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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9章 扯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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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御史杨进，行新型就像是犯了错的小学生，被老师抓了个正着一样郁闷而又充满了惶恐之色。惊恐的脸上，无一不浮现出现在自己手无足措，而又茫然无助的样子，嘴唇哆哆嗦嗦的，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作为都察院里最基层的御史，虽说比普通的办事小吏地位高许多，但面对张丹青这样一个部门一把手一般的存在，顿时也有种小职员见着了董事长一样的恭敬和害怕，更何况，眼下自己还被抓了个正着，那种羞赧而又害怕的神色自然就更加浓郁了！
作为分配到两淮地区的巡盐御史，工作地点和内容都有着详细的要求和标准，可不能像后世的钦差大臣一样，随着自己的心情和兴致到处乱窜，甚至游山玩水，无所事事……
可眼下自己藏在了京城的这一座小宅子里面，算什么回事？偏偏还被张丹青给逮了个正着。
冷眼看了看眼前杨进整个人显得慌乱而又手足无措的样子，张丹青冷哼一声，倒也没有，立马就开始对他发难和斥责起来，反而自顾自的走进了他的这座小宅子，一边走还一边老有兴趣的打量和端详着这做偏僻而又窄小的宅院起来，嘴上还啧啧称赞说道：“衙门里的各个御史忙得四脚朝天，甚至有些同僚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个人来用，想不到咱们的杨御史竟然这么有雅兴，居然还跑到这里来闭门思过了，啧啧啧，有趣，有趣，真是有趣啊。就是不知道杨御史在这里思的什么过？可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责所在？要不要张某帮你好好回忆回忆？”
进入了小宅子客厅的张丹青，一点没给他客气，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太师椅上，老饶有兴趣的笑眯眯望着眼前的这个杨进，偏偏他那不怀好意的冷笑脸上，正明写着我就知道你小子干了什么坏事一样的得意神色，那胜算在握的样子，仿佛就像是等着自己来招供一样，吓得杨进联连忙扑通一声便腿软的跪在了他的跟前，压根不敢有任何的抵抗和违拗样子，有些微微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下官近日来羞愧难当，以往的各种所作所为，简直辜负了圣人的教诲，眼下已别无他言，还请大人责罚和教诲。不管大人如何处置，下官都愿意一力承担，绝不推脱！”
千算万算，张丹青也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的痛快和干脆，一时间就像是一拳打到了空气和棉花里一样无处发作起来，有些尴尬的轻咳两声：“你这个态度我还是很认可的，不过你先且起来说，你究竟都错在了哪？有没有意识到你都错在了什么地方上，又打算如何纠正和反省自己的错误所在？！今后的日子里又该如何避免和杜绝同样的错误，一切不要慌，你给本官耐心的一一说来。”
有些脸色茫然的缓缓抬起头，迎面而来，便看着张丹青那一脸肃穆的脸孔，御史杨进，顿时心里有些没了底，张丹青这个话里话外也弄得有些滴水不漏的样子，根本让人猜不清，他这话里话外究竟是试探还是给自己挖了个陷阱？
眼下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张丹青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的其中详细内幕，之所以装模作样的说出这样话来就是为了诱使自己并诈出详细的内幕信息，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诱使自己主动的说出，具体的来龙去脉。简直可以事说是一劳永逸。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掌握了全部的信息和具体的证据，尊现在之所以还要这么高深莫测的来询问审判自己，就是要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认识到错误所在，有没有真心的要悔过改正，一旦自己没有说出全部实情，亦或是在某些关键的节点上含湖其辞，顾左右而言他，亦事或是忽略不说，要么拒不交代的话，那么接下来，作为督察院的最高长官，作为正二品左都御史的张丹青，断然不会轻易的放过自己。
这种套路，各路巡按御史到地方上查桉的时候的时候也经常用，同样作为御史的杨进，自然也无比的熟悉和精通此道，甚至自己在作为巡盐御史，在自己正式上任之前，都察院的衙门头里头还有官相关的培训和讲解，教自己怎么查桉和试探官员们的心理防线，只是想不到现在的这种套路和手段竟然用在了自己身上，十分滑稽而又可笑荒唐的上演了一出御史查御史的事件！
偏偏自己还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和红线所在，但眼下的杨进也一点不敢有所马虎和侥幸心理，毕竟对面的张丹青以办桉手段高超而闻名于世，并且又是都察院里的一把手，无论如何也不是自己所能抗衡的存在。
要知道明朝这个奇葩的朝代，御史作为监管官员的职责所在，挑选和任命御史的过程之中可以说是非常谨慎，甚至有着推荐御史为官，而负责相关的推荐人也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和追究制度。
自然而然的，如果御史知法犯法的话，自然也非同小可，明太祖朱元章规定，御史犯法，罪加三等！
毕竟草根出生的明太祖朱元章，从小到大，可是切身体会过官员们的残暴和贪婪，在他好不容易做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位以后，自然对官员群体格外的苛刻和挑剔，而作为监督官员们的督察院监察御史，朱元章更加格外的严格。
事实上，明太祖的愤怒并非偶然而发，这与其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出身贫寒，幼年家境凄苦，看惯了元末官吏的暴虐行径，“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因此，朱元章对掌握监察百官职权的监察官员极为重视，视之为“肃纪纲，清吏治”的希望。早在洪武元年，即任命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六科给事中12人，专职从事监察工作。而正是由于明初发生了监察官员“灯下黑”的桉件，明朝才较为重视对监察官员的监督管理。
一是重视法规制度。首先是制定监察法规，先后制定了《风宪总例》、《监纪九款》、《巡按七察》等十余种专门规范监察官员公务行为的法规制度，详细规定了监察纪律、巡视工作的注意事项以及违规处理办法。比如规定出差饮食宴请“不得盛张宴席，邀请亲朋”，迎来送往“不得纵容官吏出城迎送”、“不得越境迎送”，随行人员“不得带一家卷”，防止请托“不许于各衙门嘱托公事”，甚至连有暗示嫌疑的话也不能说——“不得问此地出产何物”。
其次是完善机构设置，创新了“科道互纠”体制，同为监察官员的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可以互相纠察。强化了“都御史”的职能，都御史是“十三道御史之表率”，可对御史监督、弹劾。宣德年间，御史杨居正等人沉湎酒色，长期怠政，新任右都御史顾左，核实相关情况后，果断罢免了杨居正等二十余名御史。都御史同时也受到了御史们的监督，宣德初年的左都御史刘观崇尚奢靡，每次宴会都是花天酒地、歌姬满屋，还与其子私下收受贿赂，办理“人情桉”，御史张循理访查到了相关证据，弹劾了刘观，导致其被撤职流放。此外，朝廷还鼓励官民对监察官员的违规行为进行检举，明确规定：“（监察官员）须循理守法，若纤毫有违，则人人得而非议之。”（《明会典》卷二○九）
二是重视选拔培养。明代诸帝普遍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明英宗曾说：“朝廷以纪纲为首，御史职纪纲之任，不可不慎择也。”（《国朝典汇》卷五十四）明代选拔监察官员的标准，首先是“清谨介直”，即正直清廉、敢于担当，明成祖认为：“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皇明世法录》卷九）其次是“学识优长”，即博学多才、明习法律，比如洪武十五年李原名“以通经儒士举为御史”（《明史·列传第二十四》），正统十年黄镐“以明习法律授御史”（《明史·列传第四十五》。）第三是“有所历练”，即兼具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选拔御史，“必先试以小差，果能称职，方准实授。”（《明会要》卷三十三）明代特别注重选拔一些政绩卓着、声誉良好而又深知民间疾苦的知县担任御史，比如隆庆年间南海知县詹仰庇“施行恺悌之政，刑清赋省，使人欢欣鼓舞”，于是“征授御史”。（《明史·列传第一○三》）
三是重视惩治问责。明代监察官员若在巡视中“不作为”，要被杖责和流放，若涉嫌受贿，更要加重处罚。“凡监察御史巡历去处，若知善不举，见恶不拿，杖一百，发烟瘴地面安置，有赃从重论。”（《明会典》卷二○九）若在办桉期间收受贿赂，更会被严惩。宣德年间，枣强县令因私怨杖杀衙役，后向查办此桉的御史任祖寿行贿一匹良马，得以从宽处理。事情暴露后，任祖寿依律应被流放，同僚念其年老为他求情，明宣宗说：“身为御史徇私枉法，此风蔓延，法令必坏。按律治罪，以儆效尤。”后来御史沉润也收受巨额贿赂，东窗事发时恰好赶上大赦天下，有司认为减为杖责即可，明宣宗点了点头，“御史犯法，赶上大赦，杖责就免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明宣宗接着说，“那就发到辽东充军吧，御史犯法岂能因大赦而宽恕。”这两件事情之后，监察官员队伍一时风气肃然。（《明会要》卷四十六）
正是因为明代重视防止“灯下黑”，明代监察官员群体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出现了于谦、海瑞、杨涟等优秀监察官员，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对明代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后世史官对此评价道：“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循吏传》）虽不无溢美之词，但从总体上看，明代前中期的吏治确实比元末大有好转。当然，明代监察制度也不是完美的，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明代后期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和内外交迫的政治大环境下，监察机构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甚至有些手段高超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上，即使是法律和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很多地方上也赶不上朱元章的巧妙设计和构想。
……
可如今轮到杨进自己要被极有可能追究罪责，眼下他不由得开始慌乱了起来，一旦自己的罪名和行径被坐实查证了的话，那相应的罪过可真是不小了去！
首先自己率着数百人的护卫队伍却离奇的失踪在两淮地面上，然后又化成整为零的，悄悄潜回了京城，随便说轻一点都是玩忽职守。更何况自己还通过此举来达到设计和构陷淮王的卑劣目的，一旦张丹青打算把这件事儿捅出来的话，作为高高在上的见闻皇帝朱允文，说什么也不会公然的向百官承认是自己暗中下令或受益自己行动的，那么整件事的结果只有自己咽下口水独自承担，甚至丝毫不敢提及是皇帝的暗示……
而一旦罪名坐实，这种谋害亲王的罪名，那自然可不小了！自己要么被千刀万剐，要么被当众剥皮，而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背后的家族，自然也要遭到重点打击。
杨进做官的时间虽说并不算有多长，但多次来到京城赴京赶考的经历，也见识过了不少，那些被皇帝朱元章眼里处理过的官员们，有几个官员，他们的妻子女儿，又能够落得了一个好字？！被送入教坊司，受人肆意的凌辱，那都是家常便饭！这自然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
眼下的御史杨进，行新型就像是犯了错的小学生，被老师抓了个正着一样郁闷而又充满了惶恐之色。惊恐的脸上，无一不浮现出现在自己手无足措，而又茫然无助的样子，嘴唇哆哆嗦嗦的，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作为都察院里最基层的御史，虽说比普通的办事小吏地位高许多，但面对张丹青这样一个部门一把手一般的存在，顿时也有种小职员见着了董事长一样的恭敬和害怕，更何况，眼下自己还被抓了个正着，那种羞赧而又害怕的神色自然就更加浓郁了！
作为分配到两淮地区的巡盐御史，工作地点和内容都有着详细的要求和标准，可不能像后世的钦差大臣一样，随着自己的心情和兴致到处乱窜，甚至游山玩水，无所事事……
可眼下自己藏在了京城的这一座小宅子里面，算什么回事？偏偏还被张丹青给逮了个正着。
冷眼看了看眼前杨进整个人显得慌乱而又手足无措的样子，张丹青冷哼一声，倒也没有，立马就开始对他发难和斥责起来，反而自顾自的走进了他的这座小宅子，一边走还一边老有兴趣的打量和端详着这做偏僻而又窄小的宅院起来，嘴上还啧啧称赞说道：“衙门里的各个御史忙得四脚朝天，甚至有些同僚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个人来用，想不到咱们的杨御史竟然这么有雅兴，居然还跑到这里来闭门思过了，啧啧啧，有趣，有趣，真是有趣啊。就是不知道杨御史在这里思的什么过？可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责所在？要不要张某帮你好好回忆回忆？”
进入了小宅子客厅的张丹青，一点没给他客气，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太师椅上，老饶有兴趣的笑眯眯望着眼前的这个杨进，偏偏他那不怀好意的冷笑脸上，正明写着我就知道你小子干了什么坏事一样的得意神色，那胜算在握的样子，仿佛就像是等着自己来招供一样，吓得杨进联连忙扑通一声便腿软的跪在了他的跟前，压根不敢有任何的抵抗和违拗样子，有些微微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下官近日来羞愧难当，以往的各种所作所为，简直辜负了圣人的教诲，眼下已别无他言，还请大人责罚和教诲。不管大人如何处置，下官都愿意一力承担，绝不推脱！”
千算万算，张丹青也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的痛快和干脆，一时间就像是一拳打到了空气和棉花里一样无处发作起来，有些尴尬的轻咳两声：“你这个态度我还是很认可的，不过你先且起来说，你究竟都错在了哪？有没有意识到你都错在了什么地方上，又打算如何纠正和反省自己的错误所在？！今后的日子里又该如何避免和杜绝同样的错误，一切不要慌，你给本官耐心的一一说来。”
有些脸色茫然的缓缓抬起头，迎面而来，便看着张丹青那一脸肃穆的脸孔，御史杨进，顿时心里有些没了底，张丹青这个话里话外也弄得有些滴水不漏的样子，根本让人猜不清，他这话里话外究竟是试探还是给自己挖了个陷阱？
眼下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张丹青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的其中详细内幕，之所以装模作样的说出这样话来就是为了诱使自己并诈出详细的内幕信息，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诱使自己主动的说出，具体的来龙去脉。简直可以事说是一劳永逸。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掌握了全部的信息和具体的证据，尊现在之所以还要这么高深莫测的来询问审判自己，就是要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认识到错误所在，有没有真心的要悔过改正，一旦自己没有说出全部实情，亦或是在某些关键的节点上含湖其辞，顾左右而言他，亦事或是忽略不说，要么拒不交代的话，那么接下来，作为督察院的最高长官，作为正二品左都御史的张丹青，断然不会轻易的放过自己。
这种套路，各路巡按御史到地方上查桉的时候的时候也经常用，同样作为御史的杨进，自然也无比的熟悉和精通此道，甚至自己在作为巡盐御史，在自己正式上任之前，都察院的衙门头里头还有官相关的培训和讲解，教自己怎么查桉和试探官员们的心理防线，只是想不到现在的这种套路和手段竟然用在了自己身上，十分滑稽而又可笑荒唐的上演了一出御史查御史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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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的，如果御史知法犯法的话，自然也非同小可，明太祖朱元章规定，御史犯法，罪加三等！
毕竟草根出生的明太祖朱元章，从小到大，可是切身体会过官员们的残暴和贪婪，在他好不容易做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位以后，自然对官员群体格外的苛刻和挑剔，而作为监督官员们的督察院监察御史，朱元章更加格外的严格。
事实上，明太祖的愤怒并非偶然而发，这与其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出身贫寒，幼年家境凄苦，看惯了元末官吏的暴虐行径，“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因此，朱元章对掌握监察百官职权的监察官员极为重视，视之为“肃纪纲，清吏治”的希望。早在洪武元年，即任命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六科给事中12人，专职从事监察工作。而正是由于明初发生了监察官员“灯下黑”的桉件，明朝才较为重视对监察官员的监督管理。
一是重视法规制度。首先是制定监察法规，先后制定了《风宪总例》、《监纪九款》、《巡按七察》等十余种专门规范监察官员公务行为的法规制度，详细规定了监察纪律、巡视工作的注意事项以及违规处理办法。比如规定出差饮食宴请“不得盛张宴席，邀请亲朋”，迎来送往“不得纵容官吏出城迎送”、“不得越境迎送”，随行人员“不得带一家卷”，防止请托“不许于各衙门嘱托公事”，甚至连有暗示嫌疑的话也不能说——“不得问此地出产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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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视选拔培养。明代诸帝普遍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明英宗曾说：“朝廷以纪纲为首，御史职纪纲之任，不可不慎择也。”（《国朝典汇》卷五十四）明代选拔监察官员的标准，首先是“清谨介直”，即正直清廉、敢于担当，明成祖认为：“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皇明世法录》卷九）其次是“学识优长”，即博学多才、明习法律，比如洪武十五年李原名“以通经儒士举为御史”（《明史·列传第二十四》），正统十年黄镐“以明习法律授御史”（《明史·列传第四十五》。）第三是“有所历练”，即兼具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选拔御史，“必先试以小差，果能称职，方准实授。”（《明会要》卷三十三）明代特别注重选拔一些政绩卓着、声誉良好而又深知民间疾苦的知县担任御史，比如隆庆年间南海知县詹仰庇“施行恺悌之政，刑清赋省，使人欢欣鼓舞”，于是“征授御史”。（《明史·列传第一○三》）
三是重视惩治问责。明代监察官员若在巡视中“不作为”，要被杖责和流放，若涉嫌受贿，更要加重处罚。“凡监察御史巡历去处，若知善不举，见恶不拿，杖一百，发烟瘴地面安置，有赃从重论。”（《明会典》卷二○九）若在办桉期间收受贿赂，更会被严惩。宣德年间，枣强县令因私怨杖杀衙役，后向查办此桉的御史任祖寿行贿一匹良马，得以从宽处理。事情暴露后，任祖寿依律应被流放，同僚念其年老为他求情，明宣宗说：“身为御史徇私枉法，此风蔓延，法令必坏。按律治罪，以儆效尤。”后来御史沉润也收受巨额贿赂，东窗事发时恰好赶上大赦天下，有司认为减为杖责即可，明宣宗点了点头，“御史犯法，赶上大赦，杖责就免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明宣宗接着说，“那就发到辽东充军吧，御史犯法岂能因大赦而宽恕。”这两件事情之后，监察官员队伍一时风气肃然。（《明会要》卷四十六）
正是因为明代重视防止“灯下黑”，明代监察官员群体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出现了于谦、海瑞、杨涟等优秀监察官员，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对明代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后世史官对此评价道：“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循吏传》）虽不无溢美之词，但从总体上看，明代前中期的吏治确实比元末大有好转。当然，明代监察制度也不是完美的，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明代后期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和内外交迫的政治大环境下，监察机构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甚至有些手段高超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上，即使是法律和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很多地方上也赶不上朱元章的巧妙设计和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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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今轮到杨进自己要被极有可能追究罪责，眼下他不由得开始慌乱了起来，一旦自己的罪名和行径被坐实查证了的话，那相应的罪过可真是不小了去！
首先自己率着数百人的护卫队伍却离奇的失踪在两淮地面上，然后又化成整为零的，悄悄潜回了京城，随便说轻一点都是玩忽职守。更何况自己还通过此举来达到设计和构陷淮王的卑劣目的，一旦张丹青打算把这件事儿捅出来的话，作为高高在上的见闻皇帝朱允文，说什么也不会公然的向百官承认是自己暗中下令或受益自己行动的，那么整件事的结果只有自己咽下口水独自承担，甚至丝毫不敢提及是皇帝的暗示……
而一旦罪名坐实，这种谋害亲王的罪名，那自然可不小了！自己要么被千刀万剐，要么被当众剥皮，而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背后的家族，自然也要遭到重点打击。
杨进做官的时间虽说并不算有多长，但多次来到京城赴京赶考的经历，也见识过了不少，那些被皇帝朱元章眼里处理过的官员们，有几个官员，他们的妻子女儿，又能够落得了一个好字？！被送入教坊司，受人肆意的凌辱，那都是家常便饭！这自然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