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八章 职业打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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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以范无病现在的人脉关系，要压制那些假冒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官员们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么做却有些不妥当。
所谓光棍不挡人财路，这么做固然是比较霸气一些，可是也容易得罪人，毕竟人家是依靠这个来积攒政绩的，你这边儿打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家那边儿充当保护伞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两相比较，自然是自己的利益最重要了。
不管你有多大的靠山，只要是挡住了别人的上升渠道，就会遭人记恨。
范无病抽空儿跟总部那边儿联系了一下，说明了自己的指导原则，要他们尽快拿出一些有针对性的防伪手段来，并且要结合广告做出快速反应，向广大用户告知此事。
按道理，打假本来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内之事，企业打假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逼上梁山。企业除了要对付造假者之外，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职能部门周旋。不仅如此，国内企业的产品如果被假冒，最怕媒体曝光，因为一旦曝光很容易导致用户群体的流逝，另外高额的预算也难以保证打假的计划性和延续性，多数国内厂家认为自己暂时还没这个资本。
几乎所有参与打假的企业.都认为，国内对制假售假处罚太轻是当前打假工作存在的核心问题。处罚轻不仅使打假失去应有的威慑力，而且会形成全社会对假冒行为的姑息迁就，助长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甚至衍生出造假可以发展地方经济的怪论。
范无病等人在讨论过很久之后.认为，只有加强对造假分子及其协从的刑事查处力度，才能有效解决国内的制假售假问题。从立法方面说，刑事起诉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缺少明确合适的法律规定，来判定制售假冒产品行为是构成犯罪，还是只应受到罚款和没收等行政处罚。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确立了一个追究制售假冒产品的不法分子刑事责任的全球性标准，即任何达到商业规模的造假案件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国内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在这方面不符合上述标准。
另外，还有几个互相关联的实际操作问题也阻碍.着司法机关对造假分子的刑事调查和起诉，其中公安和检察部门缺少必要人力物力、对执法工作人员培训不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间缺乏协调和合作。公安机关的介入和调查取证应该在对制售假冒产品的不法行为产生怀疑后就开始，而不应在犯罪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标准之后。
这些具体操作问题，与上述有关起诉标准的法律.问题有一定联系。由于有关刑事起诉标准不清楚或太严格，例如法律要求提供证据，证明造假分子曾经销售或制造过价值超过人民币五万元的假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通常拒绝追究造假案件的刑事责任。
以罚代刑的做法也相当普遍，由于经费的紧张.和利益的驱使，还由于法律法规的模糊和缺乏精确制约作用，对于一些已经涉嫌犯罪的造假行为，执法部门往往不去认真取证调查，一般采取没收假冒产品、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的方式结案，而不是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因此，造假的犯.罪成本很低，所以很多人才乐此不彼。
范无病将事情安排下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戴维斯就给他打过电话来，让他关注一下国内的一桩关于打假的新闻报道。
范无病翻了翻报纸，果然找到了戴维斯所说的那则打假新闻，一看却是个熟悉的人物，也就是那个以专业打假而闻名全国的王海。
年初的时候，王海看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台，那时他正在函授班学习法律知识，就想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用，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商场买了两个索尼耳机。
然后他拿着这个耳机去找消协，但是没有找到，于是就找到了质检部门，质检说他们不对个人购买的商品进行鉴定，于是他又找到工商，工商说必须要质检部门出具证明，证明耳机是假货。这样来回跑了几趟也没有鉴定成功。于是他又去商场把剩下十个全买了，到工商局去要求工商局协助我退货。
商场主动把货退了，但是没有赔偿款，也不明说自己的商品到底是不是假货，只是把钱给了他了事。
后来他第二次来到北京，才拿到了商场的赔款。当时也赶上了北京颁布并实施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他想着这下法律规定比较明确了，于是就又去商场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一次效果比较好，最后拿到了总计八千多元的赔款。
再后来，王海就开始了专业打假的历程，这种以获得赔偿为主要目的的打假行为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有人质疑这是黑吃黑的手段，认为这么做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是也有人认为黑吃黑的基础就是有人在制假贩假，因此专业打假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却也从客观上限制了制假贩假行为的肆意扩张。
范无病倒是受此启发，觉得雇人去打假也不错，省得自己费时费力去关注这些事情，这个也算是代理人制度了，于是就让人去联系王海。
找王海过来倒是没有费什么事儿，此时的他正在替一家生产摩托车后备箱的企业打假，一共端掉了十几个窝点儿，也赚了些钱，但是总觉得报酬还是少了一些，却是没有想到范氏投资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居然会找上他。
王海一见到范无病，就跟他大谈打假心得，“现在要打击制假商家，必须是工商、公安一起出动，不然没有效果。因为工商局没有行使抓捕的权力，就算找到窝点，找到制假者，也只能罚款、没收产品，人是抓不走的，因为没有这个权力。所以往往造成这么一个现象：工商部门把假货没收走了，给造假者开罚单，但第二天造假者就跑了，罚款也没有了。如果赋予工商局抓捕造假者的权利，效果会好很多。还有一点就是部门不作为。大企业不敢碰，小企业懒得抓。大企业要么后台硬，要么就是创收多，对地方财政收入有帮助，不能轻易得罪；小企业被抓出来也罚不了多少钱。所以很多造假厂家就这么被放掉了。所以我建议要建立受理回执制度，举报后必须要有受理记录，有没有去查处、查处结果如何，这些都应该让举报人知道，也避免了政府官员不作为。”
“这种事情牵涉面太广了，至少在现阶段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利益的关系，你这个联合执法的考虑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范无病直接就否定了王海的想法。
实际上范无病自己也清楚一点，所谓盗亦有道，中国盗版泛滥假货横行的原因也是很清楚明白的，以影音产品和软件产品这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最为严重的行业为例，主要就是这些行业的定价政策不当造成的。
由于这些行业的定价政策不当，导致当时大部分影音产品和软件的价格严重背离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比如在美国一个系统软件卖九十九美元的话，对于人均年收入两万美元的美国消费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可同年的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四千两百八十三元人民币，折合五百多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九十九美元的软件在中国的定价一般会是一千多人民币，通常比在国外卖的还贵。这样的定价对大多数中国城市消费者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农村消费者就更买不起了。
由于定价政策的失误，给盗版影音产品和软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甚至使得本来希望以合理价格购买正版的消费者也不得不投向盗版的怀抱。
这相对于给每年给被侵权人造成的巨大损失来说，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风险成本依然很低。另外，中国庞大的低收入消费者群体对廉价商品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知识产权侵权的商品很容易以价格优势来占领这一市场。
“大环境的问题我不关心，而且我也没有去关心的资格，我要你做的，就是查找针对我公司的制假贩假窝点，然后摧毁它们，至于报酬，你可以直接跟我的高管们去谈，不会让你感到失望就是。”范无病对王海说道。
“只要价钱合适，我很乐意做这个工作。”王海回答道。
既然一拍即合，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双方签订了一个正式的合同，王海等人新组建起来的打假公司就成了范氏投资集团的合作伙伴，专门为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各公司提供专业服务。
范无病才安排好这边儿的事情，那边儿范亨就把电话给他打过来了，说是新的任免命令已经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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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以范无病现在的人脉关系，要压制那些假冒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官员们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么做却有些不妥当。
所谓光棍不挡人财路，这么做固然是比较霸气一些，可是也容易得罪人，毕竟人家是依靠这个来积攒政绩的，你这边儿打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家那边儿充当保护伞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两相比较，自然是自己的利益最重要了。
不管你有多大的靠山，只要是挡住了别人的上升渠道，就会遭人记恨。
范无病抽空儿跟总部那边儿联系了一下，说明了自己的指导原则，要他们尽快拿出一些有针对性的防伪手段来，并且要结合广告做出快速反应，向广大用户告知此事。
按道理，打假本来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内之事，企业打假是不得已而为之，属于逼上梁山。企业除了要对付造假者之外，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职能部门周旋。不仅如此，国内企业的产品如果被假冒，最怕媒体曝光，因为一旦曝光很容易导致用户群体的流逝，另外高额的预算也难以保证打假的计划性和延续性，多数国内厂家认为自己暂时还没这个资本。
几乎所有参与打假的企业.都认为，国内对制假售假处罚太轻是当前打假工作存在的核心问题。处罚轻不仅使打假失去应有的威慑力，而且会形成全社会对假冒行为的姑息迁就，助长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甚至衍生出造假可以发展地方经济的怪论。
范无病等人在讨论过很久之后.认为，只有加强对造假分子及其协从的刑事查处力度，才能有效解决国内的制假售假问题。从立法方面说，刑事起诉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缺少明确合适的法律规定，来判定制售假冒产品行为是构成犯罪，还是只应受到罚款和没收等行政处罚。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确立了一个追究制售假冒产品的不法分子刑事责任的全球性标准，即任何达到商业规模的造假案件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国内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在这方面不符合上述标准。
另外，还有几个互相关联的实际操作问题也阻碍.着司法机关对造假分子的刑事调查和起诉，其中公安和检察部门缺少必要人力物力、对执法工作人员培训不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间缺乏协调和合作。公安机关的介入和调查取证应该在对制售假冒产品的不法行为产生怀疑后就开始，而不应在犯罪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标准之后。
这些具体操作问题，与上述有关起诉标准的法律.问题有一定联系。由于有关刑事起诉标准不清楚或太严格，例如法律要求提供证据，证明造假分子曾经销售或制造过价值超过人民币五万元的假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通常拒绝追究造假案件的刑事责任。
以罚代刑的做法也相当普遍，由于经费的紧张.和利益的驱使，还由于法律法规的模糊和缺乏精确制约作用，对于一些已经涉嫌犯罪的造假行为，执法部门往往不去认真取证调查，一般采取没收假冒产品、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的方式结案，而不是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因此，造假的犯.罪成本很低，所以很多人才乐此不彼。
范无病将事情安排下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戴维斯就给他打过电话来，让他关注一下国内的一桩关于打假的新闻报道。
范无病翻了翻报纸，果然找到了戴维斯所说的那则打假新闻，一看却是个熟悉的人物，也就是那个以专业打假而闻名全国的王海。
年初的时候，王海看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台，那时他正在函授班学习法律知识，就想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用，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商场买了两个索尼耳机。
然后他拿着这个耳机去找消协，但是没有找到，于是就找到了质检部门，质检说他们不对个人购买的商品进行鉴定，于是他又找到工商，工商说必须要质检部门出具证明，证明耳机是假货。这样来回跑了几趟也没有鉴定成功。于是他又去商场把剩下十个全买了，到工商局去要求工商局协助我退货。
商场主动把货退了，但是没有赔偿款，也不明说自己的商品到底是不是假货，只是把钱给了他了事。
后来他第二次来到北京，才拿到了商场的赔款。当时也赶上了北京颁布并实施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他想着这下法律规定比较明确了，于是就又去商场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一次效果比较好，最后拿到了总计八千多元的赔款。
再后来，王海就开始了专业打假的历程，这种以获得赔偿为主要目的的打假行为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有人质疑这是黑吃黑的手段，认为这么做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是也有人认为黑吃黑的基础就是有人在制假贩假，因此专业打假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却也从客观上限制了制假贩假行为的肆意扩张。
范无病倒是受此启发，觉得雇人去打假也不错，省得自己费时费力去关注这些事情，这个也算是代理人制度了，于是就让人去联系王海。
找王海过来倒是没有费什么事儿，此时的他正在替一家生产摩托车后备箱的企业打假，一共端掉了十几个窝点儿，也赚了些钱，但是总觉得报酬还是少了一些，却是没有想到范氏投资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居然会找上他。
王海一见到范无病，就跟他大谈打假心得，“现在要打击制假商家，必须是工商、公安一起出动，不然没有效果。因为工商局没有行使抓捕的权力，就算找到窝点，找到制假者，也只能罚款、没收产品，人是抓不走的，因为没有这个权力。所以往往造成这么一个现象：工商部门把假货没收走了，给造假者开罚单，但第二天造假者就跑了，罚款也没有了。如果赋予工商局抓捕造假者的权利，效果会好很多。还有一点就是部门不作为。大企业不敢碰，小企业懒得抓。大企业要么后台硬，要么就是创收多，对地方财政收入有帮助，不能轻易得罪；小企业被抓出来也罚不了多少钱。所以很多造假厂家就这么被放掉了。所以我建议要建立受理回执制度，举报后必须要有受理记录，有没有去查处、查处结果如何，这些都应该让举报人知道，也避免了政府官员不作为。”
“这种事情牵涉面太广了，至少在现阶段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利益的关系，你这个联合执法的考虑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范无病直接就否定了王海的想法。
实际上范无病自己也清楚一点，所谓盗亦有道，中国盗版泛滥假货横行的原因也是很清楚明白的，以影音产品和软件产品这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最为严重的行业为例，主要就是这些行业的定价政策不当造成的。
由于这些行业的定价政策不当，导致当时大部分影音产品和软件的价格严重背离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比如在美国一个系统软件卖九十九美元的话，对于人均年收入两万美元的美国消费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可同年的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四千两百八十三元人民币，折合五百多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九十九美元的软件在中国的定价一般会是一千多人民币，通常比在国外卖的还贵。这样的定价对大多数中国城市消费者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农村消费者就更买不起了。
由于定价政策的失误，给盗版影音产品和软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甚至使得本来希望以合理价格购买正版的消费者也不得不投向盗版的怀抱。
这相对于给每年给被侵权人造成的巨大损失来说，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风险成本依然很低。另外，中国庞大的低收入消费者群体对廉价商品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知识产权侵权的商品很容易以价格优势来占领这一市场。
“大环境的问题我不关心，而且我也没有去关心的资格，我要你做的，就是查找针对我公司的制假贩假窝点，然后摧毁它们，至于报酬，你可以直接跟我的高管们去谈，不会让你感到失望就是。”范无病对王海说道。
“只要价钱合适，我很乐意做这个工作。”王海回答道。
既然一拍即合，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双方签订了一个正式的合同，王海等人新组建起来的打假公司就成了范氏投资集团的合作伙伴，专门为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各公司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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