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天书因由,事有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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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司马光·涑水记闻:
上以澶渊之功,待准至厚,群臣无以为比,数称其功,王钦若疾之。久之,数承间言于上曰:“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画万全计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侵逼畿甸,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以足称乎?”
赵恒又问:“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
王钦若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
赵恒并未轻信王钦若,因此亲幸秘阁,召见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
杜镐并不知道此问缘由,只是实话实说:“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
上由是浸疏之。顷之,寇准罢,而天书事起。
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甲午,赵恒下诏: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庙、岳渎诸祠。
乙未,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
丙申,以王旦为封禅大礼使,冯拯、陈尧叟分掌礼仪使。
一场空前绝后的泰山封禅,轰轰烈烈的拉开序幕。
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王钦若,成于杜镐所言。
九月下旬,程伟抵达东京,此时的人文习俗,已和后世相差无几, 又或者说,后世的民间习俗大多承袭于宋。
春节、元宵节、中秋节三大传统佳节,俱是因为盛行于宋,方能行成习俗,得以源远流长,代代不绝。
程伟首先找了家牙行,给杜镐送去一封拜贴,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子时拜公’。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可不想深更半夜把杜镐吓出个好歹。
之后,他又登上位于大相国寺内的资圣阁,作为当世的最高建筑,资圣阁既能欣赏城内美景,又不怕被人打扰,是尘世喧嚣之中,难得的清净之地,也是他心目中的最佳居处。
资圣阁高三十丈(约一百米)共七层,而同一时期、闻名后世的天清寺繁塔只有80米高。第一层为卢舍那大殿,常年对外开放,二层以上则是禁区。三、四、五层供奉五百金身罗汉,第六层供奉昭宪太后画像(赵匡胤之母),第七层供奉的则是佛牙。
程伟本以为能再见弥勒,谁知整个东京城都看不见他的影子,目之所及俱是欣欣向荣,虽未达到繁华顶峰,生机却无比旺盛,犹如十五六岁的壮硕少年。
寺庙这类的景观景致,程伟并不是太在意,反而对寺内、寺外的市井气息饶有兴趣。
明明是宗教场所,偏偏承担众多的交易职能,衣食住行、书画古物、说书唱戏无所不容,还有僧尼向游人兜售刺绣。
寺内空间辽阔,仅是中庭两院便可容纳万人,全国各地的商人进京交易,大多数都会借住于此。
相国寺紧临汴河,又是东京城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北去四里是皇城,向南半里是码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日夜旺盛的香火。
说的没有错,的确是
日夜,这个时候的东京城,并无宵禁,只有凌晨一点至三点的夜禁。
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诏曰“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此诏的颁布,明确宣告,宵禁虽未废止,却已名存实亡,只剩下三更始、五更止的夜禁,灯火彻夜可明,东京城由此变为不夜城。
不知不觉之间,夜已落幕,东京内外两城灯光璀璨,星星点点,似银河自九天坠落,镶缀人间。
御廊下,商铺陆陆续续地挂上白纸灯笼,光线摇曳,随风荡漾,两三百米宽、十来里长的御街,远远望去便似身躯微摆的巨龙、下一刻就会腾空而起!
游人如织,或是两两相伴,或是举家出行,不分贫富,没有贵贱,此时此刻,尽展笑颜。
程伟暗自感慨:
关于宋的强弱之分,后世一直争论不休。
说他弱吧,不算错。
先有辽,再有西夏、金、元,终宋一朝,边患一直未靖。
说他强吧,也对。
打的李唐时期和亲对象吐蕃满地找牙。
宋朝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40个,同时期的伦敦和巴黎加起来也才10万人。
唐朝时期人口最多时为8500万,而北宋末期却为12600万人。
唐朝时期财政收入3400万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财政收入为15085万贯,财政支出为12677万。
宋初,吏治较为清明,再加上三司集财权,国库收入不计省陌、漂没。
后世,常有人质疑宋朝的财政收入,并没有达到一亿五千万贯。
其实,束草类的杂物不能算钱之说可以忽略,因为终北宋一朝,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没有计算皇帝个人小金库“内藏库”。
元祐初期,户部尚书李常、侍郎苏辙主持修订了《元祐会计录》,苏辙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元祐会计录叙》,其中有载:“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
苏辙又说:“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
也就是说,皇帝小金库、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的收入,不在统计之列。
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年收入大概在户部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
只是金、银、铜钱相加就已经超过一亿万贯,并没有算田赋,这还只是神宗元佑年间的数据。
北宋最富裕的时期,不是中期仁宗时期,也神宗变法时期,更不是后期徽宗时,而是初期真宗时。
究竟有多富裕呢?
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有载:陈恕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上闻而善之。
主管财计的三
司使不敢告诉皇帝、国库究竟有多少钱,怕皇帝乱花。
怕来怕去,陈恕去世四年后,赵恒还是决定把国库的钱都花光,这就是后来的东封西祀。
到了神宗时期,司马光曾感叹道:“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从侧面说明了宋朝的富裕。
真宗天禧元年至天禧五年之间,才是北宋财政收入巅峰时期,也是三千年的华夏封建史最为辉煌的时刻。
弱宋也好,强宋也好,这是三千年华夏封建史上,唯一一次还夜于民的朝代,虽然只是一座城市!
而赵恒,是这个朝代最好的皇帝,瑕不掩瑜,人无完人,是人就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没有始皇帝那般暴虐,终其一生,爱民如子。
他也做不到唐太宗那般无情,与其争夺皇位的楚王赵元佐安享天年,病故于他去世五年后。
他没有汉武帝那般英武,身为九五之尊却能亲赴国难,天子守国门,他做到了。
他不如南唐后主李煜那般文采斐然,却能留下劝学名篇,流传千古,后世日日引用。
他重农桑,勤耕田,亲手试种占城稻,验证之后,方才天下推广,只因民以食为天。
资圣阁穿云而过,静静地矗立在夜色中,秋风徐来,出云之处似天上人间。
沉思许久,程伟自顾自地感慨道,“泰山封禅,对赵恒来说,也算是实至名归,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民意站在他那一边。”
百米之下,忽然传来一声怒吼,“尔等何人?胆敢夜闯资圣阁!”
“是在叫我?”程伟皱眉寻思,资圣阁似绝顶孤峰,自己身在顶楼,无人可以窥视,难道是有人去开封府投书告发?谁这么缺德?
马上有人回答了他心中疑问,二楼传出一声怒吼,“我全身都是桐油!你们要是敢上来,我就点火自焚,烧了资圣阁,大家一块死!”
一时之间,阁楼下的二十来人俱是哑口无言,沉寂片刻,四十左右的中年僧人出面答道,“资圣阁向来都是奉旨开阁,没有陛下的旨意,任何人都不会踏足台阶半步。不论施主是什么人,请停下脚步,既能以死明志,想必是有所因由,还请明言,只要在相国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贫僧慧仁代表相国寺先应下了。”
“我要告状!”二楼那人带着哭腔回应。
“贫僧这就去请开封府李大人。”慧仁说。
“李濬说开封府管不了这事!”那人语带悲愤,还有一丝无奈,“他还说虚无缥缈之事,敲登闻鼓也没用!”
“还请施主明言所为何事,贫僧愿意明日奏于陛下得知。”慧仁一边毫不停顿的回应,一边在心底骂道,“李濬真不是玩意儿,‘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都管不了的事非要推给相国寺。”
“你们都管不了!”那人忽然崩溃,歇斯底里的哭喊道,“只有七楼的人才能帮我!”
程伟摇头苦笑,一个月来的辛苦白费了,老老实实的跋山涉水,还是被有心人看破了行藏。
“还有一个人?”慧仁大吃一惊,再次召来百十名僧人将资圣阁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时上报开封府和皇城司,事归他们管,屎却拉在了相国寺。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
上以澶渊之功,待准至厚,群臣无以为比,数称其功,王钦若疾之。久之,数承间言于上曰:“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画万全计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侵逼畿甸,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以足称乎?”
赵恒又问:“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
王钦若曰:“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
赵恒并未轻信王钦若,因此亲幸秘阁,召见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
杜镐并不知道此问缘由,只是实话实说:“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
上由是浸疏之。顷之,寇准罢,而天书事起。
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甲午,赵恒下诏: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庙、岳渎诸祠。
乙未,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
丙申,以王旦为封禅大礼使,冯拯、陈尧叟分掌礼仪使。
一场空前绝后的泰山封禅,轰轰烈烈的拉开序幕。
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王钦若,成于杜镐所言。
九月下旬,程伟抵达东京,此时的人文习俗,已和后世相差无几, 又或者说,后世的民间习俗大多承袭于宋。
春节、元宵节、中秋节三大传统佳节,俱是因为盛行于宋,方能行成习俗,得以源远流长,代代不绝。
程伟首先找了家牙行,给杜镐送去一封拜贴,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子时拜公’。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可不想深更半夜把杜镐吓出个好歹。
之后,他又登上位于大相国寺内的资圣阁,作为当世的最高建筑,资圣阁既能欣赏城内美景,又不怕被人打扰,是尘世喧嚣之中,难得的清净之地,也是他心目中的最佳居处。
资圣阁高三十丈(约一百米)共七层,而同一时期、闻名后世的天清寺繁塔只有80米高。第一层为卢舍那大殿,常年对外开放,二层以上则是禁区。三、四、五层供奉五百金身罗汉,第六层供奉昭宪太后画像(赵匡胤之母),第七层供奉的则是佛牙。
程伟本以为能再见弥勒,谁知整个东京城都看不见他的影子,目之所及俱是欣欣向荣,虽未达到繁华顶峰,生机却无比旺盛,犹如十五六岁的壮硕少年。
寺庙这类的景观景致,程伟并不是太在意,反而对寺内、寺外的市井气息饶有兴趣。
明明是宗教场所,偏偏承担众多的交易职能,衣食住行、书画古物、说书唱戏无所不容,还有僧尼向游人兜售刺绣。
寺内空间辽阔,仅是中庭两院便可容纳万人,全国各地的商人进京交易,大多数都会借住于此。
相国寺紧临汴河,又是东京城最为繁华的地段之一,北去四里是皇城,向南半里是码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日夜旺盛的香火。
说的没有错,的确是
日夜,这个时候的东京城,并无宵禁,只有凌晨一点至三点的夜禁。
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诏曰“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此诏的颁布,明确宣告,宵禁虽未废止,却已名存实亡,只剩下三更始、五更止的夜禁,灯火彻夜可明,东京城由此变为不夜城。
不知不觉之间,夜已落幕,东京内外两城灯光璀璨,星星点点,似银河自九天坠落,镶缀人间。
御廊下,商铺陆陆续续地挂上白纸灯笼,光线摇曳,随风荡漾,两三百米宽、十来里长的御街,远远望去便似身躯微摆的巨龙、下一刻就会腾空而起!
游人如织,或是两两相伴,或是举家出行,不分贫富,没有贵贱,此时此刻,尽展笑颜。
程伟暗自感慨:
关于宋的强弱之分,后世一直争论不休。
说他弱吧,不算错。
先有辽,再有西夏、金、元,终宋一朝,边患一直未靖。
说他强吧,也对。
打的李唐时期和亲对象吐蕃满地找牙。
宋朝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40个,同时期的伦敦和巴黎加起来也才10万人。
唐朝时期人口最多时为8500万,而北宋末期却为12600万人。
唐朝时期财政收入3400万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财政收入为15085万贯,财政支出为12677万。
宋初,吏治较为清明,再加上三司集财权,国库收入不计省陌、漂没。
后世,常有人质疑宋朝的财政收入,并没有达到一亿五千万贯。
其实,束草类的杂物不能算钱之说可以忽略,因为终北宋一朝,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没有计算皇帝个人小金库“内藏库”。
元祐初期,户部尚书李常、侍郎苏辙主持修订了《元祐会计录》,苏辙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元祐会计录叙》,其中有载:“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
苏辙又说:“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
也就是说,皇帝小金库、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的收入,不在统计之列。
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年收入大概在户部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
只是金、银、铜钱相加就已经超过一亿万贯,并没有算田赋,这还只是神宗元佑年间的数据。
北宋最富裕的时期,不是中期仁宗时期,也神宗变法时期,更不是后期徽宗时,而是初期真宗时。
究竟有多富裕呢?
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有载:陈恕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上闻而善之。
主管财计的三
司使不敢告诉皇帝、国库究竟有多少钱,怕皇帝乱花。
怕来怕去,陈恕去世四年后,赵恒还是决定把国库的钱都花光,这就是后来的东封西祀。
到了神宗时期,司马光曾感叹道:“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从侧面说明了宋朝的富裕。
真宗天禧元年至天禧五年之间,才是北宋财政收入巅峰时期,也是三千年的华夏封建史最为辉煌的时刻。
弱宋也好,强宋也好,这是三千年华夏封建史上,唯一一次还夜于民的朝代,虽然只是一座城市!
而赵恒,是这个朝代最好的皇帝,瑕不掩瑜,人无完人,是人就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没有始皇帝那般暴虐,终其一生,爱民如子。
他也做不到唐太宗那般无情,与其争夺皇位的楚王赵元佐安享天年,病故于他去世五年后。
他没有汉武帝那般英武,身为九五之尊却能亲赴国难,天子守国门,他做到了。
他不如南唐后主李煜那般文采斐然,却能留下劝学名篇,流传千古,后世日日引用。
他重农桑,勤耕田,亲手试种占城稻,验证之后,方才天下推广,只因民以食为天。
资圣阁穿云而过,静静地矗立在夜色中,秋风徐来,出云之处似天上人间。
沉思许久,程伟自顾自地感慨道,“泰山封禅,对赵恒来说,也算是实至名归,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民意站在他那一边。”
百米之下,忽然传来一声怒吼,“尔等何人?胆敢夜闯资圣阁!”
“是在叫我?”程伟皱眉寻思,资圣阁似绝顶孤峰,自己身在顶楼,无人可以窥视,难道是有人去开封府投书告发?谁这么缺德?
马上有人回答了他心中疑问,二楼传出一声怒吼,“我全身都是桐油!你们要是敢上来,我就点火自焚,烧了资圣阁,大家一块死!”
一时之间,阁楼下的二十来人俱是哑口无言,沉寂片刻,四十左右的中年僧人出面答道,“资圣阁向来都是奉旨开阁,没有陛下的旨意,任何人都不会踏足台阶半步。不论施主是什么人,请停下脚步,既能以死明志,想必是有所因由,还请明言,只要在相国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贫僧慧仁代表相国寺先应下了。”
“我要告状!”二楼那人带着哭腔回应。
“贫僧这就去请开封府李大人。”慧仁说。
“李濬说开封府管不了这事!”那人语带悲愤,还有一丝无奈,“他还说虚无缥缈之事,敲登闻鼓也没用!”
“还请施主明言所为何事,贫僧愿意明日奏于陛下得知。”慧仁一边毫不停顿的回应,一边在心底骂道,“李濬真不是玩意儿,‘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都管不了的事非要推给相国寺。”
“你们都管不了!”那人忽然崩溃,歇斯底里的哭喊道,“只有七楼的人才能帮我!”
程伟摇头苦笑,一个月来的辛苦白费了,老老实实的跋山涉水,还是被有心人看破了行藏。
“还有一个人?”慧仁大吃一惊,再次召来百十名僧人将资圣阁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时上报开封府和皇城司,事归他们管,屎却拉在了相国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