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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那些挫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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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去澳大利亚，我不能再靠父母养着了，开始同时兼顾两份差事，一是在工地做水泥工，二是在餐厅当跑堂。几个月后，妈妈在我每天强装出的笑容里看出了我的不快乐。
“孩子，你现在做的事不是你想做的，也不是你应该做的。”妈妈的体贴让我崩溃了。“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学了一身没用的功夫，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就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了陈自强的电报。那时他已经是罗维导演公司的总经理，正在为导演筹备新片《新精武门》，他向我发出了邀约。原本我以为他是要找我做特技人员，正要提醒他没必要隔这么大老远来请我，他的话让我愣住了，“我们想请你来做男主角。”不过，我的片酬只有3000港币。
想了几秒钟，我接下了这份工作。未来到底会如何，3000港币够不够生活，如果电影再度失败怎么办，这些问题我都已经来不及思考，我只知道，要为自己再拼一次。
再度向父母告别，他们没有阻拦我，但是爸爸给了我一个期限，如果在两年之后还是没有闯出名堂，就一定要彻底回到他们的身边。
我又回来了。
尽管拿的是那么微薄的报酬，但我毕竟可以第一次参与业内顶尖的制作。罗维是亲手捧红李小龙的大导演，拍摄过《精武门》和《唐山大兄》这样的作品，我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这个机会呢？
尽管罗维导演认为陈自强推荐的这个人不够英俊，鼻子又太大，但还是对我寄予了厚望。他希望用《新精武门》这部宏大的制作再度捧出一位功夫明星，为此他还找来了原班人马，很多曾出现在《精武门》中的演员，会在这部片里再度出演同一个角色。不过这一次，他要拿出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刚刚听到这个宏伟蓝图的时候，我心里也在默默地打鼓，他们说的这个未来要成为明星的人，是我吗？
在罗维导演的办公室，我签下了人生第一份艺人合约。合约期限两年，每月的收入是3000港币，每部电影的片酬也是3000港币。我必须参与罗维导演的所有作品，并接受他指派给我的任何角色。
今天看来，这是一份很苛刻的合约，但在当时，我并没觉得有何不公平，至少自己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于旗下这位艺人的外形，我的老板并不是很满意。除了对我满身肌肉表示了肯定之外，罗维导演觉得我有很多地方需要矫正，比如说牙齿不整齐，比如说眼睛太小。他建议我去做一些整形手术，还好我当时找了各种理由逃掉了。
《新精武门》开机第一天，我很早就到了片场。到了那里之后，发现大家正在为武术指导出了临时状况而发愁，我立刻毛遂自荐，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讽刺的是，我做武术指导的片酬竟然是做男主角的三倍。毕竟当时的我作为武术指导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作为男主角来说还是个新人。
电影的拍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
罗维导演希望把我塑造成李小龙第二，我演的是一个一心想复仇的人，冷血，愤怒，没有人情味，可我自己打心底就不认同这个角色，拍出来的效果僵硬而难看。私底下，我曾经跟陈自强诉苦：“我不适合这样的角色，导演希望让我成为第二个李小龙，可我不觉得那是我的目标和方向。”
票房成绩揭晓，结果一塌糊涂。
在看到数字的那一刹那，我差点直接买张机票飞回澳大利亚。记得当时我紧张得一直在罗维办公室里扫地捡垃圾，这是小时候在戏剧学院形成的习惯。
好在我跟公司签了约，罗维导演立刻给我安排了下一部戏——《少林木人巷》，由一个叫陈志华的年轻人导演。我们两个人在片场迅速熟悉起来，合作得默契而快乐，也在彼此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但这部片的成绩依旧平平。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跟大明星王羽合作了《风雨双流星》，又连续主演了《剑花烟雨江南》《蛇鹤八步》《一招半式闯江湖》《神拳》《拳精》《龙拳》，这些电影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全部都在讲述复仇的故事，结果要么遭遇票房滑铁卢，要么干脆没有得到上映机会，我“当之无愧”地被外界冠上了“票房毒药”的称号。
第六次受挫记录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尝过爆红的滋味后，嘉禾希望把我推入好莱坞市场。为了让我可以摆脱依赖，认真学好语言，他们把我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没有一个同事陪伴。
到机场接我的人叫David，他一见我就手舞足蹈地耍起了醉拳。为了让我开心，他忙不迭地开始介绍我即将参与的新项目，“他们请来了《龙争虎斗》的班底，阵容很强大，剧本也很棒，我觉得你会在这里很快红起来！”他的话不仅没提起我的兴致，反而让我心里有点发毛，自从经历过70年代一连串的失败后，我真的不想再去走李小龙的老路了。
在美国替我安排工作的是嘉禾国际部负责人Andrew Morgan，他跟着邹文怀工作了12年，满嘴流利的粤语让我刮目相看，那时候我几乎是个英文白痴。Andrew对我的新片《杀手壕》也信心十足，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剧情安排，将会给我一个向美国人展示功夫的绝佳机会，而更让他有信心的是，整部电影的制作预算高达400万美金，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港片制作预算的我，也是一个大大的刺激。与此同时，Andrew还希望我可以多做一些访问，上一些电视节目，这会帮助我迅速成名。
然而电影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
已经习惯了港式制作的我，很不适应美国这种条条框框式的拍摄。导演Robert Clouse，是曾经拍过李小龙的《龙争虎斗》的导演，他对每个镜头都会严格按照分镜脚本进行，摄影机的活动进程和演员站位都有严格的讲究，这种工作方式不是不好，只是不适合我。
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跟团队一起现场爆发各种创作火花，临场修改剧本和台词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些在美国完全行不通。加上我的英文很差，演戏的过程中顾得上说话就顾不上表情和动作，经常打磕巴以至脸部僵硬。回到我最擅长的动作戏部分，他们的工作风格也跟我格格不入，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编排复杂而漂亮的动作，但是严格按照剧本拍摄的导演，却经常请我不要随意发挥。我多次试着把自己对动作戏的想法表达给导演，但他每次都是面不改色地说：“不行，就照剧本里写的方式拍。”于是一些原本可以加入很多花哨动作的戏份，变成了我走来走去的过场戏。我对导演说：“没人会花钱去看成龙在电影里溜达的。”
《杀手壕》拍摄结束，公司很快帮我接了下一部戏。Andrew显得很兴奋，“这部电影里会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跟你搭戏，你演的是一个赛车手，很刺激的剧情，片名叫《炮弹飞车》。”光是听这个片名，我已经很有兴趣，心里默默希望这是一部风格不同的影片。
了解到我对《杀手壕》拍摄方式的不适应，同事们安慰我说：“《炮弹飞车》不是动作片，这下你不用担心了，把精力专注在表演上面就好了。”
可惜事实再次证明没那么简单。我在那部电影中演的是一个日本赛车手，这已经让我有点不舒服，可是想推掉已是不可能，只能硬着头皮演。一起搭档的好莱坞明星每天见到我都会客气地打招呼，但是仅此而已。我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是。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黑人演员，是Sammy Davis Jr，他走到我的化妆车，跟我说，我刚从日本回来，我知道你在日本很红啊。我说我是香港来的，不是日本人。他说，嗯，对，你是香港人。Sayonara！结果那之后每次他见我都跟我说日文。我也没有再去解释。在这部电影里不再需要说大段的英文台词，但我要负责做各种鬼脸去搞笑。如此种种，让我在片场的每一天都很不开心，后来我懒得跟所有人说话，就一个人闷在旁边不出声。
后来这两部电影的结果如何呢？
先是1980年《杀手壕》的票房惨败。片子上映之后，我曾经自己买票溜去电影院，发现整个影厅都没有几个人，还都是中国人，美国观众显然对于这部片毫无兴趣。尽管我自己已经跟导演放过狠话，“没人会买票看成龙在溜达”，但看到影厅里寥寥无几的观众，心里仍然特别不是滋味，我在亚洲已经红成那样，几乎是王了，在这里却没人看自己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问题很明显，除了剧情上面的问题之外，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观众不接受那种动作方式。我后来曾经找过一些专家问原因，他们说观众认为你的拳头没有力量。我问此话怎讲。他们说，你跟那个人已经打了十分钟，踢了他八脚了，他居然还站在那里，你还在继续踢。观众印象中的动作戏还是李小龙那种，“咚”的一脚出去，人已经被踢飞了！我心想，早说啊，这种拍摄方法多容易，一拳一个一脚一个，但这不是成龙电影的风格，我拍不了，也不喜欢拍。那既然这样，就承认失败。
再说1981年上映的《炮弹飞车》。我在电影里的华人搭档是许冠文。海报上有我和他的名字，就可以保证亚洲市场，而在美国，海报上的名字就变成了以Burt Reynolds为主打。最终，这部电影在美国和日本获得了成功，在香港却彻底失败。我的本土观众不愿意看我演一个日本人，用无聊的逗趣方式去做戏，沦为一群美国演员的陪衬。
这就是我第一次闯荡好莱坞的经历，总结为四个字就是：铩羽而归。
第七次受挫记录
离开好莱坞三年之后，我的同事们希望说服我再试一次。“美国观众现在最习惯硬汉形象，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
我只能说，那个时候的他们，甚至我自己，都不够了解我自己。“硬汉”形象也分很多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那种冷血气质的杀手，但我已经演惯了面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小人物。尽管我的外在形象看起来很“硬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也可以去尝试那种人物形象。
这次接的戏叫《威龙猛探》。制作团队结结实实地把我打造成了他们心中的“硬汉”。导演是James Glickenhaus，我跟他在拍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愉快。中间我曾经打电话给嘉禾老板，如果这个导演不离开剧组，我就不演了。当然，这也只能是对自己人的一次撒娇，大家都已经签好了合约，我还没有那个能力说走就走。
我最不满意的是剧组只给动作戏预留了四天拍摄期，这对以动作为生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开玩笑。过去在香港，只要是我能掌控制作的剧组，每一个画面都要追求完美，从最开始的套招到真正的实拍，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让动作更漂亮更有张力，每一个细节都反复地研究，一个镜头拍摄十几遍是常事。
然而到了这里，导演却认为动作戏并不重要，而且他也不会拍。在我眼里完全无法过关的镜头，在他那里竟然一路绿灯。眼看着电影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滑去，我却无能为力。我很讨厌这种无法掌握局面的感觉。
最终我耐着性子完成了电影的拍摄，但我不认为这是一部成龙的代表作。
这部电影将在美国和亚洲两地上映，为了避免重蹈《炮弹飞车》的覆辙，我决定尽一切力量出手挽救这个局面——我要亲手制作一个与美国版本不同的亚洲版本。我请片中的部分国外主演来到香港片场，重新进行动作戏的拍摄，这一次，要完全按照成龙的风格来。
我的搭档，编剧邓景生为影片新增了一些情节，为了照顾亚洲观众的喜好，还邀来当红的叶倩文饰演了其中一个角色。当然，所有美国版本里面那些少儿不宜的恶俗画面也全都被我删掉了。最终，这个版本在香港和日本获得了好评。
现在我已无意让大家比较两个版本的好坏。那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插曲。经过这一次之后，我跟公司严正声明，我再也不要去什么好莱坞了，更不要为了他们所谓的市场牺牲掉自己的电影风格，这是最得不偿失的事。
如果说一定还有下一次，那我也不要再走任何人走过的老路。李小龙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都是伟大的演员，但他们不是我应该模仿或试图超越的对象。我是成龙，如果想要有一天在全世界成功，那也只能是因为——我是成龙。
第二次去澳大利亚，我不能再靠父母养着了，开始同时兼顾两份差事，一是在工地做水泥工，二是在餐厅当跑堂。几个月后，妈妈在我每天强装出的笑容里看出了我的不快乐。
“孩子，你现在做的事不是你想做的，也不是你应该做的。”妈妈的体贴让我崩溃了。“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学了一身没用的功夫，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就在这之后不久，我接到了陈自强的电报。那时他已经是罗维导演公司的总经理，正在为导演筹备新片《新精武门》，他向我发出了邀约。原本我以为他是要找我做特技人员，正要提醒他没必要隔这么大老远来请我，他的话让我愣住了，“我们想请你来做男主角。”不过，我的片酬只有3000港币。
想了几秒钟，我接下了这份工作。未来到底会如何，3000港币够不够生活，如果电影再度失败怎么办，这些问题我都已经来不及思考，我只知道，要为自己再拼一次。
再度向父母告别，他们没有阻拦我，但是爸爸给了我一个期限，如果在两年之后还是没有闯出名堂，就一定要彻底回到他们的身边。
我又回来了。
尽管拿的是那么微薄的报酬，但我毕竟可以第一次参与业内顶尖的制作。罗维是亲手捧红李小龙的大导演，拍摄过《精武门》和《唐山大兄》这样的作品，我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这个机会呢？
尽管罗维导演认为陈自强推荐的这个人不够英俊，鼻子又太大，但还是对我寄予了厚望。他希望用《新精武门》这部宏大的制作再度捧出一位功夫明星，为此他还找来了原班人马，很多曾出现在《精武门》中的演员，会在这部片里再度出演同一个角色。不过这一次，他要拿出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刚刚听到这个宏伟蓝图的时候，我心里也在默默地打鼓，他们说的这个未来要成为明星的人，是我吗？
在罗维导演的办公室，我签下了人生第一份艺人合约。合约期限两年，每月的收入是3000港币，每部电影的片酬也是3000港币。我必须参与罗维导演的所有作品，并接受他指派给我的任何角色。
今天看来，这是一份很苛刻的合约，但在当时，我并没觉得有何不公平，至少自己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于旗下这位艺人的外形，我的老板并不是很满意。除了对我满身肌肉表示了肯定之外，罗维导演觉得我有很多地方需要矫正，比如说牙齿不整齐，比如说眼睛太小。他建议我去做一些整形手术，还好我当时找了各种理由逃掉了。
《新精武门》开机第一天，我很早就到了片场。到了那里之后，发现大家正在为武术指导出了临时状况而发愁，我立刻毛遂自荐，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讽刺的是，我做武术指导的片酬竟然是做男主角的三倍。毕竟当时的我作为武术指导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作为男主角来说还是个新人。
电影的拍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
罗维导演希望把我塑造成李小龙第二，我演的是一个一心想复仇的人，冷血，愤怒，没有人情味，可我自己打心底就不认同这个角色，拍出来的效果僵硬而难看。私底下，我曾经跟陈自强诉苦：“我不适合这样的角色，导演希望让我成为第二个李小龙，可我不觉得那是我的目标和方向。”
票房成绩揭晓，结果一塌糊涂。
在看到数字的那一刹那，我差点直接买张机票飞回澳大利亚。记得当时我紧张得一直在罗维办公室里扫地捡垃圾，这是小时候在戏剧学院形成的习惯。
好在我跟公司签了约，罗维导演立刻给我安排了下一部戏——《少林木人巷》，由一个叫陈志华的年轻人导演。我们两个人在片场迅速熟悉起来，合作得默契而快乐，也在彼此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但这部片的成绩依旧平平。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跟大明星王羽合作了《风雨双流星》，又连续主演了《剑花烟雨江南》《蛇鹤八步》《一招半式闯江湖》《神拳》《拳精》《龙拳》，这些电影有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全部都在讲述复仇的故事，结果要么遭遇票房滑铁卢，要么干脆没有得到上映机会，我“当之无愧”地被外界冠上了“票房毒药”的称号。
第六次受挫记录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尝过爆红的滋味后，嘉禾希望把我推入好莱坞市场。为了让我可以摆脱依赖，认真学好语言，他们把我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没有一个同事陪伴。
到机场接我的人叫David，他一见我就手舞足蹈地耍起了醉拳。为了让我开心，他忙不迭地开始介绍我即将参与的新项目，“他们请来了《龙争虎斗》的班底，阵容很强大，剧本也很棒，我觉得你会在这里很快红起来！”他的话不仅没提起我的兴致，反而让我心里有点发毛，自从经历过70年代一连串的失败后，我真的不想再去走李小龙的老路了。
在美国替我安排工作的是嘉禾国际部负责人Andrew Morgan，他跟着邹文怀工作了12年，满嘴流利的粤语让我刮目相看，那时候我几乎是个英文白痴。Andrew对我的新片《杀手壕》也信心十足，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剧情安排，将会给我一个向美国人展示功夫的绝佳机会，而更让他有信心的是，整部电影的制作预算高达400万美金，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港片制作预算的我，也是一个大大的刺激。与此同时，Andrew还希望我可以多做一些访问，上一些电视节目，这会帮助我迅速成名。
然而电影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
已经习惯了港式制作的我，很不适应美国这种条条框框式的拍摄。导演Robert Clouse，是曾经拍过李小龙的《龙争虎斗》的导演，他对每个镜头都会严格按照分镜脚本进行，摄影机的活动进程和演员站位都有严格的讲究，这种工作方式不是不好，只是不适合我。
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经常会跟团队一起现场爆发各种创作火花，临场修改剧本和台词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些在美国完全行不通。加上我的英文很差，演戏的过程中顾得上说话就顾不上表情和动作，经常打磕巴以至脸部僵硬。回到我最擅长的动作戏部分，他们的工作风格也跟我格格不入，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编排复杂而漂亮的动作，但是严格按照剧本拍摄的导演，却经常请我不要随意发挥。我多次试着把自己对动作戏的想法表达给导演，但他每次都是面不改色地说：“不行，就照剧本里写的方式拍。”于是一些原本可以加入很多花哨动作的戏份，变成了我走来走去的过场戏。我对导演说：“没人会花钱去看成龙在电影里溜达的。”
《杀手壕》拍摄结束，公司很快帮我接了下一部戏。Andrew显得很兴奋，“这部电影里会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跟你搭戏，你演的是一个赛车手，很刺激的剧情，片名叫《炮弹飞车》。”光是听这个片名，我已经很有兴趣，心里默默希望这是一部风格不同的影片。
了解到我对《杀手壕》拍摄方式的不适应，同事们安慰我说：“《炮弹飞车》不是动作片，这下你不用担心了，把精力专注在表演上面就好了。”
可惜事实再次证明没那么简单。我在那部电影中演的是一个日本赛车手，这已经让我有点不舒服，可是想推掉已是不可能，只能硬着头皮演。一起搭档的好莱坞明星每天见到我都会客气地打招呼，但是仅此而已。我知道自己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是。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黑人演员，是Sammy Davis Jr，他走到我的化妆车，跟我说，我刚从日本回来，我知道你在日本很红啊。我说我是香港来的，不是日本人。他说，嗯，对，你是香港人。Sayonara！结果那之后每次他见我都跟我说日文。我也没有再去解释。在这部电影里不再需要说大段的英文台词，但我要负责做各种鬼脸去搞笑。如此种种，让我在片场的每一天都很不开心，后来我懒得跟所有人说话，就一个人闷在旁边不出声。
后来这两部电影的结果如何呢？
先是1980年《杀手壕》的票房惨败。片子上映之后，我曾经自己买票溜去电影院，发现整个影厅都没有几个人，还都是中国人，美国观众显然对于这部片毫无兴趣。尽管我自己已经跟导演放过狠话，“没人会买票看成龙在溜达”，但看到影厅里寥寥无几的观众，心里仍然特别不是滋味，我在亚洲已经红成那样，几乎是王了，在这里却没人看自己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问题很明显，除了剧情上面的问题之外，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观众不接受那种动作方式。我后来曾经找过一些专家问原因，他们说观众认为你的拳头没有力量。我问此话怎讲。他们说，你跟那个人已经打了十分钟，踢了他八脚了，他居然还站在那里，你还在继续踢。观众印象中的动作戏还是李小龙那种，“咚”的一脚出去，人已经被踢飞了！我心想，早说啊，这种拍摄方法多容易，一拳一个一脚一个，但这不是成龙电影的风格，我拍不了，也不喜欢拍。那既然这样，就承认失败。
再说1981年上映的《炮弹飞车》。我在电影里的华人搭档是许冠文。海报上有我和他的名字，就可以保证亚洲市场，而在美国，海报上的名字就变成了以Burt Reynolds为主打。最终，这部电影在美国和日本获得了成功，在香港却彻底失败。我的本土观众不愿意看我演一个日本人，用无聊的逗趣方式去做戏，沦为一群美国演员的陪衬。
这就是我第一次闯荡好莱坞的经历，总结为四个字就是：铩羽而归。
第七次受挫记录
离开好莱坞三年之后，我的同事们希望说服我再试一次。“美国观众现在最习惯硬汉形象，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
我只能说，那个时候的他们，甚至我自己，都不够了解我自己。“硬汉”形象也分很多种，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那种冷血气质的杀手，但我已经演惯了面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小人物。尽管我的外在形象看起来很“硬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也可以去尝试那种人物形象。
这次接的戏叫《威龙猛探》。制作团队结结实实地把我打造成了他们心中的“硬汉”。导演是James Glickenhaus，我跟他在拍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愉快。中间我曾经打电话给嘉禾老板，如果这个导演不离开剧组，我就不演了。当然，这也只能是对自己人的一次撒娇，大家都已经签好了合约，我还没有那个能力说走就走。
我最不满意的是剧组只给动作戏预留了四天拍摄期，这对以动作为生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开玩笑。过去在香港，只要是我能掌控制作的剧组，每一个画面都要追求完美，从最开始的套招到真正的实拍，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让动作更漂亮更有张力，每一个细节都反复地研究，一个镜头拍摄十几遍是常事。
然而到了这里，导演却认为动作戏并不重要，而且他也不会拍。在我眼里完全无法过关的镜头，在他那里竟然一路绿灯。眼看着电影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滑去，我却无能为力。我很讨厌这种无法掌握局面的感觉。
最终我耐着性子完成了电影的拍摄，但我不认为这是一部成龙的代表作。
这部电影将在美国和亚洲两地上映，为了避免重蹈《炮弹飞车》的覆辙，我决定尽一切力量出手挽救这个局面——我要亲手制作一个与美国版本不同的亚洲版本。我请片中的部分国外主演来到香港片场，重新进行动作戏的拍摄，这一次，要完全按照成龙的风格来。
我的搭档，编剧邓景生为影片新增了一些情节，为了照顾亚洲观众的喜好，还邀来当红的叶倩文饰演了其中一个角色。当然，所有美国版本里面那些少儿不宜的恶俗画面也全都被我删掉了。最终，这个版本在香港和日本获得了好评。
现在我已无意让大家比较两个版本的好坏。那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插曲。经过这一次之后，我跟公司严正声明，我再也不要去什么好莱坞了，更不要为了他们所谓的市场牺牲掉自己的电影风格，这是最得不偿失的事。
如果说一定还有下一次，那我也不要再走任何人走过的老路。李小龙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都是伟大的演员，但他们不是我应该模仿或试图超越的对象。我是成龙，如果想要有一天在全世界成功，那也只能是因为——我是成龙。