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九章 问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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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图白虽然知道“岛原之乱”发生的概率很大，哪怕不是岛原之乱，日本的九州岛天主教集中的地区，也会出大乱子。
因为，17世纪的恶劣自然气候，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北半球，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日本九州岛自然也受小冰河气候影响，连续数年的干旱，底层百姓也苦不堪言。
加上九州岛天主教思想蛊惑，生活绝望随时可能被饿死的底层农民，已经在忍耐和爆发的边缘。只要有人“忍无可忍”，在天主教势力的推动下，产生暴动几乎是必然的。
其实，农民起义，也是日本幕府政权的疏忽。因为，幕府将最大的假想敌，瞄准到各地大名身上。
为了确保幕府对于地方大名的绝对优势，幕府成立以来都在不断削弱各地藩主大名的经济、军事的能力，每一人藩主继位，必须要幕府承认，才是合法。虽然，各地藩主大名是世袭制，并保留了大多数自治权利。
日本幕府的“幕藩制”，类似是大明王朝存在的“土官”、“土司”，所谓的土司，就是一些地区的官员，并非的朝廷派下来的官员，而是拥有家族世袭特权的官位。
不过，大明王朝土司数量并不是太多，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并且，土司如果犯下了重罪，或者是当地土官触犯了众怒，事情闹大了之后，大明朝廷即“顺应民心”废掉当地地方官世袭继承，而改由朝廷委派官员上任，这种做法叫做“改土归流”。
明末时期，依然是土司世袭的地方，不超过一百个县。其中，练白杆兵的秦良玉就是因为世袭石柱县土司。按照大明的经验，世袭的土司官员，虽然比派遣的流动官员危险一些。但是，总体而言土司叛乱、造反也并不是很多。毕竟，野心家仅是少数，大多数土司，和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没有多少区别。只要大明中央不出问题，至多是一个县地盘的土司，也折腾不起多大的风浪。
日本幕府同样如此，只要保持幕府的财政、兵力，稳稳压制各地藩主，幕府的统治便是稳如泰山。而德川家，是削弱、压制各地藩主的老手，基本上大名们皆不再拥有威胁幕府统治的能力。
但是，德川幕府同样没有想到——天主教余孽，策划农民起义！
如果是普通的日本传统农民，忍耐心很强，自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底层穷苦人中间，有一堆的天主教徒，他们不断传道，讲《圣经》故事。
《圣经》的宗教思想，对于底层人是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看不到希望的底层日本农民，更容易被哪些引经据典的传教士们忽悠。
而不少日本的传教士们是受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天主教特训，将底层农民的痛苦，不断解释为，幕府和藩主们是异端、撒旦，推翻幕府，建立上帝之国，才是脱离痛苦的希望。并且，信仰者上天堂，不信者死后下地狱。
这一类的恐吓，也是让很多郁闷、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底层日本农民，纷纷因为害怕死后下地狱而信教。
本质上，“信我者死后上天堂，不信者死后下地狱。”这和抢劫犯，拿着枪说，交出钱来饶你不死，不交钱老子杀了你。威胁恐吓性质，是差不多的。
佛教、天主教、伊斯兰等等三大宗教的发展最核心利器，就是“上天堂（极乐世界）、下地狱”之说。
————————
日本问题，需要内行人去执行。如果一个对于日本，根本没有人脉，甚至连日语翻译都没有的情况下，胡乱闯荡，恐怕不会获得任何的利益。
好在，大明不缺乏“日本问题专家”，尤其是中国沿海的海盗、海商势力，与倭寇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明朝人和后世历史研究者，都心知肚明——“倭寇”大多数是中国沿海的海商、海盗走私集团。自称“倭寇”，仅是这些走私者，糊弄大明朝廷。“倭寇”里面，却是有一些日本人，但是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殖民航海初期，其实就是“大海盗”时代。中国明朝中期的走私、海盗现象，与欧洲人大航海，其实是一个性质。
15世纪以来，全世界流行大航海殖民。中国人也有殖民意识，比如东南亚各国，华人比例拥有五六百万，占据当地总人口的30，日本、朝鲜等地，也同样有大量的中国移民。但是，明朝时这些移民要么是活不下去的农民，要么就是海盗、海商，势力也是五花八门，却一直没有获得大明政府官方势力的支持。所以，西方人移民变成了殖民统治，中国没有官府支持的海外移民，却只能是寄人篱下，而不是去统治、征服土著们。
中国明朝有没有殖民能力？——有！
海外华侨一堆的人想要建国，然后归附大明，朝廷傲慢的拒绝，那批海外建国的人典型是海盗，想要通过献上几座岛屿成为大明的土司？没门！
还有一些南洋地区，华人往往采取聚居村落，并不融入当地土著社会。如果，这些聚居的村落，被朝廷招安——殖民地都现成的！人口不缺，土地不缺，就缺强大的中国军队去维护统治！
海外华侨，被殖民者压榨，被土著迫害。不少人强烈希望，大明朝廷派兵派官员去统治。但是，就那么一大片人来献上土地的，也被朝廷一再拒绝！
同样，日本地区的华侨，也是非常多！中国华侨，在日本的人脉更是非常广阔。
至少有十万日本华侨，在日本经商、教书、种田、做工。当然，德川幕府对大明是显得比较友好，尤其是一直希望恢复朝贡。不过，日本的朝贡的文书，在嘉靖年间“倭寇”出现后，已经被过期作废了。后来，本有希望恢复，却是被丰臣秀吉登陆朝鲜给弄砸了。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为了显示对中国人友好。落魄的中国秀才到了日本，成为各地大名、幕府高官们奉为上宾。大明的一些大商人，也与幕府保持深厚友谊。
而日本本国的农民，需要上缴一半的收成给藩主、幕府。而幕府和大名们，豪爽的给予一些中国人赐予永久免税的田产。
这种作为，其实是日本传统的对中华上国的崇拜使然，文化、经济、科技、军事，任何一方面皆崇拜的五体投地。
日本德川幕府年间，流传一个故事，某个日本商人献上50只中国麻雀给幕府将军，但是有几只中国麻雀飞走了，那个日本商人只能找了几只日本麻雀来冒充。幕府将军召见商人，欣赏中国麻雀，忽的不悦道：“为什么有几只日本麻雀在滥竽充数？我要的是高贵的中国麻雀，你却胆敢欺骗我！”将军一怒，商人多半会被砍头。商人冷汗连连，最后急中生智道：“将军息怒！上国麻雀到我国，人生地不熟，需要有本国的麻雀作翻译！这几只本国的麻雀，是中国麻雀的翻译呢！”因为，急中生智，那名商人不敢没有被砍头，而且被幕府赏赐众多金银财宝。
那个麻雀的故事，本质也在说明，德川幕府年代，对于中国的崇拜到了极致。以至于中国的麻雀在日本人眼里，也比日本本土的麻雀要高贵。
中国华侨，这个年代，同样是比普通日本人，身份要高贵一些。
在明朝中期，中国海盗汪直，在日本占据大片殖民地，但是因为其没有占领整个日本的志向，而被日本哪些强藩拉拢。而汪直死后，中国海盗在日本的势力有所萎缩，至李旦时中国海盗在日本虽不再拥有直接统治的地盘，但是却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郑芝龙继承李旦的势力，与幕府的统治者，以及各地大名、商人保持着一定的交情。像郑芝龙还未发家的时候，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郑成功接回大明准备继承其大明的事业。次子取日本名为田川左卫门，继承其外公田川松的武士身份和郑芝龙在日本的势力和关系网络。这也是郑家在日本贸易上，获得巨大的优势的关键所在。
后世，郑成功反清，甚至能从日本借兵。主要也是因为郑家在日本的关系网非常雄厚。当然了，后来清灭明，忠于大明的郑家败亡之后，日本幕府也转眼翻脸，没收了郑家寄存在日本的上千万两银子。这其实也是日本人崇拜强者因素使然，大明四万军队击败丰成秀吉17万精锐，令日本人崇拜。但是，大明被清朝灭亡，日本人自是不再敬畏。
郑芝豹虽早年读书，后来读书不成，才跟兄长郑芝龙当了海商，也主要以跑日本航线为主，用郑芝豹自然是最佳的人选。
肖图白召见郑芝豹，拿出一份伪造的锦衣卫密信，道：“不久前，我接到锦衣卫日本组织发来的消息，说日本的天主教徒正准备策划一起德川幕府建立以来，最庞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订阅，打赏，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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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图白虽然知道“岛原之乱”发生的概率很大，哪怕不是岛原之乱，日本的九州岛天主教集中的地区，也会出大乱子。
因为，17世纪的恶劣自然气候，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北半球，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日本九州岛自然也受小冰河气候影响，连续数年的干旱，底层百姓也苦不堪言。
加上九州岛天主教思想蛊惑，生活绝望随时可能被饿死的底层农民，已经在忍耐和爆发的边缘。只要有人“忍无可忍”，在天主教势力的推动下，产生暴动几乎是必然的。
其实，农民起义，也是日本幕府政权的疏忽。因为，幕府将最大的假想敌，瞄准到各地大名身上。
为了确保幕府对于地方大名的绝对优势，幕府成立以来都在不断削弱各地藩主大名的经济、军事的能力，每一人藩主继位，必须要幕府承认，才是合法。虽然，各地藩主大名是世袭制，并保留了大多数自治权利。
日本幕府的“幕藩制”，类似是大明王朝存在的“土官”、“土司”，所谓的土司，就是一些地区的官员，并非的朝廷派下来的官员，而是拥有家族世袭特权的官位。
不过，大明王朝土司数量并不是太多，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并且，土司如果犯下了重罪，或者是当地土官触犯了众怒，事情闹大了之后，大明朝廷即“顺应民心”废掉当地地方官世袭继承，而改由朝廷委派官员上任，这种做法叫做“改土归流”。
明末时期，依然是土司世袭的地方，不超过一百个县。其中，练白杆兵的秦良玉就是因为世袭石柱县土司。按照大明的经验，世袭的土司官员，虽然比派遣的流动官员危险一些。但是，总体而言土司叛乱、造反也并不是很多。毕竟，野心家仅是少数，大多数土司，和掌握大量土地的大地主，没有多少区别。只要大明中央不出问题，至多是一个县地盘的土司，也折腾不起多大的风浪。
日本幕府同样如此，只要保持幕府的财政、兵力，稳稳压制各地藩主，幕府的统治便是稳如泰山。而德川家，是削弱、压制各地藩主的老手，基本上大名们皆不再拥有威胁幕府统治的能力。
但是，德川幕府同样没有想到——天主教余孽，策划农民起义！
如果是普通的日本传统农民，忍耐心很强，自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底层穷苦人中间，有一堆的天主教徒，他们不断传道，讲《圣经》故事。
《圣经》的宗教思想，对于底层人是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看不到希望的底层日本农民，更容易被哪些引经据典的传教士们忽悠。
而不少日本的传教士们是受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天主教特训，将底层农民的痛苦，不断解释为，幕府和藩主们是异端、撒旦，推翻幕府，建立上帝之国，才是脱离痛苦的希望。并且，信仰者上天堂，不信者死后下地狱。
这一类的恐吓，也是让很多郁闷、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底层日本农民，纷纷因为害怕死后下地狱而信教。
本质上，“信我者死后上天堂，不信者死后下地狱。”这和抢劫犯，拿着枪说，交出钱来饶你不死，不交钱老子杀了你。威胁恐吓性质，是差不多的。
佛教、天主教、伊斯兰等等三大宗教的发展最核心利器，就是“上天堂（极乐世界）、下地狱”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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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需要内行人去执行。如果一个对于日本，根本没有人脉，甚至连日语翻译都没有的情况下，胡乱闯荡，恐怕不会获得任何的利益。
好在，大明不缺乏“日本问题专家”，尤其是中国沿海的海盗、海商势力，与倭寇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明朝人和后世历史研究者，都心知肚明——“倭寇”大多数是中国沿海的海商、海盗走私集团。自称“倭寇”，仅是这些走私者，糊弄大明朝廷。“倭寇”里面，却是有一些日本人，但是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殖民航海初期，其实就是“大海盗”时代。中国明朝中期的走私、海盗现象，与欧洲人大航海，其实是一个性质。
15世纪以来，全世界流行大航海殖民。中国人也有殖民意识，比如东南亚各国，华人比例拥有五六百万，占据当地总人口的30，日本、朝鲜等地，也同样有大量的中国移民。但是，明朝时这些移民要么是活不下去的农民，要么就是海盗、海商，势力也是五花八门，却一直没有获得大明政府官方势力的支持。所以，西方人移民变成了殖民统治，中国没有官府支持的海外移民，却只能是寄人篱下，而不是去统治、征服土著们。
中国明朝有没有殖民能力？——有！
海外华侨一堆的人想要建国，然后归附大明，朝廷傲慢的拒绝，那批海外建国的人典型是海盗，想要通过献上几座岛屿成为大明的土司？没门！
还有一些南洋地区，华人往往采取聚居村落，并不融入当地土著社会。如果，这些聚居的村落，被朝廷招安——殖民地都现成的！人口不缺，土地不缺，就缺强大的中国军队去维护统治！
海外华侨，被殖民者压榨，被土著迫害。不少人强烈希望，大明朝廷派兵派官员去统治。但是，就那么一大片人来献上土地的，也被朝廷一再拒绝！
同样，日本地区的华侨，也是非常多！中国华侨，在日本的人脉更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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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为了显示对中国人友好。落魄的中国秀才到了日本，成为各地大名、幕府高官们奉为上宾。大明的一些大商人，也与幕府保持深厚友谊。
而日本本国的农民，需要上缴一半的收成给藩主、幕府。而幕府和大名们，豪爽的给予一些中国人赐予永久免税的田产。
这种作为，其实是日本传统的对中华上国的崇拜使然，文化、经济、科技、军事，任何一方面皆崇拜的五体投地。
日本德川幕府年间，流传一个故事，某个日本商人献上50只中国麻雀给幕府将军，但是有几只中国麻雀飞走了，那个日本商人只能找了几只日本麻雀来冒充。幕府将军召见商人，欣赏中国麻雀，忽的不悦道：“为什么有几只日本麻雀在滥竽充数？我要的是高贵的中国麻雀，你却胆敢欺骗我！”将军一怒，商人多半会被砍头。商人冷汗连连，最后急中生智道：“将军息怒！上国麻雀到我国，人生地不熟，需要有本国的麻雀作翻译！这几只本国的麻雀，是中国麻雀的翻译呢！”因为，急中生智，那名商人不敢没有被砍头，而且被幕府赏赐众多金银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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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侨，这个年代，同样是比普通日本人，身份要高贵一些。
在明朝中期，中国海盗汪直，在日本占据大片殖民地，但是因为其没有占领整个日本的志向，而被日本哪些强藩拉拢。而汪直死后，中国海盗在日本的势力有所萎缩，至李旦时中国海盗在日本虽不再拥有直接统治的地盘，但是却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郑芝龙继承李旦的势力，与幕府的统治者，以及各地大名、商人保持着一定的交情。像郑芝龙还未发家的时候，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郑成功接回大明准备继承其大明的事业。次子取日本名为田川左卫门，继承其外公田川松的武士身份和郑芝龙在日本的势力和关系网络。这也是郑家在日本贸易上，获得巨大的优势的关键所在。
后世，郑成功反清，甚至能从日本借兵。主要也是因为郑家在日本的关系网非常雄厚。当然了，后来清灭明，忠于大明的郑家败亡之后，日本幕府也转眼翻脸，没收了郑家寄存在日本的上千万两银子。这其实也是日本人崇拜强者因素使然，大明四万军队击败丰成秀吉17万精锐，令日本人崇拜。但是，大明被清朝灭亡，日本人自是不再敬畏。
郑芝豹虽早年读书，后来读书不成，才跟兄长郑芝龙当了海商，也主要以跑日本航线为主，用郑芝豹自然是最佳的人选。
肖图白召见郑芝豹，拿出一份伪造的锦衣卫密信，道：“不久前，我接到锦衣卫日本组织发来的消息，说日本的天主教徒正准备策划一起德川幕府建立以来，最庞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订阅，打赏，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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