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六章 王淦昌和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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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飘飘，一辆马车驶进了韩园。
韩园就是团河行宫，韩立洪把名字改了。
“韩园”这个名字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很强烈的政治意涵，它再一次强调了韩立洪的政治立场，他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一点，对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原本支持蒋介石的那些人。
对这些人而言，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是根本不可以合作的，而韩立洪和黑神军，不管某些具体的政策如何激烈，但他们是可以共存的，是可以合作的。
现在的北京变成了一块磁力越来越强的磁石，吸引着全中国各种各样的有钱人和有本事有想法的人，尤其是那些对文化有所追求的人。
北京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脱变成富人之城，真正成了寸土寸金之地，房价是正常年景的二十倍不止，而且上升的劲头依然强劲。
北京城里的不少老百姓都把房子卖了，搬到其他城市当富翁去了。如今，还留在京城的普通百姓都是有手艺的，可以赚到足够钱的人家，比如特色小吃。
京城里什么都贵，这儿的凉水不是贵三分，而是贵三倍。
居大不易，古往今来，没有北京城更适合这三个字了。
京城里的物价飞涨，但对周边其他地方的物价基本影响不大，实际上，京城里的物价贵不是贵别的，贵的是地，再说白点，就是身份。
比如，不讲究身份的老百姓，想要便宜，那就受点累，去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去买。
当然，京城的东西贵那是真贵，但好也是真好，绝对都是顶级的。不过，缺德也就缺德在这儿，京城里就没有不好的东西，次一点的都没有。
“居大不易”自然是韩立洪授意卢文昭一手搞出来的，他这么做，既是宰肥羊，更是加大京城的吸引力。
大有钱的不在乎这点花费，真有本事又没那么有钱的，不管在不在政府体系内做事儿，政府都给待遇，分出三六九等，本事越大，过的就越舒服。
这不仅是钱，更是荣耀。
所以，现在的北京城里住的主要是三类人，一类是大有钱的，一类是有本事的，最后一类是给大有钱和有本事的提供各种服务的人，这包括政府体系里的人。
这样的北京城自然是享受之地，别说乞丐了，杂七杂八的也都不见了，所有的店铺买卖都是给富人服务的，治安那更是好的没话说，一个金元宝掉地上都没人捡。
京城，成了中国人的梦想之地。
大街上，跑的不是外国产的轿车，而是中国传统的马车，京城的生活是超慢节奏的，不需要汽车的速度。
现在，在新建的保定，最大规模的工厂不是别的，就是生产这种马车的，一辆顶级的马车比一辆美国产的庞蒂克轿车都贵。
北京城是一座纯粹享受型的城市，而且是绝对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心理的城市，这使得很多初到北京城的人，都感觉京城跨越了满清，似乎是直接从明朝鼎盛时期过来的。
北京城，迷人极了，但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样的北京城既是韩立洪可劲搂钱的温柔大耙子，更是重建民族传统自信的利器。
文化这种东西，尤其是艺术，说穿了，都是那些闲的蛋疼的人弄出来的玩意，是那些生活极度闲适的人的高雅品位。
所以，尽管时间还不长，但聚集了整个中国的精华，北京城的人文气息极度浓厚。
面对这样的北京城，不要说是现在的西方，就是六七十年后的西方，那也是垃圾。
那些从上海，或是留洋回来的时尚一派，到了京城，很快就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可笑的土鳖。
在京城，穿西服打领带，小头抹得倍亮，这都没什么，但若和中国人说话拽洋文，或是动不动就洋人如何，那立马就成小丑了。
这是强势文化的心理自信。
上一世，曾经有人说过，什么时候小孩子要学乐器，父母让孩子学的不是钢琴，而是二胡的时候，那中国就真的崛起了。
韩立洪原本以为这很难，但他没想到，竟是出乎意料的容易，而且，在文化自信回归的同时，也没有矫枉过正的毛病，没有出现固步自封，贬低西方文化的现象。
当然，个别的不是没有，但那远那不是主流。
马车里的客人是王淦昌。
老实说，韩立洪对这个大师那个大师，恭敬都很有限，但对王淦昌这些科学家，那绝对是没说的，他们很多人来韩园不需预约，随时都可以。
至于待遇什么的，根本不用提。
对王淦昌这些人，韩立洪就好像是亏欠了儿女的父母，有一种很强烈的补偿的心理。
王淦昌很年轻，只比韩立洪大几岁，他们早就成了朋友。
韩立洪一直再等王淦昌来，但他不知道要等多久。王淦昌就是王淦昌，没让他久等。
王淦昌来韩园，韩立洪从不迎接，两人都很随意，朋友之间的那种随意。
坐下之后，王淦昌没说话，他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叠资料放到了桌子上，然后神色郑重地道：“立洪，我有一个建议，我认为我们应该着手研究原子武器。”
韩立洪心里点了点头，他一直在收集外国的学术报告送给相关领域的人，王淦昌虽然年轻，却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所以他把相关的学术报告都送给了王淦昌。
一九三九年初，德国化学家哈恩和物理化学家斯特拉斯曼发表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的论文。几个星期内，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验证了这一发现,，进一步提出有可能创造这种裂变反应自持进行的条件。
从欧洲迁来美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莱奥首先考虑到，一旦法西斯德国掌握原子弹技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经他和另几位从欧洲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奔走推动，于八月中旬由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研制原子弹。
九月初，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和他的合作者惠勒从理论上阐述了核裂变反应过程，并指出能引起这一反应的最好元素是同位素铀235。
爱因斯坦向美国政府建议研制原子弹，这自然是绝密，韩立洪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王淦昌，他给王淦昌的都是纯理论的资料。
当然，如果王淦昌超过了时间没有意识到原子弹的重要性，那时，他就会拿这条消息请教王淦昌的。
跟王淦昌谈了一会儿，韩立洪道：“我同意你的计划，而且给你所能给你的一切条件，但是，这是绝密中的绝密。”
点了点头，王淦昌道：“我明白。”
韩立洪道：“至少十年，你要隐姓埋名。”
王淦昌道：“如果原子弹研究成功，我们国家就再不会受洋人欺侮了，别说十年，就是一辈子也没关系”
王淦昌说的斩钉截铁，韩立洪握住王淦昌的手，动情地道：“淦昌兄，那就拜托了”
――――
在上一世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九年的五月到九月，在远东，在蒙古高原上，曾爆发过一次默默无闻却影响极其深远而重大的战役。
这个时期的日本人，极度的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一路得瑟，就没他小鬼子不敢招惹的主儿。
迅速征服中国的牛皮已经彻底吹破，深陷泥潭之际，对苏俄这个大个子，日本这个小不点空出一拳，虚踢一腿，一路穷得瑟，最后，被苏军揍了个鼻青脸肿。
这就是诺门罕战役。
这一次，日本人彻底被老毛子打怕了，熄了北进之心，两年后偷袭了珍珠港，招惹了一个更不该去招惹的大家伙。
因为他，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人被他很虐之后，变得理智了些。
诺门罕战役的影响之所以深远而重大，是因为在德国入侵之后，斯大林判断日本不会进攻他们，所以，在远东抽调了二十个师的兵力回欧洲参战。
还有，诺门罕战役是苏军的天才统帅朱可夫元帅崭露头角之战。
如果，没有诺门罕之战，等到德军进攻苏联，双方打得油尽灯枯之际，百万关东军在远东发起进攻，那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得改写。
现在，这个“如果”就将变成现实。
苏联的命运将极其危险，这一世，日军主力没有陷在中国战场，日本的国力不是上一世这个时期可以比的。
还有，上一世诺门罕战役爆发之后，零式战斗机刚刚研发出来，还没有投入使用，所以在空战中，日本空军不是苏联空军的对手。
在无遮无拦、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机械化大兵团作战，制空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次，老毛子有难了。
风雪中，韩立洪的目光投向了日本，投向了苏联，投向了欧洲，最后，投向了美洲大陆。
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不是华盛顿，也不是富兰克林，而是现在的罗斯福，是罗斯福一手把美国送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跟罗斯福比，华盛顿给罗斯福提鞋都不配，华盛顿不过是为了政治需要而被竖立起来的虚有其表的典型，他既没有卓越的才华，更没有什么狗屁伟大德行。
罗斯福是美国这艘巨舰的舵手，他手里最锋利的一根矛就是日本需要的战略物资。
如果，罗斯福认为时机到了，是美国该参战的时候了，那么，他就会把这根最锋利的矛掷出去。
没有石油，日本根本打不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
这一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斯福还会把这根矛掷出去吗？
日本被他揍理智了，跟德国的合作就会密切，双方很可能就进攻苏联达成密约，而一旦如此，轴心国征服欧洲的优势就太明显了。
上一世，美国参战赌博的成分很少，但这一世，赌博的成分大大增加了。
美国会怎么做？罗斯福会怎么抉择？到时，他该怎么做？
这些，韩立洪现在不能跟任何人商量，他只能自己一个人思考。
――――
总理来了。
落座之后，总理看着韩立洪，笑道：“你还真自在。”
韩立洪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些日子，总理让那些喜欢参政的社会贤达给烦的够呛。
对这些社会贤达，韩立洪给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待遇和荣誉，但是，他本人却不怎么待见他们，比如胡适想要见他一面也是很不容易的。
韩立洪的性子越来越静，他就喜欢窝在家里，看书、抱着孩子漫步和老婆们过快乐的家庭生活。
对于国事，他只抓牢根本，其他的，只要能放手的他都放手，即便看到了问题，一般也不过问。
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要是对治国追求完美，那他越累越忙，可能隐患就越大。
出了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治国之道，如果什么都提前避免了，那可能会留下更大的问题。
活了两世，韩立洪活明白了，能不委屈自己就一定别委屈自己，而要想不委屈自己就一定要把面子放下。
对这些社会贤达，韩立洪很不喜欢与他们交往，他宁可与抽旱烟的老农喝酒聊天，也不愿跟这些人高谈阔论。
这些人身上，总有一丝高高在上的矜持挥之不去。
这些社会贤达，是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主儿，他们对韩立洪的意见那都大了去了。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有留洋的经历，留洋的经历一方面让他们开阔了视野，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愈发地迂腐。
迂腐，在这些人身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对西方某些理念的执着，比如人权，比如民主，比如法制。
他们对韩立洪的不满主要有两点。
韩立洪没有成立政党，也没有在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但任何事实际上都是韩立洪一言而决。
本来这也没什么，至少现阶段他们可以接受，但是，黑神军掌握的资源都没有被列入国家财产，例如从日本人勒索来的药厂、造船厂都变成了韩立洪的私人财产。
他们最反对的就是专制，但韩立洪这么一弄，他们想反韩立洪的专制就彻彻底底成了一句梦话。而且，不仅如此，韩立洪这么做还让他们处在了进退不得、极其尴尬的境地。
他们接受和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的理念，如果韩立洪逆着他们的理念行事，他们不怕，反而斗志昂扬，但韩立洪这分明是按着他们游戏规则跟他们玩。
不，不是跟他们玩，而是逗他们玩。
韩立洪把黑神军掌握的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这还真不好说什么，但韩立洪掌握如此巨大的财富，尤其很多还是关键产业，那以韩立洪的影响力，只要他想，他就是货真价实的皇帝。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专制你还没法反对，也无从反对。
韩立洪真是把专制玩到了极致，让他们有苦都说不出来。
美国的三权分立是他们最向往和羡慕的，韩立洪先前嘲讽过。现在，韩立洪把这种嘲讽做了最最生动的诠释。
当初，韩立洪对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剖析，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现在好了，不是不以为然吗？举个例子给你们看看。
虽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其实质的精神并不极端，是一通百通的小道理。
这个例子举出来之后，还真是分化了一批人，被分化出来的这些人开始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进行更深刻的反思，研究政府集权和资本集权的利弊。
事情就是这样，韩立洪分化了一批人，动摇了一批人，但同时，也使得一批人更固执，更执着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往民主教教徒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这件事让这些民主教的准教徒窝火，因而，在其他对韩立洪不满的议题上，就使得他们的火气更盛。
最近，他们的火力都集中在了立法这件事上。
立法有制宪和制定一般法律两种。
宪法是确定国家体制的根本大法，在制宪的问题上，主流的意见是国家体制还很不稳定，不必急于制宪。
韩立洪也是这个态度。
制宪不急，但一般法律的立法那是刻不容缓的。
关于立法，韩立洪给出了明确的原则，其核心完全背离了西方现代立法精神。
比如，韩立洪主张法从简，即便会造成一些无辜者被伤害也在所不惜，他这么主张的理由是避免司法体系过于庞杂。
这是什么道理？
韩立洪关于法从简的主张还有更可笑的，比如精神病杀人，杀人者本身或其父母是富豪或是位高权重者，按正常杀人论刑，没有精神病杀人这一说。
这不是胡闹么
更严重的还不是这个，更严重的是关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问题。
在西方现代的法律精神里，程序正义的位阶高于实质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质正义，因为不支持程序正义，就不能普遍实现实质正义。
韩立洪推翻了这个，他主张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并重，两者具体孰轻孰重，要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灵活决定。
参与立法的人之中，共产党的人支持韩立洪的主张，而这也就意味着除开山西，华北各省的司法体系要按着韩立洪的主张来搞。
这不仅激起了留过洋的法学家的激烈反对，也激起了很多跟法律无关的社会贤达的激烈反对。
谁都清楚，华北的一切将来必定是整个中国的基础，所以，各个方面的人都云集北京，他们都想在其中贯彻他们自己的意志。
但是，韩立洪太霸道，根本就不理他们，连个面都见不到。于是，找不着韩立洪，他们就都去找总理了。V
瑞雪飘飘，一辆马车驶进了韩园。
韩园就是团河行宫，韩立洪把名字改了。
“韩园”这个名字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很强烈的政治意涵，它再一次强调了韩立洪的政治立场，他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一点，对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原本支持蒋介石的那些人。
对这些人而言，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是根本不可以合作的，而韩立洪和黑神军，不管某些具体的政策如何激烈，但他们是可以共存的，是可以合作的。
现在的北京变成了一块磁力越来越强的磁石，吸引着全中国各种各样的有钱人和有本事有想法的人，尤其是那些对文化有所追求的人。
北京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脱变成富人之城，真正成了寸土寸金之地，房价是正常年景的二十倍不止，而且上升的劲头依然强劲。
北京城里的不少老百姓都把房子卖了，搬到其他城市当富翁去了。如今，还留在京城的普通百姓都是有手艺的，可以赚到足够钱的人家，比如特色小吃。
京城里什么都贵，这儿的凉水不是贵三分，而是贵三倍。
居大不易，古往今来，没有北京城更适合这三个字了。
京城里的物价飞涨，但对周边其他地方的物价基本影响不大，实际上，京城里的物价贵不是贵别的，贵的是地，再说白点，就是身份。
比如，不讲究身份的老百姓，想要便宜，那就受点累，去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去买。
当然，京城的东西贵那是真贵，但好也是真好，绝对都是顶级的。不过，缺德也就缺德在这儿，京城里就没有不好的东西，次一点的都没有。
“居大不易”自然是韩立洪授意卢文昭一手搞出来的，他这么做，既是宰肥羊，更是加大京城的吸引力。
大有钱的不在乎这点花费，真有本事又没那么有钱的，不管在不在政府体系内做事儿，政府都给待遇，分出三六九等，本事越大，过的就越舒服。
这不仅是钱，更是荣耀。
所以，现在的北京城里住的主要是三类人，一类是大有钱的，一类是有本事的，最后一类是给大有钱和有本事的提供各种服务的人，这包括政府体系里的人。
这样的北京城自然是享受之地，别说乞丐了，杂七杂八的也都不见了，所有的店铺买卖都是给富人服务的，治安那更是好的没话说，一个金元宝掉地上都没人捡。
京城，成了中国人的梦想之地。
大街上，跑的不是外国产的轿车，而是中国传统的马车，京城的生活是超慢节奏的，不需要汽车的速度。
现在，在新建的保定，最大规模的工厂不是别的，就是生产这种马车的，一辆顶级的马车比一辆美国产的庞蒂克轿车都贵。
北京城是一座纯粹享受型的城市，而且是绝对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心理的城市，这使得很多初到北京城的人，都感觉京城跨越了满清，似乎是直接从明朝鼎盛时期过来的。
北京城，迷人极了，但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样的北京城既是韩立洪可劲搂钱的温柔大耙子，更是重建民族传统自信的利器。
文化这种东西，尤其是艺术，说穿了，都是那些闲的蛋疼的人弄出来的玩意，是那些生活极度闲适的人的高雅品位。
所以，尽管时间还不长，但聚集了整个中国的精华，北京城的人文气息极度浓厚。
面对这样的北京城，不要说是现在的西方，就是六七十年后的西方，那也是垃圾。
那些从上海，或是留洋回来的时尚一派，到了京城，很快就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可笑的土鳖。
在京城，穿西服打领带，小头抹得倍亮，这都没什么，但若和中国人说话拽洋文，或是动不动就洋人如何，那立马就成小丑了。
这是强势文化的心理自信。
上一世，曾经有人说过，什么时候小孩子要学乐器，父母让孩子学的不是钢琴，而是二胡的时候，那中国就真的崛起了。
韩立洪原本以为这很难，但他没想到，竟是出乎意料的容易，而且，在文化自信回归的同时，也没有矫枉过正的毛病，没有出现固步自封，贬低西方文化的现象。
当然，个别的不是没有，但那远那不是主流。
马车里的客人是王淦昌。
老实说，韩立洪对这个大师那个大师，恭敬都很有限，但对王淦昌这些科学家，那绝对是没说的，他们很多人来韩园不需预约，随时都可以。
至于待遇什么的，根本不用提。
对王淦昌这些人，韩立洪就好像是亏欠了儿女的父母，有一种很强烈的补偿的心理。
王淦昌很年轻，只比韩立洪大几岁，他们早就成了朋友。
韩立洪一直再等王淦昌来，但他不知道要等多久。王淦昌就是王淦昌，没让他久等。
王淦昌来韩园，韩立洪从不迎接，两人都很随意，朋友之间的那种随意。
坐下之后，王淦昌没说话，他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叠资料放到了桌子上，然后神色郑重地道：“立洪，我有一个建议，我认为我们应该着手研究原子武器。”
韩立洪心里点了点头，他一直在收集外国的学术报告送给相关领域的人，王淦昌虽然年轻，却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所以他把相关的学术报告都送给了王淦昌。
一九三九年初，德国化学家哈恩和物理化学家斯特拉斯曼发表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的论文。几个星期内，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验证了这一发现,，进一步提出有可能创造这种裂变反应自持进行的条件。
从欧洲迁来美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莱奥首先考虑到，一旦法西斯德国掌握原子弹技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经他和另几位从欧洲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奔走推动，于八月中旬由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研制原子弹。
九月初，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和他的合作者惠勒从理论上阐述了核裂变反应过程，并指出能引起这一反应的最好元素是同位素铀235。
爱因斯坦向美国政府建议研制原子弹，这自然是绝密，韩立洪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王淦昌，他给王淦昌的都是纯理论的资料。
当然，如果王淦昌超过了时间没有意识到原子弹的重要性，那时，他就会拿这条消息请教王淦昌的。
跟王淦昌谈了一会儿，韩立洪道：“我同意你的计划，而且给你所能给你的一切条件，但是，这是绝密中的绝密。”
点了点头，王淦昌道：“我明白。”
韩立洪道：“至少十年，你要隐姓埋名。”
王淦昌道：“如果原子弹研究成功，我们国家就再不会受洋人欺侮了，别说十年，就是一辈子也没关系”
王淦昌说的斩钉截铁，韩立洪握住王淦昌的手，动情地道：“淦昌兄，那就拜托了”
――――
在上一世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九年的五月到九月，在远东，在蒙古高原上，曾爆发过一次默默无闻却影响极其深远而重大的战役。
这个时期的日本人，极度的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一路得瑟，就没他小鬼子不敢招惹的主儿。
迅速征服中国的牛皮已经彻底吹破，深陷泥潭之际，对苏俄这个大个子，日本这个小不点空出一拳，虚踢一腿，一路穷得瑟，最后，被苏军揍了个鼻青脸肿。
这就是诺门罕战役。
这一次，日本人彻底被老毛子打怕了，熄了北进之心，两年后偷袭了珍珠港，招惹了一个更不该去招惹的大家伙。
因为他，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人被他很虐之后，变得理智了些。
诺门罕战役的影响之所以深远而重大，是因为在德国入侵之后，斯大林判断日本不会进攻他们，所以，在远东抽调了二十个师的兵力回欧洲参战。
还有，诺门罕战役是苏军的天才统帅朱可夫元帅崭露头角之战。
如果，没有诺门罕之战，等到德军进攻苏联，双方打得油尽灯枯之际，百万关东军在远东发起进攻，那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得改写。
现在，这个“如果”就将变成现实。
苏联的命运将极其危险，这一世，日军主力没有陷在中国战场，日本的国力不是上一世这个时期可以比的。
还有，上一世诺门罕战役爆发之后，零式战斗机刚刚研发出来，还没有投入使用，所以在空战中，日本空军不是苏联空军的对手。
在无遮无拦、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机械化大兵团作战，制空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次，老毛子有难了。
风雪中，韩立洪的目光投向了日本，投向了苏联，投向了欧洲，最后，投向了美洲大陆。
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不是华盛顿，也不是富兰克林，而是现在的罗斯福，是罗斯福一手把美国送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跟罗斯福比，华盛顿给罗斯福提鞋都不配，华盛顿不过是为了政治需要而被竖立起来的虚有其表的典型，他既没有卓越的才华，更没有什么狗屁伟大德行。
罗斯福是美国这艘巨舰的舵手，他手里最锋利的一根矛就是日本需要的战略物资。
如果，罗斯福认为时机到了，是美国该参战的时候了，那么，他就会把这根最锋利的矛掷出去。
没有石油，日本根本打不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
这一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斯福还会把这根矛掷出去吗？
日本被他揍理智了，跟德国的合作就会密切，双方很可能就进攻苏联达成密约，而一旦如此，轴心国征服欧洲的优势就太明显了。
上一世，美国参战赌博的成分很少，但这一世，赌博的成分大大增加了。
美国会怎么做？罗斯福会怎么抉择？到时，他该怎么做？
这些，韩立洪现在不能跟任何人商量，他只能自己一个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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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来了。
落座之后，总理看着韩立洪，笑道：“你还真自在。”
韩立洪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些日子，总理让那些喜欢参政的社会贤达给烦的够呛。
对这些社会贤达，韩立洪给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待遇和荣誉，但是，他本人却不怎么待见他们，比如胡适想要见他一面也是很不容易的。
韩立洪的性子越来越静，他就喜欢窝在家里，看书、抱着孩子漫步和老婆们过快乐的家庭生活。
对于国事，他只抓牢根本，其他的，只要能放手的他都放手，即便看到了问题，一般也不过问。
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要是对治国追求完美，那他越累越忙，可能隐患就越大。
出了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治国之道，如果什么都提前避免了，那可能会留下更大的问题。
活了两世，韩立洪活明白了，能不委屈自己就一定别委屈自己，而要想不委屈自己就一定要把面子放下。
对这些社会贤达，韩立洪很不喜欢与他们交往，他宁可与抽旱烟的老农喝酒聊天，也不愿跟这些人高谈阔论。
这些人身上，总有一丝高高在上的矜持挥之不去。
这些社会贤达，是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主儿，他们对韩立洪的意见那都大了去了。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有留洋的经历，留洋的经历一方面让他们开阔了视野，但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在某些方面愈发地迂腐。
迂腐，在这些人身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对西方某些理念的执着，比如人权，比如民主，比如法制。
他们对韩立洪的不满主要有两点。
韩立洪没有成立政党，也没有在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但任何事实际上都是韩立洪一言而决。
本来这也没什么，至少现阶段他们可以接受，但是，黑神军掌握的资源都没有被列入国家财产，例如从日本人勒索来的药厂、造船厂都变成了韩立洪的私人财产。
他们最反对的就是专制，但韩立洪这么一弄，他们想反韩立洪的专制就彻彻底底成了一句梦话。而且，不仅如此，韩立洪这么做还让他们处在了进退不得、极其尴尬的境地。
他们接受和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的理念，如果韩立洪逆着他们的理念行事，他们不怕，反而斗志昂扬，但韩立洪这分明是按着他们游戏规则跟他们玩。
不，不是跟他们玩，而是逗他们玩。
韩立洪把黑神军掌握的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这还真不好说什么，但韩立洪掌握如此巨大的财富，尤其很多还是关键产业，那以韩立洪的影响力，只要他想，他就是货真价实的皇帝。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专制你还没法反对，也无从反对。
韩立洪真是把专制玩到了极致，让他们有苦都说不出来。
美国的三权分立是他们最向往和羡慕的，韩立洪先前嘲讽过。现在，韩立洪把这种嘲讽做了最最生动的诠释。
当初，韩立洪对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剖析，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现在好了，不是不以为然吗？举个例子给你们看看。
虽然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其实质的精神并不极端，是一通百通的小道理。
这个例子举出来之后，还真是分化了一批人，被分化出来的这些人开始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进行更深刻的反思，研究政府集权和资本集权的利弊。
事情就是这样，韩立洪分化了一批人，动摇了一批人，但同时，也使得一批人更固执，更执着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往民主教教徒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这件事让这些民主教的准教徒窝火，因而，在其他对韩立洪不满的议题上，就使得他们的火气更盛。
最近，他们的火力都集中在了立法这件事上。
立法有制宪和制定一般法律两种。
宪法是确定国家体制的根本大法，在制宪的问题上，主流的意见是国家体制还很不稳定，不必急于制宪。
韩立洪也是这个态度。
制宪不急，但一般法律的立法那是刻不容缓的。
关于立法，韩立洪给出了明确的原则，其核心完全背离了西方现代立法精神。
比如，韩立洪主张法从简，即便会造成一些无辜者被伤害也在所不惜，他这么主张的理由是避免司法体系过于庞杂。
这是什么道理？
韩立洪关于法从简的主张还有更可笑的，比如精神病杀人，杀人者本身或其父母是富豪或是位高权重者，按正常杀人论刑，没有精神病杀人这一说。
这不是胡闹么
更严重的还不是这个，更严重的是关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问题。
在西方现代的法律精神里，程序正义的位阶高于实质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实质正义，因为不支持程序正义，就不能普遍实现实质正义。
韩立洪推翻了这个，他主张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并重，两者具体孰轻孰重，要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灵活决定。
参与立法的人之中，共产党的人支持韩立洪的主张，而这也就意味着除开山西，华北各省的司法体系要按着韩立洪的主张来搞。
这不仅激起了留过洋的法学家的激烈反对，也激起了很多跟法律无关的社会贤达的激烈反对。
谁都清楚，华北的一切将来必定是整个中国的基础，所以，各个方面的人都云集北京，他们都想在其中贯彻他们自己的意志。
但是，韩立洪太霸道，根本就不理他们，连个面都见不到。于是，找不着韩立洪，他们就都去找总理了。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