、运行路线等内容做一个详细的登记。商人住客店,需要出示路引,店家在官府发放的“店历”上进行入住信息登记,定时向政府报告。这样,官府不仅能掌握人员的流动状况,还能了解商业运营的情况。
我们现在出门旅行,喜欢先做一个旅游攻略,明代人也是如此。在天启、崇祯时期,商人们自己写了一本出行攻略《士商类要》,里面就特别强调“但凡远处,先须高引”。出远门必带路引,就像今天我们必带身份证一样,成为一种共识。因为,除了在重要关口要道有检查,在乡村、街道上,也有不定时的检查,特别是发生盗贼、叛乱事件时。没有路引,无法说明自身的来历,后果很严重。
有“引”走遍天下,无“引”寸步难行。朱元章制定的路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人身自由,刑罚也很严苛。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了路引制度,正是有了这严苛的路引制度,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违法犯罪,将其扑灭在萌芽之中,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维护一方的安定,稳定社会秩序。
明朝的《知丁法》和路引制度基本锁死了正常的社会流动。
《知丁法》规定,天下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个行业,其他行业的人群,都属于“逸民”。所有民众都要举报逸民,如果不举报,就要连坐法,送到不毛之地的边疆。
“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大诰续编》里他就一次性干掉了松江府“逸民”1350名,苏州府“逸民”1521名;《大诰三编》里,因为“坐视纵容”了十八名“逸民”,“镇江坊甲邻里”又全部被朱元章发配去“搬石砌城”,家破人亡者无数。
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远近、水陆,都需要在路引上开具明白,而他们外出,也必须随身携带路引。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即离乡证明。
在缺乏监控和足够强大的警卫力量的古代,知丁法可以说从一定层面上可以减少和避免人口流动带来的犯罪事件!朱元章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布衣皇帝,很多人认为朱元章是底层民众出身,当了皇上之后更应该体恤民情,不会做出残害底层百姓的事情,但真实的历史往往不是人们假象的那样,朱元章的洪武时代是一座人间炼狱。
也许正是因为朱元章出身布衣,他才更知民众之想,生怕世上再出个李元章、王元章什么的,“知丁法”就是朱元章“体恤民情”的开始,知丁法规定天下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这四业,但凡有这四业之外的人,一律视为“逸民”,被认定是“逸民”的人即是要掉脑袋的人。
知丁法的极恶之处远远不在于此,朱元章要求天子民“相互识丁”,也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邻居家有几口人,除此之外还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如有四业之外的人必须要向衙门举报,如若隐瞒,一旦被官府查到,“逸民”处死,邻里连坐,正所谓“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民,里甲坐视”。
朱元章在“知丁法”的最后一句特意注明“的不虚示”,意思就是告诉民众我可没开玩笑。朱元章通过“知丁法”将大明王朝变成了一个特务社会,每年因邻里举报死在屠刀之下的人不计其数,在《大诰续编》中就记载着朱元章一次性干掉松江府1350名“逸民”的事迹。民众在如此高压之下,必定会另寻出路,《大诰续编》还记载了一件十分荒唐的断指桉。
洪武十九年,福建沙县几个农民,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在四业范围内谋生,恐要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变成残废,就没罪了。”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
朱元章何等聪明,一下子就看透了这些“逸民”的心思,但是人家断的是自己的手指,这该如何定罪呢?朱元章说道“自残父母之遗体,是谓不孝;捏词上谤于朝廷,是谓不臣。”剁自己的手,是不孝;说朝廷“法度好生利害”让你们没了活路,是诽谤,是不臣,朱元章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成年男丁族诛,妇女一律流放不毛之地。
如此荒唐的事在洪武时代多如牛毛,亲戚邻里相互告发,父母送子女见官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章亲笔写下的一段记载:
“《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罹,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
朱元章虽有感叹,但实在没有想明白这些子民为何会走上自残身体的地步,庙堂有病,江湖饮药,细数大明王朝几百年,也许没有一位皇帝真正的想过这个问题。
在这样严酷而又极其阴森的法律制度之下,即便没有大量监控的存在,张丹青要找这么一个人,自然也变得非常轻松起来,在他的授意和下令之下,大量的护卫,拿着杨进的画像,沿途各个关卡和客栈进行仔细的搜查和盘问,很快便问出了非常令人欣喜的结果。
这些个护卫一不做二不休,毫不犹豫的便把这些客栈以及,半挂,包括各个关卡的看守兵丁全部给带了回来,并交由张丹青统一审问。
毕竟杨进等人,不管通过关卡还是入住客栈,都必须要用到户籍和路引,像他这种有身份的人还需要用到官碟文册,再加上不管是杨进还是他身边的这些护卫都是外地人,一水的外地方言就更加的容易引人注目了。这么多人出现在大街小巷,通过各个关卡,自然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还不等张丹青亲自动手和参与,廖忠体贴的替他问清了所有的来龙去脉,原来杨进等人,离开了洪泽湖湖面之后,并没有直接向东进发,甚至这些人压根就没有进入过两淮地面,而是直接调转方向打到回京城了!
这样的行径轨迹,忍不住的让张丹青满脸浮疑起来,忍不住的怀疑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严重伤害!这个巡盐御史杨进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按照朝廷的指示来到清河县办公,反而直接毫不犹豫的带着人马打道回府,并且让自己的复位化整为零,一个个的独自行动!
怎么看都透露着,些许奇怪和让人不解!
一连一个早上,张丹青都没想明白这其中的关窍和可能性!
直到廖忠紧急的从门外闯了进来,并带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淮王朱允熥,在朝堂上被人勐烈弹劾了,说是巡盐御史杨进意外失踪,数百护卫队全部消失!有人严重怀疑淮王暗中谋害钦差队伍!强烈要求皇帝将怀淮王拘拿到京,撤藩查办!
此时张丹青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朝廷之意,醉翁不在酒!
好一个贼喊捉贼啊!
在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和尚出身的朱元章,内心处那一点及其自卑的心态彻底爆发,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这个帝国设置下了一系列的制度,最为明显的就是户籍方面的。
毕竟一个从平民这种社会底层爬上来的草根皇帝,从内心深处来讲,朱元章极其害怕有人会复制且重新走上他的造反称帝道路,有鉴于此,当做上了皇帝宝座的时候,朱元章第一时间便想出了一个,严格限制和禁锢百姓流动的办法。
那就是路引制度!
即便是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依旧能够感受到朱元章的影响深远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各种证了,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公民身份的证明工具,办理手续、住店、入学等多种场合都要用到它,若是丢失,我们将会丢掉唯一能证明“我”就是“我”的凭证,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种烦恼,并不为现代人“独享”,古人甚至比我们还惆怅,这不是简单的补办问题,而是掉脑袋、连累亲朋邻里的大事。
吴中四大才子祝枝山的老祖宗祝焕文就深刻体会过身份证丢失支配的恐惧。这位祝焕文生活在朱元章时代,他曾前往南京参与燕脂河服徭役,参与开凿工程。劳役繁重,许多人都倒在岗位上和家人天人永隔了。祝焕文幸运地活了下来,在他准备要回家时,他发现他的身份证“路引”不见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偶失去路引,分该死,莫为谋。”也就说,身份证特别的重要,千万得保管好,哪怕是无意中弄丢的,也是杀头的大罪。怎么办呢?好心的监工就给他出主意:“当今圣上是英明的,你应该当面跟他说明情况,兴许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朱元章听了后:“既然已经丢了,那就算了吧!”就在他转身走人时,朱元章大发善心,觉得这个小伙子老实,赏了他二十贯钞,风风光光回家,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祝枝山的好运。朱元章亲自制定的路引政策,自然是要严格执行的。路引,相当现代的身份证明。从小饱受饥饿流离的朱元章,他向往道德经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谧社会,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他的国家保持静止不变。为此,他确立了里甲制度、鱼鳞黄册制度,以保障农村能够自给自足,人口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实现统治秩序的和谐有序。对于有外出需求的人口,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拥有“路引”才能出门。明初规定,离家100公里以上就需要路引了
明代的路引,写在一张纸上,上面详细记录着持有者的姓名、体貌特征、籍贯、去向、原由、去期、归期、所带物品等等信息。路引的获取,需向政府交一笔钱,获得批准,方才领取,在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规定的期限内回来撤销。路引采用堪合的方式验明真伪,也就是路引上面的官府盖章只有一半,另一半在官府手中,两者合二为一才是真的。
明代在各府州县的关津要害之处建立了无数个巡检司,机构内部设有巡检、副巡检,巡检司的级别不高,但是责任重大,他们带领着当地服徭役的老百姓严守关卡,负责缉拿盗贼、盘问路人、侦查犯罪、辨别奸邪,保障社会秩序,避免意外发生。越是动乱不安的地方,巡检司的机构设置越多,检查也就越严密。所以有学者认为,巡检司最早应该设立在广西靖江、平乐、南宁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巡检司渗透到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哪怕是穷乡僻壤。每个经过关卡要道的人都会接受检查、盘问。没有路引、路引过期、神情慌张、言语支吾、目光闪烁的人将会视为来历不明的危险分子,成为重点排查对象,一旦发现不对劲,官府就会进行缉拿。《明律》规定,凡是没有引文私自偷渡关津的,杖八十;不按照引文规定范围活动的,杖九十;偷渡边塞地区的关卡,杖一百,流放三年;偷渡出国,情节最严重,直接绞刑。《大诰续编》里规定,凡是被缉拿归桉,经过一番盘查后,视情节严重程度,或流放或身死,甚至牵连家人。对于勇于揭发检举高密的人,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奖励。
朱元章制定的路引制度在明代被严格地执行。商人常年走南闯北,流动性大,他们是最需要路引的群体。明朝中后期,商品贸易发展更加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大,但管理丝毫没有因此放松。在商人必经之处,相关工作人员会对商人的体貌特征、资本数目、货物轻重、运行路线等内容做一个详细的登记。商人住客店,需要出示路引,店家在官府发放的“店历”上进行入住信息登记,定时向政府报告。这样,官府不仅能掌握人员的流动状况,还能了解商业运营的情况。
我们现在出门旅行,喜欢先做一个旅游攻略,明代人也是如此。在天启、崇祯时期,商人们自己写了一本出行攻略《士商类要》,里面就特别强调“但凡远处,先须高引”。出远门必带路引,就像今天我们必带身份证一样,成为一种共识。因为,除了在重要关口要道有检查,在乡村、街道上,也有不定时的检查,特别是发生盗贼、叛乱事件时。没有路引,无法说明自身的来历,后果很严重。
有“引”走遍天下,无“引”寸步难行。朱元章制定的路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人身自由,刑罚也很严苛。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了路引制度,正是有了这严苛的路引制度,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违法犯罪,将其扑灭在萌芽之中,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维护一方的安定,稳定社会秩序。
明朝的《知丁法》和路引制度基本锁死了正常的社会流动。
《知丁法》规定,天下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个行业,其他行业的人群,都属于“逸民”。所有民众都要举报逸民,如果不举报,就要连坐法,送到不毛之地的边疆。
“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大诰续编》里他就一次性干掉了松江府“逸民”1350名,苏州府“逸民”1521名;《大诰三编》里,因为“坐视纵容”了十八名“逸民”,“镇江坊甲邻里”又全部被朱元章发配去“搬石砌城”,家破人亡者无数。
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远近、水陆,都需要在路引上开具明白,而他们外出,也必须随身携带路引。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即离乡证明。
在缺乏监控和足够强大的警卫力量的古代,知丁法可以说从一定层面上可以减少和避免人口流动带来的犯罪事件!朱元章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布衣皇帝,很多人认为朱元章是底层民众出身,当了皇上之后更应该体恤民情,不会做出残害底层百姓的事情,但真实的历史往往不是人们假象的那样,朱元章的洪武时代是一座人间炼狱。
也许正是因为朱元章出身布衣,他才更知民众之想,生怕世上再出个李元章、王元章什么的,“知丁法”就是朱元章“体恤民情”的开始,知丁法规定天下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这四业,但凡有这四业之外的人,一律视为“逸民”,被认定是“逸民”的人即是要掉脑袋的人。
知丁法的极恶之处远远不在于此,朱元章要求天子民“相互识丁”,也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邻居家有几口人,除此之外还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如有四业之外的人必须要向衙门举报,如若隐瞒,一旦被官府查到,“逸民”处死,邻里连坐,正所谓“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民,里甲坐视”。
朱元章在“知丁法”的最后一句特意注明“的不虚示”,意思就是告诉民众我可没开玩笑。朱元章通过“知丁法”将大明王朝变成了一个特务社会,每年因邻里举报死在屠刀之下的人不计其数,在《大诰续编》中就记载着朱元章一次性干掉松江府1350名“逸民”的事迹。民众在如此高压之下,必定会另寻出路,《大诰续编》还记载了一件十分荒唐的断指桉。
洪武十九年,福建沙县几个农民,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在四业范围内谋生,恐要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变成残废,就没罪了。”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
朱元章何等聪明,一下子就看透了这些“逸民”的心思,但是人家断的是自己的手指,这该如何定罪呢?朱元章说道“自残父母之遗体,是谓不孝;捏词上谤于朝廷,是谓不臣。”剁自己的手,是不孝;说朝廷“法度好生利害”让你们没了活路,是诽谤,是不臣,朱元章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成年男丁族诛,妇女一律流放不毛之地。
如此荒唐的事在洪武时代多如牛毛,亲戚邻里相互告发,父母送子女见官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章亲笔写下的一段记载:
“《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罹,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
朱元章虽有感叹,但实在没有想明白这些子民为何会走上自残身体的地步,庙堂有病,江湖饮药,细数大明王朝几百年,也许没有一位皇帝真正的想过这个问题。
在这样严酷而又极其阴森的法律制度之下,即便没有大量监控的存在,张丹青要找这么一个人,自然也变得非常轻松起来,在他的授意和下令之下,大量的护卫,拿着杨进的画像,沿途各个关卡和客栈进行仔细的搜查和盘问,很快便问出了非常令人欣喜的结果。
这些个护卫一不做二不休,毫不犹豫的便把这些客栈以及,半挂,包括各个关卡的看守兵丁全部给带了回来,并交由张丹青统一审问。
毕竟杨进等人,不管通过关卡还是入住客栈,都必须要用到户籍和路引,像他这种有身份的人还需要用到官碟文册,再加上不管是杨进还是他身边的这些护卫都是外地人,一水的外地方言就更加的容易引人注目了。这么多人出现在大街小巷,通过各个关卡,自然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还不等张丹青亲自动手和参与,廖忠体贴的替他问清了所有的来龙去脉,原来杨进等人,离开了洪泽湖湖面之后,并没有直接向东进发,甚至这些人压根就没有进入过两淮地面,而是直接调转方向打到回京城了!
这样的行径轨迹,忍不住的让张丹青满脸浮疑起来,忍不住的怀疑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严重伤害!这个巡盐御史杨进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按照朝廷的指示来到清河县办公,反而直接毫不犹豫的带着人马打道回府,并且让自己的复位化整为零,一个个的独自行动!
怎么看都透露着,些许奇怪和让人不解!
一连一个早上,张丹青都没想明白这其中的关窍和可能性!
直到廖忠紧急的从门外闯了进来,并带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淮王朱允熥,在朝堂上被人勐烈弹劾了,说是巡盐御史杨进意外失踪,数百护卫队全部消失!有人严重怀疑淮王暗中谋害钦差队伍!强烈要求皇帝将怀淮王拘拿到京,撤藩查办!
此时张丹青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朝廷之意,醉翁不在酒!
好一个贼喊捉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