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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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旁有一座属于中心医院的大花园，这是疗养员从海边回来的必经之路。花园里，一堵米色的石头高墙边长着一排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梧桐树荫底下休息。很少有人来这个角落。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们在花园的林荫小道上来回漫步；傍晚可以听会儿音乐，避开大疗养区令人烦躁的喧扰。
这不，保尔今天又寻到这儿来了。洗过海水浴和日光浴后，他感到疲劳。现在他正舒适地躺在藤摇椅上打盹儿，旁边的一把藤摇椅上搁着一条厚毛巾加一本没读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初来到疗养院的那几天，他依旧感到紧张、头痛。教授们一直致力于研究他的这种较罕见的疑难病症。接二连三的叩诊、听诊使保尔烦透了。住院医生是个和蔼的女党员，她有一个十分奇特的姓：耶路撒冷齐克。她费尽周折才找到这个病人，并耐心地劝说他随自己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说老实话，我烦透了这一切。”保尔坦言，“无非就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得回答五遍。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你的曾祖父是否得过风湿病？天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这也就算了，他们每个人还试图劝我承认患过淋病，或是某种更难以启齿的疾病。坦白说，我真恨不得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让我安静地独自呆会儿吧！一个半月如果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研究我，那我真的要变成扰乱社会治安的疯子了。”
耶路撒冷齐克面带微笑，专挑一些逗趣的话来回答保尔。没过多久，她已经挽起保尔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讲着奇闻趣事，带他去见外科医生。
看来今天不必检查了，离吃中饭还有一小时。保尔在睡眼朦胧中似乎听见了脚步声，他还是闭着眼睛。“来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自己走开。”但他想错了，那人吱呀一声坐了下来，淡淡的香水味表明是个女性。保尔睁开眼，最先看到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黝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跟男孩似的脑袋、一对大眼睛和两排整齐的牙齿。她抱歉似地笑着。
“对不起，也许我打扰您了？”
保尔不言语。这有些不礼貌，但他还是希望坐在身旁的人走开。
“这书是您的吧？”她翻了翻小说问道。
“对，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稍微欠了欠身子，心想：“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没的休息了，大概马上会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还是躲开为妙。”保尔这样想着，硬梆梆地答道：
“不是。”
“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站起身来正准备走，后面忽然传来一个浑厚而响亮的女音：
“朵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女人头发浅黄，体态丰满，黑黝黝的，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坐在藤摇椅的边沿上。她瞟了一眼保尔。
“同志，我们在哪儿见过面的。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您做什么工作？”
“开运粪车的。”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倒使保尔吓得打了个寒战。
“同志，您这可算不上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朵拉在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工作，她后来每每回想起初次相识的可笑场面。
午后，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看歌舞表演，意外地遇见了伊万·扎尔基。
说来也怪，使他俩见面的，竟然是一场孤步舞。
一个胖歌女搔首弄姿地唱了一首《消魂之夜》。之后，有一男一女跳上舞台。
男的半裸，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子，大腿周围摆动着彩色扣环，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套着一根领带。总之他是想打扮成野蛮人，但搞得不伦不类。女的长得并不丑，但浑身飘荡着许多碎布条条。一撮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站在疗养员的圈椅和铁床后面。他们伸长牛脖子，吆喝着捧场。这对男女在他们的起哄声中扭着屁股跳起了孤步舞。戴傻瓜圆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紧贴在一起晃扭着，做出种种猥亵下流的姿势，场面十分粗俗，不堪入目。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在保尔背后看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保尔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有人在紧靠舞台的前排站起，厉声怒斥：
“不准再卖淫了，给我滚出去！”
保尔认出那是扎尔基。
钢琴不弹了，小提琴尖叫一声，也没了声响。舞台上的那对男女也停止了扭摆。站在椅子后面的那些暴发户悻悻地发出嘘声，向扎尔基骂道：
“捣什么蛋？好戏全给搅了！”
“整个欧洲都在跳！”
“去他妈的，太可恶了！”
这时，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观众，切列波维茨县的团委书记日巴诺夫，像一个闯荡江湖的侠客，把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出尖厉的口哨。其他疗养员纷纷效仿，就像是一阵狂风把台上的一对男女刮下了台。报幕的小丑就像是见风使舵的堂倌，马上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团即将离开。
“一根小香肠，沿街碌碌滚！对你爷爷说，快去莫斯科！”在众人的笑骂声中，一个身穿疗养服的小伙子编了一段顺口溜，轰走了小丑。
保尔找到在前排的扎尔基。俩人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伊万·扎尔基是一个地区党委会宣传鼓动科的负责人。
“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有了妻子，而且不久便会有个儿子或女儿了。”扎尔基说道。
“哦，那她是谁？”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保尔。
“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
“那么杜巴瓦呢，他去了哪儿？”保尔更觉惊讶。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人说他又恢复了党籍，但这没用的，他是无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至于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是能欢聚一堂畅谈往事，那该多好。”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随他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来自坦波夫地区的大高个子检查员把门关上了。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知出了什么事，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扎尔基。
“那就留下他吧。有几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要给我们说说党内的近况。我们决定借用贵处开个会，也可说是内部会议吧。”朵拉作了一番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与会的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些情况。
“在这节骨眼上，我们必须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赶回去。”
在保尔房间里开会后的第三天，疗养员们都提前出了院，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并未呆多久，便被委派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委书记。市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听到他的首次讲话，是在一周以后。
深秋。那天保尔同两名陪同乘上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去离城里很远的一个区。汽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为他诊断，检查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拍板，然后走了。其他的医生也跟着他离开。
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明亮而干净，散发出一种保尔忘却已久、医生所特有的气味。保尔环顾四周，全部的摆设只有一只铺着干净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凳子。
医护人员把晚饭送来了。
保尔不想吃饭。他靠在床上写信。腿上的阵痛影响了思考，胃口也没了。
保尔刚写完第四封信，房门被轻轻拉开了。一个白衣女医生来到床前。
保尔从夕阳薄薄的余辉中看出，她描着细细的眉毛，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你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轮到我值班。现在我跟您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与否，您得说出详细情况。”
女医生嫣然一笑，这使得“审问”不太令人反感了。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连自己，而且连祖宗三代的事情也都说了出来。
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在手术室里头。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光，长长的手术台底下放着一只大盆。保尔在手术台上躺着，教授很快洗完了手。在保尔身后，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迅速进行着。他扭过头望了望。护士在放置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别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您的神经的。”她低声吩咐。
“医生，您是说谁的神经来着？”保尔不服气地笑笑。
几分钟后，保尔的脸部已被厚厚的面罩遮住。教授说：
“别紧张。这是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试试。”
面罩底下传出低闷的、静静的声音：
“好。也许我会说点粗话出来，所以先说一声抱歉。”
教授被逗笑了。
开始的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怪味。
保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同时开始数数，并尽量数清楚。保尔个人的悲剧就这样进入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儿没把信封撕成两半。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展开信纸时，竟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头几行字映入眼帘，他就飞快地往下读。
阿尔焦姆：
我们之间难得写信，每年也就一两次而已。不过次数多少都不重要。你说你已经搬到了卡扎京的机车库附近，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为的是告别过去。我理解你所说的过去，指的是斯乔莎和她们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之类的东西。像斯乔莎这种类型的人，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造过来的，恐怕你不一定能成功。你说“年纪大了，学习起来困难”，但实际上你学得相当不错。可你却一口回绝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这似乎不太妥当。你为夺取政权斗争过吧？那现在就应该掌握政权。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开始行动吧！
下面说说我自己吧！我的情况很糟糕。我时常住院，动了两次手术，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也说不准这将拖到哪年哪月。
我现在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活儿干——当病员。我承受了种种苦楚，到头来只落得个右膝僵硬，身上被缝了几针。最近医生还发现，我可能要为七年前脊椎骨受的暗伤付出极高的代价。只要能恢复工作，我决心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中最可怕的事就是掉队。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什么都不拒绝，但情况仍不见好转，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第一次手术后，我刚能下地就恢复工作，谁知很快又进了医院。观在我拿到了迈纳克疗养院的住院证，明天就动身去叶夫帕托里亚。别担心，阿尔焦姆，我没那么容易送命，我现在足以一人顶仨。咱们还得多多工作。哥哥，你自己要保重，别一下子干得太猛。否则以后党得花大力气给你休养。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使我智慧，可不是让们到每所医院去做客的。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当阿尔焦姆皱眉阅读弟弟的来信时，在医院里保尔正在和巴扎诺娃告别。女医生把手递向保尔，问道：
“明天您就出发去克里木吗？那么今天您待在哪儿呢？”
保尔回答说：
“朵拉同志过会儿就到，我会一直在她家待到明天早晨。到时她送我去火车站。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旁有一座属于中心医院的大花园，这是疗养员从海边回来的必经之路。花园里，一堵米色的石头高墙边长着一排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梧桐树荫底下休息。很少有人来这个角落。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们在花园的林荫小道上来回漫步；傍晚可以听会儿音乐，避开大疗养区令人烦躁的喧扰。
这不，保尔今天又寻到这儿来了。洗过海水浴和日光浴后，他感到疲劳。现在他正舒适地躺在藤摇椅上打盹儿，旁边的一把藤摇椅上搁着一条厚毛巾加一本没读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初来到疗养院的那几天，他依旧感到紧张、头痛。教授们一直致力于研究他的这种较罕见的疑难病症。接二连三的叩诊、听诊使保尔烦透了。住院医生是个和蔼的女党员，她有一个十分奇特的姓：耶路撒冷齐克。她费尽周折才找到这个病人，并耐心地劝说他随自己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说老实话，我烦透了这一切。”保尔坦言，“无非就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得回答五遍。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你的曾祖父是否得过风湿病？天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这也就算了，他们每个人还试图劝我承认患过淋病，或是某种更难以启齿的疾病。坦白说，我真恨不得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让我安静地独自呆会儿吧！一个半月如果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研究我，那我真的要变成扰乱社会治安的疯子了。”
耶路撒冷齐克面带微笑，专挑一些逗趣的话来回答保尔。没过多久，她已经挽起保尔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讲着奇闻趣事，带他去见外科医生。
看来今天不必检查了，离吃中饭还有一小时。保尔在睡眼朦胧中似乎听见了脚步声，他还是闭着眼睛。“来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自己走开。”但他想错了，那人吱呀一声坐了下来，淡淡的香水味表明是个女性。保尔睁开眼，最先看到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黝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跟男孩似的脑袋、一对大眼睛和两排整齐的牙齿。她抱歉似地笑着。
“对不起，也许我打扰您了？”
保尔不言语。这有些不礼貌，但他还是希望坐在身旁的人走开。
“这书是您的吧？”她翻了翻小说问道。
“对，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稍微欠了欠身子，心想：“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没的休息了，大概马上会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还是躲开为妙。”保尔这样想着，硬梆梆地答道：
“不是。”
“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站起身来正准备走，后面忽然传来一个浑厚而响亮的女音：
“朵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女人头发浅黄，体态丰满，黑黝黝的，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坐在藤摇椅的边沿上。她瞟了一眼保尔。
“同志，我们在哪儿见过面的。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您做什么工作？”
“开运粪车的。”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倒使保尔吓得打了个寒战。
“同志，您这可算不上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朵拉在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工作，她后来每每回想起初次相识的可笑场面。
午后，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看歌舞表演，意外地遇见了伊万·扎尔基。
说来也怪，使他俩见面的，竟然是一场孤步舞。
一个胖歌女搔首弄姿地唱了一首《消魂之夜》。之后，有一男一女跳上舞台。
男的半裸，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子，大腿周围摆动着彩色扣环，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套着一根领带。总之他是想打扮成野蛮人，但搞得不伦不类。女的长得并不丑，但浑身飘荡着许多碎布条条。一撮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站在疗养员的圈椅和铁床后面。他们伸长牛脖子，吆喝着捧场。这对男女在他们的起哄声中扭着屁股跳起了孤步舞。戴傻瓜圆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紧贴在一起晃扭着，做出种种猥亵下流的姿势，场面十分粗俗，不堪入目。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在保尔背后看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保尔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有人在紧靠舞台的前排站起，厉声怒斥：
“不准再卖淫了，给我滚出去！”
保尔认出那是扎尔基。
钢琴不弹了，小提琴尖叫一声，也没了声响。舞台上的那对男女也停止了扭摆。站在椅子后面的那些暴发户悻悻地发出嘘声，向扎尔基骂道：
“捣什么蛋？好戏全给搅了！”
“整个欧洲都在跳！”
“去他妈的，太可恶了！”
这时，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观众，切列波维茨县的团委书记日巴诺夫，像一个闯荡江湖的侠客，把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出尖厉的口哨。其他疗养员纷纷效仿，就像是一阵狂风把台上的一对男女刮下了台。报幕的小丑就像是见风使舵的堂倌，马上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团即将离开。
“一根小香肠，沿街碌碌滚！对你爷爷说，快去莫斯科！”在众人的笑骂声中，一个身穿疗养服的小伙子编了一段顺口溜，轰走了小丑。
保尔找到在前排的扎尔基。俩人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今伊万·扎尔基是一个地区党委会宣传鼓动科的负责人。
“你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有了妻子，而且不久便会有个儿子或女儿了。”扎尔基说道。
“哦，那她是谁？”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保尔。
“你认识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
“那么杜巴瓦呢，他去了哪儿？”保尔更觉惊讶。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人说他又恢复了党籍，但这没用的，他是无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至于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是能欢聚一堂畅谈往事，那该多好。”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随他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来自坦波夫地区的大高个子检查员把门关上了。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知出了什么事，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扎尔基。
“那就留下他吧。有几位刚刚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要给我们说说党内的近况。我们决定借用贵处开个会，也可说是内部会议吧。”朵拉作了一番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与会的几乎都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些情况。
“在这节骨眼上，我们必须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赶回去。”
在保尔房间里开会后的第三天，疗养员们都提前出了院，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并未呆多久，便被委派到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委书记。市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听到他的首次讲话，是在一周以后。
深秋。那天保尔同两名陪同乘上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去离城里很远的一个区。汽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为他诊断，检查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后主张立即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拍板，然后走了。其他的医生也跟着他离开。
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明亮而干净，散发出一种保尔忘却已久、医生所特有的气味。保尔环顾四周，全部的摆设只有一只铺着干净桌布的床头柜和一张白色的凳子。
医护人员把晚饭送来了。
保尔不想吃饭。他靠在床上写信。腿上的阵痛影响了思考，胃口也没了。
保尔刚写完第四封信，房门被轻轻拉开了。一个白衣女医生来到床前。
保尔从夕阳薄薄的余辉中看出，她描着细细的眉毛，长着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你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轮到我值班。现在我跟您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与否，您得说出详细情况。”
女医生嫣然一笑，这使得“审问”不太令人反感了。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连自己，而且连祖宗三代的事情也都说了出来。
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在手术室里头。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光，长长的手术台底下放着一只大盆。保尔在手术台上躺着，教授很快洗完了手。在保尔身后，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迅速进行着。他扭过头望了望。护士在放置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别看，柯察金同志，这会刺激您的神经的。”她低声吩咐。
“医生，您是说谁的神经来着？”保尔不服气地笑笑。
几分钟后，保尔的脸部已被厚厚的面罩遮住。教授说：
“别紧张。这是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试试。”
面罩底下传出低闷的、静静的声音：
“好。也许我会说点粗话出来，所以先说一声抱歉。”
教授被逗笑了。
开始的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怪味。
保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同时开始数数，并尽量数清楚。保尔个人的悲剧就这样进入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儿没把信封撕成两半。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展开信纸时，竟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头几行字映入眼帘，他就飞快地往下读。
阿尔焦姆：
我们之间难得写信，每年也就一两次而已。不过次数多少都不重要。你说你已经搬到了卡扎京的机车库附近，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为的是告别过去。我理解你所说的过去，指的是斯乔莎和她们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之类的东西。像斯乔莎这种类型的人，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造过来的，恐怕你不一定能成功。你说“年纪大了，学习起来困难”，但实际上你学得相当不错。可你却一口回绝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这似乎不太妥当。你为夺取政权斗争过吧？那现在就应该掌握政权。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开始行动吧！
下面说说我自己吧！我的情况很糟糕。我时常住院，动了两次手术，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也说不准这将拖到哪年哪月。
我现在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活儿干——当病员。我承受了种种苦楚，到头来只落得个右膝僵硬，身上被缝了几针。最近医生还发现，我可能要为七年前脊椎骨受的暗伤付出极高的代价。只要能恢复工作，我决心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中最可怕的事就是掉队。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正因为如此，我才什么都不拒绝，但情况仍不见好转，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第一次手术后，我刚能下地就恢复工作，谁知很快又进了医院。观在我拿到了迈纳克疗养院的住院证，明天就动身去叶夫帕托里亚。别担心，阿尔焦姆，我没那么容易送命，我现在足以一人顶仨。咱们还得多多工作。哥哥，你自己要保重，别一下子干得太猛。否则以后党得花大力气给你休养。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使我智慧，可不是让们到每所医院去做客的。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当阿尔焦姆皱眉阅读弟弟的来信时，在医院里保尔正在和巴扎诺娃告别。女医生把手递向保尔，问道：
“明天您就出发去克里木吗？那么今天您待在哪儿呢？”
保尔回答说：
“朵拉同志过会儿就到，我会一直在她家待到明天早晨。到时她送我去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