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西线无战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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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 西线无战事（1）
舒州刺史衙门，灯火通明，气氛紧张。周围全部都是鬼雨都的士兵，虎视眈眈的看着路过的每一个行人，令人不寒而栗。深夜的街头，气温还是很低的，呼出的热气很快变成了白雾，更增添了这些人的威势。在舒州刺史衙门工作了多年的官员，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如此巨大的压力，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急匆匆的从士兵们的目光下走过。
这一切，都缘于刘鼎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重要事项。离开小雪初晴以后，韦国勇、赵佑石迅速带兵入城，分片分区域包干，执行弹压任务，刺史衙门的公告也已经贴出去，宣布实施宵禁，严禁人员无故上街，衙门的侍卫和衙役都全部派遣出去，巡逻疏导。多管齐下之下，毋庸置疑，怀宁城很快就会恢复平静。
在紧急会议上，刘鼎请林诗梓代表保信军节度使林度宣布，由佴泰出任舒州刺史，诸葛斌出任舒州长史，分别接替王博和薛成的职务。舒州暂时还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个已经在庐州那边被撤职罢官，还以为他们是庐州派来的，因此并没有什么异议，反而对庐州的迅速反应表示了惊奇。有些人对于佴泰和诸葛斌也有所耳闻，自然是深信不疑，连林诗梓都觉得好奇怪，刘鼎为什么不自己兼任刺史，反而要找两个庐州来的官员。
此外，宋纪灵也重新成为舒州司马。宋纪灵是刺史衙门的老官员了，但是夹在王博和薛成之间，两边都不讨好，仕途也跟着起起伏伏。他几天前还是舒州司马，跟着被降为录事参军，现在又升为舒州司马，这还没有回过味来呢。今晚在小雪初晴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也没有回过神来，听到有关自己的任命，还愣愣的呆在那里。
在会议上，刘鼎要求大家，务必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恢复舒州的正常秩序。他表示，在有需要的时候，舒州的保信军会协助衙门处理突发事件，因此，衙门应该充满信心，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王博的死，刘鼎采取了隐讳的处理，没有说王博是因为中计而死，而是在桐城下和淮西军英勇奋斗，最终不幸遇难。舒州刺史衙门据此上表给保信军节度使林度，甚至上表给朝廷，请求予以王博厚遇。
因为是紧急会议，所以很快就结束了，林诗梓和苏幼惜匆匆离开。林诗梓回去以后，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再也不敢出来见刘鼎。渐渐的，她似乎也想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事完全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她根本没有必要显得这么慌乱的，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决定下来，她也只好默认这个事实。而且在潜意识里，她的确不想这种提心吊胆的事情重演，于是，她通过苏幼惜委婉的表示，以后舒州的军政大权都全部交给刘鼎自己处理，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刘鼎满口答应。
不过，尽管有了军政大权，刘鼎其实并不想插手政务，因为他在这方面知道的太少，与其班门弄斧搞得一锅粥，还不如放手给有能力的人去干，根据情报资料显示，佴泰和诸葛斌都是有能力的官员，因此，他决定放手给他们两个商量着去办。那个宋纪灵在舒州屡屡不得意，这次也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因此工作起来格外的卖力。
当然，作为舒州实际上的主政者，刘鼎必须对舒州进一步的熟悉。因此，他用了几天的时间来熟悉舒州的民政和财政情况。舒州的户籍人口，实际上只有户两万三千二百六，口约十一万四千八百。这只是户籍人口，而不是实际上的人口。实际上舒州有多少人口，谁也不知道，而要统计实际的人口数量，困难很大。
因为土地兼并严重，不少的舒州当地人失去了土地，于是纷纷外流，户籍上记录的人口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尤其是望江县，这样的情况最为严重，由于雷池水寇的影响，当地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是空户。当然，舒州也有从别的地方迁移来的人口，在江南的宣州等地，土地兼并比舒州还要严重，从来逃亡过来的流民更多，舒州刺史衙门之前曾经做了初步调查，发现从江南地区迁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至少有两万多人。
这些人多半聚集在皖口城附近，使得那里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定居点，尽管那里还没有城市的影子，可是大家都明白，那里终究会变成一个城市的。刘鼎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现在的皖口城，就是日后的安庆，是安徽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因此，在如何处理这些流民的问题上，刘鼎直截了当的表示，可以在皖口城建城，将其当做舒州下辖的第五个县。
舒州目前的财政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年收入（岁收）超过3万缗（贯）。这是个了不起的收入，要知道，唐代末期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主要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盐铁专卖，另外还有茶税、酒税等专卖品，普通的税赋收入极少。根据资料记载，大历初盐利收入为60万缗,末年超过十倍,那就是600万缗,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60%。至于唐后期，随着茶税的日益加重，茶利也同步增长，大约每年获利100万缗。
而舒州，恰恰是个没有盐铁，没有茶酒的地方，天柱山出产的天柱剑毫，根本上收不到一分钱，就是这个地方，每年还有3万缗的财政收入，说明这里的农业和商业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受到战争的太大影响。刘鼎之所以想方设法要进入舒州，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任何时代的争霸战，没有一个坚固的后方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的财政收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打造更加繁华昌盛的舒州，刘鼎决定对税法进行一定的调整。
根据诸葛斌的详细介绍，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称为租庸调，源于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贞观年间又作了详细规定：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绢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称“输庸代役”；每年交绢2丈，绵3两，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调”。这就是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特点是以丁为征收单位，不服徭役可以折“庸”代替。这个定制为唐王朝聚敛了巨额的财富。 据史书记载，到天宝初年，全国的粮仓存粮9606万石，以当年应负担赋税的男丁计算，每丁平均12.5石，相当于他们六年多的租额。后来，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盛行，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农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断加重赋税，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政府控制的纳税人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减少。这样，租庸调制行不通了。
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每年分别在夏秋两季征税。它的主要内容为：政府根据每年的开支确定赋税总额，然后摊派征收；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作为摊派税额的标准；租庸调和其他杂税全部取消，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收地税和户税；商人在所在的州县纳税，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两税法的特点是从按丁征税转为按财产征税。它从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扩大了征税面。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依然很重。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写道：“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唐朝的税法，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始终没有彻底废除按照人头收税的规定，两税法里面也始终保留着户税，使得民间藏匿男丁的风气还是比较严重，经常出现一家十几人，但是没有一个适龄男丁的情况，这是统计人口最大的障碍，也是造成流民众多的主要原因。按照诸葛斌的估计，现在舒州的户籍男丁只有不足万人，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此数，这都是因为藏匿男丁的缘故。
商人按照自身资产来缴税，也不符合时代规律，导致商人们在赚钱以后，不是继续扩大经营，而是置田买地，建设庄园，修筑豪华住宅，购买娇妻美妾，奴仆奴婢，以各种的方式将资金重新冻结起来，严重妨碍了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土地兼并，导致更多的流民出现。刘鼎始终觉得，商业是社会发展必可不少的因素，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故意遏制商业的发展，就会出现问题。
而现在舒州的情况，很多措施恰恰是遏制了商业的发展，例如官府提倡买卖尽量物物交易，甚至强行用绢来代替钱币，对民间货物交易征收巨额税收等等，诸如此类的政策，都使得货币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要发展商业，就要有足够的货币，偏偏现在市场上最缺少的就是货币。
曾经在庐州多年为官的佴泰和诸葛斌对此都深有体会，大部分的钱币，都躺在官府的仓库中，又或者是私人的仓库中，没有拿出来使用。当初刘鼎在霍山县抄掉蓝家大院，就从里面挖出大量的铜币，有些串铜币的绳索都烂掉了，可见铜币存放的时间有多久。
第123章 西线无战事（1）
舒州刺史衙门，灯火通明，气氛紧张。周围全部都是鬼雨都的士兵，虎视眈眈的看着路过的每一个行人，令人不寒而栗。深夜的街头，气温还是很低的，呼出的热气很快变成了白雾，更增添了这些人的威势。在舒州刺史衙门工作了多年的官员，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如此巨大的压力，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急匆匆的从士兵们的目光下走过。
这一切，都缘于刘鼎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重要事项。离开小雪初晴以后，韦国勇、赵佑石迅速带兵入城，分片分区域包干，执行弹压任务，刺史衙门的公告也已经贴出去，宣布实施宵禁，严禁人员无故上街，衙门的侍卫和衙役都全部派遣出去，巡逻疏导。多管齐下之下，毋庸置疑，怀宁城很快就会恢复平静。
在紧急会议上，刘鼎请林诗梓代表保信军节度使林度宣布，由佴泰出任舒州刺史，诸葛斌出任舒州长史，分别接替王博和薛成的职务。舒州暂时还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个已经在庐州那边被撤职罢官，还以为他们是庐州派来的，因此并没有什么异议，反而对庐州的迅速反应表示了惊奇。有些人对于佴泰和诸葛斌也有所耳闻，自然是深信不疑，连林诗梓都觉得好奇怪，刘鼎为什么不自己兼任刺史，反而要找两个庐州来的官员。
此外，宋纪灵也重新成为舒州司马。宋纪灵是刺史衙门的老官员了，但是夹在王博和薛成之间，两边都不讨好，仕途也跟着起起伏伏。他几天前还是舒州司马，跟着被降为录事参军，现在又升为舒州司马，这还没有回过味来呢。今晚在小雪初晴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也没有回过神来，听到有关自己的任命，还愣愣的呆在那里。
在会议上，刘鼎要求大家，务必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恢复舒州的正常秩序。他表示，在有需要的时候，舒州的保信军会协助衙门处理突发事件，因此，衙门应该充满信心，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王博的死，刘鼎采取了隐讳的处理，没有说王博是因为中计而死，而是在桐城下和淮西军英勇奋斗，最终不幸遇难。舒州刺史衙门据此上表给保信军节度使林度，甚至上表给朝廷，请求予以王博厚遇。
因为是紧急会议，所以很快就结束了，林诗梓和苏幼惜匆匆离开。林诗梓回去以后，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再也不敢出来见刘鼎。渐渐的，她似乎也想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事完全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她根本没有必要显得这么慌乱的，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决定下来，她也只好默认这个事实。而且在潜意识里，她的确不想这种提心吊胆的事情重演，于是，她通过苏幼惜委婉的表示，以后舒州的军政大权都全部交给刘鼎自己处理，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刘鼎满口答应。
不过，尽管有了军政大权，刘鼎其实并不想插手政务，因为他在这方面知道的太少，与其班门弄斧搞得一锅粥，还不如放手给有能力的人去干，根据情报资料显示，佴泰和诸葛斌都是有能力的官员，因此，他决定放手给他们两个商量着去办。那个宋纪灵在舒州屡屡不得意，这次也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因此工作起来格外的卖力。
当然，作为舒州实际上的主政者，刘鼎必须对舒州进一步的熟悉。因此，他用了几天的时间来熟悉舒州的民政和财政情况。舒州的户籍人口，实际上只有户两万三千二百六，口约十一万四千八百。这只是户籍人口，而不是实际上的人口。实际上舒州有多少人口，谁也不知道，而要统计实际的人口数量，困难很大。
因为土地兼并严重，不少的舒州当地人失去了土地，于是纷纷外流，户籍上记录的人口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尤其是望江县，这样的情况最为严重，由于雷池水寇的影响，当地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户籍人口是空户。当然，舒州也有从别的地方迁移来的人口，在江南的宣州等地，土地兼并比舒州还要严重，从来逃亡过来的流民更多，舒州刺史衙门之前曾经做了初步调查，发现从江南地区迁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至少有两万多人。
这些人多半聚集在皖口城附近，使得那里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定居点，尽管那里还没有城市的影子，可是大家都明白，那里终究会变成一个城市的。刘鼎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现在的皖口城，就是日后的安庆，是安徽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因此，在如何处理这些流民的问题上，刘鼎直截了当的表示，可以在皖口城建城，将其当做舒州下辖的第五个县。
舒州目前的财政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年收入（岁收）超过3万缗（贯）。这是个了不起的收入，要知道，唐代末期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主要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盐铁专卖，另外还有茶税、酒税等专卖品，普通的税赋收入极少。根据资料记载，大历初盐利收入为60万缗,末年超过十倍,那就是600万缗,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60%。至于唐后期，随着茶税的日益加重，茶利也同步增长，大约每年获利100万缗。
而舒州，恰恰是个没有盐铁，没有茶酒的地方，天柱山出产的天柱剑毫，根本上收不到一分钱，就是这个地方，每年还有3万缗的财政收入，说明这里的农业和商业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受到战争的太大影响。刘鼎之所以想方设法要进入舒州，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任何时代的争霸战，没有一个坚固的后方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的财政收入，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打造更加繁华昌盛的舒州，刘鼎决定对税法进行一定的调整。
根据诸葛斌的详细介绍，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称为租庸调，源于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贞观年间又作了详细规定：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绢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称“输庸代役”；每年交绢2丈，绵3两，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调”。这就是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特点是以丁为征收单位，不服徭役可以折“庸”代替。这个定制为唐王朝聚敛了巨额的财富。 据史书记载，到天宝初年，全国的粮仓存粮9606万石，以当年应负担赋税的男丁计算，每丁平均12.5石，相当于他们六年多的租额。后来，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盛行，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农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断加重赋税，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政府控制的纳税人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减少。这样，租庸调制行不通了。
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每年分别在夏秋两季征税。它的主要内容为：政府根据每年的开支确定赋税总额，然后摊派征收；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作为摊派税额的标准；租庸调和其他杂税全部取消，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收地税和户税；商人在所在的州县纳税，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两税法的特点是从按丁征税转为按财产征税。它从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扩大了征税面。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依然很重。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写道：“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唐朝的税法，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始终没有彻底废除按照人头收税的规定，两税法里面也始终保留着户税，使得民间藏匿男丁的风气还是比较严重，经常出现一家十几人，但是没有一个适龄男丁的情况，这是统计人口最大的障碍，也是造成流民众多的主要原因。按照诸葛斌的估计，现在舒州的户籍男丁只有不足万人，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此数，这都是因为藏匿男丁的缘故。
商人按照自身资产来缴税，也不符合时代规律，导致商人们在赚钱以后，不是继续扩大经营，而是置田买地，建设庄园，修筑豪华住宅，购买娇妻美妾，奴仆奴婢，以各种的方式将资金重新冻结起来，严重妨碍了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土地兼并，导致更多的流民出现。刘鼎始终觉得，商业是社会发展必可不少的因素，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故意遏制商业的发展，就会出现问题。
而现在舒州的情况，很多措施恰恰是遏制了商业的发展，例如官府提倡买卖尽量物物交易，甚至强行用绢来代替钱币，对民间货物交易征收巨额税收等等，诸如此类的政策，都使得货币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要发展商业，就要有足够的货币，偏偏现在市场上最缺少的就是货币。
曾经在庐州多年为官的佴泰和诸葛斌对此都深有体会，大部分的钱币，都躺在官府的仓库中，又或者是私人的仓库中，没有拿出来使用。当初刘鼎在霍山县抄掉蓝家大院，就从里面挖出大量的铜币，有些串铜币的绳索都烂掉了，可见铜币存放的时间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