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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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拉经常来探望保尔，所以巴扎诺娃认识她。
“柯察金同志，我们约好了，临走前您得见见我父亲。还记得吧？我已经把您的详细病情告诉了他。我想让您接受一次他的检查。今天晚上就可以进行。”
保尔马上答应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仔细地为保尔做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她还带回了X光片和所有的化验单。专家不仅回答了女儿的问题，还用拉丁文说了许多话。巴扎诺娃听得脸色苍白。保尔察觉到这些。他望着教授那有些谢顶的大脑袋，注意着他敏锐的目光，竭力想从中知道点儿什么。然而教授始终不动声色。
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教授很绅士地与他道别，说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他的女儿会告知保尔检查结果。
巴扎诺娃的房间格调高雅，精致脱俗。保尔倚在长沙发里耐心等着。但是女医生正犯着难，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怎样解释。因为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那目前的医学水平尚无法治疗的致命的炎症正在日益加重。教授不同意再进行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有瘫痪的危险，但我们却无法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做为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实话实说。她揣度再三，决定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实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在叶夫帕托里亚做治疗会对您的病症帮助很大。到秋天时您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她这样说，但她忘了保尔那正注视着她的目光有多锐利。
“从您的话里，或者更准确些，从您那无法说出的话里，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我病情的严重性。您该没有忘记，我向您请求过，一定要告诉我真相。不必隐瞒，不用担心，我不会被吓昏，更不会绝望地去自杀。我只是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保尔表达他的愿望。
但巴扎诺娃还是很巧妙地扯远了话题。
到了当天晚上，保尔仍未了解实情，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临别在即，巴扎诺娃轻轻说道：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情。在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那就来信吧。我会尽我一切努力的。”
从窗口，她注视着身穿上衣的保尔那高大的背影，目送他拄着拐杖，吃力地从大门口走向一辆轻便的出租马车。
又一次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人们头上顶着绣金边的小圆帽，脸膛黝黑，噪门粗大。旅客们经过十几分钟的汽车车程，就到了“迈纳克”疗养院——一座石灰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带领新来的人去各自的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停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您就和埃布纳同志一块儿住这间吧。他是德国人，想找个俄罗斯室友。”医生边解释边敲门。
屋里传来不纯正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把手提箱放下。他转过身，看到床上一位金发男子正眨着一双漂亮有神、仿佛会说话的蓝眼睛。他正和蔼可亲地冲保尔微笑着。
“古腾摩跟，格诺赛。对不起，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同时朝保尔伸过手去。他那手指细长的手苍白而缺少血色。
几分钟过去了，保尔坐在德国伙伴的床边，两人正在用“国际通用语”交谈——其实语言不很重要，主要是靠些单词，配合手势、表情进行猜测在了解对方。总而言之，他们用上了国际语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表达方式。
保尔已经知道德国工人埃布纳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大腿中弹，这次再次被迫卧床是因为早伤复发。他虽然病痛难耐，而始终斗志昂扬。这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感到格外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一位病友同住。他不会从早到晚发愁哀叹自己的病情，相反，在跟他待在一起时甚至连自己的痛苦也能抛到脑后。
“可惜的是我一句德语也不懂。”保尔暗自遗憾。
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一张藤桌周围放着几把摇椅和两辆轮椅，有五个人会在每天治疗后在这里泡上一整天，他们被其他人称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埃布纳半躺在轮椅上。另一辆上坐的是被禁止步行的保尔。另外三个人，分别是：爱沙尼亚人魏曼，一个大胖子，在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年轻女郎玛克塔·带琳，来自拉维脱维亚，是个外表像是才十八岁，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的姑娘；列杰涅夫，西伯利亚人，身材魁梧，两鬓斑白。很显然，这五个人来自五个民族：德意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埃布纳就请他们做翻译。埃布纳和保尔同住一室，他又因和玛尔塔、魏曼有共同语言而亲近，而保尔则是因国际象棋与列杰涅夫相识。
保尔曾是疗养院的国际象棋“冠军”，这是在英诺季夫·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到来之前。这个冠军称号是他在激烈的争夺战之后从魏曼手里夺来的。平日少言寡语的胖小伙子魏曼输棋后，一直心里不平衡，不服气，窝一肚子火。好在不久后，一个长相比他老五十岁，真实年龄却年轻得多的魁伟的老头儿入院。他向保尔邀战。保尔没有心存戒心，开了个后翼弃俗局。而列杰涅夫挺进中卒回应。作为一场“冠军”与新来棋手的比赛，观众自然有很多。然后在第九步时保尔发现，对方的小卒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稳步进军。他这才明白，自己遇上厉害角色了，不该轻敌。
大战了三个钟头，保尔竭尽全力也未能挽回败局，不得不认输。他比所有观棋者更早看出比赛的结果。他看看列杰涅夫，对方正冲他微笑，显然他也早明白保尔败局已定。魏曼丝毫不掩饰对保尔吃败仗的希望，不过神情紧张观战的他始终什么也没发现。
“我一向是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涅夫懂得他的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里两人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保尔七负二胜一平。
魏曼高兴极了：
“太谢谢您了，列杰涅夫同志，您终于把他杀了个落花流水了。活该！我们这些老将都被他打败了，可他终究输在了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
“如何，输棋之后感慨良多吧？”他转而讽刺被人打败的保尔。
虽然保尔丢了这个“冠军”的荣誉称号，但他却结识了列杰涅夫，这位成为他后来的知己的令人尊敬的老者。输棋也并非偶然，保尔在象棋战术上只略懂一二，所以碰上真正精通于此的高手，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巧的是保尔出生那年正是列杰涅夫入党那年。他们恰好代表着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老一辈和年轻的一代。一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一个拥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八年的战斗历程比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一老一少都是伤病缠身，但内心始终是火热的。
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一到晚上就成了大家的俱乐部，成了传播政治新闻的发源地，每天都异常的热闹。魏曼酷爱黄色笑话，总想一吐为快，不过他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围攻。玛尔塔擅用巧妙辛辣的冷嘲热讽让他闭嘴。如若还不行，保尔就会给他当头一击：
“魏曼，至少你该听听大伙儿的意见——恐怕你的‘幽默’不受欢迎。我可真不明白，你这么一位好同志怎么会开口闭口就讲这种……”保尔大吐不满。
魏曼眯着小眼睛，噘起厚嘴唇，满脸嘲弄地环视一周。
“看来我们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设上一个道德督察处，让柯察金担任督察长。玛尔塔身为女同志是天然的反对派，我可以理解。那么柯察金试图装成共青团里一个纯朴无邪的乖巧小男孩……说实话，这种鸡蛋教训母鸡的情形我实在看不惯。”
在一场关系到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辩论战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问题的高度来讨论了。玛尔塔把不同的观点翻译成德语讲给埃布纳听。
“黄色笑话不太好，保夫鲁沙说得对。”埃布纳说。
魏曼只得就此认输，他嬉皮笑脸地扯开了话题，后来也没再听他讲过这种笑话。
保尔从玛尔塔的外表判断以为她才十九岁，是共青团员。结果在一次谈话中他吃惊地得知，玛尔塔已经三十一岁了，1917年入的党，是拉脱维亚共产党机关内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1918年，白匪曾抓住她判处枪决，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换回了她和另几名同志。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并念完了大学。保尔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来看埃布纳、身材娇小的拉脱维亚姑娘已经成为“五人小组”里的重要成员了。
另一个拉脱维亚人等格科特是地下工作者，他爱扮鬼脸跟玛尔塔开玩笑：
“亲爱的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佑尔正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莫斯科急得团团转吧？这怎么能行呢！”
每天清晨，总有响亮的公鸡的报晓声赶在起床铃一分钟前响起。埃布纳的鸡叫学得堪称一绝。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找遍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只雄鸡，这令埃布纳颇为得意。
月末，保尔的病情加重了，他不得不整日卧床，埃布纳十分难过。他很喜欢这个性格开朗从不愁眉苦脸的小伙子，可惜本应朝气蓬勃的他偏偏过早地失去了健康。他从玛尔塔那里得知，医生对保尔的未来不抱希望。埃布纳听了焦急万分。
一直到离开疗养院，医生都没允许保尔下地行走。
保尔没有在别人面前表露出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苍白的脸上看了出来。在应该出院的一周前，一封来自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通知保尔延长假期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书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恢复工作。同时，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如同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时一样，保尔承受了这第一次打击。当年他被击倒，但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他很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上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一个港口，有十五年没见面了。她的住处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因此母亲关照儿子要去她那里看看。这封偶然来信对保尔此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周后，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时，埃布纳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像对待亲兄弟一样。玛尔塔没有露面，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离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带到了一座带小花园的房子前。保尔请陪他来的人去帮忙打听，这里是否住着丘察姆一家。
丘察姆一家五口。母亲阿尔宾娜已过中年，胖胖的，凝滞的黑眼睛常能看出哀忧，日渐衰老的脸上依稀有着旧时的风韵。两个女儿叫廖莉娅和达雅，还有廖莉娅年幼的儿子，最后就是体格肥硕的老头儿丘察姆。
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乔治在列宁格勒。
老头儿在合作社干活儿，达雅在外边做工。廖莉娅原本是个打字员，前些日子跟嗜酒的流氓丈夫离了婚。目前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
保尔耐心地和阿尔宾娜讲自己所知道的家中的情况，并顺便探问她家的情形。
朵拉经常来探望保尔，所以巴扎诺娃认识她。
“柯察金同志，我们约好了，临走前您得见见我父亲。还记得吧？我已经把您的详细病情告诉了他。我想让您接受一次他的检查。今天晚上就可以进行。”
保尔马上答应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仔细地为保尔做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她还带回了X光片和所有的化验单。专家不仅回答了女儿的问题，还用拉丁文说了许多话。巴扎诺娃听得脸色苍白。保尔察觉到这些。他望着教授那有些谢顶的大脑袋，注意着他敏锐的目光，竭力想从中知道点儿什么。然而教授始终不动声色。
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教授很绅士地与他道别，说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他的女儿会告知保尔检查结果。
巴扎诺娃的房间格调高雅，精致脱俗。保尔倚在长沙发里耐心等着。但是女医生正犯着难，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怎样解释。因为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那目前的医学水平尚无法治疗的致命的炎症正在日益加重。教授不同意再进行外科手术：“这个年轻人有瘫痪的危险，但我们却无法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
做为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实话实说。她揣度再三，决定向保尔透露一小部分实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在叶夫帕托里亚做治疗会对您的病症帮助很大。到秋天时您就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她这样说，但她忘了保尔那正注视着她的目光有多锐利。
“从您的话里，或者更准确些，从您那无法说出的话里，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我病情的严重性。您该没有忘记，我向您请求过，一定要告诉我真相。不必隐瞒，不用担心，我不会被吓昏，更不会绝望地去自杀。我只是希望知道自己的将来。”保尔表达他的愿望。
但巴扎诺娃还是很巧妙地扯远了话题。
到了当天晚上，保尔仍未了解实情，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临别在即，巴扎诺娃轻轻说道：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情。在生活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需要我的帮助或是建议，那就来信吧。我会尽我一切努力的。”
从窗口，她注视着身穿上衣的保尔那高大的背影，目送他拄着拐杖，吃力地从大门口走向一辆轻便的出租马车。
又一次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人们头上顶着绣金边的小圆帽，脸膛黝黑，噪门粗大。旅客们经过十几分钟的汽车车程，就到了“迈纳克”疗养院——一座石灰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带领新来的人去各自的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停在十一号房间门口，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您就和埃布纳同志一块儿住这间吧。他是德国人，想找个俄罗斯室友。”医生边解释边敲门。
屋里传来不纯正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房间，把手提箱放下。他转过身，看到床上一位金发男子正眨着一双漂亮有神、仿佛会说话的蓝眼睛。他正和蔼可亲地冲保尔微笑着。
“古腾摩跟，格诺赛。对不起，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同时朝保尔伸过手去。他那手指细长的手苍白而缺少血色。
几分钟过去了，保尔坐在德国伙伴的床边，两人正在用“国际通用语”交谈——其实语言不很重要，主要是靠些单词，配合手势、表情进行猜测在了解对方。总而言之，他们用上了国际语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表达方式。
保尔已经知道德国工人埃布纳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大腿中弹，这次再次被迫卧床是因为早伤复发。他虽然病痛难耐，而始终斗志昂扬。这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感到格外高兴能有这么好的一位病友同住。他不会从早到晚发愁哀叹自己的病情，相反，在跟他待在一起时甚至连自己的痛苦也能抛到脑后。
“可惜的是我一句德语也不懂。”保尔暗自遗憾。
花园的一个角落里，一张藤桌周围放着几把摇椅和两辆轮椅，有五个人会在每天治疗后在这里泡上一整天，他们被其他人称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埃布纳半躺在轮椅上。另一辆上坐的是被禁止步行的保尔。另外三个人，分别是：爱沙尼亚人魏曼，一个大胖子，在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年轻女郎玛克塔·带琳，来自拉维脱维亚，是个外表像是才十八岁，有一双深褐色眼睛的姑娘；列杰涅夫，西伯利亚人，身材魁梧，两鬓斑白。很显然，这五个人来自五个民族：德意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玛尔塔和魏曼会说德语，埃布纳就请他们做翻译。埃布纳和保尔同住一室，他又因和玛尔塔、魏曼有共同语言而亲近，而保尔则是因国际象棋与列杰涅夫相识。
保尔曾是疗养院的国际象棋“冠军”，这是在英诺季夫·帕夫洛维奇·列杰涅夫到来之前。这个冠军称号是他在激烈的争夺战之后从魏曼手里夺来的。平日少言寡语的胖小伙子魏曼输棋后，一直心里不平衡，不服气，窝一肚子火。好在不久后，一个长相比他老五十岁，真实年龄却年轻得多的魁伟的老头儿入院。他向保尔邀战。保尔没有心存戒心，开了个后翼弃俗局。而列杰涅夫挺进中卒回应。作为一场“冠军”与新来棋手的比赛，观众自然有很多。然后在第九步时保尔发现，对方的小卒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稳步进军。他这才明白，自己遇上厉害角色了，不该轻敌。
大战了三个钟头，保尔竭尽全力也未能挽回败局，不得不认输。他比所有观棋者更早看出比赛的结果。他看看列杰涅夫，对方正冲他微笑，显然他也早明白保尔败局已定。魏曼丝毫不掩饰对保尔吃败仗的希望，不过神情紧张观战的他始终什么也没发现。
“我一向是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涅夫懂得他的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里两人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保尔七负二胜一平。
魏曼高兴极了：
“太谢谢您了，列杰涅夫同志，您终于把他杀了个落花流水了。活该！我们这些老将都被他打败了，可他终究输在了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
“如何，输棋之后感慨良多吧？”他转而讽刺被人打败的保尔。
虽然保尔丢了这个“冠军”的荣誉称号，但他却结识了列杰涅夫，这位成为他后来的知己的令人尊敬的老者。输棋也并非偶然，保尔在象棋战术上只略懂一二，所以碰上真正精通于此的高手，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巧的是保尔出生那年正是列杰涅夫入党那年。他们恰好代表着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老一辈和年轻的一代。一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一个拥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八年的战斗历程比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一老一少都是伤病缠身，但内心始终是火热的。
埃布纳和保尔的房间一到晚上就成了大家的俱乐部，成了传播政治新闻的发源地，每天都异常的热闹。魏曼酷爱黄色笑话，总想一吐为快，不过他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围攻。玛尔塔擅用巧妙辛辣的冷嘲热讽让他闭嘴。如若还不行，保尔就会给他当头一击：
“魏曼，至少你该听听大伙儿的意见——恐怕你的‘幽默’不受欢迎。我可真不明白，你这么一位好同志怎么会开口闭口就讲这种……”保尔大吐不满。
魏曼眯着小眼睛，噘起厚嘴唇，满脸嘲弄地环视一周。
“看来我们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设上一个道德督察处，让柯察金担任督察长。玛尔塔身为女同志是天然的反对派，我可以理解。那么柯察金试图装成共青团里一个纯朴无邪的乖巧小男孩……说实话，这种鸡蛋教训母鸡的情形我实在看不惯。”
在一场关系到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激烈辩论战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问题的高度来讨论了。玛尔塔把不同的观点翻译成德语讲给埃布纳听。
“黄色笑话不太好，保夫鲁沙说得对。”埃布纳说。
魏曼只得就此认输，他嬉皮笑脸地扯开了话题，后来也没再听他讲过这种笑话。
保尔从玛尔塔的外表判断以为她才十九岁，是共青团员。结果在一次谈话中他吃惊地得知，玛尔塔已经三十一岁了，1917年入的党，是拉脱维亚共产党机关内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1918年，白匪曾抓住她判处枪决，后来苏维埃政府用白匪俘虏换回了她和另几名同志。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并念完了大学。保尔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来看埃布纳、身材娇小的拉脱维亚姑娘已经成为“五人小组”里的重要成员了。
另一个拉脱维亚人等格科特是地下工作者，他爱扮鬼脸跟玛尔塔开玩笑：
“亲爱的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佑尔正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莫斯科急得团团转吧？这怎么能行呢！”
每天清晨，总有响亮的公鸡的报晓声赶在起床铃一分钟前响起。埃布纳的鸡叫学得堪称一绝。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找遍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只雄鸡，这令埃布纳颇为得意。
月末，保尔的病情加重了，他不得不整日卧床，埃布纳十分难过。他很喜欢这个性格开朗从不愁眉苦脸的小伙子，可惜本应朝气蓬勃的他偏偏过早地失去了健康。他从玛尔塔那里得知，医生对保尔的未来不抱希望。埃布纳听了焦急万分。
一直到离开疗养院，医生都没允许保尔下地行走。
保尔没有在别人面前表露出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苍白的脸上看了出来。在应该出院的一周前，一封来自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通知保尔延长假期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书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恢复工作。同时，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如同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时一样，保尔承受了这第一次打击。当年他被击倒，但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他很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上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一个港口，有十五年没见面了。她的住处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因此母亲关照儿子要去她那里看看。这封偶然来信对保尔此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周后，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时，埃布纳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像对待亲兄弟一样。玛尔塔没有露面，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离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带到了一座带小花园的房子前。保尔请陪他来的人去帮忙打听，这里是否住着丘察姆一家。
丘察姆一家五口。母亲阿尔宾娜已过中年，胖胖的，凝滞的黑眼睛常能看出哀忧，日渐衰老的脸上依稀有着旧时的风韵。两个女儿叫廖莉娅和达雅，还有廖莉娅年幼的儿子，最后就是体格肥硕的老头儿丘察姆。
另外，他还有一个儿子乔治在列宁格勒。
老头儿在合作社干活儿，达雅在外边做工。廖莉娅原本是个打字员，前些日子跟嗜酒的流氓丈夫离了婚。目前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
保尔耐心地和阿尔宾娜讲自己所知道的家中的情况，并顺便探问她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