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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8章 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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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朝廷里也开始了激烈的争峰和辩论。所激烈讨论的话题无非就是如何应对燕王府送来的质子，以兵部尚书齐泰为首得务实派，强烈建议一直把燕王朱棣的三个儿子一直就这么扣压下去，以作为朝廷对燕王府的绝对重要手段和筹码，并以此来牵住和控制对方，不得不说，这个策略不说有多么高明，至少是相对而言比较靠谱的。，张丹青如是的心里想着，但凡高高坐在龙椅上的见皇帝朱允炆此时此刻肯听齐泰的建议的话，想来日后也不会沦落到国灭身死的悲凉下场。这位在位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权成功的失败帝君，在历史上却得评价甚高，朱元章的遗诏里说他“明仁孝友”，可称是仁德之君。清历史学家徐元文也曾说他“若无篡逆之乱，必修德安民，开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当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现实，安心做一个藩王，朱允炆也必将成为一个堪比历代仁君的好皇帝。而观其一生的“善举”，事实也似乎如此，从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朱允炆即大刀阔斧，对朱元章时代的诸多制度进行更化改革，史称“建文新政”。
新政的主题恰如其年号“建文”一样，与前代的“洪武”相对，施行重文臣，兴儒学的“仁政”。
即位第一个月即下令全国复查“冤桉”，对洪武时代的几次大桉重新核查，力求“从宽”，赦免无辜者数万人。许多被朱元章流放边关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
进而修订《大明律》，删掉其中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更进行“机构精简”，户部和刑部下属的各类司级机关从12个缩减到4个，但有些部门则进行“机构扩充”，如翰林院和国子监。
官职级别也发生变化，六部尚书的品级从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边则形成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三人组成的“参议”，即后来明“内阁”的雏形。
赋税政策也大做调整，改变了洪武时代对江南地区的苛刻重税，改为轻徭薄赋。
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议下改革国家土地制度，恢复西周时代的“井田制”。
上述种种“善政”，六百年来史不绝书。
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实际，但诸如“内阁”等制度，文臣治国的理念，实际上也被后世皇帝接纳并延续下来。历代史家对其评价甚高，由此不足为怪。
既是“善政”，又为何招致战乱呢?
这就是靖难之役的“导火索”——削藩。
二、削藩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讽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军队打仗，开始的时候捷报频传，斩获连连，却突然一个挫折，接着就是昏招连连，连战连败，最后败到一发不可收拾。说“削藩”，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有的一块心病，毕竟深知自己年纪幼小，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鲠在喉。黄子澄曾宽慰他说：“汉景帝在位时，诸王也多不法，酿成七国之乱，可汉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让朱允炆稍稍心安，后来朱允炆也曾请教朱元章，朱元章反问他该怎么办，朱允炆思来想去答道：先用德争取，再用礼规范，再不行就改封地，还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章很满意，赞道：“甚好，甚好。”而观朱允炆削藩，论开头，也可为“好的开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章撒手人寰后，即颁布“遗诏”，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亲身“护卫”外，皆由中央节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军政大权”，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黄子澄密谋，采纳黄子澄“断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议，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贪横暴虐罪”逮捕，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
众文臣窥得风向，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力陈大规模“削藩”。“顺应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责”，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愤然自焚。
齐王被废为庶人，关入大狱，数月之间连出重手，将当年向朱元章陈述的“五步走”连贯动作一气呵成，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
噩耗连连，“主要对手”朱棣也紧张，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战争，并与北边的鞑靼部落订立盟约。
建文帝也毫不落后，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员葛诚，成为自己耳目，继而以防备蒙古为名，派亲信将领张芮驻北平北面的开平，遣谢贵为北平指挥使，接掌北平军权，里里外外对朱棣形成夹击之势。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见，有大臣建议建文帝借故将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继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万驻开平，五月，朱棣派两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入京朝见，又有大臣“旧话从提”，要建文帝扣押两皇子以挟持朱棣，再被拒绝。
最终放虎归山，归家后，为掩人耳目，朱棣开始“装疯”，成日疯疯癫癫，做病入膏肓状。
七月，在得到葛诚密报朱棣已然筹谋起兵后，建文帝终下决心，命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火线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断行动，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继而火速举兵，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谢贵，控制北平城，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正式举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对这段“削藩”过程颇多非议，认为既然削藩的主要对象是燕王朱棣，就该从一开始直捣黄龙，先将朱棣削藩，而照黄子澄的方式，实为“先易后难”，到头来朱棣毫发未损，各藩国却被“得罪光”。
这个此时捷报频传的过程，素来被看做建文帝的败笔之一。
而在这之间，两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机会皆被他放过，更令后人指摘不已，称之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
但仔细观其过程，朱棣两次觐见，第一次是诸藩王人心惶惶时，恰如齐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诸藩众怒”。
第二次朱棣两皇子觐见时，黄子澄谏道“放归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
在轻易不愿酿成兵灾的建文帝眼里，这必然成为他的第一选择。
而说到“先易后难”的削藩选择，对于行事力求稳妥的建文帝来说，也是必然会采纳的。
但对照之前的汉朝“七国之乱”，以及后世的清朝“三藩之乱”，我们不难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错处”。
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话：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无可回避的战争，最重要的自然是战争准备，而这，恰是建文帝，及其“师傅”们最大的疏漏。
直到战争打响后，建文帝还反复告戒前线诸将，不要伤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三、长兴侯耿炳文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口号，拉响了持续三年的“靖难之役”的大幕。大战骤起，朱棣先声夺人，先败宋忠的三万精兵，继而连克云中，开平，怀来，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牵制朱棣的“防区”，此时尽皆攻克，如雷轰顶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以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中央军”，出师讨伐。由此牵出了朱元章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个苦心安排——长兴侯耿炳文。耿炳文，凤阳人，淮西旧将的老班底，大明开国功臣，靖难之役爆发时，时年六十五岁，可谓久经沙场。在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中，他留给历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却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写朱允炆命运的人。之所以这样说，还是由于他的作战特点---擅守。
朱元章争天下时，他曾受命镇守江苏长兴达十年，其间数次以少胜多，击败朱元章劲敌张士诚的疯狂进攻。也因战功为封为长兴侯。
在朱元章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时中国的将领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战的人，他不仅防御经验丰富，且军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战车克胡骑”的作战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继光，俞大猷，孙承宗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明军的主战法。
朱元章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国家有事，一个耿炳文就足够镇守边关。
而从靖难之役的局面看，大势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队多骑兵的朱棣，最大的特点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战，一旦战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灭顶之灾。对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来说，平乱的方式很简单---守住，便是胜利。
但急于求成的建文帝给耿炳文的命令却是“火速堪乱”。
接着同年九月，耿炳文率军在河北真定与朱棣激战，朱棣先以夜袭的方式，相继歼灭耿炳文属下的潘雄，杨忠部，出战遇挫的耿炳文收缩兵力，死守真定，数次击退朱棣的进攻，终将局面拖入对“中央军”有利的相持战轨道。
岂料后院起火，建文帝闻败报后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战而摧锋”，于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万大军北征朱棣。
这个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将，就这样告别了靖难之役的舞台。两年后，坐稳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宫廷物品违制罪”，将之赐死。
虽然，建文帝的统治生涯不长，但史学界对这位年轻皇帝的评价普遍较高。清朝时期的史学家徐元文更是指出，倘若没有发生“篡逆之乱”，建文帝肯定会成长为一个保境安民的明君，能够为大明朝带来盛世之治。
那么，为什么包括徐元文在内的一众史学家会有这样的“预测”呢?
应该是他们在“建文新政”中看到了朱允炆成为“有为之君”的潜质。所谓“新政”，其实，就是王朝站稳脚跟后不可或缺的“文治”。朱元章施行了一系列铁血政策，让朝野上下一片风声鹤唳，所以，必须有一位继任者站出来重文兴儒，以“仁治”消弭先帝为巩固政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建文帝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当年的各种“冤桉”平反。我们知道，洪武时期曾发生过许多具有屠杀性质的大清洗，不少遭到屠杀的名臣之后，都受到了牵连。朱允炆不但替那些冤死的人洗清冤屈，还将那些被流放到不毛之地的能臣重新调度回京城，加以重用。
此外，朱允炆还主持修订了《大明律》，将许多不合常理的内容加以修改，删除了许多严刑峻法。最微妙的是，朱允炆不忘改变官场格局，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人”的地位。例如，朱允炆提高了六部尚书的职级，由二品提高到了一品。是以黄子澄、方孝孺、齐泰三人得以上位，成为皇帝身边的“内阁元老”。
朱允炆还不忘让老百姓感念自己的恩德，其祖父朱元章在位时，曾在江南等富庶地区实行了高赋税。建文帝上台后将赋税进行调整，大幅减低了江南地区的重税，以及在方孝孺的建议下实行土地改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章的良苦用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皇太孙铺路。他故意留下一个充满弊病的天下，让继任者能从容地施行“仁政”，收买人心。
正因如此，在朱允炆登基后，从朝臣到百姓才会清一色地念他的好。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仍有史学家在夸奖朱允炆所施行的“仁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朱允炆所施行的一系列政策都对后世造成了良好的影响，尤其是“文臣治国”的理念和“内阁当政”的制度。然而，朱允炆的种种善举，有些人并不买账，例如：他的皇叔们。因为朱允炆的一系列政策中，有一条叫“削藩”。
所谓削藩，削的是什么?藩王的封地、兵力。
藩王均为朱氏宗室，兵力是他们在皇权斗争中得以自保的资本，削弱兵力无疑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受。而封地又是藩王能够在地方当“土皇帝”的根本，若无封地何来税收?何来挥霍之资?出生在帝王之家的朱允炆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削藩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为何?
试想一下，一个年纪轻轻的小皇帝，生活在一群皇叔的“重兵拱卫”下，这种感觉想必不大好受。偏偏这时黄子澄给朱允炆出了个馊主意：“当年汉景帝上位时，诸王也不愿意削藩，甚至引发了七王之乱，结果，还不是被汉景帝轻松平定了?”
这句话就像是给朱允炆塞了一颗定心丸一样，他不由得想起当年自己与祖父的一番对话。朱元章问：“你将来该如何与你的皇叔相处呢?”朱允炆答：“先以德服人，再用礼仪规范，实在不行就让皇叔换封地，若还不行就只能削藩了，大不了兵戎相向。”这番回答深得朱元章嘉许，想到此处，朱允炆更加坚定了削藩的决心。
平心而论，朱允炆所施行的削藩策略起初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祖父驾崩后他推迟发布遗诏，然后节制各大藩王，借助这一“特殊时期”掌握了藩王们的军政大权。随后，在黄子澄的帮助下，朱允炆对周王与代王动了手，将他们依次逮捕发配边疆。周王与代王平日里与燕王走得很近，此举无疑折断了朱棣的左膀右臂。这下，新皇帝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看清了风向的文武百官立马见风使舵，合力上书支持削藩。
为了“顺应”百官及天下苍生的意愿，朱允炆终于开始对诸皇叔展开清算。随着一系列的阴谋倒算，湘王于大火中自焚，齐王被贬为庶人，珉王被软禁在京城里。从朱允炆的一举一动中我们能看出这位年轻皇帝手段十分毒辣，丝毫不逊于其祖父。听闻这些消息后，朱棣十分慌乱，他立即开始扩充兵力，做好与侄子决一死战的准备。为了避免后院起火的状况，朱棣还特地派使者去了一趟鞑靼，与“邻居”交好。
这一时期的叔侄二人，进行了一番旗鼓相当的较量。朱允炆十分精明，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他费了一番精力买通了燕王府的葛诚，在敌人的心脏处安插了一枚棋子。随后，朱允炆又打着防备蒙古人的旗号，向北方派遣了一名大将张芮，强行接管了燕地的兵权。从表面上看，此时的朱棣已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只要朱允炆想，一声令下即可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建文元年三月朱棣来到京城觐见皇帝时，已开始有大臣劝说朱允炆将其扣押起来。然而，朱允炆太过轻敌，他没能痛下杀手，只是又向北平派出了三万精锐。同年五月，朱棣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派到南京，又有大臣想软禁这两名世子作为人质，谁知朱允炆竟再次心软。
朱允炆两次心软的后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错失了击杀朱棣的最后机会，第二天，葛诚、张芮便被人杀死在家中，朱允炆失去了朱棣身边的眼线，再也没有监视皇叔的耳目。
然而，建文帝的败笔还不止此。
为了让天下百姓觉得自己的身份并非反贼，朱棣拿出了所有反王都会用到的“清君侧”这一旗号。这场叛乱总共持续了三年有余，最终，以朱棣攻入南京城告终。
战争爆发之初，朱棣的燕军就展现了出人意料的战斗力，朱允炆安排在北方的宋忠根本不是其对手，三万人被瞬间击退。一连几道奏章送入朝廷，上面写着云中、开平、怀来、永平被攻陷的消息。朱允炆做梦都没想到，这些他早年部署好的“防区”，竟在顷刻之间被敌军攻陷。
值此之际，朱允炆虽如五雷轰顶，但他还是做出了应对之策，拿出了祖父留给自己的杀招——耿炳文。耿炳文是陪着朱元章打天下的元老级大将，他所率的淮西旧将皆是大明的开国精锐。在靖难之战爆发时，这员老将已有六十五岁高龄，可谓经验极其老到。
如果说，若当时有一人能与久经沙场的朱棣抗衡，非耿炳文莫属。此将极有可能改写大明的命运，匡扶朱允炆的正统朝，因为他十分擅长打防御战。朱元章打天下时，耿炳文屡次被赋予坐镇江苏的任务，十年之内数次以少胜多，替朱元章守住了张士诚的进攻，确保了后方的安全。
朱元章之所以安排这员老将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擅长的就是镇守边关。倘若，朱允炆不能力敌诸位藩王，那么，这员老将将会是大明王朝最后的屏障。纵观整个靖难之战不难发现，朱棣擅长的是机动作战，朱棣的骑兵势不可挡每次都能以速攻的战术取胜，不过，一旦战况僵持住朱棣将会陷入被动局面。
显然，耿炳文打赢朱棣的可能性非常大，只要他牢牢守住要紧的关口，朱棣定然寸步难行。朱棣虽然有燕地作为根基，但是，他根本没有与中央军打持久战的资本，久战必败。遗憾的是，朱允炆下了一步臭棋，他命令耿炳文“火速堪乱”，也就是强攻。
耿炳文不得已之下，在河北真定主战场上与朱棣来了场硬碰硬的决战。朱棣十分狡猾，靠迂回游击迅速歼灭耿炳文麾下的潘雄、杨忠，剪断了耿炳文的羽翼。若非耿炳文转攻为守，恐怕这支主力军将被燕军全部蚕食殆尽。听闻战况朱允炆勃然大怒，将一切黑锅都甩在了老将头上，还怒骂他“一战而摧锋”。
随后，朱允炆命令李景隆接管了耿炳文的主力军，加派兵力五十万北上，决意与皇叔朱棣死战到底。朱允炆根本没想到，朱元章苦心安排耿炳文在他身边的目的。所以，这位足以扭转靖难结局的老将，就这样含恨退场。等到朱棣上台后，他轻描澹写地以“擅用宫廷物品违制罪”，将耿炳文置于死地。
从朱允炆登基开始，到靖难之战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建文帝至少有两次机会改写历史。然而，正是因为朱允炆在这两件事上的短浅目光，使他失去了一切。
有了这样的后知后觉，张丹青下意识的认为，这次讨论很有可能同样会讨论出一个非常糟糕的结论。那就是放虎归山。
果不其然，众多文武大臣在黄子澄力挽狂澜的压倒性优势建议下，建文皇帝朱允文最终还是同意了放归燕王朱棣的三个儿子，这个决定不由的让兵部尚书齐泰等人为之扼腕不已。
但也仅仅是叹息，此时此刻的众多文武大臣，心里都抱着这样的一个侥幸，那就是燕王朱棣仅凭一个北平城是无法撼动朝廷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只要朝廷愿意，随时可以大军北上，直接活捉燕王朱棣。
与此同时，朝廷里也开始了激烈的争峰和辩论。所激烈讨论的话题无非就是如何应对燕王府送来的质子，以兵部尚书齐泰为首得务实派，强烈建议一直把燕王朱棣的三个儿子一直就这么扣压下去，以作为朝廷对燕王府的绝对重要手段和筹码，并以此来牵住和控制对方，不得不说，这个策略不说有多么高明，至少是相对而言比较靠谱的。，张丹青如是的心里想着，但凡高高坐在龙椅上的见皇帝朱允炆此时此刻肯听齐泰的建议的话，想来日后也不会沦落到国灭身死的悲凉下场。这位在位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权成功的失败帝君，在历史上却得评价甚高，朱元章的遗诏里说他“明仁孝友”，可称是仁德之君。清历史学家徐元文也曾说他“若无篡逆之乱，必修德安民，开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当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现实，安心做一个藩王，朱允炆也必将成为一个堪比历代仁君的好皇帝。而观其一生的“善举”，事实也似乎如此，从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朱允炆即大刀阔斧，对朱元章时代的诸多制度进行更化改革，史称“建文新政”。
新政的主题恰如其年号“建文”一样，与前代的“洪武”相对，施行重文臣，兴儒学的“仁政”。
即位第一个月即下令全国复查“冤桉”，对洪武时代的几次大桉重新核查，力求“从宽”，赦免无辜者数万人。许多被朱元章流放边关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
进而修订《大明律》，删掉其中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署更进行“机构精简”，户部和刑部下属的各类司级机关从12个缩减到4个，但有些部门则进行“机构扩充”，如翰林院和国子监。
官职级别也发生变化，六部尚书的品级从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边则形成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三人组成的“参议”，即后来明“内阁”的雏形。
赋税政策也大做调整，改变了洪武时代对江南地区的苛刻重税，改为轻徭薄赋。
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议下改革国家土地制度，恢复西周时代的“井田制”。
上述种种“善政”，六百年来史不绝书。
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实际，但诸如“内阁”等制度，文臣治国的理念，实际上也被后世皇帝接纳并延续下来。历代史家对其评价甚高，由此不足为怪。
既是“善政”，又为何招致战乱呢?
这就是靖难之役的“导火索”——削藩。
二、削藩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讽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军队打仗，开始的时候捷报频传，斩获连连，却突然一个挫折，接着就是昏招连连，连战连败，最后败到一发不可收拾。说“削藩”，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孙”的时候就有的一块心病，毕竟深知自己年纪幼小，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鲠在喉。黄子澄曾宽慰他说：“汉景帝在位时，诸王也多不法，酿成七国之乱，可汉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让朱允炆稍稍心安，后来朱允炆也曾请教朱元章，朱元章反问他该怎么办，朱允炆思来想去答道：先用德争取，再用礼规范，再不行就改封地，还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章很满意，赞道：“甚好，甚好。”而观朱允炆削藩，论开头，也可为“好的开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章撒手人寰后，即颁布“遗诏”，各地藩王所属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亲身“护卫”外，皆由中央节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镇的“军政大权”，继而朱允文与其老师齐泰，黄子澄密谋，采纳黄子澄“断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议，先将河南周王与山西代王以“贪横暴虐罪”逮捕，继而周王被发配云南。
众文臣窥得风向，纷纷见风使舵，上书力陈大规模“削藩”。“顺应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责”，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愤然自焚。
齐王被废为庶人，关入大狱，数月之间连出重手，将当年向朱元章陈述的“五步走”连贯动作一气呵成，直闹得诸藩国人心惶惶。
噩耗连连，“主要对手”朱棣也紧张，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战争，并与北边的鞑靼部落订立盟约。
建文帝也毫不落后，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员葛诚，成为自己耳目，继而以防备蒙古为名，派亲信将领张芮驻北平北面的开平，遣谢贵为北平指挥使，接掌北平军权，里里外外对朱棣形成夹击之势。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见，有大臣建议建文帝借故将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继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万驻开平，五月，朱棣派两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入京朝见，又有大臣“旧话从提”，要建文帝扣押两皇子以挟持朱棣，再被拒绝。
最终放虎归山，归家后，为掩人耳目，朱棣开始“装疯”，成日疯疯癫癫，做病入膏肓状。
七月，在得到葛诚密报朱棣已然筹谋起兵后，建文帝终下决心，命北平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火线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断行动，先诛杀建文帝派在身边的眼线葛诚，继而火速举兵，杀死建文帝驻北平亲信张芮，谢贵，控制北平城，继而杀退驻开平的宋忠的三万精兵，正式举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对这段“削藩”过程颇多非议，认为既然削藩的主要对象是燕王朱棣，就该从一开始直捣黄龙，先将朱棣削藩，而照黄子澄的方式，实为“先易后难”，到头来朱棣毫发未损，各藩国却被“得罪光”。
这个此时捷报频传的过程，素来被看做建文帝的败笔之一。
而在这之间，两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机会皆被他放过，更令后人指摘不已，称之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
但仔细观其过程，朱棣两次觐见，第一次是诸藩王人心惶惶时，恰如齐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诸藩众怒”。
第二次朱棣两皇子觐见时，黄子澄谏道“放归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
在轻易不愿酿成兵灾的建文帝眼里，这必然成为他的第一选择。
而说到“先易后难”的削藩选择，对于行事力求稳妥的建文帝来说，也是必然会采纳的。
但对照之前的汉朝“七国之乱”，以及后世的清朝“三藩之乱”，我们不难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错处”。
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话：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无可回避的战争，最重要的自然是战争准备，而这，恰是建文帝，及其“师傅”们最大的疏漏。
直到战争打响后，建文帝还反复告戒前线诸将，不要伤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三、长兴侯耿炳文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举兵造反，以“清君侧”为口号，拉响了持续三年的“靖难之役”的大幕。大战骤起，朱棣先声夺人，先败宋忠的三万精兵，继而连克云中，开平，怀来，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牵制朱棣的“防区”，此时尽皆攻克，如雷轰顶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派出了以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中央军”，出师讨伐。由此牵出了朱元章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个苦心安排——长兴侯耿炳文。耿炳文，凤阳人，淮西旧将的老班底，大明开国功臣，靖难之役爆发时，时年六十五岁，可谓久经沙场。在漫长的三年靖难之役中，他留给历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却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写朱允炆命运的人。之所以这样说，还是由于他的作战特点---擅守。
朱元章争天下时，他曾受命镇守江苏长兴达十年，其间数次以少胜多，击败朱元章劲敌张士诚的疯狂进攻。也因战功为封为长兴侯。
在朱元章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时中国的将领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战的人，他不仅防御经验丰富，且军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战车克胡骑”的作战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继光，俞大猷，孙承宗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明军的主战法。
朱元章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国家有事，一个耿炳文就足够镇守边关。
而从靖难之役的局面看，大势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队多骑兵的朱棣，最大的特点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战，一旦战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灭顶之灾。对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来说，平乱的方式很简单---守住，便是胜利。
但急于求成的建文帝给耿炳文的命令却是“火速堪乱”。
接着同年九月，耿炳文率军在河北真定与朱棣激战，朱棣先以夜袭的方式，相继歼灭耿炳文属下的潘雄，杨忠部，出战遇挫的耿炳文收缩兵力，死守真定，数次击退朱棣的进攻，终将局面拖入对“中央军”有利的相持战轨道。
岂料后院起火，建文帝闻败报后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战而摧锋”，于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万大军北征朱棣。
这个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将，就这样告别了靖难之役的舞台。两年后，坐稳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宫廷物品违制罪”，将之赐死。
虽然，建文帝的统治生涯不长，但史学界对这位年轻皇帝的评价普遍较高。清朝时期的史学家徐元文更是指出，倘若没有发生“篡逆之乱”，建文帝肯定会成长为一个保境安民的明君，能够为大明朝带来盛世之治。
那么，为什么包括徐元文在内的一众史学家会有这样的“预测”呢?
应该是他们在“建文新政”中看到了朱允炆成为“有为之君”的潜质。所谓“新政”，其实，就是王朝站稳脚跟后不可或缺的“文治”。朱元章施行了一系列铁血政策，让朝野上下一片风声鹤唳，所以，必须有一位继任者站出来重文兴儒，以“仁治”消弭先帝为巩固政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建文帝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当年的各种“冤桉”平反。我们知道，洪武时期曾发生过许多具有屠杀性质的大清洗，不少遭到屠杀的名臣之后，都受到了牵连。朱允炆不但替那些冤死的人洗清冤屈，还将那些被流放到不毛之地的能臣重新调度回京城，加以重用。
此外，朱允炆还主持修订了《大明律》，将许多不合常理的内容加以修改，删除了许多严刑峻法。最微妙的是，朱允炆不忘改变官场格局，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人”的地位。例如，朱允炆提高了六部尚书的职级，由二品提高到了一品。是以黄子澄、方孝孺、齐泰三人得以上位，成为皇帝身边的“内阁元老”。
朱允炆还不忘让老百姓感念自己的恩德，其祖父朱元章在位时，曾在江南等富庶地区实行了高赋税。建文帝上台后将赋税进行调整，大幅减低了江南地区的重税，以及在方孝孺的建议下实行土地改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章的良苦用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皇太孙铺路。他故意留下一个充满弊病的天下，让继任者能从容地施行“仁政”，收买人心。
正因如此，在朱允炆登基后，从朝臣到百姓才会清一色地念他的好。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仍有史学家在夸奖朱允炆所施行的“仁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朱允炆所施行的一系列政策都对后世造成了良好的影响，尤其是“文臣治国”的理念和“内阁当政”的制度。然而，朱允炆的种种善举，有些人并不买账，例如：他的皇叔们。因为朱允炆的一系列政策中，有一条叫“削藩”。
所谓削藩，削的是什么?藩王的封地、兵力。
藩王均为朱氏宗室，兵力是他们在皇权斗争中得以自保的资本，削弱兵力无疑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受。而封地又是藩王能够在地方当“土皇帝”的根本，若无封地何来税收?何来挥霍之资?出生在帝王之家的朱允炆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削藩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为何?
试想一下，一个年纪轻轻的小皇帝，生活在一群皇叔的“重兵拱卫”下，这种感觉想必不大好受。偏偏这时黄子澄给朱允炆出了个馊主意：“当年汉景帝上位时，诸王也不愿意削藩，甚至引发了七王之乱，结果，还不是被汉景帝轻松平定了?”
这句话就像是给朱允炆塞了一颗定心丸一样，他不由得想起当年自己与祖父的一番对话。朱元章问：“你将来该如何与你的皇叔相处呢?”朱允炆答：“先以德服人，再用礼仪规范，实在不行就让皇叔换封地，若还不行就只能削藩了，大不了兵戎相向。”这番回答深得朱元章嘉许，想到此处，朱允炆更加坚定了削藩的决心。
平心而论，朱允炆所施行的削藩策略起初还是比较成功的。
在祖父驾崩后他推迟发布遗诏，然后节制各大藩王，借助这一“特殊时期”掌握了藩王们的军政大权。随后，在黄子澄的帮助下，朱允炆对周王与代王动了手，将他们依次逮捕发配边疆。周王与代王平日里与燕王走得很近，此举无疑折断了朱棣的左膀右臂。这下，新皇帝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看清了风向的文武百官立马见风使舵，合力上书支持削藩。
为了“顺应”百官及天下苍生的意愿，朱允炆终于开始对诸皇叔展开清算。随着一系列的阴谋倒算，湘王于大火中自焚，齐王被贬为庶人，珉王被软禁在京城里。从朱允炆的一举一动中我们能看出这位年轻皇帝手段十分毒辣，丝毫不逊于其祖父。听闻这些消息后，朱棣十分慌乱，他立即开始扩充兵力，做好与侄子决一死战的准备。为了避免后院起火的状况，朱棣还特地派使者去了一趟鞑靼，与“邻居”交好。
这一时期的叔侄二人，进行了一番旗鼓相当的较量。朱允炆十分精明，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他费了一番精力买通了燕王府的葛诚，在敌人的心脏处安插了一枚棋子。随后，朱允炆又打着防备蒙古人的旗号，向北方派遣了一名大将张芮，强行接管了燕地的兵权。从表面上看，此时的朱棣已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只要朱允炆想，一声令下即可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建文元年三月朱棣来到京城觐见皇帝时，已开始有大臣劝说朱允炆将其扣押起来。然而，朱允炆太过轻敌，他没能痛下杀手，只是又向北平派出了三万精锐。同年五月，朱棣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派到南京，又有大臣想软禁这两名世子作为人质，谁知朱允炆竟再次心软。
朱允炆两次心软的后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错失了击杀朱棣的最后机会，第二天，葛诚、张芮便被人杀死在家中，朱允炆失去了朱棣身边的眼线，再也没有监视皇叔的耳目。
然而，建文帝的败笔还不止此。
为了让天下百姓觉得自己的身份并非反贼，朱棣拿出了所有反王都会用到的“清君侧”这一旗号。这场叛乱总共持续了三年有余，最终，以朱棣攻入南京城告终。
战争爆发之初，朱棣的燕军就展现了出人意料的战斗力，朱允炆安排在北方的宋忠根本不是其对手，三万人被瞬间击退。一连几道奏章送入朝廷，上面写着云中、开平、怀来、永平被攻陷的消息。朱允炆做梦都没想到，这些他早年部署好的“防区”，竟在顷刻之间被敌军攻陷。
值此之际，朱允炆虽如五雷轰顶，但他还是做出了应对之策，拿出了祖父留给自己的杀招——耿炳文。耿炳文是陪着朱元章打天下的元老级大将，他所率的淮西旧将皆是大明的开国精锐。在靖难之战爆发时，这员老将已有六十五岁高龄，可谓经验极其老到。
如果说，若当时有一人能与久经沙场的朱棣抗衡，非耿炳文莫属。此将极有可能改写大明的命运，匡扶朱允炆的正统朝，因为他十分擅长打防御战。朱元章打天下时，耿炳文屡次被赋予坐镇江苏的任务，十年之内数次以少胜多，替朱元章守住了张士诚的进攻，确保了后方的安全。
朱元章之所以安排这员老将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擅长的就是镇守边关。倘若，朱允炆不能力敌诸位藩王，那么，这员老将将会是大明王朝最后的屏障。纵观整个靖难之战不难发现，朱棣擅长的是机动作战，朱棣的骑兵势不可挡每次都能以速攻的战术取胜，不过，一旦战况僵持住朱棣将会陷入被动局面。
显然，耿炳文打赢朱棣的可能性非常大，只要他牢牢守住要紧的关口，朱棣定然寸步难行。朱棣虽然有燕地作为根基，但是，他根本没有与中央军打持久战的资本，久战必败。遗憾的是，朱允炆下了一步臭棋，他命令耿炳文“火速堪乱”，也就是强攻。
耿炳文不得已之下，在河北真定主战场上与朱棣来了场硬碰硬的决战。朱棣十分狡猾，靠迂回游击迅速歼灭耿炳文麾下的潘雄、杨忠，剪断了耿炳文的羽翼。若非耿炳文转攻为守，恐怕这支主力军将被燕军全部蚕食殆尽。听闻战况朱允炆勃然大怒，将一切黑锅都甩在了老将头上，还怒骂他“一战而摧锋”。
随后，朱允炆命令李景隆接管了耿炳文的主力军，加派兵力五十万北上，决意与皇叔朱棣死战到底。朱允炆根本没想到，朱元章苦心安排耿炳文在他身边的目的。所以，这位足以扭转靖难结局的老将，就这样含恨退场。等到朱棣上台后，他轻描澹写地以“擅用宫廷物品违制罪”，将耿炳文置于死地。
从朱允炆登基开始，到靖难之战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建文帝至少有两次机会改写历史。然而，正是因为朱允炆在这两件事上的短浅目光，使他失去了一切。
有了这样的后知后觉，张丹青下意识的认为，这次讨论很有可能同样会讨论出一个非常糟糕的结论。那就是放虎归山。
果不其然，众多文武大臣在黄子澄力挽狂澜的压倒性优势建议下，建文皇帝朱允文最终还是同意了放归燕王朱棣的三个儿子，这个决定不由的让兵部尚书齐泰等人为之扼腕不已。
但也仅仅是叹息，此时此刻的众多文武大臣，心里都抱着这样的一个侥幸，那就是燕王朱棣仅凭一个北平城是无法撼动朝廷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只要朝廷愿意，随时可以大军北上，直接活捉燕王朱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